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雷特·加勒特在《先驱论坛报》干得很好，但更多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他离开《先驱论坛报》后更幸福——他写书，也为《星期六晚邮报》写批评文章，借此在全国赢得名望。然而，他保持着同《纽约时报》的朋友们的接触，包括阿道夫·奥克斯。1921年在奥克斯庆祝他当业主25周年纪念时，加勒特在一封信里写道：

亲爱的奥克斯先生：

25年前《纽约时报》是你的起点，24年前它是你的起点，十年前、五年前、一年前，甚至昨天，它还是你的起点。这就是对我来说非常惊奇的东西。每一天《纽约时报》都是你的起点，它决不会结束。你不说“我已经”，而总是说“我们将”。我记得有一次我说《纽约时报》已经是个完备的机构；我想知道建成这个机构是什么感觉。你盯着我说：“但我还没有开始呢”。

如果对你的不停止的精神来说是可能的话，一期完美的《纽约时报》会给你一个只是片刻的幸福。因为完美只存在于此刻，明天是一个新时代，明天是你生活的地方。

奥克斯一时为收到加勒特的信而高兴，它到来之时正是他似乎不能满足之时。在1918年底，加勒特辞职两年后，奥克斯已经达到了他情绪沮丧的最低点，在那之后他只有过一丝好转。如果说有哪一个事件造成了奥克斯的这种状况的话，它或许就是读者对查尔斯·R.米勒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写的一篇社论产生的压倒性负面反馈。此时德国人显然在欧洲快失败了，欢欣鼓舞的范安达，像一个将军那样指挥着他的记者们，每天晚上都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他们采访下一次战斗和协约国胜利的位置。1918年9月15日星期天，他给在家里的奥克斯和米勒打电话，声称“这是战争结束的开始”——奥地利已经提出开始“不具有约束力的”和平议程。米勒对范安达的热情做出回应，在他的家里写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社论，通过电话把它发到办公室。米勒的社论主张考虑奥地利关于“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和平的建议，并且说：“理性和人性要求我们接受奥地利的提议。会谈的情况以超常的说服力和力量展现出来，为交换看法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可以清除过去的和最近的误解……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提议将被拒绝……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场战争中血流成河、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它所造成的灾难，亿万心灵因为它而遭受的苦难，我们就应该得出结论，只有疯子或好战大国的某些人没有灵魂的邪恶，才会阻碍或者挫败这种会谈的目的。”

《纽约时报》的所有人，不管是米勒还是范安达或者奥克斯，都未能预料到这篇社论引起的反应。突然间，来自全国的数百的电报、电话、公开声明和信件集中到时报大楼，指责《纽约时报》把自己出卖给一个应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敌人。美国的侵略主义者谴责《纽约时报》“打出了白旗”，《先驱论坛报》在“读一份美国报纸”的口号下开始了增加发行量运动。据说威尔逊总统对这篇社论很生气，他要求他的助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传送到了欧洲（答案是肯定的）。在几天之内，强烈的反应从伦敦和巴黎、罗马和比利时传到了《纽约时报》。在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计划召开一次会议来考虑公开谴责《纽约时报》。这个俱乐部是由许多有影响的和有权的纽约人组成的，奥克斯曾经想争取他们的好感。对《纽约时报》来说幸运的是，人们的情绪在一周左右后冷静下来了，没有发生公开的谴责，但这个插曲使奥克斯心烦意乱。他感觉到整个报社正在垮掉；他的所有工作，他多年对正直思维和公正行事的贡献，现在突然地被一篇他在发表前甚至没有仔细阅读的社论所葬送。正常情况下，查尔斯·米勒的社论，会以长条校样的形式被米勒或社论版的其他编辑重新阅读，也许还被奥克斯重新阅读。但由于米勒是在长岛大内克的家里写这篇社论的，由于奥克斯在纽约乔治湖的夏天别墅度周末，由于周末值班的社论版其他编辑以为米勒的文章没有什么使人吃惊的东西，因此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虑就把这篇社论发表了。

第二天，此后的几天，奥克斯坐在他的桌子边发愣。信件在他面前堆得高高的，来自敌对报社的电报和社论展现在他面前，他无法相信这篇社论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许多信件攻击奥克斯本人，说他是一个不爱国的犹太人，是一个和海外串通的国际主义者。米勒也感到迷惑，他迅速地征求了他在《纽约时报》外面的朋友的意见。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他总体上赞成米勒的社论，但也找到一些不当的用词。奥克斯的编辑们怂恿奥克斯多少表明自己此前没有读过这篇社论，但他回答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享受着米勒为《纽约时报》写的许多社论得到的公开赞扬和公开认可，现在有了辱骂而不是赞扬时，我也必须分担。”

然而，奥克斯的确安排了一次和威尔逊总统的密友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私下会见。他解释了这篇社论是如何发表的，强调《纽约时报》在这场战争期间是如何始终爱国的和亲协约国的。豪斯表示理解，问题平稳地过去了，但同时奥克斯也为自己代表《纽约时报》道歉的方式感到恶心，当时他真的觉的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当他回到纽约后，他又对妻子谈起了退休。

现在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已经结婚了，在战后不久，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他宠爱的外甥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他姐姐埃达的儿子，已经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并且由于他在欧洲作为一个战斗军官的勇敢而获得多枚勋章——已经加入了《纽约时报》。奥克斯还给《纽约时报》引来了一个“执行经理”，一个叫作乔治·麦卡内尼的老朋友。麦卡内尼曾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的主席。麦卡内尼的责任并不是要使许多编辑包括范安达满意；在职责上麦卡内尼应集中注意报纸的最大成本的项目——获得纸张，因为纸张在战争期间是定量的。但很快就看得出来，麦卡内尼正在扩大他在《纽约时报》内部的利益，这也许是被奥克斯用来遏制其他人的。不久范安达给他在三层的下属们传话，可以不理睬麦卡内尼的问题。奥克斯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不高兴，但他对此没做什么反应。麦卡内尼应多少靠自己来克服困难。奥克斯向另一个朋友吐露，解释说麦卡内尼对报纸的首要作用应是形成一种“道德背景”，他虽然是一个不会掌管报纸的人——权力会留在奥克斯家族手里——但会是一个公司顾问和家族顾问，防止悲剧的事情发生。

1918年12月，伊菲吉妮·奥克斯结婚一年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到《纽约时报》工作，仍旧穿着他的靴子、靴刺以及其他当时作为炮兵的少尉在战地所穿的制服。奥克斯派苏兹贝格下楼去见麦卡内尼。接下来的一年，麦卡内尼帮助苏兹贝格在纽约的工厂以及《纽约时报》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特明纳尔大楼的纸厂实习。到1921年，苏兹贝格显然已经了解报纸业务了。乔治·麦卡内尼对范安达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而且他本人在《纽约时报》也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前途，便辞职了，后来成了纽约运输委员会的主席。

然而，将来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是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继承奥克斯的最高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奥克斯本人把握不准他们哪一个会成为更好的业主。他们是很不相同的——苏兹贝格似乎更谦虚，更敏感，更谨慎，坚持传统；阿德勒，一个宽肩膀、胸肌发达的年轻人，留着一个小八字须，是咄咄逼人的和直率的。奥克斯喜欢阿德勒，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但对阿德勒能否忠诚地实现奥克斯计划的能力和愿望有些怀疑。奥克斯最终决定把他的接班人事情留给他的女儿和这两个人。他给每个人一票，让他们在他去世后选择他的接班人。只要他的女儿婚姻幸福，苏兹贝格的票数就会是两比一。

在过渡期间，奥克斯观察了这两个人的表现——苏兹贝格的责任首先是在编辑方面，阿德勒的义务在经营方面。奥克斯把伊菲吉妮当作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女士来培养，伊菲吉妮应该待在家里，生育孩子，她做这事相当迅速。1918年12月，她结婚13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玛丽安。1921年在奥克斯3月12日生日时，她有了第二个女儿鲁思，后来在1923年又有了第三个女儿朱迪思，最终于1926年有了一个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阿德勒在1922年娶了旧金山的巴巴拉·斯泰特海默，在1924年有了一个儿子小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后来在1928年和1930年又有了两个女儿巴巴拉和南希。到20世纪50年代，苏兹贝格和阿德勒的孩子们（只有朱迪思·苏兹贝格是个例外，成了一个医生）都为家族的事业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第四代的第一个成员也为《纽约时报》工作，他就是鲁思·苏兹贝格的第一个儿子斯蒂芬·阿瑟·奥克斯·戈尔登，一位19岁的记者。

一个非常沮丧的人在星期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或繁荣时期，比在多雨的日子或世界似乎黑暗的时期，更能感觉到和世界的格格不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解释在一生的晚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阿道夫·奥克斯神秘的个性变化了。奥克斯一下子又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每天早晨阅读报纸，写备忘录，发布指示。卡尔·范安达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查尔斯·R.米勒去世了，这意味着奥克斯在回应每一种冲动之前没有任何其他人要考虑了。他现在让他的白头发长得长长的，把它沿着头的两边往后梳，模仿乔治·华盛顿。他曾听欧洲的某个人说，他看起来像美国第一任总统。奥克斯已经卖掉了他在西七十五大街308号的住宅——这个住宅里塞满了伟大艺术家、音乐家的大理石半身像，海外旅游的小纪念品，奥克斯家族及亲戚的数不清的照片，包括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的照片——他现在和他的妻子及一帮仆人，有时（在他的坚持下）也和苏兹贝格全家生活在怀特普莱恩斯的带廊柱的豪宅里，那里有大宴会厅和蔓延的草坪。奥克斯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生活在金碧辉煌里。从他豪华的书房里，他能够透过一个大窗户，看到他的叫作希兰代尔的57英亩庄园的一部分，这个庄园包括一个私人的湖和船坞，一个园丁的小屋和绿房子，还有其他小建筑和动物圈栏。他养了一些玩赏动物以及猪、火鸡和小牛。除了会被杀掉的小牛，他给所有动物都取了名字。奥克斯夫人现在成了一个胖胖的快乐的小淘气，长着长长的白发，让一个仆人很少去做别的事，只是悉心照料狗。奥克斯夫人偶尔亲自为宠物开晚会，邀请她的孙子们和他们的朋友参加，一视同仁地给狗喂饼干和热狗。

在林白绑架案[注：林白绑架案，1932年，美国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白年仅20个月的长子被绑架撕票，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之一。]发生后，奥克斯雇用了一个保镖来保护庄园，免遭对孙子们的可能的伤害，他还坚持把他们送到欧洲待一段时间作为进一步的防范。奥克斯决心保护奥克斯家族的未来，同时又享受眼前的好时光。大萧条对他在精神上没有多大影响，似乎使他感觉更好一些，或者说可能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挑战，而且也没有给他造成财产损失。他40多年前在查塔努加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地产投机体验之后，他已经不向与他的生意无关的事情投资了。在30年代他一度把他雇员的薪水削减了10%，但这不过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的严峻局面造成的。《纽约时报》没有哪个雇员在查塔努加或纽约被解雇。然而，他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感到气愤，他放弃了他毕生的民主党保守主义，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1932年选举前支持罗斯福。此时由于普利策家族把《世界报》出售给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奥克斯也非常烦恼。他的确不想让《世界报》的各种版本符合他的口味，但他希望它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持独立。当奥克斯听说《世界晨报》（Morning World）和星期天版不再办了，《世界晚报》（Evening World）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的《电讯报》合并时，立即缩短了他在檀香山的假期，尽可能迅速地返回到纽约，但这项交易已经完成了。奥克斯在下一周用了大部分时间对他的编辑们大谈，假如是由他负责的话，他会如何拯救《世界报》。

这一时期奥克斯的自负和乐观主义还表现在赛马上，如果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也许被看作是衰老的迹象。他让一些重要的人物到萨拉托加的比赛场上，从不想赌到什么好处，他也不允许他的客人输掉赌注——奥克斯为每一个人都提供赌注。他还为每一个人挑选马匹。在每一次比赛前，在征求了《纽约时报》的赛马专家、一个叫布赖恩·费尔德的快活的年轻人的意见之后，奥克斯会为每人在一些可能取胜的马上下5美元的赌注，然后给他的每位客人指定一匹马。客人如果根据马的名字、颜色、号码或出于其他理由不接受所指定的马，奥克斯再重新安排。他想让他的客人高兴。如果一位客人的马赢了，客人就把钱都拿走。客人只会赢，不会输。由于大家都知道萨拉托加赛马场是最有希望获胜的马匹的坟墓，因此通常在每一次比赛后奥克斯的包厢里都有获胜者。奥克斯一方总是一帮高兴快活的人，只有奥克斯夫人是个例外，她不喜欢赛马，是因为职业赛马骑师鞭打这些马。

布赖恩·费尔德作为《纽约时报》的赛马专家的工作之一是使奥克斯夫人相信这些马并没有受到残忍的对待。他一再解释说，赛马骑师的鞭子只“发出响声”，是一种做得非常松散的短鞭，它只是发出“啪”的响声，但并不打在马身上。奥克斯夫人仍然不相信。费尔德的其他任务还包括为每一个客人的马做记录，在每一次比赛前买票，收集所有赢得的钱。这经常是一种困难的和混乱的工作，特别是客人们在奥克斯刚分派完后就决定换马。但费尔德感到欣慰的是，他成了《纽约时报》大老板的好朋友，这个大老板甚至是《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都没见过的。

萨拉托加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奥克斯和六个客人来到这里，坐在一个包厢里，紧挨着芝加哥的约翰·D.赫茨的包厢，赫茨是电影和银行、出租车和赛马的百万富翁投资者。费尔德非常熟悉赫茨，赫茨欣赏费尔德几年前曾努力说服威廉·伍德沃德派他的冠军加兰特·福克斯去参加赫茨在芝加哥的阿林顿公园的比赛。费尔德给奥克斯介绍赫茨，并听了他们一会儿友好的谈话。赫茨问奥克斯下一场比赛他要在哪匹马上下注。奥克斯转问费尔德，费尔德已经下过了赌注。费尔德知道下一场比赛，以两岁的小牝马为特色，由于参赛马匹数目庞大，奥克斯下的七注里没有包括赫茨挑中的马。

“好的，”赫茨柔和地说，“我想我的马在这里有机会了。”

奥克斯没有理解赫茨的话的意思，但布赖恩·费尔德知道赫茨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很少透露关于他的马的消息，于是激动起来。他偷偷地把他的感觉告诉了奥克斯，但这位业主犹豫起来。后来一位客人注意到赫茨的马是一个有30比1的赔率而不大可能获胜的马，奥克斯想让他的客人高兴，转向费尔德，告诉他给赫茨的牝马上押五美元。

费尔德从通道上挤过拥挤的人群，跑向售票窗口。还有几秒钟比赛就开始了，他没能走到窗口前，就已经听到了铃声响了——比赛已经开始了，赌注登记经纪人用石板啪地关上了下注的窗口。费尔德垂头丧气地回到包厢，观看赛马转圈跑起来。当费尔德来到奥克斯身边时，赫茨的牝马已经领先其他马不费劲地跑过了终点线，奥克斯和他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按30比1的比例，五美元赌注，他们已经赢了150美元。奥克斯宣布，由于赌注是事前没有以任何人的名义下的，所以他们会平分这150美元。

约翰·D.赫茨用锐利的眼光看了一下费尔德，感觉到有某种事情不对头，他问道：“你下注了吗？”

“是的，先生。”费尔德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因为奥克斯转过来听他们谈话。

在激动过去后，客人们又坐了下来，赫茨仍然觉得费尔德的举止有点儿令人不安，问他出了什么价。费尔德说30比1。

“你应该做得比这更好，”赫茨说，“这匹马的赔率有所上涨，最后大致在40或50比1。”

奥克斯没有注意这次交谈，对此费尔德是感激的。但他也不安地想到，尽管他已经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150美元，但赫茨却认为他干得不好。下个星期一，赛马场上更平静些，奥克斯没有来，费尔德见到了赫茨。他解释说，赫茨暗示他是一个笨蛋，只下了30比1的赌金，他本可以下40比1或者更多，这使他作为一名赌马者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然后费尔德给赫茨说了全部实情。赫茨非常开心，最后他说：“费尔德，我也会这样做的。奥克斯先生是一个伟人，他喜欢你。”

1933年2月在棕榈滩，奥克斯和他的妻子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一个月后奥克斯就75岁了，各个报社都和他联系，问他对自己和世界的状况有什么评论。奥克斯决定坐下来，为新闻界写一篇声明，是以他相当摇晃颤抖的字迹写下的：

阿道夫·S.奥克斯，《纽约时报》的控股人和业主，今天75岁了。他于1858年3月12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他安静地在这里和奥克斯夫人、他唯一的孩子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及她的四个孩子庆祝这一天……

奥克斯先生身体健康，活泼敏捷。他了解《查塔努加时报》和《纽约时报》哪怕最微小的细节问题，37年来他一直是这两家报纸的唯一所有者。他还一直关心美联社的事务，35年来他一直是它的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奥克斯先生……深信不疑，美国正在恢复正常，并且会继续繁荣下去。他说我们将会从这个国家目前正深陷其中的混乱当中走出来，就像在过去那许多悲观主义者洋洋得意，觉得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政府注定要走向毁灭、各国都将遭遇厄运的日子中，我们同样拥有很多机会。

美利坚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坚定、强大，比任何时候拥有的前景也更光明。我们还没有深入挖掘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最终资源、我们的工业、我们发明天才的土地。对现在来说，我们正在从冻结的金融、疯狂的投机和不正常的贪婪的野蛮的放荡中恢复过来。每一个人似乎都失去了富裕的责任感，暴发户的流行病横扫全国。但我想这种形势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正在清醒过来，痛苦地使我们的家园恢复秩序。我们正在经历的悲剧的体验将教育人们，认真、小心和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就像在身体健康上一样是必需的，十诫和山上宝训是不能忽视的，也是不能忘记的。它们应继续是我们人生哲学指南。现在正潜伏着的崇高纯洁和理想主义，将为了我们孩子的和平和舒适而被唤醒，这将是对我们苦难的充分补偿。

两年后，在去世前的那天，阿道夫·奥克斯坐火车驶向査塔努加。陪伴他的是一个护士和他16岁的外孙女玛丽安。玛丽安六年后嫁给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奥克斯坚持说他在查塔努加有生意要照顾，他拒绝让苏兹贝格或阿德勒代他去那儿。他说，茱萸在洛克沃特山上盛开，他想再去看看。他还想去访问过去的一些熟悉的地方、朋友和亲戚。

在查塔努加，奥克斯在1882年——当时他是《查塔努加时报》的奋发向上的年轻业主——买下的布局凌乱的砖房里过夜。现在这座房子是他的妹妹哈里·阿德勒夫人和她全家居住。在下午和晚上许多来访者来拜访奥克斯，总是说他看起来气色多么好。第二天早晨他在《查塔努加时报》的工厂散步，和新闻编辑部的职员和排版室的印刷工握手。奥克斯和该报总经理，也就是他弟弟米尔顿的儿子阿道夫·谢尔比·奥克斯，和一些编辑、护士坐了一会儿。他们围着桌子进行了时间不长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侍者拿来了菜单，这些人研究了一番。

“你认为我们该来点儿什么，阿道夫？”米尔顿问道。他的哥哥没有回答，米尔顿抬起头来一看，发现阿道夫的脸色变了。很快阿道夫倒在了桌子上，失去了知觉。他脑溢血发作，再没有醒过来。

1935年4月8日奥克斯去世，享年77岁。富兰克林·D.罗斯福，还有其他几百位领导人发来唁电。美联社在全世界的电讯静默两分钟。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社和工厂都关门一天，纽约市降半旗。伊菲吉妮和阿瑟·苏兹贝格把遗体带回纽约，4月12日，奥克斯被安葬在纽约希望山的以色列圣殿公墓，离他的希兰代尔庄园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