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时隔一两年，清朝方面一直都对日本的抗议置之不理，不是因为耍大牌，而是因为此事的沟通工作有问题，大清的诸官员只知道是土人砍死琉球人，并不知道里面还包括了日本人，所以当副岛种臣问及此事时，毛昶熙只是一脸的纳闷：“琉球也好，台湾也好，都是我大清的藩国和领地，即便那琉球给你们日本纳贡，可也不是日本的领土，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大清内部的治安事件，要抚恤受害人或者是惩处凶手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关你们日本人何干？”

于是副岛种臣赶忙拿出了证据，证明被砍死的54个人里有4个确系日本土生土长的老百姓，故而当然跟日本有关，接着，他又追问道，你看怎么办。

而毛昶熙见状，便也很坦然地表示既然死了日本人，那我们肯定一概赔偿，这个没问题。然而副岛种臣却并没有就此罢休：“我方要求严惩凶手。”

此话一出口毛大人当时就急了，因为这纯属强人所难。他告诉对方，行凶之人系当地化外生番，平时就来无影去无踪也不登记在册更没有户口，而且是那么多人一起动手砍的，你让我找谁去？

这是真话，虽然当时台湾为大清所辖，但清廷在台湾岛的统治很是宽松，对于那些土人的生活区域清朝官员通常都不涉足，甚至连缴税都不找他们，一来美其名曰上天有好生之德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生活方式，二来是怕贸然进入被人出草。

不过副岛种臣却不依不饶，他口口声声称自古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既是你大清的人干的，自然要由你大清去缉拿凶犯以示公道。

说完之后，见毛昶熙并未有所答复，副岛外务卿便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道：“如果贵国认为生番杀人可以置之不理，那就由我国来问罪岛人如何？”

一方说抓不到凶手，一方死活就要凶手，结果毛大人毛了，随口就答了一句：“这生番系我化外之民，无宗无主，但凡你只要能找得到凶手，问罪什么的随便你了。”

副岛种臣笑了，却并不是那种拍照片时的亲切微笑。

而毛昶熙却根本就没料到，自己的这句并未经过大脑的敷衍之词，最终给整个大清都埋下了祸根。

不过当时倒还没看出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来，副岛种臣笑完之后便表示那就下次再说吧，而毛昶熙则说北京欢迎您，下次再来，拜拜。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而且一过就是大半年。在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七年（1874年）的4月15日，副岛种臣在内阁会议上突然建议说要向台湾发兵，理由也想好了，是为“无主番土”平定不稳定因素。

其实毛昶熙说的无主，指的是那些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断然没可能说台湾岛，可就因为话不是特严密，给副岛种臣抓了个把柄。所以他才在阁议中特地发出提案，说应该尽快调集军队，去台湾教训一下那些生番，顺便把这“无主”的地盘给捡起来。

凭良心论，副岛种臣是个好外交官，尤其是在断章取义抠字眼这方面的造诣，堪称一绝，只不过出兵打仗不是外交辩论，并非说打就马上能抄家伙打的起来的，打之前要准备，打完了要善后，各种准备工作层出不穷，消耗的人力物力也不计其数，所以副岛种臣这话一经说出口，整个会议室就炸开了锅，顿时反对声不绝于耳。

首先跳出来表示坚决不能开战的，是当时明治政府的核心，被誉为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他认为此时的日本维新不过六七年，虽然国家较之以往确实有了不少起色，但仍属积贫积弱，自守尚且不足，更别说征战海外了，这等同于找死，所以，不能打。

继木户孝允之后，负责经济的大藏卿大隈重信也站了出来，这位深知柴米贵的当家人非常淡定且言简意赅地用两个字向副岛种臣介绍了当下日本的经济状况：没钱。

言下之意就是很难提供军费。

副岛种臣怒了，他拍着桌子大吼道：“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你们就想这样错失吗？！”

反对派们立刻一齐点头：是的，我们确实想错失这次千载难逢的送死机会。

眼瞅着这事儿就要黄，突然就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认为，征战台湾一事，也未尝不可。国家正需要这样的机会。”

说这话的人，是明治政府的另一核心，同时也是明治三杰的另一个人，大久保利通。

因为大久保利通的乱入，使得当时的局面一下子向副岛种臣那边倾斜了不少，只不过大家都是三杰，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这个最终决定的责任便落在了年仅21岁的明治天皇肩上。

可能是跟大久保利通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天皇最终在请求出兵台湾的折子上盖了戳。

木户孝允闻讯之后愤然辞职回了山口县老家。

明治七年（1874年）四月，在西乡隆盛的堂兄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带领下，三千六百余名日本兵坐着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小军舰开赴台湾。这是很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是近代日本发动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

5月10日，日军于射寮（今台湾省屏东县内车城乡射寮村）登陆，然后开始行军，其实当时的原住民分布得非常稀散，所以这帮家伙一连走了一个多星期都没碰到一个人影，直到18日早上，才遇见了高山族人零星的抵抗。在之后的3天里，双方进行了小规模军事冲突，互有伤亡。

22日，熊本镇台（镇台就是陆军）参谋长佐久间左马太率部一百五十余人抵达石门，也就是那几十个琉球人日本人被杀的村子，佐久间参谋长要求进村搜查凶犯，当然原住民们没答应，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其中因原住民人数众多且抵抗十分顽强，所以装备精良的日军一时间无法前进一步，一连好几个小时双方都处于一进一退的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佐久间左马太派出了精锐小部队，攀登上了附近的峭壁，然后从上向下展开射击，这招相当有效，很快原住民们因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力，故而纷纷死的死逃的逃，连当地的酋长阿鲁骨父子都中弹身亡。经此一战，台湾原住民的抵抗情绪大跌，进入6月之后，日军分三路开进，除了小规模抵抗外，各地高山族部落基本上是望风而降，没费多大功夫，就占领了大片的土地。

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刹那间可谓是朝野震动。大家纷纷表示这年头真是没了王法了，英法俄美列强来欺负欺负我们也就罢了，这日本跟咱同病相怜不算，之前还刚签下修好条规，却现如今居然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反将起来，实在是不给他点苦头他就不知道厉害。

5月下旬，北京方面先派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以巡阅之名主持台湾海防和对各国的外交事务，紧接着，李鸿章又调拨了淮军十三营约三千六百人开赴台湾，准备跟日军大干一场。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一下子就来了个大逆转。

虽说当时日本已经是明治维新了，可中国也已然搞了多年的洋务，更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要论国力，那老大帝国还是要高出他东瀛新秀一大截，别的不说，光是各种新式武器大炮军舰就装备了不少，打打日本人从客观上来讲还是相当富裕的。

所以面对认真了起来的清朝，日本人一下子就感到了压力山大。

而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

6月，日本陆军省军医头，也就是军医院院长松本良顺找到了此次侵略战的总负责人大久保利通，说因为台湾的气候潮湿温柔，非常容易滋生传染病，现在已经病死将近六百人了，再接下去估计死的人会更多，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撤兵，免得没被人打死，自己倒先都病死了。

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当时日军有军医随行，可大部分都是汉方医生，也就是俗称的中医，倒不是说中医不行，只不过对于这种没见过的传染病，他们确实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送走了松本良顺，大久保利通还没来得及擦一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子，紧接着下一位客人也到了，他便是大藏卿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倒是很客气，满脸堆着一副妩媚的笑容，表示虽然国家一直很穷，但为了力挺您出兵台湾，我们还是勒紧了裤腰带给足了军费，可时至今日，我们已消耗了600万日元，真的是没钱再给您这么烧下去了，大藏省都打算把桌子椅子给当了换钱了，您看这皇宫里有啥值钱的东西咱要不偷点出来卖了换军费？

明治初期的600万日元大致等于今天的48亿人民币，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

事到如今，大久保利通知道，完蛋了。

这还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送命机会。

不过维新三杰毕竟是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的脑子转得还算很快，他觉得目前战端还没有完全打开，胜负尚未揭晓，所以就趁着这个时候找清政府和谈，然后要几个钱作为自己那死掉的4个日本人的赔偿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

只不过大洋彼岸的李鸿章他也不傻，对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李大人早就心里有数，所以面对来自日本方面的交涉，他只给了一句答复：要么继续打，要么快点滚，至于赔偿金，一分也没有。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是真的没辙了，别说明治三杰，就是明治三神那也回天乏术，于是大久保利通只得把皮球一脚给踢回到了这事儿的始作俑者副岛种臣身上：“你来解决吧，务必要不伤我日本国的尊严。”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没有底气，不过副岛种臣倒是非常淡定，望着都快要哭出来的大久保利通，他胸有成竹地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副岛种臣认为，仗打成这德行，眼下确实该服软了，只不过得找准服软的对象，对李鸿章哭那是肯定没用的，得找第三方势力介入。

很快，副岛大人便找来了当时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千求万求，且承诺了种种英国在日本能得到的好处之后，对方终于答应强势介入一把，当一回老娘舅。

这个威妥玛当时在中国已经生活了有30多年，精通中文声望极高，对于他的参一脚，纵然是李鸿章也不得不给面子，表示愿意和日本人谈谈。

就这样，副岛种臣再度来到了北京。

在英国人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且在9月的时候签订了《北京专约》，内容共有三条：

1.清方面承认日本的出战行为是出于一种为了保护自家国民的“义举”动机，所以不应该再对其进行额外过多的指责。

2. 对于之前被杀掉的那4个倒霉的日本人，清朝政府决定给予人道主义赔偿，具体数目为10万两白银，同时，对于日军在台湾期间所修缮的道路和建造的房屋，也决定出钱购买之，具体数目为40万两白银，两项费用加起来，总计白银50万两。

3. 这事儿到此结束，从今往后两国谁也不必再提起了，至于台湾的那些未开化民族，清朝方面有义务对其进行有效管辖，设法约束，不能再让其伤害无辜。

条约签完，清朝拿出了50万两银子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晚清时候1两银子似乎最高也不过等于人民币200多元，50万两的话也就是1亿人民币。

48亿换1亿，这生意做得那真叫有天赋，得到消息之后大隈重信哭得都快笑了，可大久保利通却是一脸喜庆，在他看来副岛种臣能让清朝给一笔钱而不是倒过来赔偿人家就已经是大功一件了，至于赔多赔少，那都是细节问题，不必深究。

所以他大大表扬了副岛外务卿一番，说他是日本的唐雎，不辱使命。

而副岛种臣则露出了一丝招牌式的腹黑笑：“在下可不是为了这50万两白银去北京的，真正能让我们反败为胜的，是这份条约。”

这份《北京专约》主要是由副岛种臣起草的，里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中国几乎致命的陷阱，但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其他的满清官员，都不曾发现。

而日本那边除了副岛本人之外也没人明白为何这份条约能让自己反败为胜，至少当时是没人明白的，只不过这一回跟大清帝国的初次试刀，虽说没能大获全胜，但至少也落了个体面收场，这让明治政府内部一大群人的心里顿时就燃起了熊熊的野望之火。

他们尝到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