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是人的组织，庞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是庞大而脆弱的。每一个工作日在时报大楼里都要做出几百个决定。每一个决定，如果挑出来的话，都能导致误解——误解也是新闻报道本身内在的问题。但同样真实的是，《纽约时报》永远力图做到公正，有时没有理由或设计，事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生了。在这些行动背后没有什么恶棍似的编辑，没有任何虚夸的行为。事情恰恰就发生了。或者发生的是一个人的非官方行动的结果，例如尼尔·麦克尼尔把新闻电头从巴黎改为伦敦的事。或者它也许是雷蒙特·麦考没有进一步的思考就说“署上A.H.拉斯金”，就像几年后《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会把一个电影批评家阿贝·韦勒的名字署为“A.H.韦勒”一样，把一个驻外记者的名字阿贝·罗森塔尔署为“A.M.罗森塔尔”一样。自奥克斯的报纸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圣经》以来，没有一个犹太人被提拔到主编的位置，即使这家报纸的犹太人编辑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这也许纯粹是巧合。《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把这些事情解释为纯粹的巧合，但拿不出任何例证。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证明的。有的只是《纽约时报》内部在许多事情上明显缺乏政策，从而导致关于这家报纸的不真实的假定，使得它的一些人服从并不存在的规矩，导致它的其他较少受约束的人，自行其是。尽管有表面的几百条、几千条的规矩要遵守，但在这个机构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纽约时报》的每一代人都要服从上层人士对规则和价值变化的解释。30年代的《纽约时报》是一家转变中的报纸，有一种暧昧的气氛。

有时似乎是奥克斯从他的坟墓里管理着这家报纸，也有时报纸似乎是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有他的妻子伊菲吉妮所操纵。伟大的范安达1937年就退休了，开始致力于天文学和宇宙起源学研究。他生活在曼哈顿或乡下，夜里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思忖“行星的来源”。但他的影响在新闻编辑部里仍然是强大的，他的两个来自文字编辑组的信徒现在已经升进了牛栏，这就是麦考和麦克尼尔。报社的工作人员迅速扩大，有了更多的助理编辑、专家、批评家。1928年作为记者加入《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曾在过于拥挤的新闻编辑室里和汉森·鲍德温共用一个办公桌，后来在1937年搬进了电影部。来自新英格兰的穿着漂亮的绅士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是一位学者和鸟类爱好者，他有一辆柠檬色的跑车，周末时就开得飞快，他现在是戏剧批评家。看起来郁郁寡欢的奥林·唐斯，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打字者，是音乐批评家。宗教新闻编辑是一位清教徒的女人，名字叫作蕾切尔·麦克道尔，在办公室里被叫作“女主教”。科学部的一位记者是威廉·L.劳伦斯，一个温和的头发粗厚而蓬松的小个子，他是该报关于原子能的专家，并且是新闻界里唯一目睹长崎毁灭的人。《纽约时报》的船运新闻编辑是一位英国老海轮船长，沃尔特·“船长”·威廉斯，一位律师的儿子。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跑到海上，在尼罗河上当了一名船员，又当了奥里诺科河上的一个赏金猎手，后来当了中美洲的一个避雷针安装工，又成了挖掘巴拿马运河时期的一位工头，最后是为赫斯特集团[注：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出版巨头，创始人是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该集团拥有《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世界时装之苑》（ELLE）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杂志。]工作的记者。1905年经一位认识奥克斯的英国名人的介绍，威廉斯进入《纽约时报》，稳定下来，但偶尔地他又因他的想象力而走入歧途。他报道了毛里塔尼亚号上有人在舰桥看到加勒比海上有一条巨大的海蛇。这个故事很快受到了几家报纸的怀疑，但威廉斯先生坚信它是真实的，是从该船的航海日志里摘录下来的，并由该船的大副为这个怪物画了像。

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像“船长”威廉斯一样，是一个爱漂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报社里很少见到，但在当时并不少见。他的名字叫伯纳德·威廉·圣丹尼斯·汤姆森，是一个英俊的人，身上经常适度地散发出一种香水味。他在办公室里被叫作汤姆森“上校”，但他在军队里从未得到比上尉更高的军衔，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当驮畜队长时得到的。他出生于加拿大，后来热衷于赌博，他在蒙特卡洛破产了两次。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最终落脚于新闻界，在他担任《纽约时报》体育记者的21年当中，他把他的职员队伍从六个人发展到50人。他听从奥克斯的话，坚持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比其他报纸刊登更多的比赛分数。如果他的职员偶尔忽略南方黑人小学院之间的比赛分数，他便感到恼火。他大大扩展了一些对时髦的小项目的新闻报道，如网球、航海和划船，特别是划船。他喜爱这种运动，这是他唯一掌握娴熟的运动，因此《纽约时报》对波基普西市和泰晤士河划船比赛和其他划船事件给予了认真对待，形成了直到现在汤姆森“上校”去世几十年后仍坚持的政策。

1937年《纽约时报》更为有主见的编辑当中当然包括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以及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及克罗克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手下，特纳·卡特利奇。詹姆斯·赖斯顿1937年仍然在美联社伦敦分社工作，报道夏天的体育活动，冬天外交部的活动，在那一年汤姆·威克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最近和父母、姐姐一起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莱特乘坐一辆夜班火车第一次来到华盛顿，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当他接替了赖斯顿之后他还清晰地记得。他记得在耀眼的阳光之中从联合车站走向国会大厦的那段路，记得国会大厦的穹顶在天空当中划出的轮廓，这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记得他和家人住的那间拥挤的房子，从门前经过的电车，他的母亲当时是怎样在林肯纪念像之前哭泣，以及联邦铸币局的印刷机印刷钞票时所呈现的不可思议的景象，还有海军乐队在罗斯福宣誓成为总统的地点演奏的乐曲；威克还记得一天晚上他在西方餐厅吃晚餐的情景，人们说这是一家华盛顿的知名人士经常光顾的饭店，很多年后，当威克自己成了名人，他有时会在西方餐厅吃饭，这家餐厅在60年代就像它在30年代一样拥挤和吵闹，而他会好奇第一次来这里的那一晚他和姐姐、父母坐在哪张桌子前——“那两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我的父亲，母亲，当时为了这次旅行的完整，花了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钱在这里吃饭。如果我认为我们坐在一个糟糕的、偏远的餐位，我就再也不会来了。”

克利夫顿·丹尼尔1937年到《纽约时报》求职未果，穿城而过去了美联社。他有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在那里工作，当加工改写员。丹尼尔在美联社受到的接待比其他地方更热诚，在他这天下午离开之前，美联社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周50美元的工作。他马上接受了，回到北卡罗来纳整理完行装，他卖掉了汽车，然后回到纽约。他在格拉梅西公园和另一位记者租了一间公寓，并且在美联社的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半夜。工作之余，他考察了这个城市，去了大多数年轻人在初到纽约的日子里都会光顾的地方，但后来没有再去，试图以当时微薄的工资和日后不再有的旺盛精力做更多的事情。他经常参加社交聚会。他约会的姑娘主要是和报界或北卡罗来纳州有联系的人。在这些日子里他熟悉的人之一是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丹尼尔几个人有时会和沃尔夫一起到曼哈顿中城的小酒馆里通宵达旦地喝酒，然后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听听这位高高在上的小说家就上千个主题侃侃而谈。丹尼尔总是认真去倾听，他知道托马斯·沃尔夫是在谈论他写的东西。尽管算不上一个亲密朋友，但丹尼尔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非常了解沃尔夫。可是后来有天晚上在一家餐馆里，和沃尔夫坐在一张桌子上，丹尼尔从谈话的口气上得知，沃尔夫根本回忆不起他以前见过丹尼尔。沃尔夫当时喝醉了，那年晚些时候就去世了。

1939年，丹尼尔调到了美联社的华盛顿分社，碰到了他后来会经常碰到的记者，包括特纳·卡特利奇。1940年11月，在28岁时，克利夫顿·丹尼尔波浪式的黑头发已经开始变成灰色了。一次他乘船去瑞士，船上的乘客中有位杰西夫人，一个非常漂亮的蓝眼睛的金发女郎。她已经嫁给了泽西的厄尔，在此之前还嫁给过芝加哥的一位律师和加里·格兰特。她后来在战后又改嫁给皇家空军的一位波兰人飞行员，但在伦敦战争期间——在轮船上碰到丹尼尔大约一年后——她和丹尼尔交往过密，以致他们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在某一天会结婚。他们低估了丹尼尔的抵抗力。他迷恋着她，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也对当时整个富有诱惑力的环境所着迷。他第一次承担驻外任务是很激动的，战争的报道，陌生土地上的新形势，在1940年冬天的这个日子里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地开始了。杰西夫人是伊利诺伊州卡西奇的一个母姓弗吉尼亚·彻里尔的已婚女人，一度曾是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的首席女演员。丹尼尔和杰西夫人在码头罢工期间乘坐一艘轮船从纽约出发了，垃圾沿着码头堆得高高的，香槟酒流在甲板上，微笑的人群高喊着再见；疲倦的移民乘坐另一条船从欧洲来到美国，为登上美国土地，摆脱了纳粹分子而感到欣喜；间谍和走私者沿着码头在人群中走动，其中某个人甚至会找个理由和丹尼尔接近一下。

在丹尼尔到达瑞士并在伯尔尼的美联社分社定居下来后不久，他开始收到杰西夫人的信件，九个月后他调到了伦敦，又见到了她。他先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然后和合众社的人飞到布里斯托尔，最后来到了伦敦。在伦敦机场丹尼尔惊奇地看到一位快乐的伦敦小姑娘拦住他，强夺过他的行李，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女搬运工。天色已暗，他在穿越这座城市时实际上只看到了海德公园的拱门。他穿过几道门进入了萨沃伊饭店，后来又在附近一个安静的餐馆吃了一顿他再未吃过的丰盛的晚餐。

当时，一名美国记者，又是个单身汉，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者。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美国记者通过他在美国大使馆里的关系很容易地进入伦敦的社交界，这里麇集着迷人的女人，但缺少单身的男人。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是很微妙的，战争正在使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全国各地的暴发户企业家突然成了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人物，许多老牌的贵族子弟都进了英国的陆军或海军。伦敦社会充满了一种自由社交的气氛，有着某种非常痛快的轻率。但丹尼尔在交友上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他和杰西夫人尽量得体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当时她为红十字会工作很努力，在晚上她在家里以不铺张招摇的方式举办沙龙，召来一群活跃的人，有新闻界人士、演员、皇家空军飞行员，不过他们只是谈话、喝酒或者品茶。杰西夫人非常聪明，消息灵通，衣服适度考究，有光滑的金发和一种德莱斯顿瓷偶般的面孔，长着丘比特小弓似的小嘴和完美的身材，不乏卓越的机智，不时发出轻快有节奏的、音乐般的笑声。她当时是伦敦的一位非常理想的女人，丹尼尔曾多次由她作陪。但显然他没有因此而忘了他的首要目的，他的工作。丹尼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比他表面看来有更大的野心。他知道，如果他想在美联社的伦敦分社出人头地，他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美联社有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人。其中有德鲁·米德尔顿、格拉德温·希尔和威廉·怀特，这些人都走上了詹姆斯·赖斯顿的道路，他们将被《纽约时报》挖走。赖斯顿当时已经退出美联社去了《纽约时报》。克利夫顿为美联社努力工作。到1944年，他也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这年冬天他接受了《纽约时报》为他提供的职位。

丹尼尔是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雷蒙特·丹尼尔的推荐下被雇用的，但他和雷蒙特·丹尼尔没有任何个人关系。雷蒙特·丹尼尔自1928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杰出的记者，报道过斯科茨伯勒男孩案[注：斯科茨伯勒男孩案（Scottsboro case），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错案。1931年，九名黑人男青年被控强奸了两名白人女孩，经过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二审、联邦最高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州法院多次再审等程序，五名青年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99年监禁等刑罚。2013年4月，阿拉巴马州州长签署了州议会赦免斯科茨伯勒男孩的议案，错判了80多年的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2 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员（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员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者注]、休伊·朗[注：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员（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员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者注]掌权、阿肯色州收益分成的佃农的争论和肯塔基州的煤矿动乱。1939年他被派到墨西哥城，但随着欧洲战争的扩大，他很快又被派遣到伦敦。1940年，他在伦敦林肯旅社的住处被炸弹炸毁，于是他和他的同事把《纽约时报》分社搬到了他们曾住过的萨沃伊饭店。由于伦敦时间比纽约时间提前五个小时，工作人员通常要在该城市遭空袭期间写作到黎明；他们在整个下午不管有没有空袭都要睡觉，然后在习惯性地喝了一阵马提尼后，回去工作，写写所谓的“被空袭中”和“去空袭”——“被空袭”是德国对英国空袭，“去空袭”是皇家空军对德国的报复。

当雷蒙特·丹尼尔第一次注意到美联社的这个与自己同姓的记者时，并不特别喜欢他，特别是他的外表。他有点太圆滑和文绉绉。对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这种第一印象是其他记者通过观察也注意到的：他看起来桀骛不驯，他在办公室从不脱掉他的夹克，他是他们认识的唯一胸前有翻领的美国报人——他们对他的衣着和头发提出了许多问题，甚至在1956年竟认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拥有的服装比哈里·杜鲁门卖出的衣服都多[注：哈里·杜鲁门在当选美国总统前曾与好友经营过一家专卖男装的店铺，一度生意兴隆。]。但雷蒙特·丹尼尔深刻地发掘了这个人的才能。他知道克利夫顿·丹尼尔不仅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作家，而且在最繁忙的时刻还经常负责管理美联社的伦敦分社，总能平静和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丹尼尔因其对美联社分社社长的忠诚而知名，他决不是那种会越出自己职权范围或一心想接班的人。

所以，雷蒙特·丹尼尔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提供了一个职位，克利夫顿·丹尼尔接受了。但他在纽约干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差一点把他在《纽约时报》的职位葬送掉。丹尼尔曾应邀在AA制倶乐部的午餐聚会上发表了一次简短的关于战时伦敦的讲演。他注意到听众中有军人，他以为美国军人一定会欣赏奇闻轶事。于是，他生动地描述了一位美国上校在灯火管制时掉进了一个喷泉里。他还告诉军人们，如果他们去伦敦，不必担心找不到女人。丹尼尔说，大街上有许多姑娘，很容易搭上。

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在听众中坐着，愤愤不平，他的怒火差一点迸发出来。他是《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高级执行官，阿道夫·奥克斯的侄子。阿德勒将军后来在《纽约时报》办公室声称，这个傲慢无礼的报人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材料。《纽约时报》里更宽容的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使阿德勒将军收回反对意见，给了丹尼尔一次机会。

丹尼尔在伦敦干得很出色。他一夜接一夜地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坐在萨沃伊饭店或到战场，撰写第二天会在头版上署有他名字的报道。11月的一天，克利夫顿·丹尼尔开着吉普车跟在向前挺进的第一军后，访问了三个国家，并且从每一个地方都发了新闻报道——比利时的奥伊彭，德国的亚琛，荷兰的瓦尔斯。接着在1945年3月，丹尼尔在巴黎进行采访。他写道：“庞大肮脏的绿色卡车沿着拉法耶特大道行进，它们厚实的轮胎在铺路圆石上歌唱，它们的车篷在冬风中噼啪作响。坐在卡车上的人经过11个小时旅途，疲惫不堪，精疲力竭，连说俏皮话的劲都没有了。其中一个人向外看，看到了街上的地名，说：‘拉法耶特，我们到了。’卡车的轰隆声停了下来……这些人下车，先是有点儿僵硬，伸伸腰，点燃香烟，开始四处观看。他们端详着歌剧院的飞檐，观看围着老佛爷百货旋转的人群，眼睛盯住来来往往的姑娘——永远是姑娘。”

到了春天，丹尼尔回到伦敦，描写这个已解除了灯火管制的城市，但他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灯光和平静，就去了北非，回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后来他从埃及去了伊朗，和其他两名记者一起比伊朗军队提前几个小时到达大不里士市。伊朗军队当时正准备从苏联控制下的阿塞拜疆夺回这座城市。当丹尼尔和另外两人冲进该城时，他们受到了站在街边的数千名村民的欢迎，为了向他们表示敬意宰杀了几只羊：在旅行者到来时在路的一边将一只羊的头砍掉，把羊头放到路的另一边，让旅行者从羊的身躯和头中间走过去。

奇异的景观和声音，从中东到英国写作重要新闻和获取战利品——这就是丹尼尔此后几年的世界。尽管现在只是到了1966年，除非是像丹尼尔那样的亲临现场者，所有这些事件和面孔即使不被忘记，也很少被人记得了。丹尼尔20年前在宰赫兰看到，人们把肥肥的年幼骆驼的驼峰烘烤好摆在伊本·沙特国王[注：伊本·沙特（1880—1953），沙特阿拉伯国王（1932—1935），阿拉伯部族领袖，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创建沙特阿拉伯王国（1932年），在位期间开发本国石油，促进民族经济发展。——译者注]面前；在耶路撒冷的饭店里，他半夜听到下面的持枪军队开步走过郇山广场附近的倾斜的大街；在开罗的牧羊人餐馆，他和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跳舞进餐，法鲁克国王[注：法鲁克一世（1920—1965），埃及国王（1936—1952），争当阿拉伯国家联盟盟主，埃以战争中大败，被由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七月革命所推翻。——译者注]来到后，请丹尼尔和这位姑娘一起喝酒，讨论一些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后来丹尼尔回到伦敦，见到了“一位年长的长着胖乎乎孩子脸的人，叼着一支雪茄，大的就像台球杆的粗大头”——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少有的能产生重大新闻并引起一时疯狂的名字之一；还有其他很快死掉或消失的人，如纳吉布[注：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1901—1984），第一任埃及总统。]、摩萨台[注：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1882—1967），1951至1953年出任民选的伊朗首相，但在195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推翻。]、克劳斯·富克斯[注：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1911—1988），出生在德国的物理学家。1932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二战”前夕获得英国国籍后主动与苏联军事侦查员联系，报告英国原子武器的研制情况。因其在原子能理论领域所享有的声望，富克斯被纳入英国科学家小组，并与美国同行在“曼哈顿工程”框架内共同工作，在此期间他仍不断向苏联方面报告研究及工程进展。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破译了苏联驻纽约情报机构的一些电报，其中提到了富克斯是苏联情报部门的间谍。美国特工部门将此情况通报给了英国军情五处，后者立即展开了对富克斯的审讯。1950年2月3日，富克斯被逮捕，认罪后被判处14年监禁。美国科学家们估计，因为富克斯的情报，苏联得以大大缩短了原子武器研制时间，并在氢弹的研制方面超过了美国。]。像丹尼尔这样的人，尽管有时担心自己的工作并非永久性的，不知道这种工作将把他们引到哪里去，但总是要去见见新名字，去去新地方。

丹尼尔原本有望成为《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但德鲁·米德尔顿得到了这个职位，纽约总部的一些编辑怀疑这是他和苏兹贝格私下联系的结果。丹尼尔被派到德国接替米德尔顿。作为一名亲英派人士，丹尼尔几乎不能容忍德国人。他的报道是单调乏味的，有时明显是鄙视性的：“柏林——在昨夜大雪留下的冰冷的肮脏的雪泥中，今天几千名柏林群众站在波茨坦大街旁，观看德国命运的看管人乘着一队豪华轿车驶过。他们是典型的柏林人，没精打采，玩世不恭，经常说着俚语。”

此时已是1954年，在纽约总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人事问题，要找人到苏联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一个高个头的冷漠的个人主义者，自1949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在莫斯科的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他一直很努力工作。特纳·卡特利奇手头没有别的符合资格的《纽约时报》人愿意到莫斯科。于是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报名了。

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他开始接受关于丹尼尔的许多事情。事实上，卡特利奇两年前就考虑让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未来的管理者。卡特利奇对丹尼尔在伦敦分社不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记者的表现都有深刻印象，而且对丹尼尔接受波恩任务的态度也很满意。丹尼尔比卡特利奇年轻11岁，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能在《纽约时报》公司内部发挥作用。而且他也是一个南方人。脱掉所有花哨的英国服装，剪去长长的波浪式的头发，收敛一下优雅举止，丹尼尔活脱脱地就是卡特利奇的样子——一个对他的上司说“是的，先生”的乡下小伙子。

所以，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了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俄语。在课后他到萨迪餐厅吃午餐，把他的俄语识字课本托付给衣帽间里的白肤金发女人。他还到泽比伦旅行了一次，去看望他的父母和朋友。在泽比伦的邮局他碰到了一个叫惠特利·钱布利的职员，钱布利俯身向前低声说：“我听说你要到苏联去？”

在得到丹尼尔证实后，惠特利·钱布利问道，“我想请你到那里后给我买一个布谷鸟自鸣钟，不知行不行？”

“惠特利，我认为苏联不制造布谷鸟自鸣钟，”丹尼尔说，“那是在德国和瑞士造的。好吧，如果我找到的话，我把它寄给你。”

一年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到日内瓦参加四巨头会议。他从莫斯科飞到那里加入报道四巨头会议新闻的《纽约时报》团队。在那里他买了个布谷鸟自鸣钟，寄给了泽比伦邮局的那个人。

克利夫顿·丹尼尔在1954年晚秋到达莫斯科。这是苏联新闻的一个收获期——赫鲁晓夫带着党的新路线登场了，这条路线包括克里姆林宫里的祝酒和接待。丹尼尔向《纽约时报》的读者报道说：“我坐的离马林科夫先生很近，就像你在读报时离你眼前的报纸一样近。”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不仅抓住了政治的议论，而且也把握了人民的情绪——从莫斯科大剧院的听众和哈尔科夫的理发师，到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和身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服装的模特，在这片土地上“乳房仍然是乳房，腰围仍然是腰围，嘴唇仍然是嘴唇，对于它们是什么和它们适合出现在哪里是没有疑问的”。他还描述了尽管政府反对，“黑暗的资本主义的残留”依旧是现实的必要组成，以及冬天的到来。

这是苏联圣诞节的早晨，凛冽的夹着雪花的寒风直接掀开了苏联历史和文学的前几页，从屋顶上呼啸而过，穿过莫斯科冰冻的大街。半夜，城市北部的耶洛柯夫斯卡娅大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叮当响个不停。俄国东正教的信徒——女人用披肩紧裹着，男人穿着毛皮大衣和帽子——匆匆走过教会院子，躲避冰冷寒风的撕咬。

由于丹尼尔当时是在苏联首都的西方、非共产党报纸的唯一常驻记者，他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主题，把它们写下来，不必理会纽约编辑部的事后劝告，因为在莫斯科，敌对报纸的人士集中注意的是无休止地发表声明的政府发言人。丹尼尔没有同伴，必须比以前工作更努力。他得了胃溃疡，掉了三四十磅肉。1955年11月，特纳·卡特利奇执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命令——苏兹贝格此时已经收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信件，知道了丹尼尔在日内瓦的四巨头会议的身体状况——责成丹尼尔立即回国。

丹尼尔回来了，身体非常消瘦，但没过多长时间就恢复了，不久又在纽约总部工作了。他被任命为国际新闻主任的助理，但在城市部里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位国际新闻主任。从丹尼尔围着房间转的方式和房间围着他转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不会在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位置上停留多长时间。丹尼尔办公桌的位置，一般会给人提供一个线索：它是在一个难以形容的地点，是在新闻编辑部的南边，是所有高级编辑坐的地方，但它又被一个柱子遮住了一点。它还是在离两位女秘书的上方不远的地方，同国际新闻主任和牛栏形成等距离。他很少一直坐在那里。通常他慢慢地围着大房间转，他的眼镜有时夹在他的银发上。有时他停下来，坐下来，同科学版、体育版、教育版、金融版或社会版的记者、编辑聊聊天。偶尔他也会到哪一个部门待上一周或两周，坐在各个地方，以非常随便的和足以消除敌意的方式谈谈《纽约时报》，偶尔问问在那里工作觉得怎么样，喜欢不喜欢。他当时住在阿尔冈昆饭店，在夜里看完戏剧后也泡在萨迪餐厅里。有一次在剧院里有人看见他和一位高个子的迷人的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人在一起。

在他们至少去看了两次戏后，他们在沃尔特·温切尔的专栏里成了“一对”。这位女士颇感心烦，部分地是因为她觉得丹尼尔作为一位编辑被《纽约时报》杂谈栏目所议论，也许感到为难了，特别是当他们的关系非常清白之时。他们喝酒，吃饭，看戏，也许再喝酒，然后直接回家。在当着门卫的面愉快地说声晚安，就是这些。

她是在他去莫斯科之前在纽约的一次晚会上碰到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后来收到过他的一张明信片，现在又见到他，的确很高兴。她希望他不会因温切尔的文章而生气，因此往《纽约时报》给丹尼尔打了电话。

他的心情很好。当他得知温切尔写了他的事情时，只是笑笑，看起来对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不高兴——她不得不承认，这使她感到惊奇。此后不久，1956年3月，她在报纸上读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订婚的消息。她给丹尼尔写了一个祝贺便条，也收到了一个便条，丹尼尔感谢她“为自己和玛格丽特做了如此好的掩饰”。

这位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士被这个便条压垮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既不谈论也不见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回过头来看，她承认她也许不该做出这样的反应。她想，也许这就是他轻率或幽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