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去世一个月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了《纽约时报》的业主。他44岁，已经在报社干了18年。在他晋升后的那天，他在《纽约时报》上声明，他决不会背叛奥克斯的基本原则，但私下他告诉编辑们，一年之内报纸会有一些变化。家长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劳工组织比以前更强大，他们极力想拉拢《纽约时报》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参加工会。苏兹贝格反对这样做，尽管他不反对工联主义，但他不想让他的职员和一个“除了同为美国人之外还有其他共同特征”的集团关系密切。他同意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面前作证，愿意如实表明他的立场。他在自己的马甲口袋里放了一个小纸条作为对自己的提示。他在上面写道：“保持冷静，微笑，不要显得精明。”他微笑着度过了四天的听证会，他没有屈服于报纸协会的只能雇用工会会员的非分要求，但也决不对抗劳工领袖。他的绅士举止是一种不可否认的财产。

在《纽约时报》，苏兹贝格的地位稍微有点超然。他的一些高级编辑决不会让他忘记他是奥克斯的女婿，但苏兹贝格尽量谦和地承认这一点。他的一些公共讲演是这样开头的：“也许你们奇怪我是如何成了一个大报的业主的。让我告诉你们我的套路：早起床，努力工作，并且娶老板的女儿。”

他喜欢展现他自己的这一面，轻快幽默的和稍微自我贬低的一面，这一面尽管讨人喜欢，但不会显露太多他的真实面目。在家里，他的举止有时也像是令人愉快的客人，讲滑稽故事，说双关语，用聪明的小礼物或小发明使家里的人感到惊奇。一天晚饭后，一个仆人在桌子上放了一块蛋糕，苏兹贝格说这标志着伊菲吉妮拒绝他起初的结婚提议的日子。蛋糕上的糖衣上写道：“只给A.H.S.（苏兹贝格）”苏兹贝格拿了把刀子，为自己切了一块，然后把蛋糕绕着桌子推过去。剩下的蛋糕却是用木头做的。

还有一次，在苏兹贝格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他要求他们都贡献一些个人轶事，出版一本关于苏兹贝格—奥克斯家族的书，收录一些回忆。他们的孩子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就决定自己做这本书。当这本有漂亮的皮封面的书完成后，他给每个家庭成员都送上一本，书名是：《苏兹贝格—奥克斯家族的幽默故事选集》。书的开头是：“在我的孩子们帮助下，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汇编成册。随着时光流逝，你们可以发现它是有趣而值得一读的，可以回想起一些插曲。”而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却是空白。

他很少忘记生日和周年纪念日，在他送出的贺卡上他通常都聪明地画上一个插图或写上一首打油诗。他经常因为不能参加他哪一个孩子的毕业典礼而给他们写上一封温情的信。在他离家最远的时候，他有时看起来像和他的孩子们最亲近。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内心紧张可由他偶尔脸上的皮疹、由他长时间的沉默和他夜里喝酒的方式所证明，但他从不会喝醉。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威严而且世故，是浪漫的流言蜚语的攻击对象，但他也是一个非常专心的业主。在他的领导下，《纽约时报》繁荣程度超出了奥克斯的想象。但在奥克斯的名义下将成功隐藏起来，是苏兹贝格负担的一部分，别的人也会这样做。即使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信中表达个人意见，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宁愿署上一个假名“A.艾特切斯”。在政界和新闻界之外，他是不怎么知名的。他融合进这个机构中，做他的高级管理者的工作，然而他对职员有敏锐的意识，而且给他们的印象是比他的更讲礼节的岳父更有人情味。在某个职员去世后，苏兹贝格会发一封唁电，不仅给死者的发妻，也会发给他的情人。

苏兹贝格是在《纽约时报》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接管它的。该报不仅正受到报业工会的挑战，而且还正遭到公众的谴责：由于该报对犹太人的政策而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谴责；由于赫伯特·马修斯来自西班牙的报道而受到天主教的谴责，而且孤立主义者也指责《纽约时报》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似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代表这个或那个派别的代表团访问业主的办公室，或发表指责《纽约时报》的声明。“我不习惯被叫作混蛋，”在一次不愉快的体验后苏兹贝格对一个编辑说，“但我想我将学会喜欢它。”

在这些岁月里，苏兹贝格最亲密的同事是他的首席社论作家查尔斯·默茨，一个高大健壮的衣着考究的人，戴着一顶蓝色的霍姆堡毡帽，用一种普鲁士军官的步子走路。由于面色红润，暗示着他有高血压；由于他那副小小银边眼镜紧紧地夹在他的方脸和鼻子上，以致他的耳朵向前凸，他看起来像个非常暴躁的人，实际上，默茨是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部门当中尉，后来他为《哈珀周报》（Harper's Weekly）、《科利耶斯》（Collier'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写文章。1920年他给《新共和》写的一篇文章是分为两部分的系列文章，合作者是沃尔特·李普曼。这篇文章对《纽约时报》1917年3月到1920年3月对俄国革命的报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默茨和李普曼写道：《纽约时报》每天的报道都对苏维埃革命者有很大的偏见，非常急于表达对美国及其盟友最容易消化的事实，从而使《纽约时报》的读者误以为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取胜。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事实都被弄成了像是政治宣传，不利的事实被表达成无可辩驳的真理。默茨和李普曼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分析得出了如下一个主要结论：

这家报纸整体上来说被人们怀有的希望给统治了。一开始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国家，因为美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当中前途未卜。直到停战协议的签订，他们的兴趣在于打败德国。他们的希望一直延续到俄国无法再继续战斗。当他们看到俄国的力量不如从前，就开始以干涉行为来与德国对抗。当与德国的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干涉却依然存在。他们为自己的干涉行为找到了理由。德国危害作为干涉的理由直至停战协议的签署不再成立；而在那之后，“红灾”几乎马上就取而代之。“红灾”接下来又被对“白军”将军们的希望所替代。当这些希望全都破灭了之后，“红灾”又出现了。总体上来说，《纽约时报》对俄国报道的不是事实，而是记者们自己想看到的。

查尔斯·默茨在纽约《世界报》社和李普曼一起密切工作，正是从李普曼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关于出售《世界报》的秘密谈判。1931年，在《世界报》关闭的前一天，默茨被《纽约时报》雇用，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纽约时报》所有编辑都没有提到他在《新共和》上的批评文章，以致他怀疑《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

年龄相仿的默茨和苏兹贝格在政治上都是自由分子，有许多共同点，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带他们的妻子去度假，在希兰代尔度周末。有时默茨会和苏兹贝格讨论《纽约时报》的政策。有时，他会帮助苏兹贝格完成《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这是在奥克斯去世后苏兹贝格带进报纸的一种业余消遣。

苏兹贝格和其他编辑的个人关系不像和默茨的关系这样亲密。埃德温·詹姆斯1932年取代伯查尔就任主编，他对苏兹贝格的口味来说有点太执拗，但这位业主也找不出詹姆斯有什么不可宽容的事情。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是1923年从《论坛报》过来的，是个专横的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但他在《时报杂志》和评论部门干得极其出色，苏兹贝格不用干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的确使苏兹贝格相当不舒服。有时苏兹贝格不敢相信在克罗克1927年从《世界报》来到《纽约时报》后不久，他本人曾经是克罗克的崇拜者。事实上，1933年奥克斯感到为难，他非常害怕政治专栏会把《纽约时报》拖进同非常重要的人物无休止的争论中，正是苏兹贝格有力地支持了克罗克办这样一个栏目的雄心。按奥克斯的标准，《纽约时报》有一个社论版，用来表达对艺术和娱乐的意见就足够了。在奥克斯看来，允许一个记者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说三道四，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奥克斯曾提议让克罗克从华盛顿给一个想象的人物写“信”，这个建议使克罗克觉得可怕。苏兹贝格同意克罗克的观点，最终说服奥克斯让克罗克写他愿意写的这个专栏。但奥克斯去世几年后，苏兹贝格开始理解了奥克斯的慎重。

即使克罗克的散文经常是严密的和复杂的，但在字里行间也有一种“底漆”，特别是在克罗克谈论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时。虽然苏兹贝格本人并不特别赞赏罗斯福，虽然《纽约时报》编辑部曾谴责他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最高法院之类的动机，但《纽约时报》的反对意见决不像克罗克那样具有个人色彩。苏兹贝格能够理解罗斯福公开地把克罗克叫作“小阿瑟”时表现出的那种恶意倾向。

罗斯福在一次克罗克没有参加的新闻界聚会上讲了一个典型的寓言。他说：“小阿瑟一次到巴黎旅行，想看看风景。他请求当一名仪仗兵，结果被派给了共和国的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他如愿以偿。不久后，总统陪他来到罗浮宫，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啊！’小阿瑟赞叹道，‘多么优美，多么古典的美丽，何等的神圣！’但他走近一看说，‘哎呀！她有口臭！’”

阿瑟·克罗克反唇相讥地做出了反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狡猾的“教授”或“狐狸老弟”。克罗克指责罗斯福的罪恶是“比我见过的任何人物都更无情、更聪明、更巧妙地极力压制正当的负面评论”。克罗克，一个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把新政推行者视为一个威胁集团。这个集团正在毁灭美国的权利，利用联邦财政部来保住官位，推进那种会使国家屈服于更恶毒的自由主义者或“一种法西斯主义者”的立法。

在罗斯福的圈子里，克罗克习惯打击的目标是副国务卿萨纳·威尔斯。威尔斯最终辞职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彻底公开了威尔斯同国务卿科德尔·胡尔的不和，而胡尔是克罗克的朋友。被克罗克的短剑击中的另一个人是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克罗克写道：“霍普金斯先生有时也许会想到总统说或做的某些事情是不完美的。如果是这样，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压制住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想法。”

由于无法撤换克罗克，苏兹贝格也就没有什么高招了，只能暗示这位专栏作家走得太远了，这种暗示是克罗克不必顾及的。在美国，克罗克是最有权力和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在他作为一个政治记者的岁月里，他获得了有价值的消息源。在整个罗斯福时代，他为《纽约时报》提供了无数的独家新闻。1933年，根据纽约的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的情报，克罗克提前揭示了罗斯福的国家复兴法案的框架，这个法案是打算放弃1932年纲领中的保守主义，以利于公共工作计划。罗斯福很快否认了有这样的计划，结果一些记者发表了对克罗克报道的驳斥，但不久之后，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国会使国家复兴法案成为立法了。

据说罗斯福的财政顾问正在就是否增发货币问题进行争论，克罗克便给一位高官打电话来核实货币增发计划是否已经取消。“是的，”这位官员说，“这很好，不是吗？难道你不认为对黄金来说这是绝妙的吗？”克罗克一时沉默了。这是否意味着放弃了金本位了？克罗克害怕去追问，心想他稍微显示出惊奇或无知，只会使这个线人意识到他自己无意识地透露情况了。克罗克挂断了电话，给他知道的华盛顿最不谨慎的人、财政部长威廉·H.伍丁打了电话。伍丁正在他的饭店的房间里弹钢琴，克罗克的电话打断了他。克罗克漫不经心地迅速问道：“总统将在什么时候宣布放弃金本位？”

“星期六上午。”伍丁毫不犹豫地回答。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克罗克的报道。

伍丁因健康原因于1934年辞职后，罗斯福任命他的一个老朋友小亨利·摩根索担任财政部长职务。摩根索这个人是克罗克很不喜欢的，在此后的十年，摩根索经常向苏兹贝格和其他人抱怨阿瑟·克罗克的“诡计”。特别让他气愤的是，克罗克经常表达出这样的意见，认为约瑟夫·P.肯尼迪、杰西·琼斯或约翰·W.黑尼斯都是取代摩根索的理想人选。摩根索在临近他的政治生涯结束时又感到麻烦的是，克罗克事先暴露了所谓的摩根索计划。克罗克是从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那里最早听说这个计划的。这个提供消息的人邀请他去喝波旁威士忌酒，问道：“你是否知道亨利·摩根索在哪里？”克罗克承认自己不知道，但很快意识到找到摩根索是很重要的。线人透露，摩根索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出了他打算把战后的德国改造成一个完全的农业国的计划，这一计划已经得到了总统批准，而且摩根索是没有跟国务卿或国防部长打招呼就去了魁北克。就是这样的报道体现了克罗克广阔的联络网，并使苏兹贝格不愿插手他的报道。像《纽约时报》在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是不可替代的一样，克罗克在华盛顿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在1932年1月被奥克斯看中后被拉进《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克罗克以前曾为其他报纸在首都采访，但他已经讨厌了这个城市，宁愿生活在纽约。华盛顿分社社长理査德·V.库拉汉于1931年12月突然死于肺炎，使得奥克斯在《纽约时报》里一下子还找不到什么人愿意或能够接管分社，所以克罗克按自己提出的条件接受了这个职位，这些条件几乎等于完全的自主权。一个记者一生中很少有这样的时刻，使他的业主处于劣势。所以，克罗克抓住了他能够抓住的运气，有了这种陌生的奇妙体验。

克罗克以前和业主的关系总是以他的失望而告终。在《世界报》他曾是业主拉尔夫·普利策的助手。普利策有一次写道：“克罗克的舌头像金刚砂一样锐利，心肠又像玉米片粥一样柔和。”克罗克觉得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得宠的地位，但当沃尔特·李普曼被任命为《世界报》主编后，他一头栽进了水里。不久后克罗克加入了《纽约时报》。十年前，克罗克曾是《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 and Times）的编辑，在亨利·沃特森上校的冷嘲热讽的脾气下工作了一段时间（阿道夫·奥克斯1875年在路易斯维尔作为印刷工为沃特森工作过），后来在未来的驻英国大使罗伯特·W.宾厄姆接管这家报纸后，克罗克的位置受到了冲击。当宾厄姆把另一个编辑安插在克罗克之上时，克罗克辞职了，去了纽约。（若干年后，当宾厄姆大使躺在一家医院里还没有断气时，只有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做了报道，约瑟夫·肯尼迪将是下一任驻英国大使。这使得罗斯福总统勃然大怒，指责克罗克没有礼貌，甚至没等到宾厄姆进坟墓就宣布了宾厄姆的继任者。）

在克罗克的职业生活或个人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轻松的，有特权的人对克罗克的幽默和威严温和的举止有深刻印象，经常对他爱记仇的性情感到惊奇。克罗克是一个看起来朴素的戴眼镜的五英尺九英寸高的人，有着淡褐色的眼睛和干净的近乎淡红色的肤色。克罗克一直没有什么显著的外表特征，直到他那满头的黑发在晚年变成了花白。那时，克罗克三次荣获普利策奖，在新闻界成为“大师”和“泰斗”级的知名人物。他并不认为后一个称号是什么奉承，这使他想起了他1910年来到首都时统治着华盛顿新闻界的长辈们——一个“自命不凡的骗子小集团”。他写道：“他们的标志是不愿意干大量的跑腿的活儿。但更显著的标志是他们习惯于穿着长外衣，戴着丝帽，慷慨丢下大名，拿着手杖，在这一时期的高贵沙龙里频繁接触他们单个的消息源。”

阿瑟·克罗克在很多事情上可以受到指责，但决不是“不愿意干跑腿的活儿”。他忙碌地过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虽是《纽约时报》的一位大师，但勤奋程度与他年轻时在家乡肯塔基州做记者时骑在马背上去完成任务时有增无减。1886年11月16日他出生在肯塔基州南部的格拉斯哥城中，邻近田纳西州的边界。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在会计工作中屡遭挫折，在空闲时间写诗。他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是当地的一个纺织品商的女儿。当他父亲离家去芝加哥追求克罗克难以想象的梦想之后，他的母亲搬去和自己的父母同住，阿瑟·克罗克是在他们的家里长大的。

1904年他被送到普林斯顿大学上学，但一年后由于缺钱而不得不失学，这使他深感沮丧。他从芝加哥路易斯学院得到了一个两年制的大专学历，后来他回到肯塔基州，希望在路易斯维尔找到一个报社的工作。像当时的许多报纸一样，路易斯维尔的报纸也有一种“见习体制”。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开始时没有薪水，只是为了有一个学手艺的名分，但这种名分是克罗克负担不起的。所以，他令人信服地装作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记者，因而被《路易斯维尔先驱报》雇用，周薪15美元。

克罗克迅速学习。几年之内他成了州里的一个最忙的记者，采访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肯塔基州的一些偏僻地区的选举，这些选举是在哈特菲尔德—麦科伊两家的猎枪枪口下进行的[注：哈特菲尔德—麦科伊（Hatfield-McCoy）两家的夙怨，指的是1863年到1891年居住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边界的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械斗。此后，这一冲突成为固定词汇，指代党派群体之间的长期积怨。]。一天晚上，克罗克被派去采访布雷西特县选举，他和一些人坐在县律师的家里，这位律师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突然一阵枪响打碎了窗户，打坏了一盏灯，每一个人都蹲伏下来。后来克罗克自愿护送房间里的两位女人穿越肯塔基河去对岸。很快他领着她们经过河上的一个两百英尺宽的高架桥，他手里拿着的提灯，几秒钟之内就被桥下站着的一个神枪手击成了碎片。克罗克和两位女人爬过了剩下的路程，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得了急性阑尾炎。

还有一天，也是在布雷西特县，克罗克在路上碰见了一个漂亮姑娘，姑娘对他微笑。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后，她建议他送她回家。路上，他注意到路对面有一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人在观察他们，克罗克问这位姑娘：

“那人是谁？”

“他是我的男友。”

“他怎么了？”

“他不喜欢你和我一起走。”

克罗克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位姑娘，走到她的男友跟前说：“听着，什么事也没有。我没有任何想法，我现在就回城里。”克罗克回头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