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由说明了，奥克斯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如此固执地实现他的愿望，不停地找他的律师咨询。他要求自己去世后，《纽约时报》应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亲属来掌管，进而再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来控制，他们全都有责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种奉献精神在一生中进行管理。他也知道，这是许多建立王朝的人都会做出的临终愿望：1911年去世的《世界日报》的伟大业主约瑟夫·普利策[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报刊编辑、出版人，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始人。]可能也是这样。但到了1931年，普利策的继承人把《世界日报》出售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这件事情恰恰是在奥克斯去世前不久发生的，因而使他感到特别沮丧。因为《世界日报》曾是写作和报道、文雅和智慧的卓越结合，伤害它的主要不是编辑力量的衰弱，而是它在经营方面管理不善。奥克斯知道，单是靠有才能的理想主义的职员不能够引导《纽约时报》度过未来几十年。这家报纸还必须得赚钱。奥克斯的天才不仅在于他创造的报纸的类型，而且在于他使这个报纸赚了钱。当然，奥克斯工作努力，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小个子，除了他的报纸以外没有别的任何兴趣。正如他所说的，他从来不怀疑消息可以是一种耐用的有销路的商品。但奥克斯以自己经营上的敏锐，具有一种避免经营诱惑的本能，他希望他的继承人也多少继承这一点。例如，奥克斯在纽约的最初日子里，非常缺钱，为了节省几个美分，他有时会在报社到处转转，关掉还亮着的桌灯。然而，一个杰出的纽约人，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份价值15万美元的市政广告合同，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奥克斯却拒绝了。他这样做的根据是：我的确非常需要营利，以致可以调整运作计划去争取意外的收获，但这样做后如果别人以取消合同来威胁我，我便不愿违心地去做这种事情了。奥克斯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同样有普通人的弱点，正因为深知此点，他便警惕着自身诱惑的哪怕微不足道的摆动。对于他的继承人，他只能希望他们也具有抵制诱惑的智慧，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经营《纽约时报》，而且多少要遵循伟大教会的经营路线，靠美德来给财富镀金。这样，阿道夫·奥克斯在去世后就能永远活在礼拜中。

当然，他在礼拜中究竟能活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继承人在此后几十年的进展如何。对他的基础构成破坏的，无非是家族的争吵，自私的野心或者短视的目标。他的后继者应该去赚钱，但不应受金钱诱惑；应该顺应潮流，但不应被潮流所裹挟；应该雇用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才能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种人自认为他们作为作家就该特殊一些，或者作为编辑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在《纽约时报》没有哪个人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奥克斯。他希望，《纽约时报》永远办下去，他的家族要和报社一起工作，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压抑住任何个人的憎恶，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的家庭成员在婚姻中要选择那些愿意“嫁”给《纽约时报》的人为伴侣。

这就是奥克斯梦想的一部分。1935年，当他重游自己发迹的田纳西州的过程中去世时，实现他的愿望便成了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女儿伊菲吉妮的责任。

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一个严肃的、有着浅黑色的眼睛和肤色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看起来令人愉快。在看起来柔和的外表下面，她有着非常坚强的性格。作为一个姑娘，她曾是奥克斯的小公主；作为1914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她曾是活跃的和明快的人物，她使总是关注教育并羡慕教育的父亲感到特别自豪。她的母亲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瘦小女人，长着乌黑的头发，穿着长长的黑衣，夜晚单独围着住宅散步，而白天却在睡觉。她似乎更喜欢奥克斯住宅周围的动物，包括老鼠。她有时在壁橱里给老鼠留下些面包屑，却对那些经常来参加晚餐的重要人士不怎么感兴趣。她是杰出的辛辛那提犹太教拉比、希伯来联合学院的创始人艾萨克·怀斯的女儿，阿道夫·奥克斯是在1882年的一天访问这位教士的家时认识她的。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在华盛顿度了蜜月，在那里他们和切斯特·阿瑟总统一起喝过茶。奥克斯后来带着他的新娘回到查塔努加，他是《查塔努加时报》早熟的出版商，这一经历为他后来在纽约的事业积累了经验。他的妻子对新闻事业的兴趣仅仅限于文学副刊，她为副刊写书评，她对做饭或理家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但这在查塔努加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阿道夫·奥克斯的女眷幸福地居住在那里，包括他的母亲，她们帮助料理大房子，因此同阿道夫保持密切的关系。年轻的奥克斯夫人，她在自己家里像一个客人，自由地做着骑马之类的事情，这匹马是他们结婚后不久她的丈夫为她买的。奥克斯对她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到不愉快，实际上恰恰是被其所吸引，这同他的中产阶级背景形成惬意的对照。在他们婚姻的早期岁月里唯一不足的事情是孩子，先生下来的两个都死掉了。但在他们结婚九年后，也就是1892年，一个女婴诞生并且活了下来，欣喜若狂的奥克斯给她取名叫伊菲吉妮，以纪念他的妻子。

年轻的伊菲吉妮像她母亲一样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却很少具有她母亲浪漫的超然态度。如果她父亲允许的话，她本可以成为一名记者，一个迫切要求改革的斗士。作为一名女学生，她曾敏锐地意识到纽约的贫民窟问题，在她的家庭多次到欧洲旅行时，她看到了更多的贫民窟。在巴纳德学院，她主修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她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倡纽约应该进行更好的福利改革，还作为一名志愿者到该城市的贫民区福利改革之家里做工作。她的父亲赞赏她的理想主义，但有时也对她表达自己观点时决断的方式感到吃惊。一天，奥克斯给她介绍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认为，无法单靠教条的力量来赢得论证，主张使用一些更柔和的词语，如“目前对我来说”或者“我想象”，“我理解”——对这种谈话的方式的必要性，奥克斯佐之以自己的例子：奥克斯说话从来不高声，并且以宽容的方式来调教伊菲吉妮（“也许你最好多看看”）。这种教育逐渐地影响了她的童年，并且随着她年龄的增长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都对她讲道理的天性有深刻印象，有时将它误以为羞怯。

然而，并非《纽约时报》所有感觉敏锐的编辑都有这种误解，特别是在奥克斯去世后，这并不是说伊菲吉妮是咄咄逼人的。事实上，在新闻编辑部里很少能见到她，她到《纽约时报》大楼去通常也限于她丈夫办公室的社交需要，或者是参加《纽约时报》董事会的会议。然而，《纽约时报》几乎所有高层人士都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伊菲吉妮以她温文尔雅的方式以及她友好的暗示和提醒，以她作为奥克斯的唯一后代和他事业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对《纽约时报》的声望和三位继承他父亲而居高位的男人——她的丈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她的女婿奥维尔·德赖富斯、她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是他们生活中和奥克斯精神的活生生的联系。在这个世纪里，她从奥克斯的小公主成长为《纽约时报》的贵夫人。编辑们和管理者们在她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的，在她不在时也是留心的，其中一些人在进行公共讲演时会引用她喜爱的故事和观点。他们用得最多的故事是中世纪的一个关于旅行者的寓言故事：一天一个旅行者在路上碰到了三个石匠，分别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第一个石匠说：“我在砸石头。”第二个石匠说：“我在做一块奠基石。”第三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建一座教堂。”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总是说，《纽约时报》的力量在于它的大多数职员都是教堂建设者，而不是砸石头的人。在最近25年内加入《纽约时报》的教堂建设者中，也许她喜爱的是詹姆斯·赖斯顿。

伊菲吉妮赞赏赖斯顿的理想主义，他对《纽约时报》和国家的忠诚，他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和她父亲的价值观并无不同。赖斯顿和奥克斯从未见过面，他们两代中间隔着半个世纪，但两人都靠自己的努力从小城镇来到了东海岸，两人都受同样的原则和激情所指导。奥克斯在美国所理解和赞赏的大部分东西，从未能形成文字，后来都由赖斯顿书写下来了，假如奥克斯能活着读到赖斯顿写的东西，并且亲自了解他，他无疑会像伊菲吉妮一样对他抱有热情。赖斯顿恰恰就是为《纽约时报》准备的。他的作品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信仰，他从来不捣乱，对当局是温和的。因为他有兴趣写作，经常不乏幽默，没有过分的尖刻或灵巧。赖斯顿像奥克斯一样，不是在有着大量的住宅、愤怒的示威和苛刻的工会的大城市中找到美国精神的，而是在有着敬畏上帝的家庭、有着空地的小城镇中找到的。从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横空出世，并且接受其价值观，詹姆斯·赖斯顿将美国精神融入到了自己的写作当中，于是他笔下的美国是一片人们似乎没有那么幻想尽失，警察没有那么残酷，美国对于越南的轰炸并非毫不正当，华盛顿的政客们并非过于自私自利，杰斐逊时代的美国还没有远去，或本色尽失。那些大学校园里面的兄弟会，在赖斯顿看来，并不会加深学生们的偏见，而是一个为像曾经的他一样贫穷的学生提供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刀叉的地方。赖斯顿对女人的态度像奥克斯一样，既是浪漫的又是清教徒式的。赖斯顿认为，女人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当国家最优秀的女记者之一玛丽·麦格罗里向他所在的华盛顿分社申请一个职位时，他说如果她愿意拿出部分时间在电话交换台工作的话，她就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但她拒绝了。赖斯顿世界里的女英雄不在办公室工作——她们最胜任的角色是母亲和妻子。她们鼓励她们的丈夫，就像他的妻子总是在鼓励他一样。当他第一次来华盛顿工作时，看到这个城市的女人、新到来的国会议员们的妻子不得不靠撒谎来保护她们的丈夫时，他深感悲痛。他不能为此而谴责她们，这是她们作为妻子的义务，但他还是为这种想法而悲伤不已。

在赖斯顿的世界观中有许多东西也私下激怒了他的一些记者同事，但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和她的丈夫却为他深感自豪，这才是关键的。可以肯定，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喜欢赖斯顿，但方式与他妻子多少不同。他敬重的是赖斯顿的才能，并且会当面称赞他。40年代，在赖斯顿作为他年轻的行政助手和偶尔的旅行伙伴的日子里，他已经非常了解他了，但有时赖斯顿早早上床的习惯和刻板的性格也使苏兹贝格有点生厌。苏兹贝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喜欢喝酒，对脚有鉴赏力。他离开自己的工作后，懂得了放松的艺术。赖斯顿自身存在的缺点并不能影响对他总的评价。苏兹贝格知道，赖斯顿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更严格。例如1939年，即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工作的第一年，他和一位同事在伦敦分社有过一次不检点的行为，大多数记者都很快把这件事淡忘了，或者一笑了之，或者自夸一番，但这件事却一直折磨赖斯顿的良心长达25年之久。

这件事发生在1939年底，当时纳粹的潜艇已经逼进福斯湾周围的英国海防线，并且破坏了英国的一艘巡洋舰。赖斯顿和一个同事想出了一条妙计使这一消息通过了英国的审查。他们的办法是，发一段电报告诉《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只注意每句话的最后一个词，然后再发出一系列看起来无害的句子。这样他们能够传递出足够多的词来透露这件事。德国潜艇攻击的消息在英国新闻界报道之前先在纽约发表了，这件事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导致苏格兰场和英国军情局开展了调查。调查者用了八周时间来破译《纽约时报》记者的密码，这是一件麻烦的缓慢的侦察工作。当谜底最终解开时，这个事件已经成为没有意义的往事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尽管曾经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后来却表现出惊愕，认为这两个记者为这么点儿的收益而冒这么大的险实在不值得。这个事件使赖斯顿深为苦恼。对他来说，介入这样的事情是出于性格，采取的策略也有问题。尽管美国还没有参战，但英国已经成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破坏英国的书报审查制度既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不爱国的行为。更成熟的赖斯顿，那个在1961年反对《纽约时报》发表猪湾报道的人，再不会做这种新闻报道了。

《纽约时报》的所有职员都知道，1939年的这个事件是赖斯顿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犯错误的证明，因为此后不久，特别是在1942年《胜利的序曲》出版后，赖斯顿的职业地位迅速上升，他的记者同事再不会平视他了。批评家克利夫顿·法迪曼说这本书确立了赖斯顿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宣传家”的地位。在这本书出版后，赖斯顿暂时离开了《纽约时报》，去帮助美国政府重新组织战争情报局的伦敦分部。在那里他给美国大使约翰·怀南特留下了深刻印象。怀南特后来向苏兹贝格称赞了他，此后不久赖斯顿回到了纽约，当了苏兹贝格的助手。正是在这一时期，赖斯顿结识了《纽约时报》未来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德赖富斯当时刚刚开始他在《纽约时报》的生涯，是苏兹贝格有点羞怯的30岁的女婿。到1944年，赖斯顿重新干起记者的工作，这一次是在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手下工作，很快成为克罗克职员中的新星，荣获了普利策奖。而其他出版机构也愿意给他提供显赫的职位，其中之一是《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部主任。赖斯顿在1953年认为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他对克罗克讲了此事。克罗克不想让《纽约时报》失去赖斯顿，但克罗克担心，唯一能够留住赖斯顿的职位也许就是自己的职位。克罗克当时66岁了，在华盛顿当了21年的分社社长。在这段时期，他已经取得了他年轻时在家乡肯塔基就梦想得到的大部分的社会地位。他最初来到华盛顿是在1910年塔夫脱总统执政期间为《路易斯维尔时报》工作。1927年在伯纳德·巴鲁克[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投资家、慈善家、政治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后，他成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顾问。]的推荐下，克罗克被阿道夫·奥克斯雇用。1932年奥克斯让克罗克重组《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克罗克当时不愿这样做，宁愿留在纽约。出于尊重他的愿望，奥克斯给了他差不多是全权的委任。自《纽约时报》的事情有了缓慢的变化以来，在奥克斯去世后很久，克罗克一直自主地管理着他的24人的分社。纽约的编辑，即使那些比他级别高的编辑也很少提出异议。只要克罗克先生不愿意在级别上被别人超过，谁也别想在级别上超过克罗克；谁反对他都会引起一场吵闹，没有人喜欢在《纽约时报》上大吵。所以，阿瑟·克罗克像家长一样年复一年地管理着分社，同纽约总部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60年代，这种关系成了《纽约时报》总部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痛苦问题。但在1953年后，事情的进展像克罗克所希望的那样，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重要的人物经常要宽宏大量，即使不宽宏大量，也要现实一些。于是，他自愿地把他的头衔让给了赖斯顿，自己还是继续写他的专栏，在分社中充当幕后掌权人。在43岁的詹姆斯·赖斯顿身上，克罗克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这位接班人作为一名记者有足够的名望，在苏兹贝格家族那里还远超足够，这一切足以挡住纽约编辑们侵占华盛顿分社的任何企图。克罗克是正确的。

赖斯顿平稳地、谨慎地行事，很少激怒别人，不仅保住了分社的自主权，而且在几年之内还增强了它的特权。他给克罗克的队伍增添了许多新人。很快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特殊的一类人，几乎就是从赖斯顿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他们都是瘦瘦的、衣着整洁的记者，个头都比较高，在很好的大学受过教育，生气勃勃。他们善于吹奏管乐，彬彬有礼，对问题不忙于表态，能使人完全消除敌意，并轻信他们。其中大多数人是在美国的中西部或南部长大的，至少他们都染上了小城镇美国人的轻松方式。他们同许多从拥挤的大城市中出来的快言快语的城市色彩明显的人形成显著对照。在纽约为《纽约时报》工作期间，赖斯顿开始像阿瑟·克罗克一样对纽约感到厌恶。克罗克在晚年把纽约看成是一个颓废的、具有攻击性的城市。

赖斯顿与纽约的编辑们不同，他既然雇用了这些人，就不会让他们在没有个性的大新闻编辑部里凋落，干等着又一次“泰坦尼克号”沉没。对这支相当于纽约总部十分之一规模的职员队伍，赖斯顿能够而且也的确熟悉每一个人。他指派每一个人去采访政府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会保证他们在《纽约时报》上有足够的篇幅并且能够署名，进而又使他们在报社里有了身份，并且能够进入首都有影响的社交圈子。在赖斯顿的职员队伍里工作，应是《纽约时报》的精英集团的一员，赖斯顿利用他对高层的有力影响，使他们得到丰厚的报酬和被信任感。他渴望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些人对《纽约时报》的忠诚，并为能在分社工作感到自豪，他还要求他们同他打招呼时可以直呼他的绰号“斯考蒂”[注：意即苏格兰人。——译者注]，甚至连办公室的小伙子也这样叫他，斯考蒂·赖斯顿。他们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对职员中的年轻人来说，正是赖斯顿把《纽约时报》所具有的任何伟大特质都人格化了，却又不是纽约的那些高级教士。有一家报纸想为《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职位，这位记者犹豫再三才接受了它。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斯考蒂。有些记者深受赖斯顿的举止和才能的激励，都极力模仿他，有的人甚至到了和他穿一样的服装，改戴领结和穿有领扣的衬衫的程度。他们像他一样吸烟斗，虚张声势地走路，极力模仿他讲话的样子。但后者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赖斯顿奇妙的冷淡声音中有独特的音色，他精选的词，他停顿的方式，使得他说的每件事情都有了永载史册的口吻。

不难想象，纽约的许多同事都妒忌赖斯顿的工作队伍，都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为数不多的场合，当纽约的记者和赖斯顿以及他的一些人一起承担某些特殊的外出采访任务，如采访佛罗里达的肯尼迪基地的大型空间发射活动时，纽约的记者就会仅仅因赖斯顿的到场而成为某些小方便的受益者。例如，早晨在赖斯顿的汽车旅馆门外，在赖斯顿的要求下会有一捆新印出来的25页的《纽约时报》从纽约空运到佛罗里达。赖斯顿理解记者们的想法。他知道，当承担一项外派的任务时，他们大多数最渴望的是吃早餐时看到刊有他们自己文章和名字的报纸，从而感受到快乐。

纽约的几个记者极力想调到赖斯顿的分社，但很少人能成功。赖斯顿通常是不会接受任何来自纽约总部的请求或选择，他宁愿在离美国的心脏更近的小城镇里去获得自己的发现。赖斯顿还极力阻止纽约记者到华盛顿地区采访消息。1959年他对纽约的一个记者就是这样做的，这个记者就是被公认为全国最优秀的劳工记者A.H.拉斯金。拉斯金当时正在采访一次钢铁工人大罢工的每日进展情况，因采访需要他从纽约来到匹兹堡，随后又进入华盛顿，因为总统的一个专门小组打算就是否颁布应急禁令举行听证会。拉斯金来到华盛顿分社时，赖斯顿有礼貌地但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罢工的报道现在已由华盛顿的一名记者所接管。拉斯金随即给纽约总部打了电话，纽约总部要求他打道回府。后来在纽约就此事出现了许多吵闹。有个编辑大声地表示《纽约时报》是由纽约管理的，而不是华盛顿；另一个编辑说，《纽约时报》是一家报纸，不是一块分封采邑。但这种议论大多都是出于窘迫或愤懑，没有哪个编辑愿意在这个时候和赖斯顿摊牌，所有人都知道赖斯顿与报社统治家族的关系密切。至于A.H.拉斯金，他对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惊奇。像纽约总部的大多数老兵一样，他以前就体验过和分社打交道的困难，发现他们总是拖拉地或勉强地帮助他去华盛顿查清所要报道的事实，或者把他提供的任何消息来源都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很快打发掉。如果可能的话，拉斯金宁肯和赖斯顿吵嘴，也比和过去担任分社社长的阿瑟·克罗克吵嘴更能表现自己的真诚。

拉斯金记得1949年他在华盛顿分社的一次经历，这次经历是如此的可怕，最终演变成了闹剧。这一年是以大量失业为标志的全国经济衰退时期，拉斯金从联邦安全局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杜鲁门总统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特殊的国情咨文，迫切要求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各州和城市，实施自大萧条时期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以来，第一次处理应急事务的劳动救济方案。拉斯金怀疑能否指望克罗克那里出人帮忙査清这个线索，便自己用电话进行调查。他在纽约最终得到了足够的事实来写报道。这篇报道占了《纽约时报》的一版。报纸传到华盛顿时，在克罗克的分社里出现了暴怒。克罗克的副手路德·休斯顿，很快派记者去证明拉斯金的报道是一个骗局。休斯顿甚至竭尽全力让《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安东尼·莱维罗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否定的口气向杜鲁门总统提问，想引诱出否定的回答，他的确成功了。接着休斯顿给纽约发出一封愤怒的信件，列举了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名单——他们都曾告诉分社，拉斯金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这封信在结束时强烈重申了它的主题：从纽约的时报广场[注：时报广场（Times Square），纽约商业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名称源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该地又被称为“时代广场”，是据英文名直译所得。]来采访华盛顿必定导致灾难，纽约何时会吸取它的教训？幸运的是，在休斯顿的信到达纽约的当天，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劳动救济的国情咨文，其中的一切均符合拉斯金的预见。

但詹姆斯·赖斯顿决不会宽恕这种小事，他也不会允许他的分社采取这种目中无人的傲慢行动，这必定会或迟或早地自食其果。赖斯顿把他本人和他的职员训练成团队型员工。他的管理艺术，是不能仅仅靠通常的一意孤行来衡量的。更有趣的是，赖斯顿的方式，正如他所表现的，似乎只是为了《纽约时报》更大的荣誉而设计的。赖斯顿毕竟是一个教堂建设者，不是一个砸石工，纽约的任何编辑公开向赖斯顿的动机进行挑战，都会是厚颜无耻的。他们可以生他的气，当他阻止拉斯金来华盛顿做钢铁工人罢工的报道时就是这样，但他们抓不住赖斯顿的傲慢、自私或专权的把柄——他也许沉溺于这样的事情，但他们无法抓住他。他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有高尚的目的和健全的原则。在让A.H.拉斯金远离罢工报道时，赖斯顿并没有剥夺《纽约时报》读者将要知道的新闻报道。赖斯顿用他自己的劳工记者来从事报道。

赖斯顿的整个立场似乎是和《纽约时报》缠绕在一起的，他的理想主义和性格与苏兹贝格夫妇赞同的观念是一致的，怀疑赖斯顿也就是怀疑《纽约时报》本身。如果赖斯顿插手了总部的某种复杂的事情——这种事不时地会发生，特别是在60年代的震荡时期，他的参与也会是出于一种非常道德的立场，以致纽约的任何编辑把这种事叫作“办公室政治”几乎都算是叛逆。因为他们都知道，赖斯顿或许已经事先和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在苏兹贝格1961年因为健康原因退休后）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起厘清了他的行动步骤。在20世纪50年代，赖斯顿和德赖富斯成了亲密的朋友，赖斯顿到纽约时，经常停留在德赖富斯的家里，充当这位新业主的知己和顾问。在他的讲演和作品中，他大肆赞美这家报纸和拥有这家报纸的家族，当1963年工人袭击《纽约时报》时，赖斯顿以义愤填膺的悲痛之情谴责劳工领袖：“袭击《纽约时报》就像是袭击一位老妇人。”

所以，毫不奇怪，当1961年的这个晚上《纽约时报》要就猪湾报道做出重大决定时，新任总指挥奥维尔·德赖富斯会向赖斯顿求教。赖斯顿对国家利益和《纽约时报》在国家利益中的利害关系非常敏感，建议降低这篇报道的分量。他的确这样做了。如果克利夫顿·丹尼尔1966年春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的讲演没有再一次挖掘出这件事的话，如果五年前被制服的纽约编辑们没有像他们在1966年6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所做的那样对丹尼尔的讲演配合报道的话，这篇报道就会和1961年以来其他上百篇大型报道一起，降低调子，发表出来，并且被遗忘。他们把这篇4000字的讲演散布到报纸的六个栏目上，还刊登了一幅入侵古巴的照片和由报道这次圣保罗讲演的美联社记者写的几千字的文章，标题为：《肯尼迪后来愿意让〈纽约时报〉把它知道的一切都刊登出来》。对丹尼尔的讲演进行这样广泛的新闻报道，甚至连发表讲演后回到纽约的丹尼尔都感到惊奇。这篇新闻报道显然是正当的。理由是，它给历史下了一个重要的脚注。但也无可怀疑，它的杰出表现的另一个理由是，这篇讲演使得在1961年被德赖富斯和赖斯顿否定的纽约编辑们成了英雄——它实际上是以微妙的方式指责了德赖富斯—赖斯顿联盟。这种事情在五年前是不会发生的，但现在，在1966年，情况就不同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