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后，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埃及一带流传甚广，信徒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有自由人，也有奴隶与被释放的奴隶，以下层民众为主。其教义、礼仪打破了民族界限与隔阂。
后来，原始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人”基督徒，和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徒。两派经过较剧烈较量，保罗派取得了优势。保罗派的教义逐渐成为正统，在教义和组织上逐渐控制了各地教会。公元2世纪，一批有产者和奴隶主加入了基督教，并占据显著位置。在经济上和教义方面，他们逐渐成为主导力量，控制了教会。
至2世纪末，在实力和宗教权威方面，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安提柯和迦太基等地的教会占有优势。此时，基督教已经形成由许多个体教会组成的教会网，由一些经常相互联系的主教控制。
君士坦丁一世做皇帝后，在战胜其对手的斗争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康士坦提乌斯在其统治区（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内，对基督教一向采取宽容态度。君士坦丁一世从父亲手上承接过来的军队中，又有许多基督教徒。识时务的君士坦丁一世虽然还不是基督教徒，但已显示出他是基督教的有力庇护人。在公元313年，他就同据有东方各行省的皇帝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以后，他又赐给基督教会许多重要特权，免除基督教僧侣本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于是，基督教很快就从受迫害的宗教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宗教。基督教徒已适应于罗马的国家秩序，并乐意为罗马皇帝的权威辩护。
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还积极参与教会事务，竭力帮助各地教会建立统一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统一教会，在教会中不容有教义上的分歧。当时，就各种教义问题和教会纪律问题进行激烈争辩经常发生。这种争辩是社会斗争的反映，虽然发生在教会内部，但教会是联合了各种阶层的。基督教成为受官方庇护的宗教后，各派主教都希望借助皇帝的权力来解决内部纷争。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当作国务来对待。
公元313年，关于非洲多拉图斯教派正统性的争端发生。非洲基督教代表向君士坦丁一世提出申诉，请求裁决谁该被认为是正统的主教——凯基里亚努斯或多拉图斯。君士坦丁一世将此事交给主教会议处理。这次会议起先在罗马城开，后来转往阿尔列。会议承认凯基里亚努斯享有正统主教的权力，并获君士坦丁一世批准。多拉图斯及其拥护者宣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教会。因此，这次主教会议不仅没处理好问题，还导致基督教进一步分裂。
君士坦丁一世对教会事务的最大干预，是在如何对待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上。
其实，早在2世纪末和3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一些神学家就对正统教义提出了异议，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奥里根。奥里根以柏拉图的理念观为依据，力图把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
4世纪初，一位以禁欲主义著名的教会长老阿里乌斯发展了这种理论，主张在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中，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这种学说受到那些服务于上层社会利益的埃及地区的主教们的谴责，却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普通居民、手工业者和水手中受到普遍欢迎。这导致在街头、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发生激烈辩论，有时还会变成公开的冲突。辩论不仅在埃及教会，也在其他地方的教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一世在教会人士要求下进行了干预。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尼西亚召开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主教会议，讨论阿里乌斯提出的教义问题。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阿里乌斯学说，承认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会议据此制定所有基督教徒都必须遵奉的正统教义——《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时还不是基督教徒的君士丁一世担任会议主席，并批准会议的决议。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库姆，他的拥护者被放逐到高卢。
然而，尼西亚“全基督教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派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一世本人对其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派是并不要求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
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
公元336年，阿里乌斯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罗马帝国宫廷的保护。但是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公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了洗礼。
直至公元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完全胜利，成为罗马帝国的正统宗教。阿里乌斯教派在罗马帝国失宠，却在日耳曼蛮族部落中得到了顺利传播。西罗马灭亡后，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先后恢复“罗马皇帝”权威，都遭到国内贵族抵制。之所以会如此，贵族们信仰的教派与“罗马皇帝”不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一世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这无疑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因此，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潮流，在宗教政策上比戴克里先更明智。不过，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
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一世继承了对其统治有利部分的政策，例如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
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还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他解散骄横不逊的近卫军，重新组织宫廷亲卫军，并将军事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不仅如此，他废除“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去统治各地，并将统领由军职改为地方行政官员，把全国设4名禁卫军统领，分别为东部统领、伊利里亚统领、高卢统领、意大利统领，统管除罗马城及君士坦丁堡外的禁卫军。同时，他降低了边疆驻军的权力，进一步神化皇权。
此时，罗马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了。过去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如今已变成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虽然强制征召老兵的儿子服兵役，也只能获得一部分新兵，但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和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利用蛮族人当兵，把愈来愈多的蛮族人吸收到罗马军队中来就成为当时的时势之所趋。
到君士坦丁一世时，军队蛮族化进程大大加速，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当然，君士坦丁一世本身是军事强人，军队蛮族化暂时还不至于对罗马帝国造成什么大威胁。
君士坦丁一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财政政策改革。当然，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正面——对罗马帝国此后长期战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强制实施征税。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各个社会阶层被奴役。公元316年和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敕令，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不能离开他们出生的那个城市。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对城市的义务，也不能担任民政或军事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成为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君士坦丁一世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当然不会更宽容。
为了从地域上更便于统治，并从政治上摆脱罗马城诸势力的牵制，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首都从罗马城迁到拜占庭城，并将该地改名为新罗马，后来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天然良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要冲，也是欧亚洲贸易重心。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后，立即重建并大规模扩建城市。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那里一直是罗马帝国或者说东罗马帝国首都。
迁都后，君士坦丁一世急需花一大笔钱修筑城市，因而最紧迫的还是抓税收。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下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
对待自由人，君士坦丁一世都如此苛刻，那些奴隶的处境就更悲惨了。按照君士坦丁一世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是历史的退步。此外，他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君士坦丁一世当皇帝前，罗马帝国经历了十几年内乱。他进行的一些改革，原本是有希望给罗马带来转机的，但他除了在宗教政策、政治改革和迁都方面顺应历史潮流外，在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逆历史潮流的痕迹。这些导致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中等阶层者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原本激烈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而事实上，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罗马帝国原本暂时得到缓解的危机，又进一步爆发了。
<h3>4. 反罗马皇帝，一切只是为了生存</h3>
君士坦丁一世统一罗马帝国后，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统治的改革。由于其出发点以及其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改革是建立在强化独裁统治基础上的。改革后，除了军人、大奴隶主以及教会受益外，一些中层、平民阶层、隶农阶层以及奴隶阶层的处境更加悲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严重哪里反抗就激烈。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不久，北非的奴隶和隶农在宗教外衣掩护下，对奴隶主阶级发起了一场猛烈进攻，史称“阿哥尼斯特运动”。
罗马帝国的北非行省包括总督领阿非利加（突尼斯）、努米底亚（阿尔及利亚东部和中部）和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西部和摩洛哥）。阿非利加继承了迦太基时代的物质文明，以富庶著称，罗马殖民者蜂拥而来，广置庄园。其余两省，虽然有地方传统在，但还是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强化了大奴隶主的特权，加大了对奴隶的剥削。
4世纪初，北非的官僚机构十分臃肿，国税的重担都压在隶农身上。由柏柏尔人组成的北非隶农，没有罗马公民权，身受国家、庄园主和管主的三重压迫，处境日趋恶化。大庄园中的奴隶多数也是柏柏尔人，命运更加悲惨。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他们还要受教会庄园的剥削。
罗马基督教会自公元313年取得合法地位后，与统治阶级狼狈为奸，接受土地馈赠，公开聚敛钱财。君士坦丁一世曾从努米底亚的皇庄和兹尔塔等城市的辖区中，拨出7份收入共达4000金币的地产，连同种地的隶农和奴隶，一并送给非洲的教会。这些教会地产享有赋税豁免权和司法自治权，变成了“国中之国”。
阿哥尼斯特派是从多拉图斯教派分化出来的。4世纪初，北非正统的基督教会发生分裂，形成一个反对派——多拉图斯教派。在罗马化最深的阿非利加，正统基督教占优势；而流行多拉图斯教派的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两省，则是所谓离经叛道的地区，成为阿哥尼斯特运动的中心。
阿哥尼斯特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多拉图斯教派具有更鲜明的战斗性。它的教义有两大特色，即禁欲主义和殉教精神。具体内容包括：放弃定居生活，摒绝世俗事务；誓不结婚，独身以终；勇于杀身殉教；捣毁多神教偶像。阿哥尼斯特派以隶农和逃亡奴隶为主体，包括各类被剥削的农村居民。他们是当时北非社会的最下层。
阿哥尼斯特派逐渐变成了军事性质的宗教团体，最终越出宗教领域，由教会改革引到社会改革，掀起了一场反抗奴隶制剥削的武装斗争。
在起义地区内，没有一个财主能够安居乐业，没有一个债主敢去收租收息。奴隶主人人自危，取消租税，以求活命。乘马车外出的奴隶主，被拖下座位，给奴隶赶车，使“奴隶和主人换了位置”。阿哥尼斯特运动除在经济上打击剥削者外，还试图通过暴力对当时北非社会的尊卑关系进行一次大调整。这不仅使统治阶级震惊，连多拉图斯教派的上层人物也向右转，惊呼要“重整秩序”。他们甚至勾结民团，在市集上屠杀阿哥尼斯特分子。
但是，多拉图斯教派上层的叛变行为，并未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为了争夺帝位，君士坦丁一世的儿子君士坦修斯二世公开迫害非正统教派，以换取基督教会的支持。多拉图斯教派也在被取缔之列，不得已又与阿哥尼斯特重新合作。他们集结到巴盖城，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血战，许多人英勇战死，被俘者从容就义，发扬了阿哥尼斯特的殉教精神。
公元362年，多拉图斯主教帕孟尼安利用“叛教者”朱里安关于剥夺神职人员特权的敕令，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夺取原属基督教的教区，恢复了阿哥尼斯特活动。他们大胆地攻击正统教会，杀死上层人物。朱里安的统治仅仅维持了3年，异教的优势也随之丧失了。但是，时局的变迁并没迫使阿哥尼斯特运动转入低潮。相反地，由于他们与毛里塔尼亚的部落王公费尔姆合作，反罗马的运动又发展了起来。
为了反抗罗马的重税政策和地方衙门横征暴敛，毛里塔尼亚的柏柏尔人于公元372年在部落王公费尔姆领导下起义，有一部分罗马士兵也掉转武器，站到了起义军方面。
起义军迅速占领毛里塔尼亚大城市恺撒利亚和伊科修姆。罗马骑兵长官提奥多西率领两个军团到北非镇压。他利用起义诸部落缺乏统一指挥的弱点，收买了费尔姆的兄弟希尔顿，各个击破。到公元375年，费尔姆兵败自杀，余众也被提奥多西击溃。
费尔姆起义失败使阿哥尼斯特运动失掉了一股重要的同盟力量。但是，他们的斗志并未消沉下去。4世纪末5世纪初，阿哥尼斯特分子仍然率领着隶农和逃亡奴隶，在北非坚持反剥削者的斗争。他们捣毁葡萄酒窖，从债主手中夺走债券还给债务人，并且“焚毁奴隶卖身契，让他们成为自由民”。当地民政机关对此束手无策，税吏也不敢履行职责。在汪达尔人征服北非前夕，阿哥尼斯特运动已经使罗马政权在北非陷入瘫痪状态。
除了非洲人发起阿哥尼斯特运动反罗马外，高卢的巴高达运动也死灰复燃了。
高卢邻接蛮族世界，是罗马帝国西陲的战略要地。莱茵河外的日耳曼部落只有通过高卢才能进攻意大利；而为了保卫核心区域，罗马帝国也必须固守这个前沿阵地。
高卢有四个行省，即那旁高卢行省、比利其卡行省、鲁格敦高卢行省和阿奎坦尼亚行省。曾经一度，高卢人的反奴隶制斗争巴高达运动非常活跃，甚至在公元270年攻陷鲁格敦高卢的重镇奥古斯托敦，导致阿奎坦尼亚危在旦夕。时任罗马帝国皇帝奥列利亚努斯亲自率军将其残酷镇压。
巴高达分子并没有屈服于罗马的统治，他们在公元283年至286年间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运动中心转到了塞纳河与罗亚尔河中间的地带。农夫变成步卒，牧人变成骑兵，城乡毁于战火，贵族仓皇逃生。巴高达两位首领埃里安和阿孟德自称皇帝，并铸造钱币，各据一方。为便于给养和保存实力，巴高达分子化整为零，声东击西，伏击敌人。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安对叛乱或者大规模临阵脱逃的部队，用十人抽签杀一人的严惩手段，驱使士兵拼死作战，才扭转了战局。他又大布弧形阵，把巴高达各路人马分割开来，逐个击破。巴高达分子在军事上失利，被迫退守马恩河上的城堡。马克西米安长期围攻，城堡陷落，许多巴高达分子不屈而死。
5世纪初，“民族大迁徙”浪潮日益逼近意大利。公元406年，勃艮第人侵入莱茵河南岸。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率领下，攻陷罗马城。公元419年，他们以托罗萨为中心，在阿奎坦尼亚建立西哥特首领国。与此同时，比利其卡一带也被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占领。高卢的罗马政权只保有西北部半壁江山，这片尚未沦失的地区成为疯狂搜刮的对象。结果，官逼民反，“罗马总督对行省压迫愈甚，巴高达的拥护者愈多”（斯特卢威，《前揭书》）。
在巴高达运动影响下，鲁格敦高卢西北部发生阿尔摩利卡人起义。他们洗劫富户，把奴隶主变成奴隶，弄得当地的统治者束手无策。公元435年，巴高达首领提巴托在起义群众配合下，向罗马官吏发动进攻，夺取了政权，控制了整个阿尔摩利卡。
巴高达运动的胜利进展，使罗马统治阶级异常震惊。公元449年，罗马大将艾息阿斯带领大军压境。在众寡悬殊情况下，巴高达分子被打败了。余众转移到西班牙北部，以塔拉哥行省为中心组织暴动。巴高达首领瓦西里乌斯攻陷托里阿梭城，冲入教堂，把民愤极大的主教李奥当场处死。
西班牙贵族不敢正面迎战，便施用借刀杀人的奸计，设法讨好西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二世，由弗列德里克带兵攻击巴高达据点。公元456年，巴高达分子战败，向比利牛斯半岛西北部勃拉卡拉一带撤退，下落不明。它的首领布尔杜列拉于公元498年在托罗萨被捕杀。此后，巴高达运动停止。
而由君士坦丁一世改革直接引起反抗的莫过于色雷斯贱民暴动。
色雷斯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为了加强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屏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重新部署了色雷斯的防务。罗马帝国15个著名武器作坊，有6个分布在色雷斯。这里盛产黄金，皇帝独揽开采大权。矿工是国家的奴隶，承担沉重劳役，虽有严刑峻法，但依然逃跑成风。除劳动群众生活恶化外，市议员和退伍士兵也面临破产威胁，因为城乡拖欠国税现象十分普遍。
公元364年，近卫军长官瓦伦斯被拥立为皇帝。在他的暴政之下，东方各行省民不聊生。当时，色雷斯总督是瓦伦斯的岳父。瓦伦斯有恃无恐，鱼肉百姓，民怨沸腾，变成众矢之的。统治阶级内部当权派与在野派的矛盾，官僚贵族与劳动群众的矛盾，两者交织在一起，最终爆发以普罗科比为“贱民头目”的武装斗争。
普罗科比是已故皇帝朱里安的亲戚和心腹。瓦伦斯即位后，普罗科比官场失意，图谋东山再起。公元365年夏末，瓦伦斯率兵赴叙利亚对萨珊波斯作战。9月间，哥特人进犯色雷斯。为巩固后方，瓦伦斯派遣两个高卢军团回去防卫君士坦丁堡。两个军团中都有普罗科比的旧属。普罗科比即派人前往联络，重金收买，发动了政变。
普罗科比上台后，改组市政机构，提出“豁免租税”和“重分土地”的口号，以争取人民支持。同时，他又到色雷斯各地招兵买马。在农村，苦于瓦伦斯暴政的奴隶和隶农纷纷响应，矿山的国家奴隶也踊跃投军效力。
色雷斯的劳动群众集结到普罗科比旗帜下，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它为君士坦丁堡开辟了后方，也能够直接争取多瑙河外哥特人的援助。不过，到365年冬季，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普罗科比在财政方面却困难重重。因为叙利亚和埃及等富庶省份仍受瓦伦斯控制，普罗科比没有足够财力支付雇佣军的军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向人民加课赋税，就会自食其言，使支持他的力量变成反对他的力量。普罗科比不敢冒此风险，只好下令向元老们征收特别捐。这种比较激进的措施立即引起反对派元老的仇视和中间派元老的不安。他们设法逃出首都（君士坦丁堡），投奔到瓦伦斯那边去了。
公元366年春，瓦伦斯发起反攻，用高官厚禄收买里吉亚驻军统帅，使之叛离普罗科比。随后，其他将领也争相效法，陆续倒向瓦伦斯一边。普罗科比眼见众叛亲离，只好进入山林。不久，他被随从出卖，死于瓦伦斯刀下。
在消灭普罗科比的余众之后，瓦伦斯立即通令缉捕逃亡的奴隶、隶农和矿工，并严惩窝藏者。被俘的哥特人备受虐待，被卖入城市为奴。大批无法交清欠税的市议员也遭处决。
整个色雷斯，顿时变成血与火的地狱。但是，瓦伦斯的反动暴力并不能为他铺平长治久安的道路。仅仅过了10年，反罗马奴隶主统治的斗争烈火，又在多瑙河流域重燃起来。
多瑙河是罗马帝国北境的天然边界。河外散居着许多日耳曼人，最强大的一支是哥特人。3世纪中期，哥特人开始侵入罗马北方诸省。当时他们正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军事首长及其亲兵，构成了一个富于掠夺性的统治集团。罗马皇帝被迫纳贡，并让出达西亚省，安置哥特移民。4世纪中期，阿里乌斯派传入哥特移民区。在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国教的情况下，阿里乌斯派在客观上便产生了反罗马政治的倾向。哥特人将阿里乌斯派教义当作反罗马的思想武器。
公元370年，罗马皇帝瓦伦斯为防止内外反抗力量的结合，明文规定：除两处指定的互市地点外，不准哥特人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内地贸易。公元374年，哥特人被匈奴人击败，决定迅速西撤，谋求到色雷斯避难。在解除武装和从事屯垦的条件下，瓦伦斯批准哥特人移入麦西亚。
公元376年春，哥特难民横渡多瑙河。罗马官吏乘人之危，抬高粮价，逼得饥寒交迫的哥特人卖妻鬻子。麦西亚到处都有用食物换来的哥特奴隶，连酋长的儿子也在其中。罗马统治阶级的残酷行径，激起哥特人的深仇大恨。闻风而动的还有当地的奴隶、隶农、矿工和破产农民，他们并肩作战，组成一支色雷斯劳动群众与哥特移民的联军。
公元377年夏天，起义军控制了整个色雷斯平原。他们冲入庄园，开仓取粮，把奴隶主及其家属掳去当奴隶。瓦伦斯为扭转时局，于公元378年下诏亲征。经过阿德里亚堡激战，罗马军被打得落花流水，37名将领战死，4万名士兵被歼，连瓦伦斯本人也中箭身亡。
面对这种悲惨局面，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为避免与哥特人正面交锋，改用分化政策。双方于公元382年缔结和约：哥特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定居麦西亚，提供兵员4万名；罗马政府则供应他们粮食和牲口，并免除哥特人的纳税义务。
罗马帝国陷入危机后，多任皇帝励精图治进行改革，但由于其没意识到社会动乱的根源和改革立场问题，最终改革并没有给罗马帝国带来稳定，而是进一步加剧了各地动乱，并未改变内忧外患的根本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改革虽然有一定成就，但归根结底是失败的。
<h3>5. 上帝之鞭举起时，罗马帝国吓得分裂了</h3>
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罗马帝国内部矛盾空前激化。罗马帝国的各位皇帝们不得不前赴后继去镇压，虽然他们大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没有帝国初期那些皇帝的反思精神，更谈不上及时对自身的不足进行调整，因而即使取得了胜利，结果却不是很理想：除了进一步加重帝国的财政紧张外，那些蛮族人占优势的军队在帝国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不仅如此，罗马帝国面临着千年未遇的外部压力，虽然此前也面临着蛮族侵扰，但那些与这次外侵势力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股强大的外侵势力，就是来自亚洲的匈奴人。
匈奴人原住在亚洲的蒙古高原，于公元前3世纪末突然崛起。匈奴与汉朝进行了差不多300年的争霸战争，结果被打得惨败，随后内乱分为南北匈奴，南匈奴臣属汉朝，北匈奴在公元91年被汉朝彻底击败，丧失了在漠北和西域的生存空间。北匈奴单于率少数随从侥幸逃到乌孙。在乌孙停留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就继续西迁。匈奴单于带着精壮去了康居，将老弱病残留在乌孙。
后来，兴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柔然逐渐强大，乌孙无力抵抗，只得向西迁徙，当年留下的匈奴人也只好西迁康居。在康居生活一段时间后，匈奴人发现该地的生存空间也不足以复兴匈奴，于是又继续西迁。多年后，他们来到顿河以东、高加索山脉以北的阿兰国。
公元374年，匈奴人向阿兰人发起进攻。阿兰人奋起抵抗，双方在顿河上决战。在勇猛的匈奴骑兵冲击下，阿兰军大败，国王被杀，国家被征服。除了少部分逃散到外地，大部分阿兰人接受了匈奴人的统治。
阿兰灭国后，匈奴首领巴拉米尔乘胜渡过第聂伯河，进攻阿兰西边的邻国东哥特。最终东哥特王亥耳曼纳奇兵败自杀，王子威塞米尔被匈奴人杀死。一部分东哥特人投降，另一部分向西逃跑，投奔了西哥特。
既然名字叫西哥特，那么，匈奴人征服东哥特后，下一步会干什么，大家就明白了。之后的剧情是，西哥特人因为恐惧而整体失去了抵抗意志，举国上下成为难民，渡过多瑙河，逃入了罗马帝国。
虽然他们先前的领袖阿塔纳里克曾与罗马皇帝瓦伦斯达成协议不得渡过多瑙河，但是现在西哥特人顾不上条约了，因为他们要活命。现在的首领菲列迪根率领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仅仅是渴求罗马帝国允许他们过路，能到色雷斯的山谷中重新安家，苟延残喘。
但是，罗马皇帝瓦伦斯也担心遭到匈奴人攻击，决定趁西哥特人危难之际，强迫利用他们充当炮灰，抵御即将到来的匈奴人。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瓦伦斯与菲列迪根达成一项交易：西哥特人可以渡过多瑙河，但要交出武器，并在罗马边境省份生活，以备在罗马遭到入侵时保卫帝国。这看似是个高明的决定，但瓦伦斯没想到如果匈奴人的入侵压力一旦解除，该怎么安置这些西哥特人呢？
公元376年春夏之交，一无所有的西哥特难民渡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等待他们的是罗马地方行政官员们的“慷慨”迎接：许诺中的粮食、土地和房屋早就被贪官污吏们中饱私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阴险的圈套。
按照常理讲，罗马人既然想利用西哥特人来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就应该对他们施恩，然后恩威并用，让他们打仗去。但那些地方官员不知道怎么想的，在西哥特人最困难时捅刀子却又不将他们干掉，这样只能引起他们的仇恨，并使他们在罗马帝国危难时能够趁机报仇。因此，这件事与后来西哥特人趁东西罗马刚分裂还不稳定之际，率先起兵抢占西罗马帝国的领土有直接关系。
西哥特人愤怒了，开始酝酿反罗马斗争。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一天，罗马军事将领卢皮奇努斯邀请菲列迪根等西哥特部落首领到马西安诺堡商议援助方案。慷慨的卢皮奇努斯操持了一场盛宴，但城墙外聚集的西哥特人却在流言蜚语中暴躁起来——他们收缴了一小队罗马士兵的武器。卢皮奇努斯闻讯，处死了菲列迪根的侍从作为报复。就在他打算进一步杀光西哥特人时，菲列迪根冷冷地说，现在唯一能够重建和平的方法就是让我完好无损、自由地回到我的人民中去。卢皮奇努斯想了想，知道此时自己根本没有胜算，只好释放了菲列迪根。菲列迪根立即策马逃离，回去后就准备与罗马帝国开战。
西哥特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一无所有的西哥特人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四处烧杀劫掠，很快在劫掠中武装起来。罗马皇帝瓦伦斯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往镇压。
公元378年8月9日，瓦伦斯率领罗马军与菲列迪根率领的西哥特军在阿德里亚堡展开决战。瓦伦斯的目的是维护统治，菲列迪根的目的是通过拼杀争取到西哥特人的生存空间，发泄一下西哥特人的愤怒。决战的结果是，西哥特的重装骑兵将罗马的重装步兵砍成了碎块。1万多名罗马士兵战死沙场，瓦伦斯本人也未能幸免。这一战动摇了罗马帝国的根基，帝国辖区内的蛮族从此不再服从命令。
后来，菲列迪根死去。新任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与新任西哥特首领阿坦那利克达成妥协。双方签订协议：罗马帝国给予西哥特人多瑙河南岸的土地和半独立地位；西哥特人则承诺在自己国王带领下为罗马帝国而战。
在西哥特人与罗马人进行战争时，匈奴人控制了从乌拉尔山到额尔巴阡山之间的辽阔草原，占领了足以让匈奴复兴的地盘。他们并没满足，随后通过额尔巴阡山口进入匈牙利，征服了周边的日耳曼部落，并在那里建立了国家。
事实上，早在东哥特人陆续渡过多瑙河之时，一小部分匈奴人也随之渡河。罗马被迫默许这些匈奴人在境内生活。匈奴人在潘诺尼亚和下摩西亚驻扎下来。由于需要时间消化掉投降并加入匈奴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在一段时间内，匈奴人表现得相对安分，并没有发起大规模战争。
西哥特首领国是被匈奴人占领的，西哥特国王和臣民是被匈奴人赶跑的。为了生存，西哥特人不得不渡过多瑙河，来到罗马帝国。但有意思的是，当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矛盾激化时，匈奴人（西迁后的北匈奴与地处中国漠北的匈奴有所不同，他们以散漫的部落状态散布在各占领区，不同的匈奴部落时而联合，时而分散，甚至单独迁徙或与敌人联合，至于究竟哪一部分，不可考）坚定地站在西哥特人一边，经常派出小股军队帮助对付罗马人。
在阿德里亚堡之战中，其实有匈奴的小股军队及时出现在战场上，从而帮助西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军队。
在这场战争中，匈奴人的收获很大，虽然他们只带回少量战利品，但匈奴首领丝毫不在意，因为他发现庞大而富裕的罗马帝国竟然是一只不堪一击的肥羊，罗马帝国的一切财物都将属于他，只是现在暂时由罗马人替他保管而已，需要时只管拍马去取就是。
由于罗马的重步兵不如西哥特人的重骑兵，为了阻止匈奴人的进攻，罗马皇帝居然与西哥特人达成了妥协，希望他们的重骑兵能帮助罗马帝国对付匈奴人。天真的罗马皇帝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西哥特人能阻挡匈奴人的进攻，他们为什么还要放弃自己的家园，渡过多瑙河，跑到罗马帝国来受歧视呢？
令罗马皇帝感到欣慰的是，当时匈奴人并未尾随西哥特人的脚步，将罗马帝国作为攻击对象，这似乎从侧面证明他与西哥特人联合对付匈奴人是英明之举。不过，事实很快说明，匈奴人不畏惧罗马人的重步兵，也不畏惧西哥特人的重骑兵，只要他们想发起攻击，随时都可以做得到。
从公元395年开始，匈奴人就连续攻入色雷斯一带抢掠。他们通过抢掠对手的财物来壮大自身的实力，等到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发动大规模入侵。
罗马帝国面临强敌匈奴人入侵，内部却没有因为外部压力而团结起来，竟出乎意料地分裂了。公元395年1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米兰死去。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将帝国版图划分为东西两部分，由他两个儿子来分别统治。18岁的长子阿卡迪乌斯执掌东罗马的权柄，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年仅11岁的次子霍诺里乌斯留接任西罗马的帝位，以拉文那（名义上的罗马城）为首都。
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这种全面的混乱现象，历史上称作“三世纪危机”，其具体时间指公元235年～284年），几乎耗尽了原来的家底，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进行过改革，试验过“四帝分治”，将罗马帝国划分为东西部分，由两个皇帝以及两个相当于副皇帝的恺撒分别管理。戴克里先这种实验虽然在对付内忧外患方面暂时性起了作用，但在传承皇帝位时遭到惨败，最终挑起了将近20年的内战。
君士坦丁一世赢得内战后，废除了共同治理政策，罗马帝国又剩下一个皇帝。随后，君士坦丁一世进行改革，但他的改革里有很多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而且一些措施也激化了阶级矛盾。
因此，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为了挽救危机而实行的各种改革，只能起到一定的延长罗马帝国寿命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饮鸩止渴，根本不可能使罗马帝国绝处逢生，更无法阻止帝国内部分裂倾向的逐步发展。
君士坦丁一世死后，帝国分裂的格局就已经基本奠定，东部、西部常常各有一个皇帝，彼此争战不已。公元394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曾一度恢复统一，但不到一年，他就猝然去世。此刻罗马帝国已经面临着匈奴人的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在“上帝之鞭”（西迁到欧洲的匈奴王阿提拉是震荡世界的战争狂人。他挥鞭掳掠罗马帝国，令当时的欧洲残喘在他脚下。欧洲人惊恐地称呼他是“上帝之鞭”）面前，还没来得及组织抗击就分裂了：东罗马拥有从黑海到亚德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大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外高加索的一部分，西罗马领土包括意大利、巴尔干西北部、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及北非（从利比亚西部到大西洋之滨）等地。
大敌当前，罗马帝国却分裂了。分裂后的东罗马和西罗马能否迅速醒悟，组织起来抗击匈奴人的入侵呢？东西罗马是否还有机会统一呢？或者，东西罗马是否会因为分开治理而走向复兴呢？历史曾经多次给了罗马帝国机会，但并不意味着一直会给机会的。后来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