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兰谴责这种观点是“粗鄙、狭隘、非美国的”，而这个提案则是“没有必要的严苛压迫”。克利夫兰坚称，这代表着“彻底背离了我们有关移民的国家政策”，而这个政策“原本是鼓励那些外国人来与我们共命运、参与建设我们辽阔的国家，作为报偿，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他提醒国会说，“美国在19世纪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几百万勇敢爱国的移民，这也证明了这项慷慨大方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同时，他还攻击了那种将移民与失业、犯罪以及社会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危言耸听的言论。“就在前不久，”克利夫兰指出，“人们还在这样谈论移民，但如今，那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公民。”[19]
克利夫兰在最后提出的观点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有些美国最好的公民未必就喜欢被提醒起他们的欧裔来源。对于他们而言，移民其实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提醒，既提醒他们想起外面的世界，很多时候也提醒他们想起被留在身后的那些人（见图40），甚至可能还会提醒起其他更多东西。“自由的美国人，”拉维基指出，“需要愚昧的种族来教导他们如何向全世界讲出令人振奋的话语。在我看来，美国人只有从卑微的移民身上才能认识到美国在国际大家庭中代表着什么。”简而言之，对于这个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起源和建国理念的国家，移民既质疑了美国人的自满情绪，也给这个国家敲了一记警钟，提醒它不能再否认“这个明摆的现实，否认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否认移民而来的美国人从来都是，并且一直会是复合的美国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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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回顾》（约瑟夫·开普勒）。这幅漫画出现在1893年1月11日的《冰球杂志》上。画中，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们正在试图阻拦移民进入美国，而他们的身后是表现他们“旧世界”根源的影子或幽灵。这幅画强有力地表现了后来格罗弗·克利夫兰也指出的一点：美国人不情愿承认自己的“旧世界”根源。画中对于移民形象的描绘在拉维基拉比的笔下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外国人穿着奇装异服，走下跳板，看起来像是某种奇怪的捆束物在移动。他还总是背着更多的捆束物……他肯定适合去演闹剧。”
许多美国人都完全同意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但当这种和解涉及公民身份时，他们就不太确定具体是哪种和解了。在19世纪更早的时候，关于美国精神的辩论主要是围绕非裔美国人、墨西哥人、中国劳工和美国西部的本土土著居民给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规范”带来的内部挑战。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早期，因爱尔兰土豆大饥荒而大量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就曾在东北部某些地区引起一股反天主教骚动，但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和随之而来的内战都将当时的注意力从反天主教情绪转移到了反移民情绪上。在这么多移民为了捍卫联盟而卖命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反移民情绪当真是一种无礼行为。
1870年后，美国从冲突中恢复，移民的大量涌入为工业和城市发展都注入了力量，在改变美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面貌，激起了美国人对移民的新一轮攻击。和克利夫兰倡导拥护的开门政策针锋相对，斯特朗等人和移民限制联合会等机构都表达了对移民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新的论辩。事实上，自殖民时期以来，关于美国人身份、意识形态和移民的辩论就从未停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杂糅着殖民者和土著部落、保皇派和革命者、北方与南方、黑人与白人的视角。总的来说，在这场拉锯战中，一些人认为自己坚守着美国人的身份防线，另一些人则想要突破这道防线。到了镀金时代，“美国人”和“移民”之间的冲突成为焦点，不过就是这场拉锯战又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坚守这种身份防线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对抗，有时也会是更为微妙的文化对抗。爱德华·贝拉米并不是这个时期中唯一在作回顾的人。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对宗谱的兴趣大增，美国的一些白人名门望族试图在新来者面前证实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他们尝试给自己建立起悠久的传统，将自己的家族史追溯到殖民时期或者独立战争时期，对任何可能表明自己是近期移民的污点予以否认。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南方掀起一股对邦联军阵亡将士的崇拜。与此同时，在北方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也都纷纷兴起这样的热潮，出现了不少新的组织，例如美国革命之子（SAR）、美国革命女儿会（DAR）等。除了这些最有名的组织之外，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还有几十个其他类似的组织。
这些爱国团体在美国各地召开会议，树起历史纪念碑，这一行为既维护了美国国家历史故事中那些值得纪念的人物与地点的历史意义，又牢固树立了这些纪念活动的参与者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与其说这是在争论“美国早已存在”，倒不如说是在争着证明“我们早已到来”。然而，除了确立自己传承已久的国民身份和文化资质之外，这样做还有更多的深意。这种冲动行为的背后有着一种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特点，也存在一种尚武的情绪。
在南方，人们将死去的邦联军将士与传奇化的欧洲历史相联系。里士满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的斯图尔特纪念窗就是一例，这扇窗上的图案将典范人物邦联军骑兵斯图尔特（Stuart）描绘成一位具有武士气概的中世纪骑士。与此同时，在西部地区，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人公形象——西部牛仔，并且也赋予了他类似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血统，让这种血统在美国的边疆也有了充分完美的表达。威斯特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写道，“得克萨斯人是从英国贵族直接练就的”，“在他体内，充满野性的撒克逊人从蛰伏中苏醒”，凭借着几百年来在骑马和狩猎活动中打磨的基因，他证明了自己是“天生的骑手，完美的运动员，尽管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着红色和银白的家族纹章，本质上却和那些漂泊浪子是同类，和他们一起呼喊驰骋”。如果说牛仔是“漂泊浪子”的“同类”，那么他就与那些“成群结队侵蚀着美国的外来寄生虫”则毫无联系。在威斯特看来，这些“外来寄生虫”正在改变美国的面貌，“让城市变得喧哗混乱，公民身份变成混杂的闹剧，将我们的联邦变成了一个又像当铺又像掮客的存在”。
边疆象征着自由。在威斯特看来，边疆象征着远离城市的自由，以及远离那些污染美国城市空间的“波兰人、匈奴人和俄国犹太人”的自由。边疆仍然“未受污染”，是美国“冒险精神、勇气与自信”的最后的堡垒。威斯特指出，最重要的是，在边疆地区“人们说的是英语”[21]。这着实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幻想，但不幸的是，这也暗示了关于美国公民身份和民族特性的论辩未来将走向何方，而这场论辩至今仍未结束。
美国精神，即美国民族特性，一直以来既是一个乐观的开放的命题，又是一个相反的封闭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理念和现实之间，以及很大程度上在那些说英语和那些不说英语的人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对于像威斯特那样的许多美国人而言，城市曾经是，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他们恐惧的焦点，在这个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里，城市就像一座座令人不安的异质化岛屿。然而，城市只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所经历的过渡期中的一种元素、一种地点。在鲍厄里之外的其他地方，关于美国精神的争论也在持续进行，而这场论辩的参与者多种多样，有着不同的排列与组合，远比威斯特在边疆小说中描写的多元。
<h2>进步的国度</h2>
19世纪晚期，美国因为移民问题感到不安的同时，又遭遇了一系列的金融恐慌，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从1893年一直持续到1897年。这个时期的新兴工业巨头招来的批评之多，几乎和移民的数量一样。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约翰·摩根（J. P.Morgan）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些人从运输（海运和铁路）、工厂、金融、石油和钢铁行业中积聚了自己的财富，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物质发展，但同时也招来了对于这种发展的道德质疑。里斯和斯蒂芬斯等新闻记者以及贝拉米等作家在批判美国社会中越来越明显的财富失衡现象时，撬起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石，而这块基石之下隐藏的东西恰恰是令人不安的。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反托拉斯（垄断）运动兴起，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等人将反托拉斯的观点向更广的人群传播。1888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反垄断编入法典，但在1895年的美国政府诉奈特公司的所谓“糖业托拉斯案”（Sugar Trust Case）中，这部法律却被判无效。
反托拉斯法的颁布以及对这部法律的第一次重大质疑，跨过了一道实质上的历史分水岭：从镀金时代过渡到“进步时代”。当然，这样的时代划分只是为了历史学家的方便，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意义。尽管1893年的金融恐慌通常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起点”，1893年之后影响美国的金融和社会力量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的确是新的。这个时期支撑着美国工业发展的不仅仅是洛克菲勒、摩根或卡内基的个人野心，也不只是他们雇佣的以移民为主的劳动力，而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实质上，洛克菲勒等人赚钱的方法就是给到目前为止相对不受限制的市场建立一种秩序，换句话说，就是吸收或者说消除竞争。
洛克菲勒于1872年创立的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在十年后成为标准石油托拉斯，是美国“大财阀”最为有力的一个例证。作为首个也是最成功的垄断集团，标准石油托拉斯受到了保守派社会评论家的欢迎，也同样遭到一些忧虑的社会评论家的谴责。洛克菲勒对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严格的合理化改革——修建了自己的输油管，建造了自己的仓库，洽谈了有竞争力的运输合同——这些做法当然都提高了生产效率。
J.P.摩根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将美国的铁路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后来又将注意力转向钢铁行业，在1901年创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从商业层面上来说，标准石油公司和“摩根化”的铁路都是从联合中获得力量的典例。几十年前刚刚结束的那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为了获得这种团结的力量，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多么难以接受的观点。然而，就金融而言，信仰曾经是并且也一直都是任何系统里的自由基；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财富的福音”那种自由放任的宗教。
那些热衷于此的人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身上所看到的，即使不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理想男性的缩影的话，至少也是一种近似的形象——一个在金融的前沿地带奋力向前，为美国的发展谱写全新篇章的个体。那些人将财富视为国民健康和活力的标志，不过，在威斯特笔下的西部牛仔看来，这个等式中还包括一个略微排他的元素。用于辩论这个话题的语言常常能够显示辩论中充斥的偏见。洛克菲勒本人就指出过，“大企业的发展不过是适者生存原理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的意志”[22]。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和17世纪清教徒的观点极为相像。与此同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在这个将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移民团体排除在外，只包含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自由市场里，自然和上帝就能享有完全自由。
鉴于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人宣扬的财富福音中包含了大量公共慈善的元素，物价的下跌也与人们对“大财阀”有损商业发展的批评相矛盾，反对势力于是调转矛头，批评大财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心态，认为这种心态既不道德又有限制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试图遏制托拉斯的势力，限制任何形式的商业联合的发展，从联邦政府的角度为市场竞争提供保护。此前，各州政府尝试管控托拉斯的企图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企业只要迁到另外一个管控不那么严的州，就可以避开本州的限制。和1895年的糖业托拉斯案一样，这部法律在最高法院遭到质疑并且被宣布无效，垄断也因有了法律依据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大财阀”无拘无束地走进了20世纪。
企业得到巩固发展的同时，美国却没有迎来劳工组织的普遍增长。这更是给反移民情绪煽风点火，因为在这个已经被种族对立撕裂的国家，实质上正是由于劳动力多以移民为主，才导致美国无法形成像当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的那种工会和行业组织。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尝试过去建立工会，而是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来自各个国家的陌生人发现自己很难和别人团结在一起。1869年在费城创立的劳工骑士团秉承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等前美国总统信奉的价值观，宣扬了一个不同版本的“财富的福音”。
骑士团实质上也在回顾从前那个人人都可以切实为自己做主的年代。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就像林肯在1861年提出的那样，劳动不仅“先于资本、独立于资本而存在”，并且本质上也是“优于资本”的。在这个世界里，“自由雇佣的劳动力不必终身都禁锢在这种处境里”。林肯期望“节俭的穷人在为别人劳动、领取薪酬一段时间之后”，能够转成“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这种期望一直到19世纪末期都是许多人的基本信仰。正如林肯所言，这个梦想“为所有人开辟了道路——给所有人带来希望、能量、进步和境遇的改善”[23]。起初正是林肯式的希望与梦想将众多的移民引来美国，然而在这里，大多数人遭遇的却是洛克菲勒的垄断现实。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版本的美丽新世界，有些人也试图迎头而上。1881年，更加实用主义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并很快取代了劳工骑士团，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几乎一直在持续爆发劳资纠纷：从1877年的铁路罢工事件，到1892年的秣市骚乱事件、卡内基霍姆斯特德炼钢厂罢工事件，再到1894年更著名的普尔曼罢工事件，人力和机器之间冲突愈演愈烈，而处于这些冲突中心的正是移民。这个政治舞台上甚至短暂出现过一个政党——平民党，又称人民党——既质疑大财阀的崛起，又呼吁限制移民。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在商业和边境两个方面。有人提出，只要管控好两者，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一些人看来，19世纪晚期，劳资关系和移民限制问题上爆发的冲突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社会学家西蒙·纳尔逊·帕滕（Simon Nelson Pattern）就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的“公民本能”还处于“萌芽”阶段。对于整个美国来说，这个问题在城市和边境地区的各个种族和阶层中广泛存在，也在关于美国主义的持续论辩中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声音。每一个“美国的阶层或者地区都越发意识到在自己的标准以及那些发展较低的阶层的活动和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他指出：
南部有黑人，城市里有贫民窟，有组织的劳工中间有工贼，禁酒运动里也有酒鬼和酒吧老板。美国体制的捍卫者害怕无知的移民，工人不喜欢中国人。对于那些有适当资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只要他所在的阶级是人们希望限制或者排除在外的，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区别对待[24]。
帕滕乐观地相信美国的“公民本能”会逐渐发展，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整合，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形成一个真正的美国社会”。不过，社会整合在19世纪晚期还是一个令人误解的概念。对于一些人来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明智的整合，而只有遵照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规范所形成的整合，才是明智的。
乔塞亚·斯特朗曾经断言：“没有人仅凭自己根茎的力量就可以挺立不倒，他的枝杈与别人的枝杈互相联结，这是社会形成的基础。”但斯特朗并没有期望通过移民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混合物，也就是拉维基所描述的复合的美国人。恰恰相反，在斯特朗看来，移民不仅是“道德败坏的”，而且移民本身就代表着国家内部的一种疾病。他强调指出，“会传染的不是健康”，而是疾病[25]。在他看来，这种传染病的救药就是美国精神，这是能够治疗美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药，而到了后来，甚至有人会说，这是可以治疗全世界所有问题的万金油。
1892年，埃利斯岛上新建的移民站投入使用，可以接收那些有明显生理疾病的移民，从而阻止他们进入美国。但斯特朗等人担忧的疾病并不是医学上的疾病，而是一种文化上的疾病，将其阻拦在边境地区并不是个解决办法。斯特朗沮丧地观察到，“许多美国公民都没有美国化”，这种情况既“自然”又“不幸”。尽管斯特朗在后来的城市研究中也指出有必要将城市游牧人口美国化，19世纪90年代里他关注的焦点还是西部地区。他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许多改革家也警觉地关注着美国那片已被形容为“荒蛮”的地区，其中有些人关注当地的土著居民，另外一些人则更关注新近的移民。
威斯特等作家以及后来的好莱坞对西部边疆的战事进行了演绎，将之描述成一起近乎值得举国庆祝的事件，但事实上，在“荒蛮的西部”基本毫无浪漫可言。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印第安战争”的残忍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都让内战相形见绌。其中的许多战争在后来都被描述为屠杀，足见整体的暴力水平。与此同时，强调白人定居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个别冲突——沙溪大屠杀、小比格霍恩河战役，甚至是伤膝河大屠杀——又会将这些事件定位成孤立的冲突事件。但事实上，这些事件也是19世纪中叶内战后重建的一个基本部分。就美国所有的战争来说，战争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战斗，而是关乎心灵和思想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那些关乎心灵和思想的战争都与一对关键词紧密相连：和解与驱逐。不管是让前邦联成员重回联盟、大胆面对白人极端分子的暴力、处理日益增多的移民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是适应“大财阀”反复灌输的变化发展的经济和就业局面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业动荡，都围绕着这对关键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是什么、代表什么。随着美国理想面临着工业、城市和移民带来的巨大挑战，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愈加紧迫。美国改革家们对于城市环境的担忧包含了工业、城市和移民三个主要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交织，很难拆分开来。
在边境地区，改革家的动机也许同样复杂，但是他们采取的行动却相当直截了当。当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公开战争必须在某个时刻停止。对于密西西比河以北的土著民族来说，一味抵抗工业化和移民的双重势力并不是长远之计。铁路和电报不可避免地到来，同时也带来了定居者、士兵、矿工和传教士，有些人想长期定居在这里，有些人则只是在去往西海岸的路上途经这里，这一切都宣告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而平原上水牛群的消失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种生活方式的终结。
然而，土著民族所遭受的损害并不仅仅是失去土地或者生计，有一种更为隐伏的文化攻击——有些人今天甚至称之为种族文化灭绝——毁灭了他们特有的文化。而这正是进入美国政体的代价。事实上，这也是几乎所有移民最终都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存在故意鼓励甚至是强迫政权更迭的政策，这个进程被极大地加快了。
然而，让土著融入美国是很成问题的，在19世纪晚期当然也没能实现。1816年时，国会通过了《印第安开化法案》，鼓励以同化的手段促进白人定居者扩张进入土著地区。假如印第安人摒弃了自己的部落联盟，就可以被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并不会自动获得投票权（见图41），许多土著人住的只是过渡性的房子，拥有的是双重国籍，而这种身份在损害他们在部落的位置的同时，却没有给予他们与美国公民或归化移民同等的身份。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在《世纪的耻辱》（A Century of Dishonor，1881年）一书中向美国政府虐待土著部落的做法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控诉。明尼苏达州主教亨利·本杰明·惠普尔（Whipple）在为这本书作的序言里写道：“印第安人是我们国土上唯一没有任何个体权利的人种……他的权利融在部落之中——他在法律面前毫无立足之地。”[26]
19世纪末，与美国想要归化“印第安人”的冲动行为相类似，在其他英国白人定居者为主的社会里也有类似的现象，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美国，前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等人都非常积极地通过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和国家印第安人防御协会等机构参与印第安人改革运动。这些机构运作了一个寄宿学校体制，将土著儿童与其家庭和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企图向他们灌输白人社会的宗教、教育和语言价值观。这些公然宣示白人民族主义价值观优于土著价值观的企图得到了部分法令措施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87年的《道斯土地分配法》。这部法案规定，愿意放弃部落身份的土著居民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且将储备土地分给个体的家庭使用——这更接近杰斐逊在西部的土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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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走开！”印第安人没有什么那些加入美国国籍的人一定要尊重的权利吗？》（托马斯·纳斯特）。这幅漫画出现在1871年4月的《哈泼斯周刊》上。图中，一位非裔美国人警察正在将一位印第安人赶出投票站，周围站着纳斯特笔下相当典型的几位“归化的”美国人。纳斯特也许坚定地支持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权利，但他对于移民的漫画形象处理恐怕在刻画动机和手法上就都没有那么高尚了。这幅画中有多重讽刺，从标题开始就暗含讽刺。标题直接援引了1857年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中首席法官罗杰·托尼宣称的非裔美国人在法律上“没有什么白人一定要尊重的权利”。这适当地提醒了我们，在公民权利的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并没有前进，而是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打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77909）。
不管这种规定从理论上说多么的理想主义，事实上，道斯法案的目的还是促进白人占有土地。在法案通过的1887—1934年间，也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时期，8600万公顷土地——占印第安人持有土地的60%以上——落入非土著居民的手中。这种强行的文化适应和土地再分配行为自然会招来强烈的反对，而其中的一种反对形式就是1889年出现的鬼魂舞教。这是对白人文化侵入与文化控制的一种仪式性回应和拒绝，其寓意明显但并未被广泛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煽动了19世纪最后一场，可能也是最为臭名昭著的武装冲突，冲突双方正是苏族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虽然这些利害攸关的问题在当时并未得到解决，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但事实上，1890年南达科他地区的伤膝河战役还是标志着对西部的控制已经走到了一个结点。
当然，1890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重要结点。正是在这一年，人口普查的负责人宣布“目前那些不稳定的地区已经支离破碎，成为许多单独的定居点，很难说存在一条边界线了”。至少在这一方面，美国想要覆盖美洲大陆的昭昭天命已经达成。而从其他方面讲，美国的昭昭天命可能引起的种族、宗教和社会后果才刚刚开始得到探索。
到了19世纪的最后十年，关于美国的叙述已经出现了两条脉络，两条线的叙述都会进入下一个世纪，两种叙述都向未来做出展望，也对过去进行回顾。一个是关于镇压、种族隔离和受难的故事；另一个则是关于在这些残酷现实面前坚持不懈的故事，一个通过不断努力实现应许之地的希望与期望的故事。正是在艾达·韦尔斯、格罗弗·克利夫兰与欧文·威斯特、移民限制联合会的观点对撞中，这场心灵与思想的真正的战争将会定义“美国的世纪”。
注释：
[1]New York Times, May 15, 1864.
[2]John Murray Forbes to Charles Sumner, August 10, 1872, in Sarah Forbes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 John Murray Forbes, 2 Vol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9) II: 178-179
[3]Hiram C. Whitley, In It (Cambridge, MA: Riverside Press, 1894) 104.
[4]J. S. Pike, First Blows of the Civil War: The Ten Years of Preliminary Conflic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50 to 1860 (New York, 1879) 481, 511; The Prostrate State: South Carolina under Negro Government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874) 12-13.
[5]Horace Bushnell, Barbarism the First Danger (New York: 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1847) 16-17.
[6]Whitley, In It, 5, 174-175.
[7]U. S. Grant to the Senate, January 13, 1875, The Papers of Ulysses S. Grant, John Y. Simon (ed.), Vol. 26: 1875 (Carbondale, I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3) 6-7, xi-xii.
[8]United States vs. Cruikshank (92 U.S. 542 (1875), available at: http://supreme.justia.com/us/92/542/case.html (March 20, 2010).
[9]Ida B. Wells-Barnett, Lynch Law in Georgia (1899) 7, 10. For a modern assessment of the Hose case, see Edwin T. Arnold, What Virtue There is in Fire:Cultural Memory and the Lynching of Sam Hose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10]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1884.
[11]Ida B. Wells-Barnett, Southern Horrors: Lynch Law in all its Phases (New York, 1892).
[12]John Greenleaf Whittier to John Murray Forbes, June 12, 1891, in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John Murray Forbes, II, 227.
[13]Abraham Lincoln to Joshua Speed, August 24, 1855 in Basler (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II, 323.
[14]Roger Daniels and Otis L. Graham, Debat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1882-Present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7
[15]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2 Vols. (1888.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 II, 472.
[16]Josiah Strong, 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 (New York: The American Home Mission Society, 1885) 40-41.
[17]⑰ Lincoln Steffens, The Shame of the Cities (1902. Reprin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57) 7-8. 18.
[18]Marcus Eli Ravage, 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 The Life Story of an Immigrant(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17) 60.
[19]Grover Cleveland, Veto Message, March 2, 1897.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70845 (April 20, 2010).
[20]Ravage, 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 156-157.
[21]Owen Wist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w-Puncher, ”Harper's Magazine, Vol. 91(September 1895) 602-17, quotations 603-604.
[22]Rockefeller quoted in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Revised Ed.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5) 45-46.
[23]Abraham Lincoln,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3, 1861, in Basler(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V, 52.
[24]Simon Nelson Patten,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896) 143.
[25]Strong, Our Country, 41, 48, 44.
[26]Henry Benjamin Whipple, Preface to Helen Hunt (Jackson)'s, A Century of Dishono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1) 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