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马军步步进逼时，起义的犹太人内部却充满尖锐复杂的斗争。高级僧侣和法利赛派（当时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力求与罗马媾和。贵族把政权交给由高级僧侣组成的议事会，企图用这种方法使起义失去领导。而在吉拉德派内部也分为以约翰和西门为首的两派，彼此之间不断斗争。西门一度被迫离开耶路撒冷，但不久又回来了。起义军内部分裂，削弱了自身力量。

不过，外部局势临时救了犹太起义军一把。就在韦帕芗开始进攻耶路撒冷时，传来罗马皇帝尼禄自杀的消息。按照罗马法律，随着皇帝死亡，其权力也随之终止。韦帕芗决定停止军事行动，以观时局的变化。

得知各行省的军事将领拥兵自立的消息，公元69年6月，韦帕芗下令进攻犹太起义军，占领赫布隆，为的是向罗马国内的元老贵族以及其他军事将领展示自己的实力。果然，这一招给他赢来了威望。不久，韦帕芗被所率领的士兵宣布为罗马皇帝。

为了争夺帝位，将整个罗马控制起来，韦帕芗带领一部分军队去意大利，准备杀回罗马，另一部分军队交给了大儿子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统领。提图斯见暂时没有攻下耶路撒冷，就率领军队到叙利亚，转赴埃及。

公元69年底，争夺罗马皇帝宝座的斗争结束之后，韦帕芗才命令提图斯率领罗马军结束犹太战争，恢复对犹太人的统治。

罗马人开始进攻之后，据守耶路撒冷的起义者由于物资匮乏而遭受饥饿威胁。但是，他们仍然英勇战斗。此时，西门和约翰也结束了内讧，重归于好，联合抗击罗马军。

在西门和约翰领导下，犹太起义军不断打退罗马军的进攻，并且不时获得胜利。但是，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军事技术，罗马人都占有绝对优势，犹太起义军取得的一些小胜利根本无法摧毁罗马军的主力，无法扑灭提图斯在巴基斯坦立功的决心。

公元70年8月，犹太起义军固守的据点接连失陷。在这之后，延续达一个月之久的巷战也以犹太起义军失败告终。起义者的领袖西门和约翰都被俘。长达5个月的围攻耶路撒冷的战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在耶路撒冷城破之后，犹太起义军的余部还在马赫拉和马萨达继续战斗了几年。他们的领袖是加利利人犹大的孙子埃列阿查尔。提图斯为了赢得父皇的青睐，对犹太起义军咬定不放松，志在将其全部歼灭。

公元73年，被罗马军围困在马萨达要塞的犹太起义军，在杀死自己的妻儿之后集体自杀，全部壮烈牺牲。至此，先后延续7年的犹太人反抗罗马暴虐统治的斗争，最终被罗马军扼杀在血泊之中，耶路撒冷成为一片废墟。

公元71年，提图斯返回罗马城时，父皇韦帕芗特意下令举行凯旋仪式。西门被处死，约翰则被终身监禁。提图斯成功镇压了犹太起义军，稳定了罗马帝国在东方的统治，为父皇韦帕芗解决罗马帝国面临的困局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罗马帝国西部，韦帕芗也镇压了高卢等地的起义，使罗马帝国统治恢复稳定。由于尼禄荒淫暴虐导致罗马帝国出现分裂的危机，终于被韦帕芗解除了，新建的弗拉维王朝得到了巩固。

至于财政方面，韦帕芗在紧缩宫廷开支的同时广辟税源。当时，罗马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甚至上厕所也要收税。对此，甚至连提图斯都觉得过分。只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韦帕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韦帕芗在课税方面很残酷，但在提高与加强行省地位方面也有较大贡献。他知道，各行省的分裂通过武力解决了，但如果它们对罗马没向心力的话，以后迟早还会出现分裂。他决定让各行省的奴隶主上层分子参与罗马元老院，提升他们对罗马的向心力。

公元73年，韦帕芗下令元老院进行改组，从各行省奴隶主上层选出优秀分子加入元老院，同时将行省富户千余家从西班牙和高卢等地迁入罗马城，并授予许多西班牙城市居民以罗马公民权，使帝国政权进一步获得各行省奴隶主的支持，真正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机构，而不仅仅局限于罗马奴隶主阶级。这扩大了统治基础，也加强了各地对罗马皇帝的忠诚度。

当然，所有措施的核心是加强专制皇权。韦帕芗知道，无论罗马帝国治理得多好，如果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削弱了，那么一切治理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为此，他迫使元老院通过《全权法》，让元首获得最广泛的权力，并整顿军队，严肃军纪，规定各地驻军在行省招募，分别轮流在本省之外地区驻屯，避免本地军人割据分裂。

经过韦帕芗的努力，罗马帝国不仅稳定下来，渡过了面临分裂的难关，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复苏。这对罗马帝国的未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韦帕芗作为罗马帝国第二王朝的创建者，对统治政策的调整，为维护罗马的统一和未来的发展，是做出了积极贡献的。

<h3>4. 在帝国黄金时代，皇帝是通过禅让传承的</h3>

韦帕芗死后，他儿子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继位。提图斯有较丰富的军政经验，继续承平之治。但遗憾的是，他在位三年（79年～81年）即死。其后，他弟弟图密善继位。

图密善是在父兄庇荫下成长的庸碌之辈。正因为没本事，图密善就特别喜欢彰显自己的本事，非常刚愎自用。为了突出他能超越父兄的才干，他以主上和神自居，诛杀无度。最终，他在公元96年死于政变之中。

图密善的死，使罗马帝国突然刮起一股民主之风。罗马元老院在宣告图密善为人民公敌的同时，推举旧贵族元老出身的涅尔瓦为皇帝。他们希望以拥立一个这样德高望重的人而开辟新的贤主之治。这是罗马帝国建立120多年来少有的一次民主决策，也显示出部分罗马人对此前的罗马皇帝失望。只不过，不可能再回到共和国了，他们只好寄托于选出圣贤的皇帝领导罗马继续实行帝制。

贤德的涅尔瓦只做了三年皇帝(96年～98年)即死。他没有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择贤立之”，以顺应罗马人渴望出现贤主的愿望。涅尔瓦禅位于身边最有经验的助手图拉真。图拉真比较贤能，当了20年皇帝（98年～117年）后，也学涅尔瓦“择贤立之”，传给助手哈德良。哈德良也不错，当了22年皇帝（117年～138年）后，也模仿前辈，“择贤立之”，传位给助手安东尼·庇护。安东尼政绩斐然，当皇帝时间也比较长——24年（138年～161年）。依旧按照老规矩，安东尼“择贤立之”，传位给助手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当了20年皇帝（161年～180年），但是死后一改近百年的传统，儿子康茂德即位。康茂德当了13年皇帝（180年～192年），最终成为另一个尼禄，被推翻，终结了罗马帝国“帝位禅让”的黄金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帝制和共和制是相对立的，但在罗马帝国这近百年期间，为了保证帝制，为了保证皇帝是“择贤立之”，前任皇帝顺利地将帝位传到后一任，后一任与前一任皇帝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只有最后的两个皇帝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是父子关系。他们破坏“择贤立之”传统的结局，就是导致康茂德走上尼禄的老路。

“择贤立之”的传统能够持续下去，最关键的人物是图拉真。因为如果说涅尔瓦传帝位给图拉真是出于对民意考虑的话，那么图拉真在当了20年皇帝后仍旧能“择贤立之”，将帝位传给哈德良，则只能说明他对罗马帝国这种禅让制的认可。

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伊塔利卡，在行伍中成长，后任军团指挥，于公元91年回罗马城任执政官。涅尔瓦当皇帝后，为了稳定局势，考虑到图拉真与军队的密切联系，倚之为左右手，又收为养子，立为皇储。而事实证明，涅尔瓦确实是慧眼识英雄，有知人用人之明。

图拉真不仅曾以军功卓著享誉罗马帝国，而且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善恤民情。贤德的涅尔瓦死后，图拉真一继位就受到朝野欢迎。而在此前的皇帝中，除了屋大维曾有这样的威望，其他任何一个皇帝都比不上图拉真。

执政期间，图拉真的卓越才干进一步得到发挥。他较妥善地化解了当时罗马帝国面临的诸多矛盾。

在内政方面，他对穷苦民众表示关怀，扩大救济粮，免税减赋，并创建慈善机构，由政府拨出基金救助孤儿和资助贫民子女，同时大修公共设施，在各行省和首都对道路、港口、桥梁、引水道等予以扩建增修，对行省管理也注意发展经济与社会稳定，选任官员侧重才学。

在对外方面，他积极主张对外扩张，把罗马帝国版图扩至最大。在西部，图拉真赢得了进攻达西亚的战争。达西亚人抵抗罗马军非常顽强，罗马军过去曾多次远征均未见效，都被达西亚人打败。图拉真下定决心要吞并达西亚，亲率20万大军，经过5年苦战，最终将顽强的达西亚人彻底征服，并在此地新设一行省。

赢得这一战后，图拉真又将目标瞄向东方。他冲过传统的幼发拉底河界，对帕提亚发起强势进攻。此时，罗马帝国天时地利人和占尽，加上前不久征服顽强的达西亚人，罗马军的战斗力空前爆发。公元116年，他们打败帕提亚军，长驱直入，进占底格里斯河，占领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帕提亚损失惨重，残余势力撤退入东部山区。

把两河流域置于罗马帝国统治下，是罗马奴隶主多年的梦想。图拉真率领罗马军实现了这个的夙愿，其威望达到了一个顶峰。

图拉真对内行仁政，对外主张扩张征服，作战手段极其残酷，都是奴隶主统治本质的反映。无论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看起来多繁华强大，但对于被征服的人民和广大奴隶来说，那都是血腥压迫的结果，这些人的起义反抗并未因为图拉真频频赢得战争而停息。当图拉真在两河流域大奏凯歌时，国内犹太人起义、塞浦路斯人起义浪潮汹涌，难以收拾。图拉真急忙抽兵回国镇压，但不幸病死途中。这让广大奴隶主倍感失落，也让面临亡国的帕提亚人松了一口气。

为了镇压罗马帝国境内各地的起义，继位的哈德良转攻为守，主动与帕提亚国讲和，退出两河流域，全力整顿国内的统治。在罗马帝国西陲，他也普遍采取守势，在不列颠岛上修造边墙以靖国境，这就是现存于英国的“哈德良长城”。

哈德良对外表现柔和，并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他想抽出精力镇压被征服地区不断激起的反抗起义，保住罗马帝国最基本的利益。在保护这些最基本利益时，哈德良丝毫不柔和，相反表现得极其强硬和狠辣。

公元131年，哈德良宣布，禁止犹太教徒举行割礼和阅读犹太律法，在耶路撒冷建立罗马殖民地和罗马神庙，并把犹太居民赶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发源地，也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城。罗马人摧毁他们的宗教和家园，这令犹太人忍无可忍，再度爆发大起义。

在有“星辰之子”之称的西门领导下，犹太起义军达20余万人。他们占领罗马殖民地，杀死殖民者，攻城陷镇，其势迅猛。面对这种局面，哈德良丝毫没有犹豫，立即派大批军队厉行镇压，而且对犹太起义军采取残酷的政策。

由于犹太起义军都是由非职业军人组成，其战斗力远远不如正处在顶峰时期的罗马军，作战谋略等也相差甚远。双方苦战3年后，罗马军毁灭了50座城市和近1000个村庄，屠杀了58万犹太人，最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见犹太人如此不屈服，哈德良决定斩草除根，杜绝让起义重演，将当年罗马人在迦太基城的一幕在耶路撒冷重演了一遍。公元135年，哈德良下令将耶路撒冷城彻底破坏，把遗址翻耕成田。

杀戮之后残存的犹太人多被掳掠为奴。整个巴勒斯坦田园荒芜，庐舍为墟。犹太人开始背井离乡，流散异地，长期漂泊。

与镇压犹太人起义相对比，哈德良在内政方面表现得非常温和贤明，继续图拉真的政策。在位22年间，首都罗马和各行省的建设颇具成效，罗马的工程技术与建筑艺术此时达到鼎盛——到处高大精美的建筑无不彰显着罗马帝国的强大与繁荣。

当然，靠图拉真“择贤立之”上位的哈德良也极力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宣称君主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皇帝独断专行，至高无上。如此喜欢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哈德良，后来能依照老规矩“择贤立之”，让安东尼接替帝位，而不是让自己的儿子接替，这两种反差极大的举动在逻辑上形不成联系，让人无法看透哈德良极力加强君主专制权力时是如何想的。当然，如果非要找个理由，那就是一切为了帝国的最高利益。

哈德良时代的另一大功劳，就是罗马官僚制度有所发展——元首办公处全以骑士主管。到哈德良时，罗马骑士已成为专门的官僚等级。原来的财产资格已无意义，皇帝可指定具有一定服役资历的人为骑士，担任各种官职。元首顾问会也最终正式成为中央政权的官僚机构，其成员有元老、骑士、法学家，而且实行官阶官俸制。他还命令法学家按皇帝意旨编集《永久敕令》，作为帝国的法律基础。不难看出，在哈德良时代，罗马的国家体制已经非常完备。

经过前两任皇帝的积极开拓，安东尼接替哈德良当皇帝时，他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再是率领罗马人去开拓，而是带领罗马人守成，将罗马帝国原有的繁荣持续下去。

安东尼也是靠“择贤立之”上位的，他深知自己作为守成皇帝该做些什么。在位期间，他治世以守成务实为特色。对外，他采取收敛防御政策，以求边境安宁无事，对内则保持与元老院贵族的良好关系，加强对行省的监督和管理，又整理财政，兴修道路，促进各行省的经济繁荣和商业发展。

安东尼当了24年皇帝。在此期间，罗马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没发生什么重大战事。罗马帝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时期。安东尼是罗马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成功守成的皇帝，赢得了历史学界的称赞，甚至有人以安东尼时代作为“罗马和平”的完美表征，将罗马帝国帝位禅让时期称为“安东尼王朝”。这显然有过誉的成分。

事实上，安东尼期间，罗马帝国已经盛极而衰。当时，罗马帝国上下除了奴隶外，无论是贵族，还是骑士，还是平民，都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逐渐丧失积极进取的精神，尤其是军队，长期没有打仗，战斗力急剧下降。

另一个能说明安东尼并非少数史学家赞誉得那般神明的是，他选择的继任者是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也是靠“择贤立之”上位的。但是，他的“贤”，既不是政治才干，也不是管理才干，更不是军事才干，而是学术方面的造诣，具体说就是哲学研究方面的造诣——消极颓废哲学方面的造诣。

让一个哲学家管理一个庞大帝国，这样的贤才选对了没有？历史证明，这种贤才“专业不对口”，并不是那个时代急需的人才。马可·奥勒留当皇帝后，面临着四境多事、内部紧张的危机局面。主要表现在东方的帕提亚恢复实力后，屡屡主动进攻罗马帝国，侵占罗马帝国的领土，而北方蛮族又乘虚而入。此时，罗马帝国需要的是果断的军事统帅当皇帝，重振罗马军威，将入侵的敌人打败赶走。有造诣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却为军旅忙碌的生活打扰着他向往的哲学沉思与宁静研究而苦恼，而其消极颓废哲学也对他治国产生了负面影响，使他做出导致后来帝国危机加重的错误决策。

经过一番深入哲学思考，马可·奥勒留想到“以蛮治蛮”的战略。公元172年，马可·奥勒留允许一支日耳曼部落定居多瑙河以南，想利用他们抵御其他蛮族。他认为，让听命于罗马的蛮族人去打击那些入侵罗马的蛮族人，罗马帝国只要出点儿钱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就可以解决边疆危机。

当然，马可·奥勒留此举也并非心血来潮。早在意大利人反罗马的同盟者战争中，罗马人就曾在危急时刻征召大量蛮族人加入军队。最终，罗马人率领包括那些蛮族人在内的军队战胜了意大利诸城邦同盟者。但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罗马军战胜同盟者，最主要原因不是罗马军在战场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是罗马灵活调整政策授予一部分城邦公民权，釜底抽薪瓦解了同盟者。此时罗马面临的危急来自外部，具体情况与那时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此时罗马军的战斗力已经严重下降，没有能力统帅那些蛮族军队，而当时罗马战斗力比较强盛，牢牢把握着军队的统帅权。因此，“以蛮治蛮”战略怎么能成为万能药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可·奥勒留这次的“以蛮治蛮”，无异于敞开国门引狼入室，不仅没起到帮助罗马帝国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还为日后蛮族大批入境定居开了先例，后患无穷。有历史学者认为，马可·奥勒留“以蛮治蛮”是罗马帝国开始进入衰微的征兆。

选马可·奥勒留接任皇帝是安东尼最大的失误。但对罗马而言，最大的失误不是马可·奥勒留当了皇帝，而是他没有坚持“择贤立之”的传统，将帝位传给了他那教育异常失败的儿子康茂德。

康茂德继位本来就让已经适应“择贤立之”传统的罗马人不满意，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康茂德的暴虐淫佚，让人第一感觉就是“尼禄再世”。尼禄带给罗马人的伤痛是刻骨铭心的，很多人感到康茂德这个皇帝是罗马帝国的灾星。

公元192年，康茂德在元老院和近卫军联合组织的宫廷政变中被杀，近百年没出现政变的罗马帝国再次出现政变。但是，无论是元老院或近卫军所支持的新皇帝，都不能控制帝国的政治局面。一些行省的军队各自拥立自己的长官为皇帝，弑暴君的各方也仍刀兵相见以争权夺利，内战爆发。

最终，战争以潘诺尼亚总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胜利而结束。此时，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从混乱中崛起的塞维鲁王朝再也不能安享太平了，长期处在内斗之中，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罗马人。虽然也有皇帝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挽救罗马帝国，更没有实现罗马复兴的梦想。

<h3>5.“罗马和平”浇筑了空前繁荣</h3>

从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到安东尼王朝的200多年间，罗马帝国虽然发生过多次内战，但“罗马和平”基本能保持，奴隶制经济空前繁荣。地中海区域持续3000余年的奴隶制文明，经历埃及、巴比伦的青铜文明，也经历波斯、希腊的铁器时代，最终在罗马兴起并集其大成，标志着古代世界的生产力到达了最高水平。

在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总形势下，罗马帝国各地联系加强，生产经验交流、科技成果应用都促使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古代农业最先进的工具在罗马帝国境内出现。在希腊和意大利，带轮的需用两头甚至四头牛牵引的重型犁已经出现；而配有梳形切割刀的柜式轮车收割机也在高卢出现了。这些先进农具的出现足以说明其农业生产效率已经相当高了。

相比农业，在工业方面，水力工具——水轮机、水磨等在矿业、磨粉业和纺织业都有广泛运用。在西班牙，出现了连续使用8个水轮机的梯级磨坊。在建筑工程中，罗马人使用了复滑车和起重机，以人力踏轮和牲口牵引作为动力。在矿山，罗马人则使用了排水机械和提升机械。这些先进工具的使用，也说明罗马的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航运业方面，罗马人已能制造有舱房的远航货船，船首有起重杆及铰链（复滑车），桅杆以护桅索加固，代表了古代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海港码头建造由于大量使用水泥而更加牢固，而且普遍运用在帝国各地建筑的桥梁、引水道及各种城市建筑，皆以规模宏大、牢固实用著称。这些不仅显示了当时经济实力的强大，也从侧面说明其技术的高超娴熟。

手工业各部门也随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交通贸易的发达，而呈现百业兴旺的景象。产品种类繁多，技术分工细密，各地皆有素享盛名的传统产品，以供帝国境内乃至国际的贸易交流。在意大利，伊达拉里亚和坎帕尼亚原有的金属冶炼和金银工艺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玻璃吹制的器皿尤受欢迎。阿列蒂内的陶器远近闻名，行销海外，一直达于印度。莫德纳的制灯业也兴盛一时。

不仅意大利的经济如此，罗马某些行省的经济也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就规模而言，甚至一些重要行省已有超越意大利之势。

在高卢各地，原来的高卢人（凯尔特人）擅长的冶铁、武器制车、首饰等业更加兴盛，在法国南部和莱茵河沿岸形成了一些金属冶炼、纺织、制陶和玻璃工业中心，产品行销西欧、中欧。采矿、酿酒和金属皮革加工业是西班牙素享盛名的行业，那里出产的铅、锡和银矿供应了帝国各地需要。

在罗马帝国东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一些古老城市，奢侈品工业和传统产品再度繁荣。小亚细亚的毛毯、皮毛和纺织品，腓尼基的染料、花玻璃器皿，埃及的化妆品、麻纱和象牙珠宝首饰，都畅销于罗马帝国各地，特别为罗马上层社会所喜爱。

各行省的农业发展也是后来者居上。在安东尼王朝时期，埃及和北非的水利灌溉有所改进，耕地面积扩大，除了连年丰产的尼罗河流域外，北非沿岸由利比亚至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竟有千里田垄相连、树荫不绝的景色。此时，他们已经承担起供应意大利粮食的重任。爱琴诸岛与希腊山区有著名的葡萄园和橄榄林，油和酒成为地区经济的大宗。多瑙河各行省土地肥沃、灌溉方便，也很快发展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其中，潘诺尼亚和美西亚有“罗马新谷仓”之称。此外，在南部高卢和西班牙，葡萄和橄榄种植发展相当快。两地所产美酒的声誉已逐渐超越帝国其他地区。

各行省工农业生产的兴旺，大大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从共和制改为帝制后，各行省的地位有所提高，各行省的城市得到优惠，帝国各地城市逐渐发达起来，已经到了古代世界空前的高度水平。老城市富庶繁华，新城市纷纷兴起，无论新老或远近，帝国城市都有大致相似的市政设施和生活水准。罗马帝国如此辽阔，能比较普遍地实现城市的发展，是古代社会的生产力达到其最高水平的一大标志。

在帝国东部，一度为战争毁灭甚至夷为废墟的名城，如科林斯、雅典、迦太基等，此期间都重获新生与繁荣。许多受损较小的城市多有增建扩充。东方贸易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则发展为仅次于首都罗马城的全国最大城市。在帝国西部，新建的罗马城镇不仅星罗棋布，有许多直接发展为今日欧洲的名都大邑，如不列颠的伦丁尼姆（伦敦），多瑙河畔的文多波纳（维也纳），新吉敦（贝尔格莱德），高卢的卢格敦（里昂）。

当然，在城市建设上，首都罗马始终处于最重要地位。罗马城的人口已达120万，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大都市，也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内外贸易枢纽。以罗马为中心，结合意大利本土的奥斯提亚、卡普亚、那不勒斯、米兰、阿奎莱亚等城，遂形成中枢和东西两部联为一体的地中海贸易世界，整个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湖，条条大路通罗马，也使帝国各地交往畅通，贸易无阻。

数以千百计的罗马帝国城镇组成了繁盛的商业贸易网，各地区各城市之间通过海上航路、内陆河运、官修大道和古老商路相互联络，互通有无，商旅往来络绎不绝的景象实为古代所仅见。

罗马帝国的国外贸易这时也很发达。主要的外贸方向有北、东、南三面，北面由高卢等地的商旅沿莱茵、多瑙、维斯杜拉河到达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一带，或经黑海、多瑙河到东欧草原以至乌拉尔一带，以罗马工艺品换取北方的皮毛、琥珀与木材；南面则由北非沿岸和埃及商旅越过撒哈拉沙漠与非洲内陆各族进行贸易，多以铁器、玻璃、纺织品换取非洲的黄金、象牙和香料。但是，这两面的贸易比起东面来则微不足道，因为在东面的罗马商人（或者说埃及、叙利亚等行省的商人）与帕提亚、中亚、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也就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东方各地的名贵特产与高超工艺品，经水陆两路运入帝国境内，罗马无相应的“拳头产品”以作交换，遂输出大量金银。影响最大的东方产品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

当时，社会生产达到的高度水平，已在冲击落后而野蛮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制经济并未呈现同步的迅速增长，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收缩。这就说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期已经到来，繁荣之中孕育着危机。它既表现在释放奴隶增多、一些奴隶被分予小块土地进行独立耕作或以交租承包方式经营主人产业等方面，还更明显地表现为隶农制非常流行。

自耕农在共和国时期指公民或自由民中的农民，并无特殊社会阶层的含义，而从共和末期到安东尼王朝时期，自耕农则专指佃农。到罗马帝国时期，佃农不仅成为农业生产中重要的劳力，而且和主人有一些隶属关系，从而形成隶农。隶农是罗马历史上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它既非奴隶，又不同于古典传统的自耕农。它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是封建农奴制的前身。

罗马帝国前两百年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文化也随之进入黄金时代。以屋大维时期的诗文并茂、罗马文化全面繁荣为楷模，罗马帝国文化形成了罗马式的古典标准。

由于在罗马帝国前两百年，它的发展已经到了顶峰，一时难以看到新的突破希望，罗马哲学总体呈现消极颓废倾向。皇帝专制统治造成的消极影响极为明显。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如新斯多葛派、怀疑论派、新柏拉图主义等占了主导地位。其中，那时最为盛行的新斯多葛派抛弃了早期斯多葛派的唯物论和进取精神，蜕化成单纯的宗教伦理思想，符合帝国奴隶主阶级享乐安闲之余侈谈人生哲理的需要，也说明高度繁荣的罗马经济使得奢侈腐化的罗马人失去了奋斗方向和动力。

新斯多葛派代表人物是尼禄的老师辛尼加和皇帝马可·奥勒留。他们俩都给罗马帝国带来过严重的负面影响。

辛尼加宣扬宿命论，认为“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牵着走”。他的哲学论述文笔甚美，惹人喜爱，但他宣扬乐天知乐、宁静淡泊的人生理想和他自己的生活实践相差很远。他贪得无厌，奢侈腐化。尼禄当政初年，辛尼加辅佐政事，权势很大。但在尼禄面前，他阿谀奉承、以权谋私，退隐后又参与刺杀尼禄，最终被勒令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尼禄的荒淫残暴与辛尼加传授的哲学思想有着极大关系。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是最后一位新斯多葛派的代表。他著有《沉思录》12卷，漫谈人生哲理，诸如命运、美德、善恶、人神之际等。在宿命论主导思想下，他有浓厚的悲观消极色彩。他认为，人生好似一团烟雾，万物始基于神而又复归于神，而所谓善无非是与神意的和谐，即人内心之自我和谐，因此追求内心宁静、皈依自然是哲理的最高准则。作为皇帝，马可·奥勒留抱有这种思想，说明罗马帝国当时已经失去了奋斗方向，已经由鼎盛走向衰落。事实上，马可·奥勒留当皇帝期间，罗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马可·奥勒留消极的哲学思想导致他不是积极奋战，去解决危机，而是采取“以蛮治蛮”策略，想通过他人的手化解危机。这显然是充满幻想的，是行不通的。

当然，除了消极哲学，罗马帝国也有积极哲学，代表就是卢西安的无神论与唯物论。

卢西安游历甚广，小亚细亚、希腊、马其顿、意大利、高卢、埃及皆属游踪所及，思想也博通豁达，著述甚丰。对当时社会问题和思想流派，卢西安皆取批判态度，被誉为古代的新闻记者和时事评论家。他指责当时形形色色的哲学家都在撒谎，对宗教、神灵崇拜也斥为谎言或欺世之行，甚至认为宗教是人的编造。卢西安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当时的社会制度，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最坏的“灰铅时代”，一些人富得出奇，骄奢淫逸，另一些人却死于饥饿，因而需要把所有财富拿来共同使用。卢西安哲学大多反映的是下层贫苦大众的夙愿，对当时罗马政治的影响方面，尚不及马可·奥勒留大。

在科学技术方面，罗马帝国汇总继承了古代文明长期发展的成果，加之经济繁荣、生产发展的需要，东西方交流的方便，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二百余年间，罗马科技的各门类都有显著进步，特别是技术工程之类因直接服务于生产，在重视实用的罗马文化中发展突出，有许多成果和开创性著作问世。

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赫伦是一位著名的实用科学家与工程师。他著述甚丰，发明创造颇多。他设计过比较复杂的滑轮系统和起重机械，设计过双缸单程鼓风机、计里程器、虹吸管、测量用的照准仪等。他发明的蒸汽反冲球，使金属锅内贮水加热变成蒸汽，再从锅中以细管引蒸汽注入金属球中，球上对列两管使水蒸气依切线方向冲出，由于反冲力的作用，金属球即可高速转动。

与赫伦同时代，维特鲁威是建筑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建筑十书》是西方现存的第一部建筑学专著。他总结了以希腊建筑为主体的古典建筑成果，对建筑学的一般原理、设计要求、柱式规范、建筑施工、工程机械等皆有充分讨论，还注意到建筑声学等问题，被认为是奠定西方建筑理论的基础之作。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也被誉为西方古代最全面、资料最丰富的地理学专著。斯特拉波博览群书，大量查阅考证前人著述，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

普林尼的《自然史》记叙了近2万种事物，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农工百业、医药卫生、交通运输、语言文字、物理化学以及雕刻绘画等，总共参考了146位罗马作家和327位非罗马作家的著述，从2000部书籍中摘引了大量的资料。既是他多年勤奋读书的结晶，也发挥了他一生考察实践获得的见识，因而是一部难得的、可贵的古代知识百科全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直到17世纪以前，始终被西方学术界奉为权威性的著作，影响极为深远。

到安东尼王朝时期，科技界带有全面总结性的代表作则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托勒密在天文、地理、几何、光学、测量等方面皆有很深造诣。《天文学大成》而外，他的《地理学》《光学》也是重要专著，但《天文学大成》影响最大。古典天文学以几何系统描述天地结构和天体运动，论述地球、太阳、月亮及其他行星的运动规律，提供了1022个恒星的位置表及其亮度，还包括如何推算日月食、确定行星位置、制作天文仪器和演算历法等，涵盖了希腊天文学的全部成就。

和托勒密同时的医学家盖伦是古典医学的集大成者。盖伦生平著述据说有131部之多，现存83篇，代表了古代医学的最高水平，在生理学、病理学和医疗学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尤以神经病理钻研精深，把神经分为运动神经、感觉神经、混合神经三类，在其药物学著述中则介绍了植物药材540种、动物药材180种、矿物药品100种，属古代药物学的大成。

罗马帝国成立初的200年间，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明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罗马帝国早期200年最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