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表示待在飞鸟挺好，不想去难波。

还有胆大的干脆上奏指责大王明明有飞鸟的板盖宫却一定要去难波盖难波宫，实乃浪费民脂民膏，一点也没有改新的派头。

最后是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哥俩联名上奏，请大王迁回飞鸟。

孝德天皇瞬间明白，该来的终于来了，这矛头总算是对准了自己，于是并不甘示弱，打算以君威压群臣，一口气接二连三地又发了数道圣旨，但依然没有效果，并且反对声一片。

要说日本人也真够胆大的，几百年后的岳武穆能有这一半的魄力就不用上风波亭走一遭了。这孝德天皇的圣旨连发五六道，愣是没有一个人肯上难波，当年舒明天皇换王宫那会儿好歹还有几个小臣跟着，这回别说小臣了，连小仆都没有。

于是大王被气病了，而且还是一病不起的那种。

为什么没人跟他一块儿去难波？

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兴风作浪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因为大家都恨孝德天皇。

为什么恨？

因为这些王公大臣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土地和子民，都因为大化革新而化作了泡影。

所以就不用奇怪当年冰雪聪慧、胆识兼备，连大唐帝国的使者都不在他眼里的轻王子，为什么当了天皇就变得那么弱了。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要付出代价，轻王子仍是那个文武双全的轻王子，但他即便再厉害，也无法以一人之力抗衡那些因大化改新而失去了原本利益，并因此怀恨在心的旧贵族，外加存坏心捣乱的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

白雉五年（公元654年），被后世誉为尊佛好儒、用人无分贵贱的一代明君孝德天皇在郁闷和寂寞中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八岁。

王位的接替者出乎所有人意料居然是宝皇女。

这是日本历史上头一回已经退位了的大王梅开二度再登宝座。

不是中大兄王子乐善好施放着王位不肯要，实在是没办法。

孝德天皇被孤立至死，最大的原因不是他迁都也不是他干了别的什么，而是他乃大化改新的领导者，至少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四条诏书是他颁布的，薄葬令是他签发的，一切遭人恨的事情不管到底是谁琢磨出来的，底下总刻着一个通红通红的王印，这理所当然要遭人恨了。

改革就像小二子讨老婆，剥夺旧贵利益就如同上吊，你让人刚娶了媳妇就上吊，是个人都要诅咒你。

所以摆在国家实际统治者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跟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宣布大化改新到此结束，把土地百姓都发还给豪族们，让诸君继续祖先的好日子，这样至少不遭人恨；要么就是硬着头皮扛下来，继续孝德天皇未竟的事业，在仇恨与唾弃中把倭国发展起来。

这两条路堪称凶险异常，要么亡国，要么亡命。

其实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心里很明白，大化革新再得罪人，但毕竟能强国，故而跟孝德天皇斗归斗，可他颁布的那几条圣旨跟政令却都被认定为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因为一旦把这些给废除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堪设想。镰足也好王子也罢，即便再不是东西，也不会拿国运来开玩笑。

让他们亡命也不实际，毕竟这哥俩从来就不是大义凛然的货色。

于是只能走第三条了：再找一个人来当大王，说穿了就是顶缸——背黑锅你来，送死也最好你去。

当然了，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这个背黑锅的最好要把那口锅牢牢地扣住，别像孝德天皇那样风雨飘摇了几年就撒手人寰了，然后最好也能把手底下那群乱折腾的贵族们给镇住，在顶住巨大压力骂名的同时，把大化改新继续推行下去，让倭国稳步发展。

这个活中大兄王子肯定干不了，中臣镰足也不行，放眼当时列岛，唯一有这个威望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退位数年的宝皇女。

公元655年，时年已经六十有二的老太太重登王位，史称齐明。

齐明天皇上位之后，开始稳步地继续推行改革，顺便再安抚贵族们的人心，具体的做法是从老百姓那里多征一些民脂民膏上来打赏诸权贵——你丢了土地，我给你折现。

诸如此类的手段老太太在重出江湖之后用了很多，为此齐明一朝也一直被后人指摘过于铺张浪费以及消耗民力物力。

这就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此外，中大兄王子跟中臣镰足这一回也相当地配合，毕竟女王是王子的亲妈，再这么往死里整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国内的形势便开始逐渐平稳了，只是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鲜半岛出了大事。

百济被灭了。

此事的因果还要从多年前讲起。且说半岛上有三国：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个国家之间明争暗斗了很多年却一直未分胜负，在这种情况下，公元648年的时候，新罗和唐朝结成了同盟，打算借助大哥的力量一统朝鲜半岛。

对此，高句丽表示无所谓。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天朝上国对其用兵不下五六次，但从未成功过，所以他压根儿就不怕。

不过不怕归不怕，但他们还是跟百济结了盟，以防万一。

另一方面，很多年来一直都相当弱势的百济当然就不能那么洒脱了，在跟高句丽拉关系的同时，他们还做了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和倭国结盟——大化改新后不久，时任百济国军义慈王就主动要求和倭国结盟，还把他的儿子扶余丰璋送到了飞鸟，实际上就是同盟国之间的人质，而倭国朝廷对扶余丰璋也非常照顾，他的一切吃喝享用都和倭国王子一个级别，大化六年（公元650年）发现白雉的时候，孝德天皇还特地请他来一起观摩神兽，甚至后来还给他找了一个倭国的老婆，可以说是极尽优待。

而另一方面，在知道百济频频向倭国明着暗着送秋波后，新罗那边也迅速展开了行动，大化五年（公元649年），新罗使者金多遂出访飞鸟，明面上是开展两国友好工作，实际上是告诉倭国朝廷，如果将来朝鲜半岛上发生什么战争了，你们最好别多管。

两边都想拉拢飞鸟朝廷，于是倭国在又一次成为香饽饽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抉择：是选唐朝和新罗，还是选百济？

正常人一般肯定选前者，毕竟前者很强，但在当时的倭国朝中，新罗派和百济派之间的人数却相差不多，尤其是最高层，几乎是势均力敌五五对分，孝德天皇赞成和新罗结盟，但中大兄王子却坚定地站在了百济一边。

之所以要迎难而上帮百济，是因为百济对于倭国，并非是普通的同盟那么简单，说得露骨一点，其实那地方是倭国的小弟，是附庸，所以才会在结盟的时候把王子送来当人质。而对于倭国来讲，百济是他们在朝鲜半岛的一个落脚点，只要这个落脚点在，那么今后就能继续在半岛，甚至是在中华大陆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现在显然不是当墙头草随风倒的时候，而应该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站出来争上一争。

更何况，大唐虽然和新罗结盟，可百济却也跟高句丽有一腿，中华帝国会不会为了新罗而出兵百济还是个未知数呢。

但显然孝德天皇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坚定地认为，新罗和唐朝结盟就是为了打百济，如果倭国帮百济一起打新罗，那么背后的大唐必定会出战，倭唐一旦开战，胜负根本不用说，这种明知道结果的战争，还有必要参与吗？

于是双方就杠上了。

这便是中大兄王子和孝德天皇之间如此水火不相容的最大原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代，倭国和大唐之间关系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导致前者国运的变化，同时也可以引起最高决策层之间的斗争与对立。

白雉二年（公元651年），左大臣巨势德陀子上奏孝德天皇，说是干脆出其不意搞个偷袭，毫无征兆地直接攻打新罗，然后再结交高句丽，这样就算唐朝反应过来想要来救，也来不及了。

虽然这个听起来相当不靠谱的作战建议就连中大兄王子都断然否决，但在之后的两年里（公元653～654年），倭国朝廷还是连续派出两批遣唐使跑去长安打探风声。

这些使者归国之后，口径相当一致地表示：新罗准备攻打百济那肯定就是这几年的事了，而唐朝，也极有可能一同出兵。

虽然这间接证明了孝德天皇的观点是对的，但很可惜此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接任的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王子自然是母子同心，更重要的是这位能说唐话会写汉字的老太太心里宛如明镜一般，她知道倭国如果还想要朝鲜半岛的那一块利益，那么和唐朝之间直接的硬碰硬是绝对无法避免的。

当双方所相争的利益超过了一定程度时，即便是兄弟，也会翻脸。

其实朝鲜半岛出身的苏我入鹿当年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才会在一大堆亲唐派大臣中间不断地疾呼倭唐必有一战。

齐明五年（公元659年），唐朝方面突然下令倭国来的遣唐使从即日起一律不许回国，另行等候通知，如有违反，以重罪论处。

女王明白，战争就在眼前了。

好在当年苏我入鹿在给他自己造别墅的同时也没忘了干正经事，经过数年奋斗，还真的攒下了足够战争开销的兵粮和武器。此外，为了巩固大后方，使倭国能全力面对可能到来的战争，齐明天皇还命令越国守（今福井县到山形县一带的地方军政长官）阿倍比罗夫水陆并进，征讨虾夷和肃慎。

虾夷就是今天的北海道，至于肃慎，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古典里，指的是东北松花江流域一带，不过以当时日本的能耐不可能攻到那么远，故而一般认为日本古代所说的肃慎，应该就是北海道的一部分或者是现在的库页岛。

经过两三年的苦战，两地先后于齐明五年（公元659年）和齐明六年（公元660年）被彻底平定。

就在肃慎被摆平的同一年，新罗联合大唐，向百济发起了进攻，仅仅五个月，王城就被攻了下来，国君义慈王投降，百济国宣告灭亡。

百济亡国的主要原因出在国君义慈王本人身上，这人是当时全亚洲出了名的昏君加暴君，关于他的斑斑劣迹简直是罄竹难书。比如有一年国家饥荒，这位仁兄自己照旧花天酒地，不开仓放粮也就罢了，还把前来劝谏要求拯救灾民的大臣们杀了个精光。所以在攻下王城之后，唐军将领特地立碑一块，内容主要是十六个字：外弃直臣，内信妖言，惩杀忠良，咎由自取。

然而，尽管百济国就这么没了，但国民却还在，即便义慈王在位的时候常常视大伙如草芥，可不管怎么样，这亡了国没了根的滋味毕竟不好受，所以一些百济的遗老遗少们纷纷出钱出力，四处招募义军，准备光复祖国。

百济复国军的总司令叫鬼室福信，他是义慈王的从兄弟。

但既然连正规军都被打垮了，这临时拼凑的乡勇游击队当然就更不用提了。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在鬼室福信的带领下，一些尚未被攻下的百济城池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也打了几次胜仗，但随着唐罗联军对百济残余势力扫荡工作的展开，这伙人很快就支撑不住了，无奈之下只能遣使入倭，请求援助，顺便再要他们把扶余丰璋给送回来，想立他为新的百济王。

使者到达飞鸟之后，倭国朝廷上下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策略。

把扶余丰璋送回去这个好说，但关键是要不要援助百济，说白了就是要不要为了百济和新罗乃至大唐开战。

虽然此时最大的反战派孝德天皇已不在世了，但飞鸟朝中仍有不少人反对和大唐动武，理由很简单：打不过。

想想也是，当年百济把王子送过来当人质的时候说得好好的，是一旦新罗和唐朝打过来了，让倭国出兵相救，可现如今别说救了，还没反应过来这百济国就被灭了，这种战斗力谁敢惹？

但更多的人却觉得如果就此坐视倭国在朝鲜半岛唯一的势力范围消失，那今后必定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他们也相信，虽然大唐确实很强，但历经大化改新的倭国，也不会弱。

因为不管怎么说，即便没有乌鸦变凤凰那般的脱胎换骨，但通过这场变革而让国力增强了不少也是真的，至少乌鸦差不多快要变成小黑鹰了，所以主战派们自信满满地表示，即便大唐横插一脚，我大倭的那些经过改新的兵勇防人们，也绝不会败下阵来。

两个国家，一个打百济只用了半年不到，另一个打个北海道外加库页岛这种原始部落都花了两三年，这两拨人要是放在一块儿对阵，你说谁会赢？

但齐明天皇仍是下令出兵半岛，为了鼓舞军心，老太太还决定御驾亲征。

是她不明白吗？不是。

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高句丽也派了使者到倭国，并送来一封信，说如果倭国出兵百济的话，我大高句丽也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助一臂之力。

落款人是著名的泉盖苏文，当年被女王用来打比方教育过苏我入鹿的那位。

虽然女王不怎么待见他，可泉盖苏文是狠角色却不假，如果有他相助，那么这一场对大唐的战争，兴许有的打。

抱着这样想法，齐明七年（公元661年），齐明天皇率部西行，当年五月，第一批倭军先遣部队总共一万多人一百七十余艘船在指挥官朴市秦造田来津等人的率领下先行离倭，护送扶余丰璋前往百济。

朴市秦造田来津这个名字可能有点怪，我简单说明一下，此人姓朴市秦造，听起来有点像韩国人，实际上却是中华后裔，乃是渡来人秦氏的子孙。

同月，女王抵达了位于今天福冈县内的朝仓宫，然后一病不起。

这也难怪，本来就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老太太，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长途跋涉，当然身体要吃不消。

七月二十四日，女王驾崩。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大兄泪满襟。中大兄王子是个孝子，本来这大王的位置怎么着也该轮着他坐了，可他却偏偏不肯上位，表示自己先要守孝七年，等七年过后，再登宝座。

王位继承人行大王之实却不登大王之位，专业名词叫做“称制”，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两例，一例男一例女，男的是中大兄，史称天智天皇，女的则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称制归称制，该干的活还是得干。

天智称制元年（公元662年），第二批倭军也出发了，这是主力部队，总共两万七千人，带队的是当年平定虾夷肃慎的名将阿倍比罗夫，带战船七百余艘。

阿倍比罗夫是当时日本列岛最能打的人。

大唐当时最能打的，应该是薛仁贵。不过他没来。

还有第三批部队，总共一万余，不过他们并不用出国作战，只是在今天静冈县清水市一带驻守待命，以防不测。

根据倭国大本营制定的构想，这次作战的计划应该是这样的：先由百济王子扶余丰璋回国称王，然后带领百济遗民在第一军的配合下赶走新罗人，接着唐朝势必会派大军前来，到了那个时候，再由登陆半岛的主力部队第二军与其最终决战，将其击败。

平心而论，这个想法很美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居然也意外地顺利，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当年六月，两万七千人的主力部队登陆半岛，随即在阿倍比罗夫的率领之下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

唐军之所以被打成这样，并非战斗力不高，而是人数不够，之前配合新罗灭完百济后，觉得待着也没啥意思，就撤走了主力，只留少数人协防，不曾想让倭国人钻了空子。

于是只能写奏折回国求援了，但正打得顺手的阿倍比罗夫毫不在意，他和第一批一万人的部队合并一处，做好了和唐罗联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

就在所有倭国人都以为能一直这么春风得意下去的当儿，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百济的内部出了大状况。

王子扶余丰璋虽然被护送回了国，也很顺当地被拥护为百济新一代国君，称丰璋王，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跟鬼室福信有了矛盾。

矛盾的主要焦点在于兵权，丰璋王想把复国军统归到自己麾下，因为他觉得自己才是唯一能够拥有这支部队指挥权的人，而鬼室福信自然是不肯，因此，两人就这么对立了起来。

对立的结果是丰璋王说鬼室福信要谋反，鬼室福信骂丰璋王是“腐狗痴奴”，然后丰璋王拍案而起先下手为强，于天智称制二年（公元663年）六月率亲信突袭鬼室福信，将其擒获后斩首，并把头颅挂于闹市示众。

这次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百济复国军瞬间士气大跌，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也是鬼室福信一手带出来的，他丰璋王名为百济王，实际上在倭国生活了十好几年，复国军将士除了知道他是义慈王的儿子，王室正统继承人之外，几乎就没有任何交集了，现在这个路人甲把大家的老领导给弄死了，还想统领部队，谁肯听他啊？

鬼室福信之死，使得百济复国军就此变成了废柴一根，几乎再无战斗力。

这挑大梁的任务，终于落在了倭国人的身上。

而对面的唐罗联军自然不会放过如此机会，当年八月，大唐皇帝高宗李治派七千兵马走海路抵达百济，和留守部队会师之后，分两路展开攻击，一路走陆地，一路走海路。

当时百济复国军的大本营在周留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内），那地方跟前是一条江，叫白村江，绕过周留城后再奔腾至海，入海口则名为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

唐罗联军的水上部队正是打算走白江口逆流而上配合陆军夹击百济人和倭国人。

而在周留城的边上，还有十来座小城，但都在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被唐罗联军的陆地部队逐一攻陷，唯独剩下一座任存城，是进攻周留的必经之路，只不过那里地势险要，外加倭国大将阿倍比罗夫亲自带队死守，所以联军一直无法拿下。

也就是说，是否能够顺利拿下周留城乃至此战成败，最终将由双方的水军来决定。

倭国水军统领是朴市秦造田来津，这人不但负责水战，还负责造船，当时倭军所用将近千余艘船只都是他监工督造的。

而唐朝当时的水军将领，叫刘仁轨，时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年六十二岁。

刘仁轨，河南人士，平民出身。本来家境就不怎么样，又恰逢隋末大乱，所以年轻时日子过得非常清贫，但即便如此，他却依然专心于书本，素有恭谦好学之名。唐高祖时代，因受开国功臣任瑰赏识，在息州（今河南息县）参军，不久，出任陈仓县尉。

本来以为一辈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结果却摊上了大事。

话说贞观年间，陈仓有个人叫鲁宁，官居折冲都尉。

唐朝实行府兵制，基层组织的军府叫折冲府，折冲府的长官叫折冲都尉，最低也是个五品官，要比陈仓县尉的刘仁轨强很多了。

不过这个鲁宁性格不太好，嚣张跋扈喜欢欺负人，下到老百姓上到地方小官无一不遭受他的魔爪虐待，因为此人官大，也没人敢管，属当地一霸。

只是没想到鲁都尉运气不好，有一天不幸惹了刘仁轨。刘县尉知道这人的来头，所以一开始好汉不吃眼前亏，撸着顺毛说好话，但鲁宁非但不领情反而越发张狂，终于把谦恭的刘仁轨给惹毛了，当即命令衙役把鲁宁关入大牢，命其好生反省。

鲁宁活了半辈子就没碰到过这种事情，非但不反省，还骂不绝口，就这样，刘仁轨彻底地愤怒了，叫人把鲁都尉提出大牢，施以杖刑，就是打屁股。

喜欢欺负别人的人往往是最不经打的那种，一顿棍棒，鲁宁就这么被打死了。

县派出所所长打死了地方军区长官，这放到现在那也得上头条，在当年更是大事，故而当地高官一面拘捕刘仁轨一面将经过上报朝廷，等候回音。

然后这事就传到了唐太宗那里，太宗首先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县尉敢杀折冲都尉？多大仇啊？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便将刘仁轨押至长安当面质问。

面对煌煌九五，刘仁轨毫无惧色，说道：“鲁宁肆虐百姓侮辱朝廷命官，臣实在看不过去，愤而杀之。”

这话在朝堂之上说得相当铿锵有力，以至于唐太宗本人还没说什么，一代直臣魏徵就跳了出来，问太宗道：“皇上知道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不等回答，他又补了一句：“隋末时期的官员，大多和鲁宁一路货色。”

李世民是聪明人，知道魏徵的意思，于是不但没有处罚刘仁轨，反而还让他做了栎阳（今陕西境内）县丞。

正所谓一粒沙一世界，一件事能看一个人，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仁轨有过人的勇气，不然他绝不敢杀鲁宁；同时却绝非匹夫之勇，做事相当有分寸，否则他也不会先礼后兵好言相劝不成再关入大牢；此外，也相当地有担当，即使被绑上了金銮殿，也绝不会放弃自我的立场。

因为篇幅问题，我们也就不再作更多的介绍了，总之鲁宁事件之后，刘大人算是发了迹，虽然不敢说是青云直上，但也至少算一个萝卜一个坑地稳步升官，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朝联合新罗攻取百济，此役中，刘仁轨也奉命出战，担任水军统领。

不过，刘大人主要负责的是后勤粮草，而非攻城略地。

这主要是因为他没作战经验，事实上除了早年当过几天大头兵之外，刘仁轨后来担任的几乎都是文职，并没有怎么带过兵，也基本上没怎么打过仗。

其实这次跟倭国打本来也用不着他冲锋陷阵，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时真正管打仗的左卫中郎将，熊津（今韩国公州）都督王文度突发疾病死了，这才让刘仁轨这个管后勤的从幕后走到台前，负责水路的具体攻略。

八月十七日，四国双方水师聚集白江口，大战一触即发。

唐朝兵力大约七千，战船一百七十艘；倭国兵力一万上下，战船数量则超过了八百。

一方是七千人一百七十艘船，另一方是一万来人八百多艘船，这意味着什么？

没错，这意味着那八百多艘都是小船，属于军舰里的碰碰船。

当刘仁轨第一眼看到满江扑面而来的倭船时，着实吃了一惊，还以为是附近渔民集体跑这儿捞外快来了，再仔细一看，发现真的是倭国的战船，于是非常淡定地下了命令：不动如山。

而倭军那边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劣势，故而从一开始他们就打定主意要以数量取胜，领兵大将朴市秦造田来津下令全军冲锋，自己站在船头大喊：“只要我们拼死往前冲，敌军自然就会退了！”

他说得没错，唐军真的退了。

望着汹涌而来的倭军越来越近，刘仁轨命令先头部队往后避退，以诱敌继续深入。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八百余艘倭船大部分都开进了唐军的船阵之中。

刘仁轨下令：放火箭。

很快，倭军船阵里一片火海，士兵们哭爹叫娘，或被火烧死，或跳海淹死。

但朴市秦造田来津却依然保持着高度镇定，大喝一声：“我们也放火箭！”

这又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玩意儿，你有，我也有。

于是倭军也弯弓拉弦，万箭齐发，因为人多箭也多，所以场面比大唐的还要壮观。

但很快，一幕让他们绝望的剧情上演了。

弓是一样的弓，箭是一样的箭，只不过船是不一样的船。唐军的战船楼高甲厚，根本点不着。

远程的不行，那就来近战吧。已经被打急了眼的朴市秦造田来津决定孤注一掷，下令全军划足桨力，朝唐军阵中冲去。

他的意思其实也很明确：我一条船撞不翻你，我十条撞你一条总能撞沉吧？

不得不重复一遍：船和船，真的是不一样的。

倭船想跟唐船玩冲撞，这种感觉就跟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差不多，你拿一百个鸡蛋砸在一块石头上结果只能是一地蛋黄。很快，海面上不再火海一片了，而是漂浮着一水的碎木板。

朴市秦造田来津疯了，造了一辈子的船，带了一辈子的水军，堪称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期的水战专家的他，被虐成了这样，于是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

在仰天长啸一番后，朴市秦造田来津提起战刀，冲向了已经跳上船来准备将自己生擒活捉的唐军士兵，一口气连杀数十人，但终究还是因寡不敌众而被活活砍死在了船上。

这就是命啊。

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之后，倭国水军沉船过半，不得已退走岸上，而陆上部队在亲眼目睹了水军惨状之后，也顿时斗志全消，纷纷表示这仗没法打了，于是也从各个据点内撤出，水陆两军会师一处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胜利大逃亡。当年的九月十九日，前来参战的数万倭军全数离开朝鲜半岛，带着愿意跟着他们一起走的百济遗民浩浩荡荡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倭国。

百济复国运动宣告失败，从此历史上再无百济这个国家的存在了。

而丰璋王则逃去了高句丽，后被唐军所俘，流放江南，不知所终。

两国第一战，以唐朝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役，唐军破倭船四百余艘，歼灭倭军万余，刘仁轨也因此名声大振，留芳史册。

公元1935年，适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一代学术大师傅斯年中年得子，取名傅仁轨，为的就是纪念这位在白村江大扬国威出尽了风头的刘仁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战原本说好要来的高句丽虽然自始至终没出现过，但绝非是这伙人不守信用，他们一直在北面跟大唐对峙，而大唐也确实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来防止他们的偷袭。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如果这次没有高句丽的牵制，一旦唐朝全力以赴打过来，那倭国绝对会死得更难看。

不过，尽管是一败涂地，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讲叫做“须臾间兵败如山倒”，但在这场战争中，倭国的表现倒也不是一片漆黑，还是有一些能让后人（只是日本人而已）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自豪的故事的。

在白村江之战中，倭国那边除了战死的，还有很多被俘的，其中有五个人，分别叫大伴部博麻、土师连富杼、冰连老、筑紫君萨夜麻和弓削连元宝儿，这五个人估计平时关系很铁，一起打仗然后一起被抓，接着又一起被送到了长安。

到长安之后，就没人管他们了，于是五人组就成天四处打探如何回日本，当时长安城里头大家都在谈论大唐和倭国的会战，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坊间还传闻说唐军准备胜勇追穷寇，跨海打到倭国去。

这本是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那五个人却真的相信了。

信完之后他们就急了，心想当俘虏已经够凄惨的了，这要再当亡国奴那哪还有脸见祖宗啊，横竖得把这个消息送回国内，让祖国人民有所准备不是？

就这样，问题又绕回了起点：如何回国？

其实回国不是问题，关键是路费，五个人身上没一分钱，船家当然不肯帮他们渡海，只要解决了金钱问题，自然也就能回家了。

正当他们各自琢磨着是去搬砖还是摆摊来挣钱的时候，大伴部博麻发话了：“要不你们把我卖了吧，然后用卖得的钱作路费。”

他说的卖不是卖窑子，而是卖去当奴隶，唐朝时的中国流行用各种外国人当奴仆，市场上黑奴都有，学名昆仑奴，倭国奴应该也有人买，尽管可能价不高，但换几张船票应该问题不大。

四个人齐声叫好，当场就把大伴部博麻送去了人肉市场，接着买了船票就回了倭国。

而大伴部博麻在长安一直干了三十多年的苦工，才被后来的遣唐使给搭救回了国。

然后他受到了持统天皇的亲自接见，天皇都被这苦人儿给打动了，不仅赏赐了财宝和土地，还在史书中大书了一笔。

与此同时，大伴部博麻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也教育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到了江户幕末，甚至还被尊攘派刻成了碑四处宣传。

之所以要说这个跟冷笑话一般的感人小故事，是为了说明两件事：第一，大唐对于战俘真心挺优待的，不砍头不坐牢任你到处溜达，只要有钱就能回家；第二，那就是唐朝并不打算乘胜追击把倭国给攻下来，不然就会跟多年前准备对百济用兵时一样，不让一个日本人回国。

但当时倭国人并不知道这点，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全国立刻陷入一片恐慌，人人自危，都觉得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曾经有史学家把白村江战败评价为日本两千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亡国危机之一。

另一次是昭和二十年（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日本列岛面临着被美国占领后瓜分的危险。

或许有点夸张，但倭国国内因此而产生的绝望和恐惧却是真的。

而朝廷那边也乱，应该说更乱，当时甚至有人把当年苏我入鹿的那套倭唐必有一战的论调拿出来老话重提，这显然是针对消灭了苏我宗家的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目的无非是想趁乱捞一票。

经过数个昼夜的紧急磋商，最终中大兄王子拿出了一套分两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是抽壮丁，当时倭国国内几乎是见人就抓，抓到之后用绳子一套，送往九州北面修城墙堡垒，以期靠此来抵挡攻来的唐军。

第二步仍是抽壮丁，不过这些壮丁不用干活，而是当炮灰，即传说中的防人，还是前往九州北面，驻扎在第一批壮丁修建的各种工事里头，如果唐军来了，他们就冲出去送死。

不过实际上大家也知道，造城也好拉壮丁也罢，这些都是自我安慰，唐军要真的渡海攻过来，谁也挡不住。

但大唐终究是没有打过来。论其原因，首先当然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仁义为本的传统美德，只要没什么深仇大恨不会把你赶尽杀绝，更何况这次倭国怎么说也是为了百济复国，说好听点叫师出有名，说难听点就是误上贼船，尽管两家真刀真枪地干了一场，但并无直接仇恨，故而大唐举国上下对这个东邻小弟也没什么太大恶感，自然也谈不上要乘胜追击；其次，从客观上来看，倭国当时还不具备让唐朝出兵远征的资格，此时唐高宗最大的敌人是高句丽，他之所以要跟新罗一起打百济，主要是为了能对高句丽形成一个夹击之势。

事实确实是这样，白村江之后仅仅三年（公元666年），泉盖苏文刚死，高宗就再度出兵半岛，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将高句丽这个一直悬在帝国东北的不定时炸弹给消灭了。

换言之，中日第一战的本质，实际上是唐朝本来就没想打倭国，也没空打倭国，结果倭国自己凑上来白白挨了一顿揍。

不过这样打一顿也有好处，百济彻底亡国之后，很多百济人都移民日本列岛，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技术人员，同时还有不少壮劳力，就这样，倭国因祸得福地又有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