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尔声称：“这个国家不容许有任何不公存在。”到了内战结束、联邦获胜之时，在许多人心里，尤其是林肯心里，这种想法是最重要的。再次当选总统的林肯将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及其最有可能的终结方式，他将这场两败俱伤的冲突理解为奴隶制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满怀希望，我们热诚祈祷，愿这场可怕的战争灾难早日结束，”林肯讲道，“但假若天意要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鲜血，用刀剑下的鲜血来偿清。”他强调，美国应该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同时，林肯还强调美国人“不要对任何人怀有丝毫恶意，而是对所有人都抱着好感”，以此让联邦再次团结起来。[20]当林肯发表此次演讲时，邦联作为一个国家正面临灭亡，它的事业几近崩溃，以至于它的一些政治发言人和军队领袖都开始愿意摧毁邦联建立的基石——奴隶制。而联邦在几近完成重新统一美国的事业时，则面临着重建一个全新的美国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个国家中，将会有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彻底废除奴隶制，另外一项修正案则会明确定义并且保护公民权（图31）。正如林肯在1863年宾夕法尼亚州纪念葛底斯堡阵亡士兵的演讲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生来平等’原则”的国家。林肯提醒他的听众们，进行内战是为了美国可以“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他在1865年2月1日签署了第十三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规定“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他清楚地表明，对于他自己和很多美国人来说，废除奴隶制绝不仅仅是一项战时举措，也不是一种军事需要，而是为了履行这个国家道德上的昭昭天命。
当然，林肯并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美国履行这种天命。1865年的耶稣受难节当天，这位通过四年战争将联邦团结在一起的总统被邦联的支持者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枪杀。重新团结联邦的重任，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重建时代”（period of Reconstruction，1865—1877）则落在了他人身上。不过，林肯所设想的国家重建问题，远不仅仅包含在政治上将邦联各州重新归并到联邦体系之中，实际上，他的设想也远不止是维持南方与北方的稳定关系，或者从根本上消灭奴隶制。在美国，种族关系问题一直都比这些事情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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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托马斯·纳斯特《奴隶解放》（费城：金和比尔德，约1865年）。托马斯·纳斯特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漫画作者，在美国内战时期、重建时期一直到19世纪后期，他定期为广受欢迎的北方杂志《哈泼斯周刊》供稿。他的漫画作品也出现在《纽约新闻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上。他最广为人知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70年代对纽约政治腐败的批判。他的大量漫画作品以南部遭受种族隔离的美国土著人、中国劳工和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不平等为主题。这幅欢迎奴隶解放的作品对奴隶制废除之后的未来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图片中间部分描绘了一个非裔美国家庭在舒适的室内装潢中获得了他们在奴隶制之下绝不可能获得的安全。1863年《废奴宣言》的作者林肯的画像被挂在了室内的墙上，同时也被画在了这幅漫画的中间底部。这幅漫画左边表现了奴隶制作为一种体系所带来的恐惧（奴隶拍卖、鞭打和烙刑），右边并置着自由带来的好处（自由民的家、上学的孩子，以及工作所获的薪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253）。
1790年的《国籍法案》规定只有“自由的白人”才可以获得美国国籍。这项法案在颁布之后被数次修订。尤其在1870年，随着第十四修正案于1868年颁布实施，新的《国籍法案》开始允许非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公民。“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第十四修正案最终明确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它进一步宣称：“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在这项宪法修正案中，美国明确界定了公民权利，同时也否认了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申诉的合法性。在原则上，一切再清晰不过。但事实上，推行这一法案的步伐却极为迟缓。
<h2>一个世纪的征途</h2>
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内战前后的美国在道德和物质方面存在着清晰的差别。实际上，一个人越是接近胜利，对胜利的认识就越难捉摸。北方在内战中“获胜”，但为此究竟付出了何种代价却甚少有人谈论，历史学家和公众都只是在思考着南方失败的代价。内战之后的数年中，这个国家显然也在西部征途中“获胜”。不过，在20世纪那些令人痴迷的电影，尤其是“西部电影”中，这场胜利的真实面貌及其局限性都被过分简化了。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转变固然简单，但这些电影对于西部历史的演绎却不能轻易为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涂上绚丽的色彩。西部本身也做不到这一点。人们对于美国种族图景的定义和辩论，恰恰是基于西部那些戏剧性的、充满感召力的景象，而不是内战的战场景象。这场辩论旷日持久，因为种族问题并不是一个直接简单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内战就必然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这个国家从冲突的中心——联邦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和邦联将军罗伯特·李（Robert E. Lee）之间的战争，以及种族问题上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转移到别处，他所面临的危机在1861—1865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利害攸关的问题。新近的美国移民大多从北部登陆，并居住在那里，这场战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与美国的机会平等理念结盟，虽然他们不一定同意新萌生的种族平等理念。不过，在联邦军队中，少数族裔组成的军团经常会担负各种任务，不论他们是爱尔兰人、印第安人还是非裔美国人。
即使是非裔美国人这样在美国内战中占据如此中心位置的群体，他们的动机也没有那么简单。非裔美国人的主要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主张武装起他的黑人同胞，其倡议被认为是一种普遍观点。“一旦让黑人佩戴上U.S.的黄铜字母、衣服纽扣印上老鹰图案、肩章绣上步枪图案、口袋里再装上子弹，”道格拉斯声称，“世界上就没人再能否认，他们理应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不过，也有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非裔美国人“一旦被列入战争名单，只会白白送命却一无所获”，他们不该认为自己有义务“在那面从不保护他们的旗帜下战斗”。
然而，为了自己能够被美国接纳而加入战斗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些人参战只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被美国侵犯。威斯康星州格林湾部落的梅诺米尼人、 奥奈达人和斯托克布里奇—猛西人自愿为联邦战斗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公民权的问题。他们仅仅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土地免受白人的进一步侵犯，希望自己的参战行为或许可以迫使联邦政府意识到他们的权利。不过，和美国黑人受到的待遇一样，格林湾诸部落加入军队的要求最初遭到了联邦的拒绝。威斯康星州的民兵指挥官奥古斯塔斯·盖洛德（Augustus Gaylord）仍旧坚持认为“只要文明世界里还有足够的志愿兵，就没有必要屈尊让印第安人参与到这场我们同胞之间发生的冲突中”，因为这些潜在的同盟本是一群未经开化的异族。这当然是一种种族主义观点，但它并不一定与土著志愿兵的独立野心全然相反。
在加利福尼亚州，围绕着接纳还是排斥土著人、同化还是隔离新移民的各种议题尤其突出。在东海岸，议会艰难地通过并且施行了第十四修正案这一对于美国公民权至关重要的契约文件。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人们正在与国家扩张和移民问题苦苦斗争。造成这种紧张状态的原因很简单：取得美国公民权和国籍有两条途径。一种途径是生于美国。然而，仅仅出生在名为美国的土地上并不够，1884年有关土著美国人公民权的“艾尔克诉威尔金斯案”一项法律裁决就没有判给艾尔克公民权。不过到了1898年，另一例针对华人子女公民权的“美国诉黄金德案”却又最终判给了黄金德公民权。另一种途径是成为美国人。但是这种获得身份的途径有时会遭到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反对者的指责，这些指责虽然不完全是，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聚焦在移民问题上。在加利福尼亚，就是中国移民的问题。
由于前一年在那里发现了金矿，加利福尼亚州在1849年加入联邦的决定大受欢迎，并且迅速被接纳。加利福尼亚州最开始的宪法与美国其他各州并无区别，第一项条款便指出“所有人生而自由独立”，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上述权利受到属于人民的政治力量的保护，并通过一个“为人民获得保护、安全和利益而建立的”政府来表达。其中没有规定任何种族或者人种之间存在差别。不过，3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对宪法进行了修改，1879年的州宪法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议案。虽然“白人移民和非洲后裔移民”与“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上述权利并不能扩至所有人。州宪法宣称“中国人，痴呆和精神病人，或被宣判犯有可耻罪行的人”无权“行使州内的选民特权”。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商业活动都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和蒙古人”。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州宪法还规定“所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都“只能使用英文实行、保存和发布”。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也许并不是这些排斥性条款会被写入宪法，而是它们竟会被写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宪法。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入联邦时，就已经因其潜在的财富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移民。同时，在它还是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旧省上加利福尼亚时，就已经居住着大量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语土著人口。美墨战争结束后，双方在1848年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其中规定墨西哥割让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领地给美国，在这些地区居住的墨西哥人也就自动获得了美国公民权。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关州宪法的争论也就比其他很多州都要复杂，但最终也有可能出现一个包容性的公民权概念。
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入联邦时已经是一个废除奴隶制的自由州，不仅如此，在制宪辩论的过程中，参会者也非常强调那些“墨西哥血统的美国人”与美国本土公民应该享受平等的待遇。金博尔·迪米克（Kimball H. Dimmick）作为代表之一参与了会议。他最初来自纽约，1849年当选为圣何塞市市长。在会议中，他强调“在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和美国人之间”不应该设置任何“分界线”。他的支持者们，也就是那些具有墨西哥血统的人，现在“都声称自己是美国人，不会同意被当作少数族裔看待，”他解释道，“他们都将自己归为美国人”。因此，“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他们都“理应被当作社会主流对待，”金博尔总结道，“他们相信从此以后自己将会被视作是美国人。”最终通过的州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立场。此外，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双语特点，它还使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发布。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这种状态并不能维持太久。
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在种族和语言方面仍持有包容的态度，但是到了1879年，它却不可思议地开始公开秉持排华立场。从很多方面来讲，这种转变都与美国的发展趋势一致。这些趋势在内战之前就已经存在。实际上在那时，南方和北方之间与日俱增的敌意转移了反对移民，尤其是反对天主教的社会情绪。不过，这种社会情绪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都是北方政治、宗教和社会图景中一个固有部分。19世纪50年代，持有排外立场的美国人党（或称无知党）的短暂出现，显示出这种趋势的持续性和局限性。当然，很多联邦的少数族裔军团，尤其是爱尔兰人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试图对抗这种反天主教的偏见。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这种地方却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为西部沿海州距离东部战场太过遥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本土天主教人口和天主教移民、新教移民相互融合，这让以新教徒为主的精英们感到惊恐，因此在这里，反天主教情绪的程度更深。
美国历史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人们认同了一种外部威胁，那么即使他们分歧再大，也会团结在一起。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心中的威胁来自于中国人。中国劳工被引入美国，是为了修建能够统一美国的铁路，而最后他们至少在种族问题上统一了美国，让种族问题的风头盖过了威胁到加利福尼亚和全国稳定的宗教分裂问题。仅仅在1870—1880这十年间，中国移民的数量就从不到100人激增至超过10万人。在此之后，由于1882年议会制定《排华法案》营造了排华的社会情绪，禁止中国劳工继续移民美国，中国移民的数量才随之下降。
内战即使没有全然中止移民行为，但也已经减缓了其速度；同时，它虽然没有完全压制美国的排外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这种声音。不过，在战后的几年中，两者却又卷土重来。在这片托马斯·潘恩描绘的“人类的庇护所”的土地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将潘恩的乌托邦蓝图真正凝结为自由女神像（1886年）外形的时代中，对于移民的敌意看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不过，那些倡导“所有美国人享有相同权利”的人却发现，内战和接下来的宪法修正案——也就是三项“重建修正案”——都没能为建构一个包容的新美国国家身份提供实际的土壤。第十三修正案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第十四修正案已经明确了公民权；第十五修正案也确保了各个种族的投票权（当然，女性另当别论）。理论上讲，拥有了这些修正案，美国就可以期许一个更加积极的未来。但实际却证明，想要挣脱过去的牵绊，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要经历千难万险。
至少按照美国最重要的讽刺作家之一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话来讲，伯克利主教在18世纪所期许的美国新的黄金时代，在19世纪末不过仅仅是“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1873年，随着马克·吐温与好友编辑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的《镀金时代》一书正式出版，“镀金时代”一词便开始经常被用来指称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期之间的时代。虽然这本书精辟地控诉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精英群体的权力滥用，但从理解这段时期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也许有些误导性。
战后美国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其中大规模的移民居功至伟，同时，这也得益于技术进步，尤其是1865年之后的交通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不过，学者们总是轻易将城市化、工业化和移民这三驾马车视为引领美国发展的动力，认为这些积极和消极的力量将美国推向了20世纪，推向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的世纪”。在当时看来，这个过程并没有事后看来的那么具有决定性。当时的美国人当然是将之视为整个国家的转型时期，但影响这种转型的因素既有源自过去的财富，也有来自未来的诱惑。
内战已经从经济上击垮了战败的南方白人，对他们来讲，过去也就成为殖民传奇的黄金时代。这种传奇既是短视的，也是虚构的，它假定了一个战前的过去，那里生活着心满意足的奴隶、漂亮的美女、风度翩翩的绅士，还拥有风雅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后来被称作“旧南方”的所谓“新南方”中，他们既听不到绑在一起的奴隶向南行进时悲伤沉重的脚步声，也听不到拍卖台上的痛苦呻吟。在他们对于邦联死亡将士的记忆与纪念中（图32），南方白人基于自己的战败以及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区别，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公民传统。1866年和1867年的《重建法案》规定，先前的邦联各州仍然实行军事管制，联邦军队在1877年才最终撤离。为了使南方各州的立法机构批准第十四修正案，很多之前的邦联支持者被要求宣誓效忠这个国家。这些人因此只能从“败局命定论”（Lost Cause）的文化建构中寻求安慰。这种文化在重建工作开始后逐渐发展起来，一直持续到20世纪。当然，讽刺的是，事实证明邦联的主要事业，也就是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分离，远没有遭受失败；恰恰相反，它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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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被征服的旗帜》（新奥尔良：A.E.布莱克默，1866年）。哀悼邦联军战败的乐谱封面。这幅图片描绘了一面落在大炮上的邦联旗帜，旗帜周围长满了野草。题目借用了“享誉邦联的诗人”艾布拉姆·瑞安同年发表的诗歌。瑞安在《被征服的旗帜》这首诗中写道：“叠起那面旗帜，因为它已疲惫不堪/它的四边凄凉地垂下/叠起它、折起它——它胜过一切/因为没有一个人去挥动它/没有一把剑去拯救它……叠起那面旗帜，温柔的、缓慢的/温和地对待它——它无比神圣/因为它遮盖着死去的人们/不要触摸它——也绝不打开它/就让它在那里低垂、永远被妥善地放置/因为它的人民已经没有了希望。”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1833）。
奴隶制有不同的内涵。它是一种残忍和恐惧的体系，也是一种身体利用和经济剥削的体系，但它并不是一种隔离体系。在战前南方，黑人与白人毗邻而居。在战后几十年中，他们才开始逐渐疏离。后来，很多之前的邦联州通过了《黑人法典》，试图通过合法的形式，将南方非裔美国人重新置于近似奴隶的位置。因为缺少奴隶制时期对于日常接触和行为进行管理的法律，新的种族法律开始出现。在奴隶制中，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系美国南方的“黑奴制度”，但是美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整个西部的土著和移民的经历清楚表明，奴隶制废除之后的种族法律并不仅仅是南方才有，法律中的条款也没有特别针对南方。
美国的重建过程一直持续到1876年才告一段落。在那一年，思考着过去的不只是南方白人。1876年正值美国独立百年，一位叫作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的诗人，也就是1876年7月4日国家颂歌的作者，深思了美国独立以来第一个百年的发展历程（图33）。对于泰勒来讲，独立百年的庆典是一次“绝对可靠的测试……准确评判了我们坚定热情的力量……今后我们再也不会看到这样隆重的纪念日。我们投身于生活之中，英勇奋斗，这给了我们足够的理由将它铭记于心；生活的记忆也会将我们与之相连：它又无比遥远，并因此变得传统而庄重”。独立百年的庆典给美国提供了一个革命的避难所。这场革命发生在足够遥远的过去，为国家团结创造了必要的神秘感；它与当下的距离却又不算疏远，足以让人们忘却这个国家在近些年来所承受的两败俱伤的冲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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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一个世纪的征途》（纽约：柯里尔和艾夫斯，约1876年）。这场百年纪念活动的形象是年轻的“乔纳森大哥”，之后，“山姆大叔”取代他成为美国的象征。在图片中，“乔纳森大哥”双脚站在美洲大陆的两端，铁路越过美洲大陆。在“乔纳森大哥”身下、图片的中间，画着1876年费城世博会的主要建筑。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6472）。
不过，1876年，当这个国家在庆祝百年独立之时，它尚处于危机之中。南卡罗来纳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其间地区的街道上仍能看到经济萧条、政治腐败和种族冲突的景象。美国人有理由在国家主权方面感到自信，但是在文化方面却丝毫得意不起来。到了1876年，美国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团结的、生机勃勃的国家，但是它的国家身份仍旧充满冲突。同样是在这一年，艺术、制造业和土壤、矿业产品世界展览会（简称世博会）在费城召开，占地两英亩。世博会的游客们却没有机会思考这个问题。摆在他们眼前的是各种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1776年以来科技进步的成果。
升降机、发动机、电灯、矿产、陨石、大理石、电话、打字机、亨氏番茄酱不过只是当年费城世博会中展出的一部分产品。会场中还摆放着代表美国本土物种的填充动物玩具，其中有鹿、海象和北极熊。在展会举办之时，这些动物已经面临着来自移民的威胁。展会之后不到十年，曾经在大平原上漫步的1300万头美洲野牛已经因为狩猎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到了1883年，野牛数量仅剩不到1000头。这就是美国为进步和生产力所付出的代价。
生产力或产品本身并不是美国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世博会并不那么值得庆祝，反而值得引起充分的担忧。对于土著人口来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依靠大平原上迅速衰减的畜群为生，他们的命运并没有世博会上展现的那么振奋人心，他们的未来也没有那么充满希望。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美利坚的有色土著人。但是在1876年的费城，他们却不再是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人，而变成了不会说话的模型。虽然在展会上，美国土著人被视作是静止的动物填充玩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非常活跃的。在蒙大拿领域的小比格霍恩河边，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上校败在了苏族首领“坐牛”和“疯马”的手下。在百年独立庆典期间，战败的消息传到了费城。
因此，在美国百年独立的那一年，美国人不仅需要思考他们的国家已经走了多远，还需要思考他们仍要继续走多远。对于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来说，所有这些问题——人民是谁、作为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人拥有怎样的公民权——仍然是一个反复存在的困境。美国建国之时的那些理念当然是具有包容性的，但事实上其包容性却相当有限。
从19世纪的医生和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将美国人描绘为“现代世界中的罗马人——被同构的伟大人民”，到1908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著名的戏剧《熔炉》中提出的美国社会“熔炉”隐喻，多年以来，有很多名言表现了与克雷夫科尔所说的“美国人，这种新人”同样的意思。[22]美国已经为实现这种理想提供了途径，但却缺乏足够的动力。麦迪逊害怕这些法律变成一纸空文，但这种担忧在美国历史中的很多时候都变成了现实。《权利法案》并没有能够保护非裔美国人免受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的侵袭，也没能捍卫那些在二战期间被投入拘禁营的日裔美国人的宪法权利。
可以说，在20世纪的反共恐慌中，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众议院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即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行为中，这种忽视基本原则的倾向达到了最恶毒的巅峰。从这个委员会的名称中无疑可以看出一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实质上又导致了现代的政治迫害。不过，其实当这个新国家在思考美国的意义，以及作为美国人的意义时，这种恐惧就已经存在了。它在内战之前和内战期间一直存在，并在边疆地区真正涌现出来。
出于管理土地的考虑，联邦政府自1787年《西北法令》以来，明确了这些地区只是法律和实际意义上的过渡州，并将很快变成联邦真正管辖下的州。出于管理人口的考虑，政策中也加入了一些过渡性元素，但这些元素被过多的成见和偏见所阻碍。一直以来，这些成见和偏见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国家归属感。随着联邦在1865年赢得内战的胜利，同时也随着第十三、十四修正案相继通过，非裔美国人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成为具有选举资格的“美国人”。奴隶制被彻底废除，但事实证明支撑奴隶制的种族意识却变得更加富有韧性。在下一个世纪，种族区隔和种族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而需要面对这一令人困扰的现实的绝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
注释：
[1]Seward's 1858 address can be read in full at: http://www.nyhistory.com/central/conflict.htm (February 10, 2010)
[2]Morse and 1861 message both quoted in Jill Lepore, A is for American: Letters and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Newly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10, 154.
[3]Abraham Lincoln, “Message to Congress in Special Session, ”July 4, 1861, in Roy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11 Vol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Vol. IV, 438.
[4]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vember 27, 1860.
[5]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ne 29 and 26, 1861.
[6]William Howard Russell, My Diary North and South (Boston: T.O.H.P. Burnham, 1863) 467-468, 470.
[7]Joseph E. Johnston quoted in John G. Nicolay, The Outbreak of Rebellion (1881.Reprint.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5) 211.
[8]Samuel Fiske (14th Connecticut) and diarist from 9th Pennsylvania, both quoted in Stephen Sears, Landscape Turned Red: The Battle of Antietam (1983.Paperback Reprint.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5) 347.
[9]Seward's speech was delivered on March 11, 1850. It can be accessed at: http://www.senate.gov/artandhistory/history/common/generic/SpeechesSeward NewTerritories.htm (February 20, 2010).
[10]George Templeton Strong's diary entry March 11, 1861, in Allan Nevins and Milton Halsey Thomas (eds.), The Diary of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4 Vol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2) III, 109.
[11]Howell Cobb to James A. Seddon, January 8, 1865, “Georgia and the Confedera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 1 (October 1895): 97-102, 97-98.
[12]John Murray Forbes to Charles Sumner, December 27, 1862, in Sarah Forbes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 John Murray Forbes, 2 Vol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9) I: 350-351
[13]Eva B. Jones to Mrs. Mary Jones, July 14, 1865, in Robert Manson Myers, The Children of Pride: a True Story of Georgia and the Civil War, Abridge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54.
[14]Niles' Weekly Register, November 28, 1835.
[15]Nicholas Faith, The World the Railways Made (London: Pimlico, 1990) 67.
[16]Ralph Waldo Emerson, “The Young American, ”1844, in Joel Porte (ed.), Essays and Lectures by Ralph Waldo Emerson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3) 211, 213-214.
[17]George Berkeley, “Verses on the Prospect of Planting Arts and Learning in America, ”written in 1726, published 1752, in Rexmond C. Cochrane, “Bishop Berkeley and the Progress of Arts and Learning: Notes on a Literary Convention,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17:3 (May, 1954): 229-249, 230.
[18]Henry Benjamin Whipple,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Long Episcopate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2) 105.
[19]Whipple, Lights and Shadows, 124.
[20]Lincol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65, in Basler (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VIII, 333.
[21]Bayard Taylor, “What is an American?”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35, No.211(May 1875) pp. 561-567, quotations pp. 562, 565-566.
[22]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Table (1858):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