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4）宗族制度</h3>
和发达的公田制度相对应，中央苏区聚族而居特征非常浓厚。赣南、闽西山高谷深，许多村落都是依山谷而居，自成一体，资源有限，多由最早开发者代代繁衍而成，因此形成“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的现象。[140]赣南、闽西历史的有关记载中，对这一特点描述甚多：福建平和“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为疆，也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顽犷，亦地气使之然也”。[141]江西赣县“其乡聚族而居，六乡一姓，有众至数千户”；[142]会昌“乡民皆聚族而居，室庐鳞次，多至数千家”。[143]这一现象在民国时期仍然没有多大改变，时人调查注意到：江西莲花“民风朴实而勇敢，且喜聚族而居。户口最多之村，数百家至千余家不等”。[144]闽西龙岩的适中镇“纵径最多不过20里，但宗族祠堂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祭产多者达1000担，少者亦均在10担以上”。[145]
聚族而居，祠堂是聚居族人的中心，是族权的象征，所谓“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必有祠”。[146]江西永新“族有谱，家有祠，岁有祭祀。苍头臧获，每历子孙数十世，名义相续属不绝”。[147]福建晋江“各族均立家庙，各房各建宗祠，各人各有族谱，各因习惯而各订宗法规约……各姓间之感情，有的颇能融洽，偶有事件发生，由其族长出任调停，即相安无事”。[148]
对于重实利的普通农民而言，生存安全的考虑是维系宗族的重要现实需要。中央苏区一般处在山大多匪地带，聚族而居可以强化自身，这里众多的围屋就是这种需求的反映。[149]另外宗族可以提供集体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个体应付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越是艰困地区宗族集聚程度越强的因由。正因如此，宗族一般都会设法拥有产业，宗族力量和宗族权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公共产业的丰瘠上。公产的作用首先是祭祀，即通过祭祀祖先展现和巩固宗族的凝聚力，像宁都“巨家寒族莫不有宗祠，以祀其先，旷不举者，则人以匪类摈之。报本追远之厚，庶几为吾江右之冠焉”。[150]其次，公产在资助族中子弟求学及救济贫寒上常常能起到关键作用：赣南的兴国县“每祠必置产，以供祭祀……子孙登科第入乡校者，则给以花红银，赴试亦助其资斧，或岁分谷若干担以赡之”。[151]信丰县“缙绅家重建祠，置公田祀祖外，读书酌给修脯，应试酌给经费。有大荒及极贫，则计丁发粟”。[152]
宗族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祭祀和救助上，宗族也具有整合族群的执法功能。赣南、闽西作为客家人聚居区，这里的许多村庄均为外来的拓荒者一个谱系传承而来，一姓村在此非常普遍。由于村庄中的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血缘相连，宗族权威可以轻易替代行政体系成为乡村的主要控制系统，所以族权在这里不仅可以行使惩处功能，甚至可以断生死，“宁都三魏”之一的魏禧写道：“争必听断于族，族不能断然后讼于官，大不率至败伦伤化者，则族师聚众而杀之无罪。吾宁之北乡姓聚族而居，其族法尚有存者，子弟为盗则族长鸣鼓于宗庙，众执而纳诸笼中，以投于河。”[153]
山高谷深使这里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发育，同时也形成相对闭塞的环境。共产国际顾问曾谈道：“中国农村还在许多方面过着与世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它不会接受也不会转达‘全国性的事变’。”[154]赣南、闽西农村就是其所说“与世隔绝”的例证。许多地方方志皆有的所谓“力耕务本”、“民风淳朴”一类的描述，在赣南、闽西照例可以见到，而且可能更具可信性。赣州府的方志描述这里：“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唯谷菽而已，故力耕者众。”[155]江西瑞金则为：“夫瑞之为邑，山多而不毛，田少而土瘠，有城市而无乡镇。土著之民耕读之余并无别业，地利所产稻谷之外并无他物。”[156]乾隆《长宁县志》载寻乌的情况是：“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157]民国时期的调查也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一点，永新“俗尚简陋，习劳动，食粗粝，有终身不御旨（脂）羞纨帛者。妇女多椎髻，荆钗不事容饰，冶容盛服，邻里不齿”。[158]
自然环境不优厚、经济不发达、宗族调节功能强大，造就了这里分化不明显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权的分散、公田的发达、工商业的落后及相对闭塞的环境，都显示出赣南、闽西与外部社会的距离。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可以被视作贫穷的生活在当时当地的人们眼里，其实很可能会别有一番景象。1930年代调查中提供的江西高安和靖安两县状况，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高安为二等县，临近南昌，社会经济较为发达，调查发现：“该县人民生活，年来日趋窘迫，匪患及谷贱伤农固为原因之一，而负担过重亦为最大原因”。[159]靖安为三等县，地势偏僻，属于湘鄂赣苏区区域，同一调查描述这里的状况是：
僻处赣西，岗峦起伏，山地较多，在天然环境，虽不甚佳，然民风朴厚，习于劳苦，就土地分配言，既无大地主，又少赤贫之佃农，大半农民皆自耕自给。该县流行利率为百分之一，亦足证无高利贷之盘剥。就农民负担言，地方附税仅及正税之半，此外亦无特别派款，是以居民皆家给人足，衣食无忧。在靖安可谓独无农村破产之现象，洵为特色。[160]
相对发达的高安人民生活窘迫，封闭落后的靖安则衣食无忧，这两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在赣南可以找到许多相似的案例。比如当时材料记载：南康人民“安土重迁，多业农少商，商率小本经营，藉图生活，非冀致富，略富之家反不轻易为商，以故无大富之家，亦罕赤贫之户。农隙或出为肩挑负贩”。[161]1926年粤人王澄霄因父昔年冤死至赣南寻仇，越过大庾岭后留下的印象是：“由南安起程，路颇平坦，往来人众，民俗纯良，士风古朴，客涂安靖，不似吾粤之盗匪充斥也。”赣中泰和至吉安“地旷人稀，其土人多丰衣足食，缘地价便宜，稍事田畴，即可一生温饱，人尚古风，绝无匪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较之吾邑，奚啻天渊，设移粟移民，当注意于此地”。[162]即使是中共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对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的描述中，谈道：“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163]
在一种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下，当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时，赣南、闽西地区农民维持基本生存尚不困难。江西一直是粮食输出大省，大多数县份“历年粮食都达到有余”。[164]1928、1929年全省输出大米分别达到169万、133万担。[165]赣南历史上粮食也可以自足且略有出超，赣县米市1950至1960年代一直向外调拨粮食，1968年达到10万余吨。[166]闽西由于土地资源较赣南少，粮食相对短缺，但依靠山货的交换也能勉强维持，而且在土地收入难以支撑生计时，贫穷农户通常会设法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中共方面文件注意到：“闽西几县都是僻处山隅，崇山峻岭，绵延全境。因为山多田少，出米不足自给，农民除种田外须附作手工业以作生活的补助。”[167]江西赣县七鲤乡的调查也显示：“一般农民能以劳力争取自己自足。”[168]
自给自足的经济、发育较好的宗族、不甚剧烈的阶级分化，赣南、闽西的社会环境似乎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其实，这种特殊性可能更多还是源于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已经形成的习有认识。就近代中国本身就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的西方社会不尽相同的特殊性而言，赣南、闽西的这种特殊性仅仅是将其更加放大而已。在这里，民和匪、顺和逆往往不是那么判然分明，当时的报告提供了这一社会的多方面特点。中共方面报告注意到这一地区宗族组织的严密和山民的强悍：“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识字者很少，装饰奇异古朴，男女多劳动，生活困苦，豪绅剥削特别严重，洪家亦有力量，并有半公开的贫苦团、三鼎会、救贫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内农民占多数，惟恨豪绅如（以）姓氏族长名义及其它毒辣手腕，把这些有组织的农民利用为他们自卫的工具。”赣南最南部靠近广东的三南地区民风尤其骠勇：“该地民众生活极苦，性质刚勇异常，且富服从性，民众有枪者甚多，常自截缴溃兵枪支，倘一组织起来，必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英勇战斗员。”[169]中共另一份关于福建永春的文件中进一步谈道：
农民中雇农极少，半自耕农最多。地主在数量方面虽然有，但都是有武装的豪绅兼操土匪绑票与劫掠的生涯。自耕农虽多，但较半耕则少。农民的阶级意识除东区比较明了外大部分还在模糊时期。许多雇农和流氓无产阶级者也常是操绑票的土匪生涯，像大地主一般，把绑票抢掠的横财拿来购买枪支扩张实力，一方面也压迫穷人。[170]
其实，文件中所说到的地主土匪，到底先是地主再做土匪还是先做土匪再做地主已很难定论，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的复杂确实不难看出。在地主和普通农民的博弈中，地主作为豪强的一方固有其恃强凌弱的资本，但普通农民人多势众，地主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当时有记载说：“岩地山多田少，耕农者众，往往视田亩租额有赢余者多出资钱私相承顶，至赀本渐积，余利渐微，偶逢歉岁，即恳减租。即遇丰年，亦且拖延。迨积年短欠，田主起耕，近郭农民，尚畏法不敢阻抗，远乡则预订约，田主起耕，不许乡内承顶，外佃来耕，辄阻种抢收，几不可制。间或经官惩创，而恶习未尽革除，多年霸耕，据为世业，辗转流顶，有更数姓不闻于业主。”[171]当然，这样的状况不一定能形成普遍现象，更多的时候是双方在宗族的旗帜下，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调和其利益冲突，维持秩序的稳定。在赣南、闽西农村，以宗族为核心的乡绅运转的社会体系相当稳固，中共进入农村后，往往感觉“现在与我们争领导最危险的是乡长、房长、富农”。[172]国民党军在占领中央苏区部分地区后的调查也注意到宗族势力的影响：黎川梅源“吴姓一族，占最多数……聚族而居，因是家族观念甚深，内部团结力甚大，过去地方，未经完全糜烂者，家族观念范畴之力居多”。[173]在丰城等地的调查中则发现：“农村中士绅，向占优越地位，欲举办一种事业，须得彼辈同意，方能有效，否则因不明了其意义，多方阻挠。”[174]即使到1949后的土改中，“群众姓氏观念深，内部复杂”[175]仍是困扰中共的一个大问题。
许多论者都强调清末以来社会鼎革造成乡村秩序变化，豪强劣绅取得对乡村控制权从而激化了乡村矛盾，蒋介石就曾谈道：“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176]究其实，这样的说法不无似是而非之处。固然，由于科举的取消，从前的功名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但也应注意到，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变化需时很长，论者指出的科举停止后乡村文化网络的衰落，其过程绝非一二十年就可以完成，事实上，从科举成名到成为乡绅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科举的停止也并未根本上改变国人力学求仕的观念。在科举停止后的几十年间，这一因素尚不足以造成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李怀印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农村社会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实行了行政改革，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农民社群仍保持原状。毫不奇怪，原有的社会关系、准则和价值观继续形塑着乡村领导层。”[177]尤其在赣南、闽西这一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传统乡绅的控制地位更难迅速改变和动摇。关键在于，我们既不应理想化地看待传统乡绅的作为，因为乡绅的权力没有直接的制约因素，其良否相当程度上依靠其本身的道德精神力量；同时也不必对之妖魔化，因为作为一种更多的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力量，其权力行使尚须遵守社会规约，何况农村社会价值观念比较单纯，权力的行使并不复杂。事实上，不同的文献常常提供出两极化的描绘，如瑞金九堡密溪村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社会景象：“邑著姓罗氏世居之，越今五百余年，无异姓杂处。凡壤畴山林在望者，皆其所有，未尝有一外姓。户口数千丁，无巨富，亦无甚贫。遍室皆闻弦诵，四野悉勤耕种。”[178]这样的描述虽然不无理想化的成分，但也确有许多的文献和记载可资佐证。不过，我们也绝不可以忽略关于绅权的另外一种描述，尤其当这些描述本身就来自国民党人时，比如，蒋经国后来主政赣南时，曾把传统赣南社会视作土豪劣绅“坏人掌握”，[179]而陈诚到江西后也发现地方土劣与官厅勾结，在募兵时的种种劣行：
一、招募夫役，军队委托县政府或公安局，而公安局委之地方绅士，层层相委，弊端百出。雇夫一名，地方照例应筹垫安家费二十元，官厅借此可以搜刮地方，而地方豪绅借此可以从中渔利。此其一。
二、地方派款，官厅与土劣勾结，豪富之家尽可幸免，而被征发者多系贫寒无告之小民。此其二。
三、地方既已筹措安家费，招募一次，地方即受一次损失。人民以财力来帮助军队，夫役实际得不到利益，大半被警察侵吞。此其三。
四、夫役中，有黠者与懦者之分。黠者或可得沾此二十元，懦者分文没有，反为强迫被拉。此其四。
五、长警招募夫役，竟存中饱与压榨，不问体力，劳动者招募故向穿长衫与文弱之人为难，藉此可受贿了事。此其五。
六、公安制度不良，警役专事敲诈，警士保障豪劣，压迫小民，已为不可否认之事。此其六。[180]
虽然，即便是国民党人的自省，也未必就一定可以奉为信史，但其说服力终究要大一些，民众在这其中感受到的压力和不平绵绵难绝。如果我们先定存在着一种革命趋势的话，或许就在历史的这些重重迷雾中，革命已经在不断添加着自己的砝码。
<h3>（5）农民负担</h3>
和宗族、士绅的影响相比，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当时普通农民更感困扰的是政治的不安定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骚扰。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国家及各级政权对农村的财政需索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有增加。“国府奠都南京后，田赋划归地方税收，田赋征收之权，操之于地方，于是附税之增高，逐年随地方费用而俱增。至今八年，省方附加于上，县地方驻军及乡镇公所附加于下，因以附税日重，演成今日惊人之数目。”[181]就正税具体数据看，江西全省田赋正税平均每亩征收约0.275元。[182]赣南因为产量相对较低，征收标准普遍低于赣中、赣北，像瑞金、宁都、兴国、赣县分别是每亩0.074、0.183、0.248、0.23元；均低于全省均值，于都较高，为0.304元。[183]具体到每个人头，江西统计的43县人均负担税额约0.84元，[184]福建统计的44县人均负担约0.79元。[185]从县域看，黎川县田赋额度为114973元，和其苏维埃革命前的13万多人口衡量，平均每人不到一元。[186]
单就正税税额言，闽赣两省农民负担不能算高，但各种捐税、附费、摊派、征借，普遍达到正税标准，且地方政府对这些税费征收的热情更要高过正税。江西1912年水田正税和附税之比为1∶0.41，1932年则为1∶1.03；同年福建正附税之比也达到1∶0.97。[187]时人调查显示：“闽省田赋正税额数，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元；附税额数，为二百九十九万三千一百四十元。附税与正税之比，附税约占正税百分之八十二强。”[188]随着“剿共”军事的展开，江西各县人均还要负担自卫经费0.238元。[189]个别县份附税及其他征发要远远高出正税，像江西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之税额，正税约占主要作物收获三十分一，但地方附税及其它苛派杂捐，常超过正税若干倍。加之粮差户书等陋规复甚繁伙，常等于或超过正税之数”。[190]地方附税的混乱及漫无标准，从国民政府的有关反应中也可证实，1933年11月，蒋介石在致江西等省主席电文中强调：“各省征收田赋附加一项，早经中央财部，明定限制，惟迩年以来，每因所属各县，筹措地方政费，不遵财部规定标准，各自呈准本省财厅，任意加征，甚或有由县擅自私加，并省厅亦无案可稽者。”[191]
以正附及各种捐纳、征借相加，1930年代前后，赣南、闽西地区人民人均负担约在2元左右。1934年江西负担中央税11923393元，省县税捐26215435元，合计38138828元。该年统计人口为18887055人，平均每人负担2.02元。[192]从各地区状况看，闽西汀属八县1926年田赋正税征额为75万元（预征至1931年），其他各种捐税、征借、附费达162万元，[193]平均每人负担两元左右。江西丰城1933年调查的负担状况是：“通县全年全额三十九万，现照八五收，实收入正杂赋税三十三万元，地方附税一十九万余元，通县人口四十八万，平均摊算，每人每年担负一元五角之谱。”[194]江西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更低一些，1926年前“土地正税及其他捐税额，合计不上三十万元，以四十六万人平均分配，每人负担最高额约七角左右”。[195]福建永安平均每户负担国省地等税八元余，“每人负担一元五角强”。[196]晋江“每年每人须纳税二元左右”。[197]不过，这些额定赋税往往难以完全征收，江西靠近南昌的丰城等县情况就不乐观：“丰城税收，每年可得八成，清江五成，新淦则不及二成矣”。[198]福建沙县1935、1936两年的额定税额分别是191089、238124元，实征额分别为121451、221309元，实征比例分别为63.6%、93%。[199]
应该说，即使将税捐等各种负担统统算入，当时农民的负担尚不一定是畸重。江西新淦谦益村870余人，总收入约19300余元，人均收入22元稍多，以人均税负1.5元计，负担率为6.8%。[200]而谦益村在同时调查的几个村中属于是收入低的。江西农民1930年代初每人年均收入估算约为36.5元，和人均两元税负比，人均税负约为5.5%。[201]据1930年代湖南的统计，当时湖南农户平均每户全年收入为203元，[202]以当时调查的户均5.2人计，[203]每人应为39元，如人均税负1.5元，税负约为4%。湖南数据虽不能完全对应江西、福建，但作为农业省份，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上述数据显示的负担尚属可承受范围。
事实上，和赋税相比真正对农民负担造成较大影响的是政治不靖。中央权威软弱，军阀横行的时代，地方军阀、贪官的勒索远远超过捐税负担，福建永安“军队勒索数目，在军阀时代为数不赀”。[204]地方军阀曹万顺驻兵上杭时，每年要向当地筹集军饷38万元，使百姓负担陡然加重。[205]1924年蔡成勋督赣时，大肆搜罗钱财：“从前军饷，月不过四十余万，尚无力负担，百计支撑。蔡成勋每月支数，竟增至一百二三十万元。稽其用途，除各师旅经常饷项外，大半指称特别经费……名目既多含糊，实际半归扣蚀。”[206]福建情形也大同小异，1927年，福建税入7938163元，岁出15115726元，其中军费7461292元，几占税入之全数。[207]
由于赋税征收中中间环节过多，调查数据不确切，负担不公平现象在所多有。时人调查对此有不少记载：福建“邵武赋税，漫无标准。一班奸诡，粮胥，从中舞弊，稽考无从，刁民则有田无赋，良懦则完纳虚粮”。[208]普通百姓要承受政治不良和社会不公强加给他们的重重负担，此即陈诚谈到红军发展壮大原因时所言：“不能不归咎于诸党棍、军阀、官僚、土劣。”[209]
<h3>（6）生活状态</h3>
如前所述，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赣南、闽西农民虽然不一定对本身的生活状态有太多认识，中国农民自得其乐的心态在此常常可以见到，但在中国整体贫困的背景下，这里的农民和其他地区一样，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闽西本是造纸业十分发达地区，闽西、闽北纸年产额曾达2000万元以上，俗谚所谓国内纸张，十之八出之于闽。但近代以来洋纸的涌入，对闽纸形成致命打击，“出口额逐年减少，有如江河日下之势”。[210]这使山多田少，纸业本是经济半壁江山的闽西，人民生活更陷困窘。江西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当时的调查提到，江西“交通不便，谷贱伤农，民间血汗所入，不敷自给，矧地方附加綦重，不堪其苦”。[211]粮食虽然可以自给，但为维持基本的生存，农民常常不得不出卖粮食以换取生活资料，温饱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据1930年代中期的统计，江西借钱、借粮户数的比率是57%、52%，福建为55%、49%，[212]有一半左右农民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活。而这一严峻局面后面又有高利压力的背景，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213]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214]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
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和农民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时，“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215]江西新淦谦益村朱姓农户“合家共七人，成年者四人，儿童三人。自有田二十一亩，旱地二亩，半租种田十三亩……每年不足生活，负债六十元”。[216]根据江西省立第二职业学校1934年对莲塘12村的调查，人均基本生活费需28.41元，人均耕作支出18.46元，与人均收入36.5元相抵，亏空10.37元。土地委员会同期对江西余江、南城、清江、莲花、永修的调查结果可为这种亏空状况的旁证，五县14227户负债家庭，因日常家用不足负债的6111户，占到总数的43%；因婚丧疾病负债者4208户，占到总数的30%，两者相加计73%。[217]可见应对基本的生活需求尚要付出重大努力。
终年劳作却难得温饱，大多数农民生活的困窘处处可见：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八”。[218]莆田盐田人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219]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老婆。[220]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够吃用的只有6户。[221]
农民生活的困窘，在一些居于强势地位人物的笔下也可以看到，福建诏安一位区长写下了他在据称是共产党的农民家中搜查的情况：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着几粒甘薯，好象就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的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222]
反映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当时代表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223]江西永新等地调查发现：“纯粹靠收租为业者，一遇歉年，往往所剩无几。故买田收租为不合算之事。”[224]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225]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四百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226]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227]
清末以来，农村负担逐渐加大，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228]相对富裕的农户成为各种势力保持自己财政来源的保证。虽然，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负担比例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夫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229]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230]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231]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232]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233]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看，当年农民的困窘确是不争的事实，革命的温床正是这样铺就的。当年何应钦在江西前方曾有一通痛切的反省，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意义：
中国贫弱到今日，实无可讳言，尤其是农村经济破产，手工业日趋衰弱，到处充满了失业农民。同时过去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人类罪恶由于无知识的造成，而好变动的心理，也是普通人下意识中潜伏的一种不良的惯性，假使没有理智的判断，学识的熏习，法令的制裁，很容易不顾一般利益单独发展他的兽性。共匪看得非常明白，所以专从这点上来利用，虽然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决不能成就，然而想到无知的民众，所以自投火焰的原委确实不能不内疚神明的。[234]
令何应钦内疚的状况在全国普遍存在，的确，它可以解释中国革命发生的内在动力。不过，这却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恰恰会在赣南、闽西这块土地上形成革命中心。因为如前所说，赣南、闽西固然环境封闭、经济落后，但维持基本生存并不比其他地区困难，在封闭的环境中，也容易有自得其乐、安于现状的心态，而地权更是属于分散地区，从经典的思路中很难找到其成为革命中心的缘由。事实上，在一个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关于革命中心的解说，似乎不能简单停留在土地问题和民众反应中，苏维埃革命的源流，应该也可以有更广阔的来路。
<h3>（7）革命源流的解说</h3>
中央苏区1930年代前后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也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赣南、闽西虽然是苏维埃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者认为的那样严重，闽、赣两省基本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23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未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这就是中共六大中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指出的：“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236]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237]从贯串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倒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赣南、闽西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就革命的叙事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也向被认为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助推器。的确，其巨大作用不容否认，但衡诸事实，又不能不看到，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国民党方面调查报告谈道：“赤匪以其威力强暴胁迫分配土地于农民，而农民并未得到增加生产与收益之实际利益。其所以啸聚山林几经岁月者，主要原因并非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证以收复后民众绝匪之念愈坚者，即为其分田查田工作最力之区，可见农民之从违并非以获得土地虚名为关键。”[238]这一说法虽不无贬抑之处，但也不能说纯属信口雌黄，中共党员，时为《申报》记者的陈赓雅实地考察后写道：“尝与一分得田地之农民谈话，据称：单就分田论，固属满意，且无债务等之榨取与压迫，生活确系已较前改善。但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之负担，一则致种田机会减少，一则使经济负担较大，并且战祸绵延，结果殊与愿望相反。”[239]这种状况后来在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均可见到，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土改后的有利和不利方面做了客观的估计，有利方面是：
（一）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此不受剥削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情绪提高了。（二）地主的浮财大部分转入农民的手中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了……（三）使过去不参加劳动的二流子、地主、妇女等，也推上了劳动战线，可以增加总生产力。（四）政府大力帮助农民推动了生产进程。
不利方面是：
（一）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是得到了一切，牲口农具不够用，即浮财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二）过去的社会积蓄要受到损害，如地主的破坏、埋藏，农民的浪费拆散等。（三）骤然改变的个体小生产，一时还赶不上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的力量。（四）地主的仇恨和破坏，使一些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如水车、作坊等）被破坏，农民一时无力使用和修理。（五）地主造谣，富农和部分中农怕割韭菜，生产情绪不高，有些农民认识模糊，或怕变天，或想吃完再共一次的盼“共产”，因而也影响生产情绪。（六）农村借贷机会少了，靠公家的贷款不够用，资金周转困难。（七）大规模的支前，劳力缺乏。[240]
董必武谈到的内战时期中共由于占领区域的扩大，财政经济上回旋余地已比苏维埃时期大得多，但尚面临着上述问题，苏维埃时期的困难可以想见。其实，当时中共屡屡出现的剥夺富农乃至生活稍好的中、贫农的政策偏差，和中共在普遍贫穷的背景下希望尽可能给予农民更多的实惠以争取农民的内在要求就不无关系。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厘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所指出的，赣南、闽西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左右，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约20%。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的平均余地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241]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242]早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243]“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244]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尤其是赣南、闽西大量公田的存在，更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资源，公田的分配，触及利益较少，农民又可得到实惠，是中共可以充分利用的活棋。
在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245]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田未分时，个个农民都莫名其妙，以为不知那些田是他们的，收获后不好耕耘，有些无田更怕我们说话不实在欺骗人，所以到处都迫切要求分田……契纸烧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这里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246]“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247]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248]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249]
其三，1920～1930年代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这是广被承认的事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正面或侧面应对着的论题。但同时还应看到，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天津《益世报》指出：“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250]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正如兴国高兴区一位出身中农家庭的女工所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说话——赣南方言，引者注）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我过去不认识一字，现在受了厂里的文化教育，认识了一百多字。”[251]194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也谈道：“土地改革分下地，扎下富根，贫雇农为骨干，提高了咱地位，这是两件大事，什么分衣拿被子，那是毫毛浮草事。”[252]韩丁记录土改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在张庄调查的26个党员中，谈到入党动机时，自己承认是“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有10人，占总数的38%，其他选择包括“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3人、“想为人民服务的”2人、“想打倒地主的”1人、“想当干部的”4人、“想掩盖缺点”的4人、“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1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的”1人。[253]因争取平等自由入党者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纳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对此给予了充分注意，而1937年中共土地政策改变后毛泽东仍强调“苏维埃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254]其实也应和农村政治结构变动联系看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对1920～1940年代中国广泛展开的农民革命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也才能对苏维埃时代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的政治热情予以充分的理解。
其四，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革命和政治、军事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在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面前，西方学者习惯采用并被国内学界推崇的所谓社会史解说，都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相当多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255]中共武装1927年后的转向农村为农民送去了革命。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言，在大多数地区，是红军将革命送到了农村，而不是农民自主发展起革命。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256]就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看，江西、福建是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西控制权长期处于客籍军人手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和地方也是各怀心思；福建则是民军蜂起，各不相下，省政几成瘫痪状态。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257]因此，中共在这里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以致中央巡视员要提醒朱毛等：“你们不要每日专希望军阀战争的爆发，以图得自己的存在，而是要变更战略如何能争取和发动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保卫之下，来扩大至巩固四军的力量。”[258]就第二个条件言，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苏维埃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强调赣南闽西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的环境、力量因素，绝不意味着否认这里存在内在的革命动力。事实上，在农村贫困的背景下，这一要求在全国普遍存在，关键是，其是否能被调动和发挥。所以，虽然我们在江西、福建看到并不是十分畸形的地权关系，但并不影响这里成为革命的中心；而地主、富农在农村经济危机下遭遇的困境，也不能使他们免于革命的打击。黄仁宇的观察相当程度上窥到了症结所在：“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259]
当我们顺着毛泽东的调查走进中央苏区后，为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不妨再听听对手方的看法。陈诚作为当年“剿共”的悍将、日后国民党方面的重臣，他的看法在国民党方面应该分量不轻，其对赣南成为中共根据地的分析更不无见地，某种程度上恰可与毛泽东当年的分析互为印证，他的分析很长，但颇值一读，引录如下：
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迭，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赣南虽然山多，但因侵蚀年久，山间溪谷，多冲积成局部平原，颇适宜于耕种。前章提到的瑞金，就是“种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其他各县虽不都和瑞金一样，可是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他们就看中了赣南。
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其故有二：一、江西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驻入以前，政府于此素乏经营，十九路军驻入以后，即逐渐反动，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广东，形同割据，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与政府同床异梦，于共党亦无所害。故共党据赣南，所虑者惟北面耳。二、民国以来，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后，人民对于改善政治环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当时国家统一徒俱虚名，军阀割据，内乱迭起，政府对于改善地方政治，有心无力，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在艰苦中挣扎生活，似乎毫无出头之日。这种环境，是共党最易欺骗民众的。所谓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共党看中了赣南的另一原因。
第三因为人口稀少。赣南自昔以来就多匪患，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所以地虽富饶，但户口并不繁密。洪杨之乱时，居民死难逃亡者极众，人口愈益减少。事定后，经过十年来的省外移民，人口稍稍繁殖，但是比较起来说，仍是人口稀少的地区。共党拥有庞大的军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既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就不能流窜就食，而须取给于当地。当地如为贫瘠之区，自属无法供应，如为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为重兵驻屯之所，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据？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天下有这样的便宜事，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它了。
第四因为是军事上的形胜之地。江西为长江流域军事上的枢纽省区。对苏皖而言，位居上游，自为兵家所必争。就两湖而言，位当中流，上下左右，亦有举足轻重之势。故江南用兵，未有不争江西者……共党有鉴于此，故选定赣南作根据地，以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倘能攻取南浔，则问鼎中原，即不难左右逢其源。[260]
当然，陈诚也谈道，中共最初落脚于井冈山乃至赣南，更多的还是因缘际会：“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一时权宜之计。所谓建立根据地的远大计划，此时也许根本谈不到。既而乘着附近各县空虚，攻掠颇为得手，才发现赣南的种种优越条件，都是难得之至的。恰好进剿各军又再三失利，这才引起他们建立基本根据地的企图。如此说而是，则赣南之成为共区，开头也未尝没有偶然的成份。及至坐大以后，才又加进去选定的成份。”如果抛却他这些话里的刻意贬低因素，应该说并非全无根据。历史如世事人生，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切，成功者的秘诀不在于全知全能，更多的还在于其发现、领悟、把握并适时创造机会的能力。
另外，陈诚文中提到赣南“富而不庶”，同时又说“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就文本而言，前后似不无冲突。或许，我们可以指责陈诚顾虑不尽周全，但他相互扞格的表述，却无意中道出了历史本身及历史认知的复杂。其实，陈诚的两个表述都有其充足的根据，前者针对的是赣南细而且微的具体状况，后者则是对包括赣南地区当年整个中国的概括，如果参考本书前已讨论过的论题，对陈诚的这些看法或可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赣南，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情况也不尽相同，而当年的中国，如放到世界范围内衡量，又可能会得到更具宏大眼光的见解。世事无尽，人力有穷，勿论在故事中的陈诚，即连数十年后的我辈，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跳脱出既有思维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