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史(苏珊-玛丽·格兰特)_第七章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1 / 2）_剑桥美国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让我们用眼泪送走黑暗的过去，转身面向灿烂的未来，低垂眼帘，奋力向前吧。人类漫长的、令人厌倦的冬天已经结束，夏天已经到来。人类已经破茧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

爱德华·贝拉米《回顾》，1888年

1862年12月，艾达·韦尔斯（Ida B. Wells）还只有5个月大的时候，厄尔·范登（Earl Van Dorn）带领南方邦联军队突袭了她的家乡密西西比州的霍利斯普林斯镇，目标锁定北方联邦军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为袭击田纳西州维克斯堡而在此建立的补给站。1878年，艾达15岁的时候，黄热病在镇上肆虐，夺去了她的双亲和一个弟弟的生命。1884年，21岁的艾达乘坐火车时被强行逐出妇女专用车厢，理由是该车厢仅供白人使用。艾达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19世纪晚期许多美国人面临的危险和困境，尤其是南方人，当时“黄杰克”（黄热病的别称）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了持久的威胁。黄热病是不分种族的，但这一时期的铁路却作出了明确的种族划分。艾达·韦尔斯和其他任何的美国人一样易受病毒性感染的威胁，但她又尤其易受种族仇恨病毒的威胁，只因为她是黑人。

艾达自双亲过世后就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对于列车乘务员的反动言论自然不太可能逆来顺受。她成功地向地方法院起诉了铁路公司，但田纳西最高法院最终否决了地方法院做出的赔偿判决。对于这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无异于一记警钟：在此之前，艾达虽然严格说来是奴隶出身，但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坚信“昨日的美国已经永远地成为过去”，而“新的国度”、未来的美国“将会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其基石正是法律面前人人自由平等”[1]——这是伊利诺伊州议员艾萨克·阿诺德（Isaac N. Arnold）在1864年说过的一段话。然而，推行这种自由总会遭到暴力反对，尤其是那些曾经的南部邦联州内的极端分子的反对。后来，这种暴力中最具破坏性的一些方面将成为艾达·韦尔斯倾其一生反抗的重心，这也将写就她的传奇人生。

1866年，艾达尚且年幼的时候，臭名昭著的三K党在田纳西州珀拉斯凯成立。当时，阿诺德等人一直在提倡废奴，废奴成功后又进一步呼吁保护所有民众的权利平等，而三K党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治安维持会在此时成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南方白人下定了决心想要破坏阿诺德他们取得的成果。三K党与民主党颇有牵连，主要由南方邦联军的退伍老兵组成，他们致力于恐吓联邦支持者和共和党人，阻止那些非裔美国人获得合法的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夺去他们的性命。19世纪60年代晚期，像商人约翰·默里·福布斯这些到访南方的人能很快从那些南方城市建筑上“饰有”的“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以及“滴血的匕首”象征中察觉到致命的讯息。[2]尽管这种象征可能是南方专有，但这种态度并不只局限于曾经的南部邦联州内，在民主党当时的种族歧视言论中，也具有这种固有元素（见图34）。

1868年时，这个国家既没打算对内战的成果置之不理，也没打算与民主党代表的公然的种族分歧结盟。前邦联军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当选总统，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格兰特的第一届任期内，联邦政府通过了三份执行法案（1870年、1871年）来制止三K党的暴力行为，并且派遣联邦警察进驻南方以保障法案的实施。格兰特还特别授权财政部情报局的海勒姆·惠特利（Hiram C. Whitley）暗中收集不利于三K党成员的证据。惠特利在回忆录中骄傲地回忆说，自己帮助确保对“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发起了“两千多次起诉”[3]。但他也深知，那些为起诉三K党作证的证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时，三K党为了让反对者闭嘴，对相关的黑人、白人都实行了恐吓威胁，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无情的殴打，有时候甚至是私刑处死。

图34 《这是一个白人的政府》（托马斯·纳斯特）。这幅讽刺漫画出现在1868年9月5日的《哈泼斯周刊》上，嘲弄的是民主党在1868年的竞选纲领，其竞选口号正是该画标题。画中的三个白人形象从左边开始分别是：一个滑稽的爱尔兰移民，三K党头目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其皮带搭扣上的“CSA”字样和刻着“错失伟业”的匕首都表明他代表的是美利坚联盟国），以及反对“重建法案”的民主党总统提名者霍拉蒂奥·西摩。他们踩在一名非裔美国士兵和他举着的国旗上，而那名士兵正在徒劳地伸手去够不远处的一个投票箱（画面右下方）。漫画下方的图例写着：“我们认为国会（所谓的）《重建法案》是一种篡权，是一种革命，它不合宪法，空洞无效。”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彻底获胜，通过了这些《重建法案》，将南方划分为五个军区，每个前邦联州都被要求普遍实行男公民选举权、起草新的州宪法并且批准通过第十四修正案。这幅图的背景里有一所学校或救济院模样的建筑正被烧毁，并且有一起私刑正在发生（明显是指1863年7月因激烈反对内战而爆发的纽约草案暴动，在这场暴动中，第五大道上的有色人种孤儿院遭到袭击，一些人遭私刑处死）。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1735）。

海勒姆·惠特利和艾达·韦尔斯的世界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全然不同，唯独在这个主题内产生了交集。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主题，不只是白人的侵犯和黑人的决绝之间的碰撞，也不只是解放黑奴的大形势下白人的故步自封。一切都远远复杂得多。海勒姆·惠特利曾经的工作是抓捕逃走的奴隶，他反对废奴，反对给予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在决定加入联邦军之前还短暂地考虑过是否为邦联军卖命，因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过复杂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这么积极地保护这些和他没有任何共同点、显然也无法激起他怜悯之心的人的公民权利。在惠特利身上，各种实际目的和个人目的在此交汇，而19世纪晚期的美国也正是如此。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艾达·韦尔斯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

19世纪晚期的美国是一个战后世界。当时的城市迅速崛起，技术和交通快速发展，西部的扩张如火如荼，以至于常常会让人忽略了这个现实。但在这一切的发展背后，不管是在人员上、实际上还是心理上，这个国家都仍然遭受着冲突的余波。1865年结束的内战夺去了60多万人的生命，留下几乎同样数目的伤残人员，国家经济也随之陷入危险的境地。死者只需哀悼，但处境艰难的幸存者则需要供养，这是当时的北方和南方都面临的问题。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南方，需要稳定的也不只是经济，许多幸存的内战老兵还需要政府的赡养以度过余生，这其中有些人会一直活到20世纪。

此外，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内战，对于南方遭受的更严重的经济重创和物质破坏，美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但这个问题也不太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就解决。在战争期间，南方的房地产价值减半，农产品产出价值一直到19世纪末才重新达到了1860年的水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追上整个国家的发展。在战后的南方，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农民都很快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样一种体制中：他们作为佃农，在别人拥有的土地上通过劳作分得一部分农作物，用自己的劳役偿还债务。大多数人通过种植棉花而非作物来偿还那些他们不得不担保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永无希望还清。整个国家的情况也在恶化：格兰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在担任和平时期的总统这方面显然不太在行。他的两届总统任期都沾上了政治腐败和财政腐败的污点，在这个被马克·吐温贬损为“镀金时代”的时期，联邦对于南方的政策常常优柔寡断，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政策更是摇摆不定。

1865年联邦资助成立了自由民局，来帮助实现从奴隶制到自由的顺利过渡，其中包括开办学校、建造医院、提供一般性援助和建议等，但自由民局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也从未得到必要的资源来实现其雄心壮志。事实上，它甚至都没有得到必要的资源来维持自由民的基本健康，而这些自由民的健康状况本就在他们当奴隶时遭到损害，后来在内战中的“走私管制营区”里更是严重恶化，感染了霍乱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自由民局卫生处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都表明，在从蓄奴制到自由的转变过程中，存在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陷入困境的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更关心协议和程序而非实际帮助的联邦政府，对其而言更重要的是平定混乱而不是解决医疗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社会问题。该地区民众对于联邦干涉的反对，特别是对于种族平等的反对，常常阻挠着联邦政府想要保障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任何尝试。而在实施这种早期的内部政权更迭这一问题上，进驻南方的联盟军的作用也很有限。

立法方面当然也有一些进展。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执行法案允许联邦法庭而不是州法庭起诉种族犯罪，1875年又通过了《民权法》，力图实现南方的社会和文化平等，向“无论种族、无论肤色、无论之前处于何种奴役状态的所有公民”承诺“完全平等地享有住宿、特权、设施，以及使用旅馆、陆上或水上公共交通工具、戏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的权利”。尽管如此，原则上的平等权利和实践中对平等权的保障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像惠特利这样的人试图缩小这种差距，而另一群人则想要扩大这种差距。

在南方重建期间，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权力和共和党的统治有时会遭到来自意想不到的人的批评。内战让惠特利抛开自己战前的种族歧视，转而开始在战后的南方与白人极端主义抗争，但另外一些人却发生了恰好相反的转变。例如新闻记者詹姆斯·谢泼德·派克（James Shepherd Pike）在战前是一名废奴主义者，在战后却对南卡罗来纳州的重建发起责骂和抨击。南卡罗来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重建后的议会成员大多是非裔美国人，这可能也正是派克攻击南卡罗来纳的原因。不过，派克的攻击非常极端，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社论，这些社论后来于1873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屈服之州》（The Prostrate State）。同时，他还画了一幅谩骂攻击南方某州在后解放时期政治的漫画，其中的极端观点恐怕会让读者大跌眼镜。

在19世纪50年代，派克身为激进派报纸《纽约论坛报》的驻华盛顿通讯员，常常据理反对奴隶制，称其为“这个可恶的制度”。但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看到之前自己曾严词抨击过的蓄奴“贵族统治”如今“屈服于尘土之中”，受非裔美国政治领导人的统治，派克感到非常沮丧，将这个“奇怪的（统治）集团”描述为“美国人中的残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穿着那些睿智先人的长袍”。战后时期的派克认为这简直是“在多数人统治的机械制度下实现的愚昧腐败的统治，野蛮用力气压倒了文明”。他声称这“是奴隶在主人的大厅里放纵，将主人踩在脚下”。[4]

派克和惠特利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点剧变可能都有些让人费解。但其实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在19世纪美国面临的那些利害攸关的问题中，有关奴隶制的道德争论只是昙花一现。在派克和惠特利居住的这个世界里，“野蛮”带来的威胁似乎非常真实，一直以来都在引起关注。在当时的人眼中，野蛮人既缺乏宗教准则，也缺乏共和主义原则，用著名神学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的话说，他们就是美国的“头号危险”。布什内尔是在1847年发出的这个警告，当时，奴隶制和西部扩张——或者说两个相互混杂的问题——似乎带来了最大的威胁。但布什内尔在谈论这两样威胁时，将其置于美国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在重提殖民历史的同时，也展望了未来的奋斗。在布什内尔看来，美国的反野蛮之战“一直在重复上演，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他的警告“既包含了恐吓，也带来了希望”[5]。

就像布什内尔预言的那样，这个威胁从未走远。野蛮造成的威胁在战前时期被媒体和教会大肆宣扬，到了内战时期，又被重新解读成给予联盟道义和实质支持的一个重要论据。在内战之后的“机器政治”时代，面对着随之而来的腐败问题，美国的未来似乎的确面临更真实的恐惧。奴隶制虽遭废除，但毕竟导致了布什内尔抱怨过的社会退步和精神颓废。即使在战后时期，奴隶制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是南方独有的问题，而是已经开始向西部扩散。在19世纪晚期，布什内尔的恐惧得到了证实，社会退步的顽疾似乎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更强有力地传播开来。

19世纪70年代，南卡罗来纳州被派克一再诟病的这种政治上的种族无保障问题也出现在了北方各州，尤其是纽约市。在纽约市，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一直固执地持反对态度。即便撇开种族问题不谈，纽约的政治图景也丝毫没有改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纽约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及其同伙——即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团”——在位于纽约市东十四街上的总部坦慕尼协会会堂里运作着一个复杂的贿赂、回扣、竞选以及金融诈骗系统，从中捞得上千万美元的好处（图35）。当然，“老板”特威德的这些金融诈骗活动也带着点“罗宾汉”式劫富济贫的成分。他的非法收益中，有一些以教育和实际援助的名义（有时候是以大幅增加收入的形式）拨给支持他的选民——主要是爱尔兰移民，也有一些用在民用设施建设上。但那都是些非常昂贵的设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始建于内战爆发、于1880年竣工的纽约法院。

在现代人眼中，特威德这种公然挪用公款牟取私人利益的做法可能并没有多么不寻常。1873年的全球金融恐慌加剧了金融腐败，格兰特的政权日渐倾颓，因而在当时的人看来，特威德的举动也不算特别出格。“特威德集团”虽然也带来了一定的涓滴式经济效益，但他们远不是亚瑟王的那些高贵伟大的圆桌骑士，而是海勒姆·惠特利称之为“欺诈和恶行”的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惠特利认为这种欺诈的推动力正是移民。他抱怨“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都在不断踏上我们的土地”，其中许多人“今天是欧洲的重罪犯，明天就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无政府主义者、伪造者、造假者和小偷每年都在增加”，其中不少人都是“野心勃勃的穷人，实现了他们靠先前的卑微手段所不能实现的生活”。

图35 《石壁不足以为囚牢》（托马斯·纳斯特）。尽管托马斯·纳斯特关于南方解放黑奴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漫画在19世纪中叶广为流传，但他其实是因为不断刻画“特威德集团”犯下的政治和金融腐败而名声大噪。这幅漫画出现在弗兰克·莱斯利《画报》的1872年1月6号那期上。在这幅画中，“头儿”特威德一半身子在监狱内，一半在监狱外，暗示“没有监狱能装得下这个头儿”。事实上，特威德的最终结局的确是进了监狱，并且于1878年死在监狱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951）。

在惠特利看来，“贫穷和疾病都有各自的据点，而罪恶却悄悄潜入，无处不在”[6]。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罪恶主要从国外潜入。但他必定也知道，美国本土的罪恶同样无孔不入，并且势力愈加强大。在许多方面，惠特利的回忆录都毫不掩饰地选择去强调或者隐瞒一些事实，例如他对自己在执法机关的工作就讳莫如深。他选择着重讲述那些北方城市的走私者、伪造者和犯罪集团，对自己的机构在南方重建中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在这方面，他跟随或者至少说是认可了当时整个美国的一种趋势，对南方的事务感到沮丧倦怠。

重建南方从来都不只是让南方重回联盟这么简单。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重建是要让南方融入北方的图景，或者至少转化成北方想要看到的自我图景。内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不大可能实现。随着之前的邦联重回联盟，这些州里的激进共和党势力渐渐衰退，民主党的势力则开始增长，并且开始实行种族紧缩政策（图36）。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选民被逐出投票点，重回政坛的白人统治者开始缓慢坚定地撤去之前那些保障种族平等的立法。

图36 《联邦胜利之后/奴隶的生活反而更遭》。这幅由托马斯·纳斯特绘制的漫画出现在1874年10月24日的《哈泼斯周刊》上。这一年正是《民权法案》通过的前一年。这幅漫画强有力地表明：尽管1870年和1871年通过了《执行法案》，特别是1871年通过的《三K党法案》（《第三执行法案》），并且1870年6月也建立了司法部，各种各样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例如“白人联盟”（图中左侧人物身上的徽章）以及出现在密西西比、后来势力扩大到南卡罗来纳的“红衫军”都在继续压制南方非裔美国人的民权。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8619）。

1875年正值美国筹备庆祝建国100周年，准备举办总统大选之际，现任总统和民众对于南方事务如果不说大失所望的话，也已经丧失了大半信心。格兰特总统派遣曾经的战友、联邦军将军菲利普·谢里登（Phillip H. Sheridan）去新奥尔良制止白人联盟在那里发起的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前邦联将军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的拥护者正在为州长选举做准备；一年之后，汉普顿将会在这场选举中胜出，将南卡罗来纳州从共和党的统治中“赎回”。因此，1875年初，格兰特与参议院对质之时已经多少有些筋疲力尽，他指出了发生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连串非法职权滥用事件。他还特别强调了1873年复活节发生在科尔法克斯的事件，在那起事件中，白人民兵在县政府大楼袭击了一群有武装的黑人，并且在那些黑人投降之后仍然大肆杀戮。

格兰特明白无误地指出，“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在血腥和野蛮程度上几乎超过了任何一次野蛮的战争行为”。他没有给自己曾经的战友留情面，而是详尽地描述了那段可怕的事实，也提到那场对59名囚犯的集体枪决，指出他们“绝大多数头部中枪，其中大部分又是后脑勺中枪”。格兰特承认，“让路易斯安那的民众为这些暴行负责是不公正的”，但他还是指出“可悲的是，在惩罚这些谋杀时我们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碍，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些保守分子不仅为大屠杀正名，还谴责那些想要履行正义的美国官员在实施联邦暴政、独裁”。格兰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这片以文明和基督教为豪的土地上，却找不到办法去惩罚犯下这桩血腥的荒谬罪行的凶手”，也有十足的理由相信美国“民众已经被南方这些每年秋天都在发生的暴动累垮”。[7]就在那一年，即1875年的“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United States vs.Cruikshank）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后根据1870年执行法案给出的一些判决。

美国诉克鲁克香克一案有着深远的影响。该案限制了联邦政府在民事案件中的法律影响范围，提出各州有权诠释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最高法院坚称：“保护各州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的主权仅属于各州所有。”之后，它又进一步指出，对于白人被告试图以种族为由侵害受害者的“权利和特权”这个指控“太含糊”，无法证明。它承认“我们也许可以怀疑是种族导致了这种敌意”[8]，但除此之外不能做出更多推测。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实际上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打了一张“免死金牌”，在之后的将近一百年里，这张牌会一直有效。格兰特总结道，在部分南方地区，“仇恨和暴力的风气要强过法律的效力”。到后来，这种风气还会愈演愈烈，并且有了法律的撑腰，更是肆无忌惮。

不管是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还是1875年的《民权法案》都没有能够阻止南方种族分歧的渐渐扩大，也没有能够保护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不被剥夺。南方各州通过一系列限制法令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机制，这个机制与其说是为了将不同种族隔离开来，不如说是为了确立白人至上的地位，并且确保黑人没法通过投票来破坏白人的地位。有些法令荒唐至极，很容易就站不住脚。例如所谓的祖父条款剥夺了奴隶后代的权利，这有点太明显地违反了《第十五修正案》，在1915年就被推翻。人头税和（决定有无投票选举资格的）识字测验（见图37）虽然也剥夺了许多穷困或者不识字的白人的权利，却是后内战时期的南方为重建白人精英统治而偏好使用的立法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只有3%有资格投票的南方黑人登记了投票信息。通过这些手段，南部邦联证明了自己在内战中的“败局命定”只是一时的。

随着非裔美国人被逐出政坛，1883年的民权诉讼诸案又让种族歧视成为不再是由国会决定，而是由各州凭良心决定的事务，大量的州立法因此涌现，又称“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案。这些法案针对黑人和美国白人确立了隔离的、据称平等的对待政策。1896年，美国最著名的一起法律案件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就将“隔离但平等”原则编入了法典。在这起裁决中，最高法院证实了只要隔离的设施确实是平等的，种族隔离就是合法的。然而，大多数设施当然都是不平等的。普莱西裁决之后，从铁路到餐馆，从学校到出租车，从酒店到住房，都在划下一条越来越严格的“种族界限”。甚至是本应众生平等的死亡也被迫服从这条种族界限：就连公共坟场也实行了种族隔离。

正是在民权诉讼诸案后的第二年，艾达·韦尔斯与铁路公司发生了冲突。那时，她已经清楚认识到，对于挑战南方种族隔离体制的人来说，被强行逐出“白人”女性专用车厢远不是最糟糕的命运。种族隔离体制也许得到了全国性的批准，或者至少是全国性的同谋，但仅仅这样做并不能确保它长期存活下去，更没法保护它免遭法庭上不断的指责。唯一能够压制种族隔离的反对声音的做法就是让种族隔离的质疑者付出惨痛代价。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明里或暗里的暴力威胁一直存在，而在种族隔离的问题上，暴力威胁也同样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种族隔离只是奴隶制问题的一个替代物。19世纪晚期美国的悲剧正在于：种族隔离让人充满疑虑的合法性背后，隐藏着最极端的暴力形式——私刑。

将受害者非法处死或者对其施以残暴酷刑这种私刑不只存在于南方，也不只存在于19、20世纪；滥用私刑的暴徒也不仅仅是针对非裔美国男性，中国人、美洲土著、墨西哥人、非裔美国女性，甚至是白人男性自己也同样容易遭受最极端的私刑。不过，私刑之所以与南方处死非裔美国人联系起来，其原因并不算太复杂。由于私刑毕竟是一种自发组织的行为，其确切统计数字必然难以捉摸，但可以估计的是，总共约5000起的私刑里，大多数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并且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这些私刑主要发生在南方，当然也不局限于南方。南方各州中，密西西比、佐治亚、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州的私刑情况尤为严重，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300多起。尽管白人也会成为滥用私刑的对象，但私刑主要还是一种种族犯罪。例如在密西西比和佐治亚州，受害者里只有不到10%是白人。而在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州，也只有10%出头的受害者是白人。只有得克萨斯州的私刑种族分布得更均衡些，大概有25%的得克萨斯州私刑受害者是白人，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私刑并不只是在刑事案件中实施某种可疑的法外“正义”或者“滥用私刑的暴徒”擅自处理案件这么简单。白人对非裔美国人滥用私刑这件事也不能仅仅理解成白人为了控制黑人，不顾一切地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表达，虽然它的确是一种最为极端的表达。那些受害者遭受的私刑极其残忍，并且私刑这种公众场面经常会招来许多的围观群众（图38），有时甚至有超过一万人围观，因此这种现象绝不是能够简单分析的。一些旁观者还会自豪地将私刑照片散发给亲戚朋友，这种做法恐怕更让人感觉不安，也更难以解释。

图37 《种族界限仍然存在——假若这样》（1879年）。这幅漫画出现在1879年1月18日的《哈泼斯周刊》上，漫画嘲讽的是识字测验，即旨在剥夺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的南方识字测验。画中，“山姆大叔”在墙上写着“叫育呈度。黑人因该接受叫育，然后才能和美国百人一样选举，署名：南方诸州先生”。这幅漫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超前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在歧视性立法方面出现了最坚决的“退出重建”现象，而其最开始的迹象和推动力就是1883年推翻了1875年《民权法案》的民权诉讼诸案。正是1883年的裁决允许了种族隔离的继续发展。1903年，非裔美国领导人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博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指出，“20世纪的问题就是种族界限的问题”，他说的并不只是美国。到了20世纪，“种族界限”的观念变得愈加明显。“南方诸州先生”指的是在南方从共和党重建中“赎回”后民主党在该地区的选举优势。南方在这方面一直都“坚固地”挺立着，一直持续到20世纪。因而，在许多方面，这幅漫画是真正认识了墙上写着的字。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3004）。

对于“法官私刑”的辩护难以让人信服，但滥用私刑的暴徒们总在为自己寻找借口，往往会伪称受害者是黑人强奸犯。1899年佐治亚州发生的正是这样一起事件，非裔美国劳工萨姆·侯赛（Sam Hose）因为被控告强奸其雇主的妻子，在大约2000名白人目击者面前被折磨、肢解并且活活烧死。侯赛案只是艾达·韦尔斯在《佐治亚州私刑法》（1899年）中着重描述的诸多案件之一。她指出侯赛之死“让美国在过去十年里被活活烧死的人数增加到了七人”，并且为读者详细记述了“当时那令人作呕的景象”，白人围观者甚至拿走受害者的骨头作为“纪念品”。[9]

就在几年前，1893年，韦尔斯和其他许多非裔美国人拥护者、活动家一起探讨并且发表了《为什么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芝加哥世博会）中没有美国有色人种》[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World's Fai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为之撰写的序言里强调道，“据说如今黑人都特别嗜好犯下的罪行，却是他们迄今为止很少被起诉或认定的罪行”。道格拉斯回忆道，尽管非裔美国男性往往会被控告“小偷小摸”，却从来没有“被控告犯下强奸白人女性这种凶恶的重罪”。“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控告者所言非虚，”道格拉斯评论道，“那黑人可真是有了新变化。”但道格拉斯深知，真正变的不是黑人的行为，而是白人的行为，而这种改变背后的原因正是白人对于南方黑人政治优势的“伪称的、无根据的恐惧”。

图38 《约翰·黑特的尸体》。约翰·斯特于1884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汤姆斯通遭到私刑处死。照片拍摄者为诺厄·汉密尔顿·罗斯。在一些西部“廉价纸面小说”以及后来的电影刻画中，汤姆斯通成为“荒蛮的西部”的缩影。不过，私刑在这些边陲小镇上并不算常见，而是在那些前邦联州里更为常见，并且往往是出于种族歧视而犯下的罪行。尽管如此，不管是为了维持种族秩序还是其他方面的秩序，许多私刑背后的原因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约翰·黑特被法庭定罪成谋杀犯，判处终身囚禁于尤马监狱，这个判决在一些人看来显然太过宽厚仁慈，让他们无法接受。《纽约时报》报道说，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布告（图中看不到），声称“约翰·黑特因被证明于1884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日）上午8点20分协从参与了比斯比大屠杀，而被科奇斯的公民绞死在这根电线杆上，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10]。从这张引出华盛顿并且提出私刑可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的布告中可以窥见这起事件背后的荒诞心态，这种心态将“国父”和维持国家边疆稳定的观点相联系。然而，与美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发生的其他许多异常残忍的非法谋杀相比，黑特遭受的是比较直截了当的私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9782）。

对艾达·韦尔斯来说，理解白人在私刑背后的心态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戳穿其中至少一部分的谎言。她特别攻击了道格拉斯也指出过的那些为滥用私刑而编造的谎言。在《南方恐怖》（Southern Horrors，1892年）中，她控告南方“躲在捍卫女性名誉这道似是而非的屏障背后”，而这道屏障“在这片‘自由之地’上保护着私刑法律，关上了媒体和教士的心扉，扼杀了他们的良知，歪曲了他们的判断，堵住了他们的嘴巴”[11]。在《佐治亚州的私刑法及其原因》中，韦尔斯用图表和实际数字呈现了私刑的可怕性质，并且配以令人不安的描述文字和图像，有力证明了这种野蛮行为正在不断蔓延开来，愈演愈烈。韦尔斯提醒读者，虽然那些滥用私刑的暴徒一直在拿强奸罪作为私刑借口，事实上就连女性和儿童都会被指控强奸。

1862年艾达·韦尔斯出生时，奴隶制已经趋于消亡，但其影响却给韦尔斯的一生都蒙上了阴影，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她的国家罩上了一层阴影。她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种“南方恐怖”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引发了强烈的反感。但遗憾的是，这种方案并没有带来多少果断的行动。1931年韦尔斯去世时，种族隔离仍然盘踞在南方，而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则侵蚀着整个国家。著名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埃在1891年写给默里·福布斯的信里讲道，自己“很欣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隶制的灭亡”，但对于“有色公民的权利遭到否定”也感到很沮丧。“是否会有一天，”他问道，“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和独立宣言会切实影响我们引以为豪的文明和基督教呢？”[12]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私刑似乎只是“野蛮”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出现过程中的一部分罪恶，也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衰退和国家衰退的证据。牧师布什内尔曾就这种衰退提出过警告，而执法专员惠特利也曾指出这种衰退是由移民带来的。这其实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仇外情绪，但他们务实，或者说犬儒主义地认识到国界可能比南方更容易管辖，因此，面对镀金时代的腐败和残忍，他们给出的回应是站在惠特利一边，开始关闭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旧相对开放的门户。在这个年代，自由女神像已经树立起来，她既是美国的象征，同时也守护着美国所象征的一切，而这种守护又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自由女神举起的手臂太经常被理解成一种防卫姿态，而不是欢迎那些被逐出家园的人的灯塔。

距自由女神揭幕还有6个月时，芝加哥爆发的劳工骚动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一些分歧。仅就此次事件本身而言，它体现的是在移民背景下似乎日益深化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歧。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工业区中心的秣市广场爆发了一场劳工集会抗议，一颗炸弹爆炸并且引发骚乱，造成8名警察和不明人数的平民死亡，更是证实了对美国社会分歧的担忧。这起悲剧被认为是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6名被认定是移民）制造的，因而愈加增强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反移民情绪。更重要的是，它在公众意识里将无政府主义者与移民联系起来，夸大了对于社会主义颠覆者企图破坏美国共和主义的恐惧。这个美国史上的首次“红色恐怖”被追溯到“秣市暴乱”（Haymarket Riot），但其实秣市暴乱最多只是催化了这种恐怖的形成而已。这一时期，还有更多芜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起着作用，这些力量既影响着移民，也影响着当地人。

反移民情绪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1855年，亚伯拉罕·林肯在批评当时的本土主义“一无所知”党时就曾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起初宣布‘人生而平等’，现在实际上却变成了‘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一旦一无所知党掌握大权，它就会再度变成‘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13]。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在内战之前还是之后，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必要元素，甚至可能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1870—1900年间，即所谓的新移民时期，约有12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许多人——虽然绝不可能是所有人——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经济和工业崛起所必需的人力资源。

尽管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但仅仅从百分比上来看，与通常所描述的不同，移民并不是一种突然出现的压倒性力量（表2）。1880年时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13%，到1890年时达到近15%（与非裔美国人口比例大致相同），从1860年到1920年期间，移民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尽管这个时期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事实上，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丝毫没有面临移民泛滥的危险，正如南方白人也没有冒着多少被南方黑人主导政治的危险。尽管如此，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当时的人们还是越发认同历史学家罗杰·丹尼尔（Roger Daniels）所提出的“液压隐喻”（形容这个时期涌向美国海岸的移民“浪潮”）[14]。

表2 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口统计（1850—1920）<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132WL.jpg" />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1999年统计摘要》（华盛顿：政府印刷局，2000年）

这种观点与移民的数字关系不大，而是与其性质更为相关。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在其所著的《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年）中就对“早期移民”和镀金时代的移民加以区分。他提出，前者也许“未受教育”，却仍然是“聪明的农民，有着强劲的血统，勤勉积极，能够迅速地自我调整，适应新地方的环境条件，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与之相反，后者“来自劣等文明”，“各方面都与美国人的习惯和标准差异更大”。[15]许多美国人都同意布赖斯得出的这个结论。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在18、19世纪如此明显地倾向于接受局外人，并且是贵族局外人的观点，仍旧是一个谜。布赖斯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和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时的观点一样，都算不上强国之道。但这些外来观点显然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渴望建立“山巅之城”，却由于各种混杂的人口、压力和政治观点而受到束缚。

尽管如此，城市的兴起仍旧是1870—1900年间美国扩张的一个典型特征。根据人口调查的结果，在这30年里，城市社区的数量及其人口总数都增加了两倍，其中有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显著。例如，1870年时纽约的人口只有不到100万，费城的人口仅有50万出头，芝加哥的人口仅为25万出头。到了1900年，这三个城市的人口都有了剧增，纽约人口增至将近350万，费城增至130万，而芝加哥则拥有170万居民，跃居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尽管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还在坚持杰斐逊提出的农业共和国构想，但的确有不少人从美国的城市化发展，尤其是许多城市中移民聚居的贫民窟的出现中看到了国家长治久安面临的潜在威胁。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会探索城市与社会的变化图景，试图将个体置于正在形成的新型工业城市之中。这正是斯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笔下的玛吉·约翰逊（Maggie Johnson）所处的世界。在这本以纽约的鲍厄里街区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街头女郎玛吉》（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1893年）中，小说的同名女主人公苦苦挣扎，最终不可避免地向贫穷屈服，堕入妓院。

克兰的小说在当时以及后来都被视为文学史上新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鼻祖。事实上，玛吉·约翰逊是在当时各个城市环境中遭遇不幸的许多女性的一个缩影，不管她们所处的城市是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笔下18世纪的伦敦，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还是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在对于城市发展的文学和社会批判作品中，男性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不过他们没有像女性那样总是沦落到出卖肉体的境地，而是有更多类型的堕落。威廉·迪安·豪厄尔（William Dean Howell）的《西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1885年）描写了男主人公从发迹到倾家荡产，到最后放弃物质发迹的机会从而实现精神发迹的故事。而在几十年后的文学作品里如果塑造了同样的人物，他也许会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徘徊惆怅，或者可能会直接跳下桥去——20世纪中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正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当时阻碍美国理想主义发展的压倒性社会力量。

19世纪晚期的问题在于，社会评论家倾向于为倒霉的玛吉·约翰逊和西拉斯·拉帕姆所抗争的客观力量添上一张面孔——移民的面孔。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社会福音运动，其创始人新教牧师乔塞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我们的国家：未来的可能与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1885年）一书中发表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和经济罪恶的看法。在斯特朗看来，当下的危机包含了七种致命的罪行：天主教、摩门教、酗酒、财富、社会主义、城市化，还有移民。根据斯特朗的观点，移民“为我们文明当中最为有害的几种罪恶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斯特朗也承认许多移民“是完全赞成我们的自由体制才来到我们国家”，但他认为“典型的”移民还是那些“欧洲农民，他们视野狭隘，道德和宗教素养匮乏，人生观低劣”。[16]

斯特朗警告指出，移民增加了犯罪率，同时也损坏了“本国人民的道德”；移民还“孕育了美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些已经被爱尔兰和德国移民选民群体破坏了民主进程的“暴民统治的城市”里，后果尤其严重。一些社会研究甚至会专门来强化这种反移民情绪。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怎么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1890年）新闻摄影集就探索了那些不太幸运的“另一半人”所生活的贫民窟和移民聚居区，虽然这本集子没有太过强烈的反移民情绪，但它呈现的城市及其居民的生活状况的确让人感到沮丧。正如里斯所描述的那样（见图39），移民的生活相当艰苦，但真正体现其贫穷程度及社会影响的却是他们的死亡。里斯指出，在“过去五年中”，“这个城市里每十个人死去，就有一个人被埋在波特墓园”。对于这个因充满机遇而自鸣得意的社会，里斯的话正是严厉的指责。

本身也是移民的里斯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致力于揭露纽约下东区恶劣的生活状况。不过，他认为穷人或移民里有些值得帮助，有些不值得帮助，而且他给出的证据也模糊了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之间的界限，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国家至今都仍在苦苦寻求解决的问题。十年后，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1904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关注的已经不再是社会福利的短缺，而是政治腐败了。和里斯一样，斯蒂芬斯也是新一代揭丑派社会评论家、记者，致力于揭露各个社会阶层的罪恶与腐败，袭击他所认为的美国的“道德缺憾，而这却正是我们自以为最强大的地方”。斯蒂芬斯指出，政治腐败只要仍然存在，就是一种民主的欺诈。在他看来，政治首领“不是政治产物，而是一种美国机制的产物，是一个本不具备自由之精神的自由民族的产物”。

斯蒂芬斯认为在自己调查的腐败现象中，美国人是串通一气的。他指出“在海关的女人，拿着绳索的私刑执行人，以及行贿并且拿回扣的企业首脑”都是这个全国性道德滑坡中的一分子。他提出一个著名的控诉，即“贪污违法的精神正是美国的精神”。斯蒂芬斯对这个丧失了道德准则的国家虽然给出了严厉的指责，但也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他确信美国人虽然犯下纵容坏的政府管理的过错，但同时也更有能力去要求好的政府管理。他论证说，“美国公民的性格里有一种傲气”，“这种傲气也许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7]。

里斯和斯蒂芬斯的观点在美国都很普遍，也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观点相去不远，但在新世界里还是引起了独特的反响。斯蒂芬斯和里斯都坚信在这片“自由之地”上不应该发生这些情况，也不应存在这种腐败，前者表达得很直接，后者则相当含蓄。在这种社会评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期望：期待自己也许能够建立起最初的那批殖民者曾追求过的乌托邦。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书、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年）一书中，这种期望尤其明显。贝拉米书中的男主人公，著名人物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穿越到未来，发现2000年的美国已经完全消除了不平等，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韦斯特的未来之旅让他得以重新评估当下，他指出，“自从我见过另外一个世纪的样子，我眼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从未来回来之后，他带着自己对当下世界的全新理解，在1897年的一次晚宴上严斥在座宾客。“我到过各各他（Golgotha），”他宣布道，“我看见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难道就因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太阳和星星在这个城市中看到的是什么景象，所以只能考虑和谈论别的事情吗？在你们隔壁，就有无数男男女女，你们的至亲骨肉，他们从生到死所过的生活只是一场痛苦，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图39 《戈瑟姆法院》。这幅插图出现在雅各布·里斯1889年在出书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另一半怎么生活：租户研究》，载于《斯克里布纳杂志》第6卷第6期（1889年12月）。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书中，里斯强调，纽约——也暗指整个国家——已经“错失了可以健康发展的良机，并且这个机遇失不再来”。在某种程度上，里斯也是一种阶级批判，批判纽约沿着中心区曼哈顿岛的逐渐扩张。在此过程中，个体被带离了最初的落脚点和身为贫困移民的初始状态，被无情地驱赶着向上攀爬，向财富和成功进发。作为成为美国人的一种隐喻，这种持续的城市更新和向上的流动性难以阻挡，然而正如里斯强调的那样，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又太难实现。“在闹市区的那些老房子里，”他指出，“租户由于无知而出生，在贪婪中被抚养成人……从列车呼啸而过的高架铁路出发走上几十步，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底下的富兰克林广场，列车喧嚣的回音还在耳边作响，但你已经从繁荣地带来到了贫困地带。”（第643页）

1897年美国的现实相比于贝拉米创作小说时的1887年并没有什么变化，许多美国人还是不会将那些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当成和他们一样的血肉之躯看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预见未来，他们能做的只有回顾过去，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太过熟悉。不管是以纽约的“城市老板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会堂为典型的政治腐败，还是惠特利向之开战的走私犯和罪犯，都没有消失；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问题反倒变得更为严重。这似乎表明了布赖斯（Bryce）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不无道理：他不认为大多数来到美国的移民带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或是什么犯罪目的，与之相反，这些移民只是在政治方面一无所知，容易腐败。就在贝拉米回顾过去的同时，布赖斯设想了美国的未来。如果说克雷夫科尔对“美国人这个新人种”这种旧世界里乌托邦式的集体描述取悦了美国人，布赖斯则是描绘了这种理想的局限性，提醒了美国人将移民转变成“新人种”既不简单，也不能确保成功。

诚然，移民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是易于塑形的旧世界黏土，准备好了被新世界重新打造；他们的想法与此恰恰相反。罗马尼亚移民作家马库斯·伊莱·拉维基（Rabbi Marcus Eli Ravage）就在书中回忆了自己刚到美国时感受到的“最初的冲击”，并且指出这种反应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文化包袱。正如拉维基解释的那样：

从欧洲来到这里的移民并不是美国人所以为的原材料。他不是一张白纸，等着你去随心所欲地涂涂写写。他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他带着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带着自己的一套文化、品味和习惯，这些和他的民族经验一样古老，是由其种族和环境传承下来的。也正是他的整个旧世界的灵魂，在他一踏上这里的土地之时，就与美国的灵魂发生了冲突。[18]

拉维基口中的“旧世界的灵魂”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和这里的居民，他们被许多本地居民看作是些“可笑的人”，甚至还会被称作“欧洲的渣滓”。拉维基来到美国时，美国的移民法已经开始收紧，1882年颁布了第一部《联邦移民法》，将罪犯、疯子、贫民以及那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群排除在外。同年，《排华法案》通过，这部法案最初是为了阻止西方进口廉价中国劳工，后来却不仅成为移民管制的参考模板，而且随着美国影响力范围——或者至少是活动范围——向海外的扩张，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种族态度问题上。当然，美国已经在更近的局部地区尝试并且测试过了移民管制的程序。自由女神像揭幕还没到10年（1897年），移民限制联合会就提出，和那些南方想参与投票的非裔美国人一样，新移民在移民前必须参加识字测验。

移民限制联合会由一群哈佛毕业生在1894年创立，是一个强大的特权、压力集团，但这个集团并不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唯一舆论制造者。事实上，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其识字法案在国会里遭到数位美国总统的否决：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93—1897年）、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908—1912年）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2—1920年）都试图阻止这项法案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