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的七年之前，大清开始搞起了洋务运动，两个国家基本算是一块儿走上了近代化建设的道路。

话听起来似乎挺不错的，但实际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走得非常艰辛。

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双方和几乎所有排的上号的西方列强签下了一堆不平等条约，故而在改造国内积弱积贫现状的同时，还得腾出手来面对西洋人的压力。

于是双方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互相联手。

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时任日本外务卿的伊达宗城来到了天津，和李鸿章谈起了日清两国正式缔结外交条约事宜。

经过数日磋谈，双方共同草拟了一份《日清修好条规》，总共十八条，主要内容有三样：第一，双方互相派驻领事；第二，双方互拥有限制的领事裁判权；第三，在通商贸易方面，双方在对方海关入关时各自享有最惠国待遇。

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头一次缔结条约，也是双方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回缔结的平等条约。

有时候想想真的满凄凉的，正在饱受全世界歧视的两个国家互相相依为命，结成同盟。

这确实算得上是同盟之约了，因为在条规的第二条就有明文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这其中的“他国”，不用说你也该知道，指的正是西洋列强们。

不过条规在草拟完之后却一直迟迟未有正式签订，这是因为日本国内，主要是外务省的一些人对于条款的内容比较不满意。

具体来说是关于领事裁判权这方面的。

他们认为自黑船事件以来，每一趟西方列强跑来逼着日本签不平等条约时都要加上领事裁判权，因此这一款几乎就成了丧权辱国的标志，现在既是大清有意要和日本结成友邦共同抗衡西方世界，那就不应该搞什么领事裁判权，忒不尊重人了。

可问题是日本在大清也享有这个权利，但那些日本人似乎却并不在乎。

人的眼睛往往之专注于自己付出的东西，鲜有正视过来自别人的给予。

结果正纠结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明治五年（1872年）六月，一艘秘鲁籍的运输船玛利亚号因遭到风暴袭击而停靠在横滨港进行维修，在修理的时候，船上突然冲出200多个中国人，他们面黄肌瘦惊慌失措，跳下船后就四下逃散，其中不少人都向附近一艘悬挂着米字旗的英国军舰上奔去，面对这群扎着辫子的饥民，英国人也一时大骇，不知究竟什么情况，经过一番细细的询问后才知道，这群中国人其实都是被强行绑来或者骗来的，秘鲁人准备把他们运回秘鲁做奴隶。本来大伙都已经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可没想到对方忒不够意思，才上了船就开始往死了折腾中国人，逼着人干重活不说，炎炎六月夏日连一口水都不给，幸而老天开眼，一场雷雨中闪电劈了船，趁着靠岸修船的当儿，大家垂死挣扎，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

可逃上岸之后大伙才发现这里是日本，自己既不认路又不能言，等于还是死路一条，正在绝望时，有眼尖的看到了英国军舰上的米字旗，可能是洋务运动多年的硕果，反正这伙人觉得大英帝国多绅士，于是便一拥而上，寻求帮助。

在听取了一切之后，英国绅士礼貌地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同情对方的遭遇，但是爱莫能助。首先这里不是英国，其次你们也不是英国人，因此怎么着也轮不到我们来管。

不过绅士还是指了一条明路：此处为日本国土，你们可以去找日本人帮忙嘛。

说着，军舰舰长还向日本外务省发去了信函，希望日本人能适当地帮助一下这些中国人。

当时的外务卿已经不是伊达宗城了，而是换成了一个叫副岛种臣的人。

此人出身佐贺，跟早稻田大学开创者大隈重信是好伙伴。他精通各种外语，之前伊达宗城去中国谈条约的时候副岛种臣作为外务省官员亦陪同在旁，滞京期间，他时常跟清朝的官员们谈诗论文，有时候说得兴起，还互相交换自己写的诗，因为这家伙书法极好，所以在北京各清廷高官中口碑相当不错，被誉为大清国的老朋友。

且说副岛种臣收到英国人的书函之后，立刻派出手下四处寻找那些逃散的中国人，找齐全部231人之后，又给他们安排食宿，并着手准备送这些人回国。

这种做法引起了秘鲁人的高度不满，数日后，秘鲁方面派出代表照会明治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严正交涉，表示这些中国人是他们秘鲁的东西，日本外务省无权处置。

在要求返还那231人的同时，他们还出示了卖身契，以示合法性。

对此，副岛种臣很淡定地表示，人口买卖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你们手里头的这些个卖身契根本没有法律效应，所以，滚吧。

不得已，秘鲁人只得悻悻而退。本来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没想到过了几天那帮人又来了，这回还带了个法律顾问，对副岛种臣说，我们承认这些人口系贩卖所得，也承认人口贩卖违背法律，但是在你们日本，却是合法的。

副岛种臣一愣：你啥意思？听你的口气，我们日本是不算在人类世界里还是怎么着？

“你们日本人自己也贩卖人口，那些游女艺妓，不就是买进卖出得来的吗？”

在那年头的日本，青楼的姑娘们基本都是买卖所得，虽然这个产业在列岛古老又悠久，但也确实属于不折不扣的人口买卖。

所以副岛种臣有些吃瘪，想了几秒钟后便挂出了免战牌，表示这个牵涉到了法律专业，不归我们搞外交的管，不过你别走，我找我哥们儿来对付你。

他的哥们儿叫江藤新平，时任法务卿，也是佐贺出身，自年轻时就跟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关系不错。

面对气势汹汹的秘鲁人，江藤新平显得非常淡定，他面带微笑和对方说道：“您说得其实也有道理，不过有一点您忘了，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通用的，所以就算我们日本贩卖人口不违法，但一样能处理你们这档子破事儿。不过，为了要你们心服口服，我这就回去签署解放娼妓的相关法令。”

当月，日本就出台了司法省第二十二号令，内容是现存日本境内一切娼妓的卖身契全部作废，所有从事花柳业的女性通通为自由身。

那帮中国人也被平安地送回了国，秘鲁人不爽也不服，寻求第三国裁决，结果在明治八年（1875年）的时候，经第三方面俄罗斯帝国的判定，认为日本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不妥，判秘鲁败诉。

应该说在这次事件中日本人的所作所为确实是相当仗义，以至于让大清很多场面上的官老爷认为联日抗洋着实系一条妙策，这东风压倒西风指日可待。

唯独李鸿章不这么认为，其实他很清楚清日两国的这道条约纯属权宜之计，要不是当时亚洲实在是没有其他能联合的国家了，这老头才不会愿意和日本共进退呢。

而日本方面实际上也一样，从之前他们在那里纠结要不要给大清治外法权就能看出端倪了，解救中国奴隶，说到底不过是因为那秘鲁人远在地球南半段压根和日本没啥交集，这才出于人道和考虑到日中两国两千年友谊出手帮了一把，如果哪一天真的碰上了必须在“中国”与“日本国家利益”这两样之间做出抉择，那日本会毫不犹豫地，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来选后项。

毕竟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明治六年（1873年）四月，与大清正式缔结了那份《日清修好条规》后不久，时任外务卿副岛种臣再度出访北京，他这次是专程为了一件事交涉而来的。

此事发生在明治四年（1871年）的十月，话说在那年那月，琉球海域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风暴，吹翻了很多过往船只，其中有一艘船尽管侥幸没沉，但船上的船员们却都崩溃了，他们放弃了抵抗，听天由命地随波逐流，打定主意漂到哪儿就算哪儿。

要说这伙人运气还算不错，经过数昼夜漂流，总算是大难不死地摸到了陆地，成功地靠了岸，船上总共66人无一伤亡地又重新鞋底沾上了泥。

这艘幸运而又特殊的船靠岸的具体地点位于今天中国的台湾省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

说它幸运，自是因为它大难不沉，说它特殊，则原因有二，其一，这是一艘贡船；其二，这是一艘来自琉球的贡船。

话说琉球当年被萨摩干翻之后，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华藩属，但同时也给日本上贡，这一次的贡船，正是开往日本的。当时船里除琉球籍船员、官员之外，还有十来名日本人陪同。

再说那66个上了岸的哥们儿瞅着这风大浪高的也没法再开船，而且天上仍在下着暴雨，四下一合计，便决定就地找个地方待两天，坐等雨过天晴。于是这伙人就一边走一边看，仔细留心四周有没有民居之类的地方，结果人住的没找着，神住的倒是看到了。当这帮人来到了一个土庙前的时候，欣喜地发现庙里挺热闹，一堆人正坐在里头像是在集会，大伙顿时非常高兴，觉得既然有人，那么只要商量一下沟通一下，便能解决自己的食宿问题，至少是今晚的食宿问题。

即便对方横不讲理油盐不进，那到时候大不了再换一家，找找别人。

所以众船员们并未多想，只是满脸堆笑地肩并肩走了进去。

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出来。

正在做法事的当地人看到了这群不速之客，脸上的表情异常惊异。纷纷一边站起身子一边朝着琉球人走来，神色很凶，一点也没有有朋自远方来的那种不亦乐乎。琉球人一看这架势便心知不妙了，连忙大声解释说自己不是可疑的人，就是想进来讨个地方住，但没人理他们，因为听不懂琉球话。因为这66个人里好歹还有那么几个会汉语的，于是便又用汉语大声说了一遍，可当地人似乎依然不为所动的样子，其实也正常，因为他们听不懂汉语，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

当时的高山族民风彪悍，人人尚武，出门走个亲戚腰间也会别着一把砍刀，属于标准的未开化民族，这些人平生最爱干的事情是猎人头，就是把误闯自己领地的人类一刀剁翻，然后取下项上人头并收藏在自己家，专业术语叫作出草。

出草得多的，会被认为是部落的英雄，在那些英雄家里几乎各个都有一麻袋以上的骷髅，真的。

面对这群打扰了自己祭祖抑或是拜神这种神圣仪式的不速之客，众高山族人噌噌地抽出各自的家伙，然后朝着手无寸铁的琉球人就追杀了过来。

略过少儿不宜的血腥内容我们直接来说结果：66个人里面被出草了54个，其中有4个是日本人。剩下的12个侥幸逃脱的可怜孩子事后在当地汉族人的帮助下先经福建省然后再东渡，总算是回到了琉球和日本，却不同程度地受了惊吓，有几个就此成了终生脑残，疯了。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首都东京，当时举国哗然，因为大家对于高山族汉族都没甚概念，只知道这是大清下属台湾岛人干的，这就太欺负人了，前不久两国还友好签署了《日清修好条规》，现在笔墨未干就发生这等惨案，你坑爹啊？于是日本外务省立刻向清廷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正交涉。

或许是觉得光抗议还不够，于是副岛种臣便亲自去了一趟中国，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话说副岛外务卿到了北京之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会见了时任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的毛昶熙，双方就台湾土人砍杀日本官员一事就行了深入交谈。

副岛种臣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在寒暄之后，他便瞬入主题，问毛昶熙这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