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伯罗斯先生仍旧沉默，等着进一步的解释。

“我在《纽约时报》工作，”菲利普斯最终又说，“我们有一个关于丹尼尔的报道，我需要和他谈谈。”

伯罗斯很快转过身去。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拉开了门，然后又关上。菲利普斯仍然在过道里，观察这个大约70岁粗脖子的老年人慢慢地爬上通向二层的台阶。菲利普斯没有为第二天的报纸进行任何采访，因为这天晚上的阴冷天气，也因为他并不想在这时碰上丹尼尔·伯罗斯。他没有对自己这样的反应感到迟疑，于是就决定到街对面的酒吧，给《纽约时报》打电话。罗森塔尔已经离开报社了，但一个助理编辑让菲利普斯回办公室。在回去之前，菲利普斯给丹尼尔·伯罗斯写了个条子，回到那个公寓把它留下。然后他离开这个公寓去地铁站，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曼哈顿。

丹尼尔·伯罗斯没有留下给菲利普斯的条子，也没有对后来的电报做出回应，但菲利普斯后来得知，伯罗斯收到了条子和电报，并且读了。在《纽约时报》两个年轻人的协助下，菲利普斯继续深挖伯罗斯的过去。他们采访了几十个认识伯罗斯，和他做过同学，雇用过他或者逮捕过他的人。年轻的伯罗斯谜一般的轮廓开始慢慢地清晰起来。

伯罗斯1937年3月出生在布朗克斯，他的父母很晚才结婚——当时他的母亲34岁，父亲42岁，两人都是俄国犹太人移民的后裔。丹尼尔·伯罗斯的父亲，就是菲利普斯碰见过的那个疲倦的老人，16岁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过海军，后来在一次应募时又转到了陆军，就在那个进攻潘乔·比利亚[注：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原名何塞·多罗提欧·阿朗戈·阿蓝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潘乔·比利亚是他的化名，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北方农民义军领袖，后遭暗杀身亡。]的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伯罗斯的喉咙受了伤，说话受到了影响。在平民生活中，他成了一个机工，但他的身体很差。菲利普斯见到他时他没有工作，主要靠政府养老金和他妻子在皇后区的牙买加的一家百货公司里当售货员挣的钱为生。

丹尼尔·伯罗斯的母亲埃丝特·伯罗斯笃信宗教，在35岁生下她唯一的儿子，因此对他垂爱有加。甚至在丹尼尔·伯罗斯上六年级时，伯罗斯夫人也经常陪他上学，放学后又接他回家，尽管学校离伯罗斯住的公寓只有半个街区远。丹尼尔·伯罗斯接受过成人礼。他后来对一个朋友坦白说，他当时是在家里“被迫”进行的，但他似乎同拉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这位拉比接受了长岛一个更大的教区的更好教职，因为他需要挣更多的钱来养家。对于这位拉比的决定，丹尼尔·伯罗斯感到失望，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仍然表现很好，有记录证明他的智商有154，使他被叫作“天才”。他在高中的成绩仍然是优秀的，但反常的混乱和反叛开始出现了。他对自己的金发碧眼感到自豪，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德裔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他经常和那些不知道他上过希伯来语学校的朋友在一起，说德国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误解了。他敬畏德国的高级将军们，仇视那些不同意他意见的同学。一天，他和一个犹太学生发生争论，挥舞着拳头脱口恶毒地说：“你这个犹太杂种！”

伯罗斯在高中多少受到了他的历史教师的影响。这位教师是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麦卡锡主义者，曾帮助把伯罗斯信奉的某些右翼哲学具体化。伯罗斯在学校最差的成绩是希伯来语，考试不及格，而德语成绩却很优秀。他以四年平均87分的成绩上完了高中，使他有资格获得奖学金进大学，但他不感兴趣。他对一个朋友解释说，大学是为那些极力逃避兵役的“犹太小子”开的。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士兵，1955年他应征入伍进了美国军队的伞兵，在101空降师187空降团服役。他进行了17次跳伞训练，随军队被派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曾在埃德温·A.沃尔克少将手下去平息因学校种族隔离方案而引起的骚乱。伯罗斯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透露，他曾为白人士兵“保护黑鬼”的场面所震惊，他认为这个国家正成为一个左翼警察国家。

尽管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士兵，但他在服役期间的战友老是觉得他很可笑。他穿军服显得很滑稽：他的肌肉已经变得结实，胸膛宽阔，胳膊很细，个子却不高，看起来是被跳伞物品、大圆钢盔和皮靴压弯了腰。他的敬礼太迅速了，没等长官还礼就放下了。他是军人精神的嘲笑对象。他们笑话他，他不止一次企图自杀。他被送到军队的精神病医生那里，被诊断为是一个情感幼稚、被幼稚幻想所左右的人。1958年他退伍了。

他在皇后区图书馆干了一年半的办公机器操作工，但到1960年他辞职了，成了美国纳粹党的积极分子，接受乔治·林肯·罗克韦尔的指挥。他在华盛顿的美国商会找到了一个简易影印机操作工的工作，一个月挣300美元，但他的主要活动却集中在罗克韦尔在弗吉尼亚阿林顿的营房里，他生活在那里并且使自己成了最勇敢的反犹主义者。在那里他画了毒气室的图片，希望以此娱乐他的战友。他还展示了一小条绿香皂，贴上的标签写道：“用最好的犹太人脂肪制造。”伯罗斯积极参与了纳粹分子的公开示威，有一次竟包围了他所工作的商会大楼。他被解雇了，后来他因在华盛顿的犹太兄弟会大楼的电梯里散发纳粹标志而被逮捕，罚款100美元。1960年夏天他在另外三次场合因使用诬蔑的语言和在街头骚乱中殴打旁观者而被判有罪。

此后不久，伯罗斯退出了罗克韦尔同伙，来到纽约，希望增强纳粹的一支地方小分队的力量，但他失败了。纽约的纳粹分子非常穷，他们甚至买不起制服，这使他非常失望。当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朋友为伯罗斯争取到一个参加三K党邀请信时，伯罗斯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长袍和风帽。他的热情显而易见，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为纽约的头子，管辖几十个成员，于是引起了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小集团的警方和政府当局的注意。一天，政府的一个特工人员来访问伯罗斯的父母，这个特工人员发现这个家庭是犹太人。当时这个特工人员没有打算暴露丹尼尔·伯罗斯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同情，因为他的父母自从他们的儿子和罗克韦尔一起被逮捕以来一直默默地忍受耻辱。这个特工人员还知道，暴露这个秘密后，伯罗斯就不能作为种族主义运动可能的线人了。

情况一直是这样的，直到1965年10月22日罗森塔尔收到他的朋友关于伯罗斯背景的来信。10月29日，也就是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第一次访问伯罗斯的公寓一周后，菲利普斯决定回去再试试。他把他的闹钟定在早晨5：15，打算坐地铁从上百老汇经布鲁克林到皇后区，心想在任何人都没有起床之前来到伯罗斯的公寓外面。他计划站在门外，如果必要的话，站一整天，希望能见到伯罗斯。

谁知地铁运行得出奇地慢。当菲利普斯最终到达，从站台的长长的台阶上走下来时，差不多8点钟了。正当菲利普斯转向勒菲茨博勒瓦大街时，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丹尼尔·伯罗斯走进了一个理发店。如此之巧真是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菲利普斯再晚两秒钟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会错过伯罗斯，就会走过理发店到伯罗斯的公寓，如果是那样的话，到半夜都不敢保证伯罗斯会回来。菲利普斯以前从未见过丹尼尔·伯罗斯，但他从照片上见过他。这个人就是伯罗斯，不需要任何怀疑。

当伯罗斯从理发店出来后，他的头发剪短到了军队所要求的长度。菲利普斯走上前，介绍了自己。伯罗斯想起了前不久的条子和电报上的菲利普斯这个名字。

“我想和你谈谈。”菲利普斯说。

“好吧。”伯罗斯说。

伯罗斯看起来没有恶意。他很有教养，几乎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解释说，他不允许进行正式的采访，但愿意坐下来几分钟，澄清菲利普斯掌握的一些事实。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小便餐馆，这个餐馆被高架站台的影子遮住了一些。他们坐在靠门边的小卡座上，面对着面。菲利普斯要了一份炒蛋，伯罗斯要了一听可乐。一个女招待把餐巾、刀叉放在他们面前。菲利普斯不能更仔细地看伯罗斯的脸，因为伯罗斯似乎感到很为难，眼睛向下看，或盯住桌子的一角，偶尔地迅速看一下菲利普斯，但眼睛很快又转向别处了。伯罗斯不知道菲利普斯想要知道什么。

菲利普斯非常温和有礼貌地开始说明他所知道的伯罗斯当伞兵的军队生活，他后来跟罗克韦尔同伙和三K党的活动。菲利普斯对事实和微不足道的细节、明确的时间和过程都已经研究过了，这给伯罗斯的印象很深，伯罗斯不止一次高兴地叫道：“哎呀，太了不起了！”伯罗斯没有为他生活的这一面感到为难，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秘密。它曾以压缩的形式出现在报纸上了，当然伯罗斯也意识到国会委员会和警方有关于他的档案。随着菲利普斯即兴、不加谴责地继续叙述伯罗斯的过去，伯罗斯开始放松了，看起来很高兴。伯罗斯不仅仅证实了这些事实，甚至还详细地讲解。他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他的三K党身份卡，向菲利普斯显示了一下，他还展示了他本人的一个戴着三K党白风帽的小照片。他详细谈了他和罗克韦尔一起的日子，他在小石城的美国伞兵部队的体验。他担心小石城已经展现出左翼人士开始接管全国的信号，这是伯罗斯决心要阻止的。他深情地回忆了他高中那位拥护麦卡锡主义的历史教师，称赞老师通过邮件和德国的右翼集团进行交流。伯罗斯显示了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并且说如果在美国开始“清洗”的话，犹太人在美国的“野蛮”气氛里，就会比20多年前在德国“文明而有高度教养的”社会里受到更残酷的迫害。在接受采访时伯罗斯看了几次表，说他想乘巴士去宾夕法尼亚州，但他似乎乐意和这个对他了解很多的高个子的陌生人在一起，他觉得和他在一起能自由地高谈他的理论。菲利普斯是个好听众，似乎能够理解这个有罪的人的狂热和献身精神。

最终，菲利普斯决定提出自他们开始谈话以来就在他的头脑里想的问题。从这次采访中菲利普斯需要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伯罗斯生活的矛盾性本质的一些线索。

“有一件关于你的事情似乎不合逻辑，”菲利普斯开始缓慢地漫不经心地说，“我弄不明白。”丹尼尔·伯罗斯看了一下表。他有点着急地说，他还得赶下午1点钟的巴士去宾夕法尼亚。“你的父母是在布朗克斯的一次犹太人仪式上由尊敬的伯纳德·卡伦伯格教士主持婚礼的。”菲利普斯说。他等待着回答。

菲利普斯看到，伯罗斯的身体似乎受到折磨。有一种内心崩溃的明显迹象，蓝眼睛渐渐冷淡起来，圆粗的身材也弯下来，好像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后来伯罗斯把身子越过桌子凑近菲利普斯，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你们准备发表这个吗？”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权力扣压它，这次婚姻的事实在布朗克斯最高法院里有公开的记录。

“如果你们发表它，”伯罗斯紧张地说，“我就完蛋了。我的所有朋友，我的所有关系，最近七年我为之生活的一切都将完蛋了……”接着他以镇静的口气说：“如果你发表它，我会找到你，把你杀掉。”

现在菲利普斯内心有了一种越来越恐慌的感觉。他意识到自己坐在一个狭窄的卡座上，长腿被束缚在桌面和金属支架之间，另外这个便餐馆看起来也被黑暗所笼罩了，它看起来不像是他刚进来的地方。伯罗斯的威胁不是喊出来的，但在这种紧张的奇怪腔调中它显得更凶狠。菲利普斯听到伯罗斯重复了这个威胁，并且说不等菲利普斯走出这个便餐馆就会死掉。菲利普斯知道他对伯罗斯的过去说了什么，知道伯罗斯会绝望地极力掩盖这个秘密，相信伯罗斯此时此刻就能实现他的威胁。他感觉到伯罗斯的眼睛在盯着他，听到伯罗斯说他的大衣里有一小瓶硫酸。他看见伯罗斯把手伸进他的大衣里，等着菲利普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不是准备发表这篇文章？菲利普斯祈祷上帝保佑，并不真的相信伯罗斯的大衣里有一小瓶硫酸。一个人似乎不可能会在早上8点钟带这样的东西去理发店，但菲利普斯的确看到了伯罗斯的手里拿着餐刀和餐叉，他不得不马上说点什么。他不想死，他想说点使伯罗斯放弃威胁的话。菲利普斯极力装出不害怕的样子，告诉伯罗斯，在和伯罗斯再谈一次之前他是不会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似乎稍微缓和了气氛，但伯罗斯还是警告说：“如果你发表它，我就来找你，我会杀了你。我不在意有什么后果。我肯定完蛋了。这是我为之生活的一切。”

菲利普斯告诉伯罗斯晚上给他打电话，然后掏出一块钱，付了餐费。“我们出去吧，”菲利普斯说。他感到宽慰的是伯罗斯站起来，平静地跟着走了。在外面，至少菲利普斯能够躲避或逃跑。他已经进行了采访，现在他想溜掉。菲利普斯是主的人，但他今天早晨是记者，完全是记者。回想起一周前他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启示，要求他不要去度四天的周末，他相信，他写这个报道是主的意志。现在菲利普斯没有想过，而且在过去一周的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忘记这篇报道，让这个绝望的疯狂的年轻人保留他的幻想。菲利普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服从主的意志的记者，主的裁决有时是刺耳的，但它们都是主愿意的。

菲利普斯还觉得需要打动这个和他站在便餐馆外面的不幸的小个子。“我作为记者与你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他说，“采访结束了，现在我想作为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跟你谈谈。”他们开始沿着车站站台下面的阴影慢慢地走，菲利普斯没有意识到大街上别的人，也没有意识到吵闹声。伯罗斯说，他感觉到他被菲利普斯会发表的东西所困惑，但菲利普斯回答说：“不，你是被你自己的状况，被你参与的各种事情所困惑。”菲利普斯引用《新约全书》的话继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伯罗斯抬头看看他。

“你想骗我上当。”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为了破除法西斯主义对你的控制，你应该做的就是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菲利普斯说，“如果你这样做，其他事情就由祂关照了。”

当菲利普斯到达高架站台的入口处时，他同伯罗斯握了握手。伯罗斯转身回家去了。

菲利普斯到达新闻编辑部后，得知伯罗斯来过电话。菲利普斯回了电话，伯罗斯说他想用另一篇别的报道来交换这篇关于他犹太出身的报道。菲利普斯说他不能这样做。伯罗斯下午晚些时候又来了电话，他的口气是绝望和气愤的。

“我知道我不能阻止那篇报道，”他说，“但我要在荣耀的烈焰之中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没有说明何时或怎样做，只是说他要去袭击时报大楼。

菲利普斯写条子给盖尔布描述了这个威胁和以前的那个威胁，盖尔布在负责，罗森塔尔出城去开会了。盖尔布通知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还给纽约警察局和《纽约时报》的保安警卫打了电话。于是他们把伯罗斯的照片翻印出来，分发给警卫队。在菲利普斯写完这篇报道后，给他安排了一个24小时的贴身警卫，这天晚上侦探开车把他送回了家。编辑们要他出城去躲几天，但他说他想离教会更近一些。

10月31日星期天早晨，报社的一个跑腿人获得了伯罗斯的成人礼的记录，因为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盖尔布想要这个证据，于是《纽约时报》在头版发了这篇特写文章。这天早晨丹尼尔·伯罗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和其他三K党徒度周末，他们的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在联邦调查者“加热”时不要引起别人怀疑。伯罗斯讲了他和《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但他的朋友们不知道他涉及的全部内容，直到他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并把它拿回来，他们才恍然大悟。接着他的朋友听到了他痛苦地呻吟：“噢，我的上帝！”他号叫着跑上楼，用空手道的拳脚破坏家具。最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拿起一把枪，把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另一粒射进了自己的脑袋。

第二周，《纽约时报》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谴责报社“侵犯了伯罗斯的隐私”，也有记者质疑揭露一个明显病态的人是不是明智的。甚至新闻编辑部的一些人也觉得，《纽约时报》在这件事情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认为，伯罗斯不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仅仅是一个怪人，他们把这篇报道解释为《纽约时报》容忍过分剧烈的报道的又一例。

然而，其他记者和读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纽约时报》关注一个有潜在危险的狂热之徒是履行公众服务的职能，因为这种人会企图暗杀总统或世界其他领导人。他们说，当伯罗斯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

A.H.罗森塔尔为这一报道的后果和招致的批评感到心烦意乱，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在犹太人机构里的朋友打电话，听听他们就伯罗斯问题的忠告。他们说了很长时间，既对促成另一个人的死表示悲伤，但也同意说，丹尼尔·伯罗斯多年来一直是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由于某个人或事件扣动扳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当阿瑟·盖尔布得知这一消息时，他立即关心的是它会怎样影响菲利普斯，盖尔布在电话上温和而缓慢地说出这一点。菲利普斯感到伤心，因为他曾把伯罗斯视为一个陷入邪恶网之中而难以自拔的人，但菲利普斯不怀疑《纽约时报》在发表这篇报道上的正直。在伯罗斯自杀的前夕，菲利普斯在家里阅读《圣经·诗篇》第3篇，他认为用在伯罗斯的例子上是合适的（“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在盖尔布来电话时，菲利普斯提议盖尔布也读读这个诗篇。

“阿瑟，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菲利普斯说，“是以色列的上帝在进行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