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的一天，当阿贝·罗森塔尔刚开始读《纽约时报》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条新闻：在30版，用小五号字印在纽约城市学院的获奖学生名单上。它是这样写的：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对那些只要读过恩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的人来说，这里所说的两个名字是书中的人物：布雷特夫人和那个爱她的性无能者杰克·巴恩斯。他们居然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罗森塔尔的那些下班前编辑和检查这篇报道的编辑人员，显然也忽视了这条新闻，如果罗森塔尔不是刚刚接到《新闻周刊》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问这篇报道，认为它富有想象力、很有趣，他是根本不会注意它的，但罗森塔尔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幽默。事实上，他十分生气，略感宽慰的是，在同一版的上方，有一篇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报道，一个五栏标题写道：“校长戈欣告诉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幽默感是必要的。”

如果那位被派去采访纽约城市学院报道并汇集获奖名单的《纽约时报》记者，是故意犯这种把虚假消息塞进《纽约时报》的话，罗森塔尔想，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开除他。许多年前，A.J.利布林在《纽约时报》体育部当文字编辑时，做了与此相像的事情：利布林没有按所要求的，在小五号字的总分表上列出篮球赛裁判的正确名字——让记者记住裁判的名字总是有困难的，而仅仅是在填写名字的地方写上个意大利的词ignoto，“未知”。有时“未知”先生被列在《纽约时报》上的次数太多了，因为一个夜晚每个城市都有两个或三个甚至四个篮球赛的裁判是不知道名字的——这个“未知”先生精力也太旺盛了，不知怎么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当这种玩笑被人知道后，利布林就被解雇了，他只好在《纽约客》上更巧妙地使用他的想象力了。

这次纽约城市学院事件的困难在于，那个也许犯错误的通讯员——罗森塔尔还没有这样说他——克莱德·哈伯曼，是罗森塔尔最喜欢的通讯员，一个21岁的年轻人，他让罗森塔尔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哈伯曼非常瘦，但很有干劲，就像罗森塔尔20年前在城市学院为《纽约时报》当通讯员一样，哈伯曼很快证明了自己有把握一篇报道然后把它漂亮地写出来的能力。在担任学院通讯员的八个月里，克莱德·哈伯曼写了60多篇，对于一个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校园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哈伯曼在一篇关于学院学费的文章里出过错，但在其他方面是可靠的，似乎对新闻事业很有献身精神。他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森塔尔把他列为可以正式进入《纽约时报》记者队伍的一个优秀候选人。

罗森塔尔但愿这个“布雷特奖”不是哈伯曼放进来的。如果是，罗森塔尔就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年轻人了，就像两年前罗森塔尔支持一个叫作朱尼厄斯·格里芬的黑人一样。格里芬曾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头版报道，讲的是哈莱姆的一个盟血兄弟帮的生活。这一帮好战分子进行空手道训练，如果哈莱姆的状况没有很快有所改进的话，他们不久就要入侵白人聚居的曼哈顿了。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很快被其他报纸挑选出来，在一些人群中引进了不小的恐慌，也引起别的地方包括哈莱姆地方的气愤。在哈莱姆，这篇报道被指责为危言耸听，甚至是一个十足的骗局。罗森塔尔曾检查过这篇报道，表示他的记者没有写虚构的东西，但其他报纸和期刊仍然怀疑和批评《纽约时报》——当他们认为《纽约时报》践踏了自己的谨慎传统时，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他们没有发现有盟血兄弟帮这样的组织，甚至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里也有一些老人嘲笑说，当没有经验的记者进行这么大范围的采访时，当纽约城市记者感觉到每一天都要在报纸上有上乘表现的压力时，这种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有些记者开始把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叫作罗森塔尔的猪湾。

罗森塔尔给克莱德·哈伯曼在布朗克斯的家里打电话时，哈伯曼还没有起床。15分钟前哈伯曼刚刚接了城市学院宣传部的一个电话，说已经收到了关于“布雷特奖”的询问电话。正是此时，仅仅是此时，哈伯曼才想起他忘了清除这个幽默的奖励了。他曾打算，或者说他也许打算，把这个长名单送给编辑之前，把自己搞的这个玩笑从名单上清除掉。他记得他当时在新闻编辑部里非常厌烦和无聊，在打字机前用了几个小时录入这个没完没了的获奖名单，这个名单两天后要提交给学院的毕业典礼——几百个名字和奖励。他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它是浪费版面，是对眼睛的折磨，使他感到头疼。他能理解《纽约时报》作为一个记录的报纸，会把版面用于国会的名单，或者会印长长的讲话稿……但用纽约城市学院获奖学生的名字来填充三栏版面，在他看来是绝对愚蠢的。他录入得越多，就越灰心……

理查德·莫比奖给予社区关系的优秀者——尤金·沙曼；

西奥多·腊斯克纪念奖给予在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领域有非同寻常的前景的学生——菲利斯·库珀；

本杰明·卢宾斯基纪念奖给予工程学上有造就的学生——阿农·里格；

尼赫迈亚·吉特尔森奖章给予在本科生中最能体现追求真理精神的学生——格雷戈里·查尔丁；

……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这句话突然闪现在哈伯曼的脑子里，他的手指就把它敲在了纸上。他笑了，觉得非常有趣的，并决定马上把它删掉，但又没有，他继续打字……后来他开始忙于别的事情了，在他写报道时就忘了“巴恩斯”和“布雷特夫人”的事了，于是这个长长的名单就送给了编辑。早上的电话提醒了他，先是城市学院宣传人员的，然后是罗森塔尔的电话。

“克莱德，”罗森塔尔温和地说，“你今天早晨看了城市学院的获奖名单了吗？”

“是的。”

“你看到了布雷特奖了吗？”

“是的。”

“你怎么把这个弄上去了？”

“我，噢，我想是我放进去了，”克莱德胆怯地说，“在愚蠢的时候。”

“你干的，”罗森塔尔慢慢地说，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好吧，那一刻就使你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

哈伯曼不能相信这些话。他感到震惊了。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哈伯曼想，他肯定是在开玩笑！为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哈伯曼穿上衣服，按罗森塔尔的要求立即赶往新闻编辑部，但甚至在坐地铁去时报广场时，他也不能相信他在《纽约时报》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哈伯曼感觉到罗森塔尔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这种感觉在哈伯曼阅读罗森塔尔那篇关于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经典之作时就产生了。哈伯曼想，第二次阅读这篇文章时他是如此地动感情，以致他奇怪罗森塔尔如何能有这般温柔的感情。现在，在地铁里，哈伯曼想，罗森塔尔仅仅是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玩笑而心烦。哈伯曼非常了解他，感觉到罗森塔尔把对《纽约时报》开玩笑视为对他开玩笑了。然而，他自信，一旦解释了自己没有恶毒的意图，这个错误就会过去并会被忘记。

中午时哈伯曼来到了新闻编辑部，几乎所有人都去吃午饭了。他走到罗森塔尔坐的大桌子前，询问了一个宽肩膀、灰头发的叫查尔斯·贝维拉夸的职员，贝维拉夸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了。

“罗森塔尔先生在吗？”哈伯曼问。

“出去吃午饭了。”贝维拉夸说。

哈伯曼转身要走，但贝维拉夸厉声叫住了他：“你最好别走远，他想跟你谈话。”

哈伯曼想转回来说：不骗你，你这个白痴，为什么别人没告诉我呢？但哈伯曼明白这时不能有冒犯的行动，于是他温顺地退到了新闻编辑部成排的空桌子中间，那里只有讣告作者奥尔登·惠特曼、记者伯纳德·温劳布和一个正在试用期里的年轻人、哈伯曼的一个朋友史蒂夫·康恩。

“嗨，克莱德，”康恩笑着说，“你看到今天报纸上的布雷特奖了吗？”

哈伯曼说看到了，接着承认是自己写的。康恩朝自己的额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痛苦地说：“噢，上帝。”

哈伯曼在新闻编辑部的中间坐下来，等着罗森塔尔回来。他看着前面的银色麦克风——他一直在想，对报社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令人可怕的小装置。他们在交上自己的报道后，害怕看到一个编辑拿起这个麦克风，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去纽约编辑的桌前解释一下他们的疏忽和错误。哈伯曼知道，从麦克风的声音中，一个年轻的记者通常能感觉到编辑的情绪：如果编辑是用一种迅速急迫的口气喊叫这位记者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他便知道编辑只有一个小问题希望快点讨论一下。但如果编辑软弱无力地叫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那就说明编辑很少有耐心了，事情就很严重了。

25分钟后，哈伯曼看见罗森塔尔走进了房间，然后直接走向他的办公桌。在听到拿麦克风的声音时，哈伯曼低下了头。那是查尔斯·贝维拉夸的声音，一种低沉悲哀的终场的调子：哈——伯——曼——先——生。

哈伯曼站起来，开始沿着长长的过道走过去，在经过成排的空桌子时，突然想到了他曾在帕迪·査耶夫斯基指导下学的一门写电影剧本的课程，他希望此时能用一个摄影机拍摄这个房间，永远留住这残酷的场面。

他看到罗森塔尔站在他的面前。“坐吧，”罗森塔尔说。哈伯曼坐下后，听到罗森塔尔开始说，“你不能再为我们写东西了。”

哈伯曼现在接受了这个现实，然而又想做出最后的尝试，提醒罗森塔尔注意他在城市学院为报社做的工作，写了许多独家报道和特写文章……罗森塔尔打断他的话说：“是的，这就是你看起来很愚蠢的原因——我曾经支持你，书面表扬过你，你一两年后就能转正……你让我看起来就像一头蠢驴，你让《纽约时报》看起来像头蠢驴……”

一阵沉默。接着罗森塔尔的声音柔和起来，他悲伤地解释说，《纽约时报》最不可侵犯的就是新闻栏目：人们应该能相信每一句话，决不容忍篡改。罗森塔尔进而说，如果哈伯曼得到宽恕，那么整个队伍包括年轻人和已经成名的记者的纪律，就会遭到破坏——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都会说：“但是，哈伯曼逃脱了惩罚。”

罗森塔尔停顿了一会儿，此时他换了另一种口气——对哈伯曼来说是乐观的，谈起《纽约时报》之外的事。罗森塔尔说，哈伯曼有才能，只要克服了这个错误为他带来的因难就可以下决心到别的地方取得成功。

罗森塔尔又用温和、同情的态度跟他谈了五分钟。然后两个人站起来握手。哈伯曼受到了震动，回到一个桌子旁用打字机写辞职书，罗森塔尔给了他这个选择，这样他就不是正式被解雇了。一个小时前，罗森塔尔跟克利夫顿·丹尼尔，还跟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人事专员理查德·D.伯里特讨论了这一点。他们全都同意，一旦哈伯曼把辞职书交来，就接受它。

写完辞职书，把它交上去后，哈伯曼意识到新闻编辑部里的其他人都在注视着他。他感到了处在温暖的聚光灯下的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没有逗留。他迅速地把一些纸装进一个牛皮纸夹里，抱在自己的怀里，走出了新闻编辑部，经过走廊走向电梯。他在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跑过来的阿瑟·盖尔布叫他的名字：“克莱德，等等。”

哈伯曼曾受那帮老卫士观点的影响，从不特别喜欢盖尔布。但现在盖尔布非常关心哈伯曼。他宽慰这个年轻人说：世界没有毁灭，前面还有更光明的日子。哈伯曼向他表示感谢，盖尔布的关心使他深受感动。

然后哈伯曼乘电梯下到一楼，他经过大厅里阿道夫·奥克斯严厉的塑像前没有停留，过旋转门时碰到一些朋友也没有停下来说话。他回到城市学院去上他的最后一学期课，在毕业之后为未来担忧。他在毕业后可以暂时为另一家报社工作，接着他或许要去军队服役两年。

第二天，《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个“更正”，只有一段话。然而它证实了有些事情在《纽约时报》上是不允许做丝毫改变的。这段话是由克利夫顿·丹尼尔写的，原文如下：

在星期三的那期，《纽约时报》公布了提交纽约城市学院毕业典礼的一个获奖名单，其中收入了一个“布雷特奖”。这样的奖项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记者开玩笑放进去的。《纽约时报》为发表这个虚构的奖项而感到惭愧。

尽管有偶尔的紧张和变化，但卡特利奇想要在新闻编辑部里恢复的活力却由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实现了，所有的追求、写作和加工改写工作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午后的纸牌比赛消失了。另一个结果是传统的道“晚安”的习惯没有了，因为罗森塔尔不关心他的记者何时来和何时去，只要他们拿出报道就行。第三个结果是，一度曾领先于纽约组的国内组和国际记者组，现在开始感觉到了紧张的压力和对头版版面的竞争。有些早晨，《纽约时报》的头版会刊登五六篇由纽约组提供的报道，而国内组和国际组每次只有三四篇。每天凌晨，报道交上去并被编辑或打印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等着版面设计单，看看牛栏为头版选了哪些报道，如果纽约组有四篇或五篇，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就会带着胜利的情绪离开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去看版前，罗森塔尔打电话给了一个下属的编辑，编辑告诉他最后有五篇报道登在了上面。但是罗森塔尔挂掉电话一段时间之后，下属编辑就收到了一个改动过的版面，上面显示了两篇来自纽约的报道被城外的最新新闻所替代。这名编辑感到很不安，拿着改动过的版面走到牛栏，并且说，“看，我已经告诉阿贝我们有五篇文章刊登在头版。”

“那，”一位牛栏编辑随口回答道，“你现在有三篇。”

“是的，”这位纽约的编辑迅速地回答，“阿贝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你说阿贝会对你发火吗？”

“这个，”这位编辑犹豫不决地说，“你也知道阿贝的为人。”

也许新闻编辑部里没有哪个人比克劳德·西顿更多地感觉到纽约组的压力了。西顿40岁，是国内新闻主任，这个主任工作不同于他作为一个记者在打游击的年代所做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他曾一个月离家20天，有时每天工作20个小时，在南方腹地旅行，采访民权运动。当时，因他的报道而引起了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的蔑视，他勇敢地面对伯明翰的头子“公牛”康纳的恶狗和麻烦，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曾被卡特利奇的一个亲戚扔出了商店。作为对他的奖励，在卡特利奇的庇佑下，西顿于1964年回到了纽约，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担任了国内新闻主任。索尔兹伯里已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但罗森塔尔和盖尔布的出现和索尔兹伯里的影子，给西顿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偶尔地比他在南方农村所感觉到的公开的敌意更严峻。他知道，作为索尔兹伯里的接班人不会是轻松的事情。索尔兹伯里精力旺盛，是一个很有权威也很说服力的人。但西顿没有充分预料到随着这个职位而引发的办公室里的竞争，很少感觉到但又是现实存在的持久的紧张的对立倾向，即索尔兹伯里让给西顿组，以及和他们同房间对面罗森塔尔领导的组之间的对立倾向。尽管索尔兹伯里升迁了，但好像他仍然操心他过去的辖区国内新闻组不要落后于罗森塔尔设置的快速度，西顿很快有了麻烦。毫无疑问，索尔兹伯里不是罗森塔尔欣赏的人，他们都具有的冲动个性经常使他们只以一种方式，即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事情。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在国内和海外的全部经验，他们的自我和雄心，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似乎注定使他们在社交上和处世哲学上格格不入——罗森塔尔，一个来自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曾被共产党统治的波兰驱逐的记者，有更多的美国民族主义倾向，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比更复杂的索尔兹伯里更恭敬。索尔兹伯里是一个几乎讲禁欲的中西部人，经历过斯大林时代最黑暗的时期，来自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家庭，这个家庭300多年前就已经定居于美国，曾经在各种各样、经常是无法区别的政治救星和恶棍统治下生活。当冰冷的、过于直率的、似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某种想法或意见来到纽约组时，罗森塔尔似乎总是准备进行格斗。索尔兹伯里像是意识不到他给敏感的罗森塔尔造成的影响，当他听说罗森塔尔去找克利夫顿·丹尼尔解决索尔兹伯里甚至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时，他感到惊奇，或者自认为是惊奇。

克劳德·西顿1964年成为国内新闻主任后，开始体验到与索尔兹伯里在国内新闻组最后一年和罗森塔尔之间发生的事件相类似的事件——这些差别并不总是因为个性，而是因为在某些报道应归纽约组还是国内组处理问题上真正的不一致。来自海外的报道无可争议地归国际组管辖，但包括华盛顿分社在内的国内组和纽约组之间的管辖界线却经常是交叉重叠的。例如，对肯尼迪一家的采访被认为是国内组的地盘，但当肯尼迪被刺杀后肯尼迪一家有时在纽约，有时在华盛顿，并且在纽约建起了住所时，哪个组负责采访哪个肯尼迪的问题就经常有争议了。

1965年，纽约组阻碍驻扎在华盛顿的《纽约时报》的国内政治记者戴维·S.布罗德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采访肯尼迪总统的讲演，因为普林斯顿是纽约组管辖区域的一部分。作为可能的报复，国内组拒绝让纽约组的采访过约翰逊讲演的记者去阿肯色州的温泉县报道青年共和党全国理事会关于新泽西告密案的行动。西顿把戴维·布罗德安排到阿肯色州，布罗德从那里发回了他的报道，把它归档于纽约组，但经过一次编辑就被扼杀掉了。布罗德感觉到了在他的一些任务上两组之间的对立，他还感觉到被《纽约时报》的官僚制度所限制。于是1966年8月他辞去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加入了《华盛顿邮报》。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请求下，他写了一个备忘录，列举了他的不满和对《纽约时报》的印象，对《纽约时报》的政治采访和华盛顿分社状况的看法。布罗德打印的备忘录不留空行，将近八页。他详细地有时是尖锐地描述了和纽约组打交道时遭遇的挫折。他写道，华盛顿的精神状态是很低落的，他对克劳德·西顿的主任职权和纽约过分强调名人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和低估倾向性报道或更有分析性特写报道的一般倾向，多次表示不满：

例如，《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我写的有关艾森豪威尔与里根会面的报道，可这次会面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它给我仔细记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以常规的内页处理，报道是说十分缺乏政治基地的尼克松已经为其1968年总统竞选建立起了来自南方的坚实支持……

总体上来说，我的印象是，以下几个刺激，会激发《纽约时报》的编辑对于一个政治事件的反应：极端事件，不管是来自新左派还是激进右翼；来自南方（而非北方）的黑人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任何有关肯尼迪的新闻。这些也许是纽约鸡尾酒派对上面政治话题当中的精髓，但是，如你所知，他们并不会欢迎真正推动全国政治的有关问题。

……官僚政治所带来的挫败。我并不愿提醒你这一点，但是它为《纽约时报》报道时代脉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困难。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恐怖故事；而这一脉搏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你经常独自一人在外，而当你在纽约被强奸时，你痛苦的哭号永远不会被听到。例如，你写了一篇来自华盛顿的“内幕新闻”，讲述罗姆尼如何在来自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去反对鲍勃·格里芬第二届连任参议员提名，之后再写到罗姆尼对此即将做出的决定会怎样为他进行总统竞选的前景产生影响。国内组编辑[西顿]读了你的报道，并且说写得“猜测性太强，等他做了决定再这样写也不迟。”他做出决定之后，你已经在写另外一篇报道，而出现在《纽约时报》上面的仅仅是一条长度为两段的特约记者报道，缺乏任何必要的背景……

在初选两天之后，你正要离开加利福尼亚，准备飞越全国，去往波士顿奔向下一项任务。在凌晨时分，你在洛杉矶机场给国内编辑打电话，告诉他你有一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新闻要写，问他和洛杉矶分社有没有意见。他说可以。你在飞机上写了这篇报道，而当你在波士顿着陆，你就给洛杉矶分社打电话，核实几项细节；那里值班的助手没有表露出任何显示计划冲突的迹象，因此你从波士顿机场向纽约口述了这篇报道。当你一个小时之后到达旅馆时，你给国内组打电话询问你的稿件有没有问题，之后你被告知你的报道被留存，因为洛杉矶决定刊发一篇新闻分析，因此没有版面再刊发你的文章。你的抗议被否决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第二天的报纸既没有刊发那篇新闻分析，也没有刊发你的报道。你的报道最终两天之后刊发了出来，而那篇新闻分析一直都没有出现……

像华盛顿的许多记者一样，戴维·布罗德开始对克劳德·西顿不抱什么幻想了，不指望他能勇敢地面对牛栏和像阿贝·罗森塔尔那样的高级编辑，他们的做派确实证明了纽约组显示出的顽固的派系偏见。但西顿好像既没有罗森塔尔的肆无忌惮，也没有他的主任权势。作为国内新闻主任，西顿管辖着全国几十个地区分社以及纽约的国内编辑组，这个编辑组既编辑地方报道，也编辑汤姆·威克的华盛顿分社提供的报道。当威克的人因文字编辑的编辑或删节，或因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斥责华盛顿的某篇报道采访不充分而生气时，他们通常通过克劳德·西顿来表达他们的解释或异议，但他们却经常感觉不到他有足够的同情心，或者即使他是同情的，他似乎也没有力量挡住来自丹尼尔办公室的，或来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办公桌的，或来自牛栏的持续不断的马后炮式的批评。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华盛顿分社由像阿瑟·克罗克或赖斯顿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来管理时，它习惯了迅速得到结果，而且一般是有利的结果。但在1966年，它感觉到的主要是受挫折。它认为西顿要对此负部分责任。华盛顿的记者有时大声质问：一度使西顿敢于抵抗“公牛”康纳和三K党的勇气和毅力都跑到哪儿去了。

西顿意识到了他在华盛顿方面和布罗德备忘录里的形象，他认为二者都是没有道理的。西顿毕竟要向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汇报，如果他们对威克和他的分社不高兴——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西顿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布罗德的备忘录中对西顿的一个抱怨是，作为国内的政治记者，布罗德被剥夺了做记者工作的必要自由。布罗德的观点是，国内政治记者应该有权访问任何一个州，只要他（和国内新闻主任）认为那里有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政治报道。这个记者应该负责这种政治报道，不受该州的地方分社的挑战。但这种自由流动的报道在报社里是很少的，仅限于赖斯顿和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如果允许不怎么有名的记者这样做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永久驻扎在这些地区的那些分社的记者感到沮丧了。然而，在布罗德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后，丹尼尔在纽约没有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丹尼尔为什么请求他写这个备忘录的原因。《纽约时报》的一个政治记者辞职去了另一家报纸做政治记者，这样的事情不常有。而且另一家报纸是《华盛顿邮报》，是《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主要竞争者，这一事实也突出了布罗德辞职的意义，他很快成了威克分社一个烈士一样的角色，成了在纽约总部遭受挫折的象征。布罗德备忘录的复印本偷偷传出了分社，通过邮件散发给《纽约时报》在巴黎的人和其他驻外分社。西顿不知道丹尼尔把这份备忘录看得这么重要，越来越感觉到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正受到来自华盛顿的怀疑，还有来自纽约的压力，来自上面的和他内心的压力迫使他去迎接有点不集中的挑战。他想公正地对待地方记者和华盛顿的人员，但有时觉得在华盛顿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不可救药地被过去的特权宠坏了。然而，他极力去容忍他们的批评，尽量待在纽约工作，对任何可以给国内组带来报道的事件或消息迅速做出反应。他允许他的西南分社社长马丁·沃尔德伦用几周时间调查林登·约翰逊总统越来越多的土地占有，记录这样的事实，即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购买新地，该州的道路建设就决不会落后。西顿还对他过去的优势报道即南方民权运动的日常活动保持警觉的眼光，他对一个接替他的记者罗伊·里德施加了特殊的压力。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密西比遭枪击后，纽约得到了有线传输过来的一张他俯卧在道路上的照片，西顿抓过照片，仔细进行査找，问道：“罗伊·里德在哪里？”

1966年春，一个叫作威廉·曼彻斯特的小说家和传记作家完成了一部38万字的关于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书。书名叫作《总统之死》（The Death of a President），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肯尼迪家族最早曾找西奥多·怀特和沃尔德·洛德来写这本书，但这两个人都没空——这本书应该是一个“权威的版本”，手稿出版前要得到肯尼迪家族的认可。然而，曼彻斯特接受了肯尼迪家族的条件，双方都没有预料到有什么大的困难。肯尼迪一家把曼彻斯特看作朋友。曼彻斯特1962年出版过一本拥护肯尼迪的书《总统肖像》（Portrait of a President），《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将其描述为“表示爱慕”的书。1964年皮埃尔·塞林杰代表肯尼迪夫人来找曼彻斯特，请他考虑写一本关于这次刺杀肯尼迪总统的书，曼彻斯特觉得这样做既是一种荣誉，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义务。这应该是关于达拉斯悲剧的最重要的书，它应该最大限度地以准确性和高尚的品位来写，对它寄予厚望，以此来否定其他作家以粗俗的商业色彩或不准确地写关于这次刺杀的书的企图。

所以，威廉·曼彻斯特在1964年以谦逊和奉献的态度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此后的21个月里，他有时一天工作15个小时，采访了几百个人，这些人认识肯尼迪总统，或曾为肯尼迪的华盛顿政府工作，或者在某个方面牵涉到了达拉斯这个不幸的一天。曼彻斯特还对肯尼迪夫人进行了两次录音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她展示了关于她和她丈夫的最后时刻以及她作为寡妇的最初时刻的秘密的、令人辛酸的细节。曼彻斯特还得到了肯尼迪家族其他成员和朋友的密切合作，获准接触到了个人的信件和其他纪念物。这本书由哈珀和罗出版社的执行副总裁埃文·托马斯编辑，托马斯曾编辑过约翰·肯尼迪的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过也是由埃文·托马斯编辑的罗伯特·肯尼迪的《内部敌人》（The Enemy Within），以及肯尼迪的同事如西奥多·索伦森等人的著作。因此，出版社、编辑、作者看起来都非常适合出版一本会使肯尼迪家族高兴的历史性著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克劳德·西顿在1966年初冬就看出了最初的迹象。他从政府的一些消息来源那里听到了一些传闻，还从一个通俗商业月刊《书籍》（Books）上读到了一条消息，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撤销出版曼彻斯特的这本书。

《书籍》10月，独家报道，我们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哈珀和罗出版社撤销出版威廉·曼彻斯特关于她丈夫被刺杀的正式的、坦率的著作，即《总统之死》。引用肯尼迪夫人的话说：“如果按我的决定不出版这本书的话，那么曼彻斯特先生将因他付出的时间而得到补偿。”补偿谈判已经开始。

哈珀和罗出版社已经召开了高层会议，来决定它对肯尼迪夫人的回应。哈珀和罗出版社是否应无视肯尼迪夫人的要求，这关系到书报审查的道德问题、在国际图书和杂志市场的300万美元销售额，以及将来和肯尼迪家族的关系……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肯尼迪夫人发现有异议的“坦率的”细节占据了新闻和传闻的渠道。每一天肯尼迪的党派和支持曼彻斯特的力量都把这些细节透露给新闻界——每一方都在争取舆论的同情，要么是企图以侵犯隐私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要么是出版这本书以验证真相。据说，这本书含有肯尼迪夫妇在达拉斯最后一夜在一起的场面，肯尼迪夫人在她丈夫死后的想法，她如何和帕克兰医院的一位护士厮打起来，她如何把她的结婚戒指放到后来的总统手上。据说这本书还描述了从达拉斯到华盛顿飞机上的紧张情况：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派在飞机上的恶斗；约翰逊如何占据了肯尼迪的坐舱；约翰逊的助手尽管对这次刺杀感到震惊和悲伤，却掩饰不住他们对约翰逊接管权力的喜悦之情；肯尼迪忠诚的助手肯尼思·P.奥唐奈在华盛顿机场如何阻止约翰逊下飞机，防止这位新总统和杰奎琳·肯尼迪以及肯尼迪的其他亲密哀悼者一起下飞机。

这些细节和更多的细节，由那些读过或自称读过曼彻斯特手稿复印本的人透露给新闻界——这些人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或者在已经购买了这本书连载权的杂志社工作，或者在文学部门、书籍俱乐部、法律事务所工作，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这些人集体地成了新闻界的“代言人”，有几周他们的揭露的信息和意见左右了新闻界。在这场曼彻斯特争论之前，《纽约时报》和其他大都市日报上有一些关于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和J.埃德加·胡佛之间争论的头版文章，《时报杂志》把这场争论描绘为“窃听之战”：胡佛指责肯尼迪——当他是美国的司法部长时——知道中央情报局在使用窃听器侵犯私人领域和会谈的隐私，但肯尼迪否认这个指控。似乎有一个更大的事情要爆发，这两个人的夙仇使其露馅了。但后来曼彻斯特和杰奎琳的事件突然迅速蔓延开来，冲淡了胡佛和肯尼迪的争议。

《纽约时报》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异议的第一篇大报道是由罗森塔尔的一个下属写的，回应了已经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报道。它是在周末出现的，当时克劳德·西顿不在，但西顿立即断言这种报道是全国组的任务，的确也把它拿到手了。不顾罗森塔尔不高兴，西顿在第二天就把它接过来了。西顿现在有了一个能在几周之内提供头版报道的故事，的确是这样的。

通常全国新闻主任并不直接调动新闻编辑部的任何一个记者，所有新闻编辑部的记者都在罗森塔尔领导下。在地理上，离西顿最近的记者主要在费城分社。所以，如果克劳德·西顿想派新闻编辑部的记者执行出城的采访任务，从纽约出发也许比从一个地方分社出发能更快或更容易到达采访地，或者如果西顿想用新闻编辑部的一位记者在纽约出一项具有全国政治意义的采访任务，像这次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一样，西顿就不得不去找罗森塔尔，向他借用一名记者。西顿自然想要罗森塔尔的最优秀的记者，如霍默·比加特，但他能否得到比加特，取决于罗森塔尔在这一天对西顿的感觉如何。如果罗森塔尔感觉很好，如果霍默·比加特本人喜欢这项任务并且愿意去做，西顿就可以得到他。但如果罗森塔尔赌气，他会说所有高级记者都有其他任务了，然后会给西顿派一个他也许最不愿意看到的记者。

然而，当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爆发时，西顿非常幸运。在新闻编辑部里碰巧有费城分社的一个人在临时值班，这个人叫约翰·科里。科里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小分队的一员，这个小分队在全国各地跑，调查沃伦委员会[注：沃伦委员会（the Warren Commission），负责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的非正式名称，由林登·约翰逊总统于1963年组织成立。]《报告》中提供的线索。当西顿接过对曼彻斯特事件的报道时，科里正平静地坐在新闻编辑部里阅读他的沃伦委员会笔记。但科里原来从事的调査被证明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被派去报道曼彻斯特事件，这个报道会影响他此后在《纽约时报》的一生。

科里是一个讲究修饰的、外表温和而且愉快的人，有普通人的身高和身材，淡褐色的眼睛和浅棕色的头发，干净但不过分讲究。34岁时他有了幸福的婚姻，现在有两个女儿。尽管他不是那么自信，但也不泄气，在西顿看来，他完全可靠，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又有良好的判断力——科里不是那种想引人注目的人，不会用华丽或可疑的词藻夸大或曲解报道。但西顿所不知道的是，在科里内心沸腾着的是对西顿这样的人对他的印象的不满情绪。科里从生活中真正想要的，恰恰是他不愿意承认的，因为承认他的雄心可能和他的性格不一致，或许是他达不到的。科里想要名望，但不是大的名望，只是一点，给他的名字加上一点火花就足够了，在纽约周围小有名气——足以证明他内心有荒诞和野性的秘密，等着有哪怕稍微一点借口迸发出来。通常，他压抑着这种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