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君，臣也可不臣】

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单位的领导突然对你说，请你周末去他家里吃饭，你受宠若惊，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把皮鞋擦得锃亮，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领导家门口，凝神贯气，做了三个深呼吸，然后按下门铃，结果……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操着湖南方言说：“你找哪个？孙处长跟他的堂客到别个屋里打麻将克哒，晚上不回来吃饭。”你除了傻笑几声，偃旗息鼓地回到自己家里，还能怎么样？

可是，对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两位卫国人来说，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左传》记载，公元前559年夏季的一天早晨，卫献公派人给朝中的两位重臣——孙林父和宁殖捎去一个口信，邀请他们到宫中共进午餐。接到这个通知，孙林父和宁殖赶快行动起来，洗了一个澡，穿上黑色的缁布衣，裹上素色的生绢裳，戴上黑里带红的布帽子，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坐上带盖的马车，提前一个时辰来到公宫等候。

等啊等啊，眼看日近午时，两个人不住四下张望，就是不见有人来宣他们。

“主公也许有要事在身，再等等就好了。”孙林父安慰宁殖。宁殖点点头，没说什么。

两个人继续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宁殖忽然说：“老孙，不太对劲啊，主公该不会是把我俩给忘了吧？”

孙林父说：“怎么可能？我猜啊，主公肯定是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没那么快整好，所以要我们多等等。”

宁殖说：“什么山珍海味？”

“比如说，熊掌啊，你知道，熊掌很难熟的。”

“有可能。”宁殖说着，喉结动了一下。孙林父装作咳嗽，趁机也吞了一口口水。两个人继续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西斜，鸟儿归巢，两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那顿想象中的美餐仍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

“老孙啊！”宁殖有气无力地说，“熊掌要煮那么久吗？”

孙林父帽子也歪了，衣服也皱了，说话也打颤了：“按理说，不，不应该啊……”

两个人嘀咕了一阵，最终决定打道回府，这饭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出人命了。刚准备上车，一个宫中的小内侍匆匆跑过来，说：“主公请两位大夫去后花园相见！”

“你说去哪？”孙林父大声问道，眼睛死死地盯住小内侍的脸。

“后，后花园。”小内侍吓坏了。

宁殖赶紧拉拉孙林父的袖子，意思是算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吧。两个人跟着小内侍，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卫献公戴着一顶白鹿皮帽子（打猎专用），手里拿着一把弹弓，正在打鸟呢！孙林父和宁殖不敢惊着了鸟儿，远远地跟着他，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卫献公才突然察觉到他们在身后，大声说：“你们来了啊，怎么不打个招呼呢？”两个人赶紧快步走到卫献公跟前，恭恭敬敬地垂手立着，准备聆听国君的训示。

“两位爱卿有何贵干？”卫献公笑吟吟地问。

“这……”孙林父迟疑了一下，偷偷看了一眼宁殖，宁殖也是一脸的迷惑，“我们是应您的邀请，前来赴宴的啊！”

“有这回事吗？”卫献公拍拍自己的脑袋，大笑道，“哎呀呀，我这记性，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来，来，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就陪寡人一起打鸟吧！”

孙林父心想，你说得倒轻巧，老子可是饿了一整天，哪有力气陪你打鸟？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还得耐着性子和卫献公说话。按照当时的规矩，国君与臣下说话，应该戴正式的礼帽，如果戴的是其他的帽子，则必须摘下来，以示尊重。卫献公似乎完全不懂这些礼数，皮帽子也不脱，一个劲命内侍去拿弹弓来，丝毫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在这两个人的脑子里酝酿。

孙林父从宫中出来，憋了一肚子气，回家也不想吃饭，倒头便睡，但是又睡不着，气愤愤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胡乱喝了两口小米粥，命令家人：“打点行装，准备马车，回戚地去！”

家人吃了一惊：“您不上朝啦？”

“兔崽子居然戴着鹿皮帽子跟我说话，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国君？这官老子不当了！”

“您小声点！”家人连忙劝道。

“怎么啦？这事就算说到天子那里，也是他无理！”孙林父的嗓门更大了。

戚地是孙氏家族的封地。孙林父这一走，其实就是用脚投票，炒了卫献公的鱿鱼。

孙氏家族是卫国名门，孙林父本人也是扶持卫献公上台的有功之臣。孙林父的出走，按理说应该引起卫献公的重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献公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走了啊？”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走的不是什么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年迈昏聩的家奴。

孙林父毕竟不是陶渊明，在乡下过了一段日子，不禁又留恋起在朝廷的日子来。他倒不是怀念那几千石米的俸禄，而是耐不住成天在田间地头跟山野村夫打交道的寂寞。说到底，那个年代的男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动物，如果不能在朝堂之上发表自己的高见，不能参加那庄严肃穆的祭祀典礼，不能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人生就太灰暗啦！孙林父想回到朝廷去，又拉不下那张老脸，于是想了一个借坡下驴的办法——派自己的儿子孙蒯回到首都帝丘，向卫献公请安。

卫献公见到孙蒯很高兴，拉着孙蒯说了一大堆家常话，无非是令尊身体可好啊，戚地今年的收成如何啊，你膝下有几个小孩啊之类的，亲热得不得了。末了还要留孙蒯吃饭，而且是按照国君招待臣子的最高规格上菜，还有乐队在一旁演奏，一边吃一边欣赏音乐，那叫一个享受。相比孙林父前些日子受的冷遇，孙蒯的际遇可真是让人感到君威莫测。

孙蒯受宠若惊。席间他几次想向卫献公表达老头子的歉意，卫献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给他这个机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乐师开始唱歌了——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这首名为《巧言》的诗见于《诗经·小雅》，翻译成现代文：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勇气在哪里？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

大家知道，歌词是很难听真切的。比如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就很容易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但是在那天的宴会上，孙蒯将乐师唱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原因很简单：乐师根本不是唱，而是将那首诗字正腔圆地朗诵出来，并且朗诵了三遍，不由你听不清。

孙蒯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抬起头来看卫献公，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在摇头晃脑，打着拍子听乐师“唱”歌，看样子十分享受。

士可杀，不可辱。孙蒯暗自用力，将手中的青铜酒爵捏着几乎变了形。他没留意到，那天在堂上唱歌的，并不是他熟悉的宫廷大乐师，而是大乐师的副手——这个职务，在当时被称为师曹。

这么重要的场合，大乐师为什么不亲自上场呢？

原来，卫献公本来是要大乐师演唱的，但是大乐师一听《巧言》这个曲目，就知道卫献公不怀好意，怕惹祸上身，借口说嗓子疼，要回家养病，一早就开溜了。卫献公又找了几个人，也都不愿意，只有师曹主动站出来要求演唱。

“臣的歌喉不如大乐师美妙，如果您不嫌弃，臣愿意代大乐师演唱。”

“好！”

卫献公赞许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脑子里没有闪过任何怀疑的念头。他也许忘记了，就在一年之前，他曾经命师曹担任后宫的音乐老师，负责教他最喜爱的宠妾弹奏古琴。那女人长得如花似玉，脑子却笨得一塌糊涂，连最简单的乐理常识也记不住，弹起琴来总是找不着调。师曹教得不耐烦，挥鞭抽了她几下。那女人便跑到卫献公面前哭诉，卫献公命人将师曹抓起来，狠狠地打了三百皮鞭。

三百皮鞭打掉了一个宫廷乐师的尊严，也打掉了卫献公的和谐盛世。师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苦于没有机会报复。现在眼看卫献公要犯傻，他怎么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赶快跳出来，要求代替大乐师演唱。为了让孙蒯听清歌词，他还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朗诵的形式。

毫无疑问，卫献公对师曹的表现十分满意。这也难怪，领导往往喜欢执行力强的下属，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无条件的执行其实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孙蒯回到戚地，把情况向孙林父做了详细的汇报。孙林父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主公对我已经是恨之入骨了，如果我们不抢先下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没错。”孙蒯说，“他不仁，我不义，咱们偷偷杀回帝丘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林父进入帝丘是在一个晴朗而凉快的清晨，太阳在平原上露出整张笑脸，街道两旁树木的阴影被拖得老长。孙氏族兵摆出进攻的阵形，兵车在前，步卒在后，快速而有序地朝着公宫进发。城门和城墙上的卫兵早就被先头部队解决，整个帝丘防务轻而易举地落入叛乱者的掌控。

对于国君和孙氏之间的这场纷争，卫国群臣基本持一种壁上观的态度，大伙都呆在家里，命令家臣和族人戒备守护自家院落，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就万事大吉，这也是孙林父轻易得手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特立独行，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大街上拦住了孙林父的车，故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他打招呼：“哟，这一大早，您全副武装的，是打算去哪儿呢？”

孙林父还没回答，他的戎右护卫暴喝一声，挥起手中的长戈就要扫过去，却被孙林父用手挡住。“不得无礼！”孙林父低声喝道。然后很客气地对那个人说，“国君的荒淫残暴，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很担心江山社稷毁在这个人手里，所以打算赶他下台，请问您有什么高见？”

“国君是一国之主，您现在却想将他赶下台来，这不是以下犯上么？再说了，就算您废旧立新，又怎么知道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

这个问题不轻不重，然而十分尖锐。孙林父答不上来，此后数千年无数抱有“革命”思想的人也答不上来。年轻人说完这些话，就主动站在路边，让孙林父的队伍通过，然后赶快带着自己的家人逃出了卫国，以躲避内乱。

这个年轻人叫做蘧（qú）瑗，字伯玉，历史上一般叫他蘧伯玉。《论语》里记载了一些他的故事，最为有名的是：有一天，蘧伯玉派人来拜望孔夫子，孔夫子向来人询问蘧伯玉的近况，来人回答说：“他正设法减少自己的缺点，可却苦于做不到。”来人走后，孔子就对弟子说：“使乎，使乎！”意思是这个人很了解蘧伯玉。当然，蘧伯玉本人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完美无缺，即便到了五十岁这年，他还是能够深刻地反省前一年所犯下的错误，即所谓的：“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

得知孙林父造反的消息，卫献公起先还不相信，对内侍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就是跟他开了两个玩笑嘛，他竟然……”结果就听到孙林父在宫门外大叫：“只杀昏君，余者无罪！”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派出三位公室子弟出来跟孙林父谈判——说是谈判，实际上就是将他们送给孙林父做人质，希望孙林父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孙林父根本没给三位公室子弟说话的机会，直接命令孙蒯：“将他们拉出去，斩了！”顷刻间三颗人头献上，被挑在旗杆上向宫内示威。

卫献公一看，这事没得谈了，逃命要紧。集合宫中的卫队，拼死杀出一条血路，逃往齐国去避难。逃到齐卫边境的鄄地（卫国地名）的时候，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政治努力，派出胞弟子行向孙林父请求原谅，结果又被孙林父砍了头。这家伙，分明是杀红眼了嘛！

卫献公只好继续狂奔，跟随他的人渐渐走散，只剩下公孙丁一个人替他驾车。幸好离齐国边境越来越近，孙林父也不敢轻举妄动，将大部队驻扎下来，只派了两名杀手级的武士——尹公佗和庾公差驾着轻车继续追赶。

庾公差是尹公佗的老师，师徒俩都是卫国有名的射手。孙林父认为，将这两个人派出去，取卫献公的项上人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庾公差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替卫献公驾车的公孙丁。有了这层关系，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尹公佗射术超群，驾车也是一把好手，道路又熟，追了一段路，便远远地看见卫献公的车了。尹公佗连抽了战马几鞭，将两车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段，庾公差长弓在手，从背后抽出一支箭扣在弓弦上，瞄准前车却又犹豫不决。

“师傅！”尹公佗催促道，“您再不射，昏君就逃脱了！”

庾公差眉头紧锁，仍是下不了决心。前面的公孙丁发现有追兵逼近，也将马鞭甩得震天价响，四匹战马发疯似的撒蹄子，将路上的泥土掀得四处飞溅。

“师傅！”尹公佗再次喊道。

庾公差长叹一声，弓弦响处，长箭出手。紧接着又搭上一支箭，前箭未至，后箭已发。

两支箭一前一后，全部钉在前车的旗杆上。卫献公吓得闭上眼睛惊叫不已。“主公休要惊慌！”公孙丁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若是有心射您，绝不会失手。”

卫献公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回头一瞄，果然后面的战车已经慢了下来，似乎已经放弃了追逐。

后面的战车完全停了下来。尹公佗疑惑地看着庾公差：“师傅，您这是违抗主人的命令，回去如何交差？”

“我的师傅在那辆车上，你叫我如何下得了手？”庾公差长叹一声，“回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他是您的师傅，不是我的师傅，我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主人的命令不可废，您如果不忍心杀他，就请您下车吧，我一个人去追。”尹公佗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尹公佗把孙林父的命令搬出来，庾公差也没办法反驳。所谓“士”的天职，难道不就是服从主人的命令吗？他默默地下车，对尹公佗说：“你要小心，我的老师比我还厉害。”

“您放心。”尹公佗一甩马鞭，又朝着前方追去。

卫献公刚松了口气，听到马蹄声，连忙回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公孙丁，公孙丁，敌人又追上来啦！”

这次公孙丁也回头了，只见尹公佗一个人驾着战车越逼越近，而且正将缰绳系在车轼上，准备抽弓取箭。“您来驾车！”公孙丁顾不得细想，将手中的缰绳塞给卫献公，同时拿起自己的长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一箭。

尹公佗听到弓弦一响，情知不妙，想要躲时，那箭已经射穿自己的左臂。公孙丁大声喊道：“这是师公对你警告，你要是再追，就不是射你的手了。”尹公佗大吃一惊，忍痛勒住缰绳，眼睁睁地看着卫献公的战车越跑越远，消失在地平线上。

关于师、徒、徒孙三人的故事，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讲述者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孟子。在孟子的笔下，事情是这样的：

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不巧在这个时候，子濯孺子病发，庾公之斯追上他之后就问：“您为什么不拿起弓来？”子濯孺子说：“今天疾病犯了，拿不起弓。”庾公之斯说：“我在尹公之佗那里学射箭，尹公之佗又是您的徒弟，我不忍心用您的本领加害于您。不过，今天的事情是公事，我不敢放弃！”于是抽出一支箭，去掉箭头，朝着子濯孺子射了一箭就回去了。

儒家追求秩序的稳定，以天、地、君、亲、师为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所谓忠义不能两全的困境，也就是在国君、父母和老师之间进行取舍。这个故事中，子濯孺子要在忠于国君还是尊重祖师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故事发生在西方，这就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难题，足以令当事人发疯甚至自杀。但是在孟子的笔下，子濯孺子的抉择一点也不艰难，拔掉箭头，虚射一箭，就那么简单。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自古缺乏悲剧意识，是因为中国的哲人太狡猾，太善于自欺欺人。

回到正题。卫献公抵达齐国之后，原来走失的那些人也渐渐赶到那里跟他会合，其中有他的胞弟公子鱄（zhuān）和卫定公的夫人定姜。

侥幸逃过一劫的卫献公认为这一切都是祖宗在保佑他，命令祝宗（宗庙的管理人员）设好祭坛，摆上祭物，向祖宗表示感谢，同时向祖宗报告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犯错误，责任全在孙林父身上。

定姜并非卫献公的生母，早在卫献公上台的时候就看不惯他的作为，现在看到他跪在一堆石头前念念有词，不觉又好气又好笑，说：“如果没有神灵，你告诉谁呢？如果有神灵，你就不可以对神灵撒谎。你明明有罪，为什么告诉神灵说无罪？你不和大臣商量国事却和小臣计议，这是第一条罪；孙林父和宁殖都是先君委任的辅佐你的重臣，你却轻视他们，这是第二条罪；我尽心尽力地侍奉先君，你却如同对待奴婢一样对待我，这是第三条罪。你呀，向祖宗汇报逃亡的事就行了，不要在祖宗面前狡辩说自己无罪！”

卫献公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鲁襄公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特意派大夫厚成叔前往帝丘慰问，卫国人派大夫大叔仪接待。

“听闻卫侯失去了社稷，流亡在外，寡君十分担心，特意派下臣前来，谨致慰问之意。”厚成叔说，“贵国有国君而不修仁德，有臣子而不敏于事；国君不宽厚，臣子也不尽职尽责，日积月累，现在终于酿成大祸，请问你们该如何收拾？”——这哪里是来慰问的，分明是来看笑话的！

“鲁侯的美意，我们心领了。但是对于大夫的说法，在下不敢苟同。”大叔仪说。

“哦？”厚成叔多少有些意外。

“事情闹成这样，是因为下臣们不敏于事，得罪了寡君。但是寡君并非不宽厚——恰恰相反，寡君就是因为宅心仁厚，不忍心将下臣依法严办，才抛弃了我们，远走他乡的。”大叔仪一本正经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事实就是这样。”

厚成叔回到鲁国，遇到大夫臧孙纥。臧孙纥问起卫国的情况，厚成叔说：“卫侯还是很有希望回国的。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替他安抚百姓；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兄弟跟着他流亡，帮助经营谋划，他能不卷土重来吗？”

鲁襄公打听到卫献公已经被齐国人安顿在莱地（齐国地名），便派臧孙纥前去慰问他。刚刚找到栖身之所的卫献公显然好了伤疤忘了痛，说起话来大大咧咧，根本没把臧孙纥放在眼里。

臧孙纥退下来之后对自己的随从说：“厚成叔看走眼啦，这个人满嘴喷粪，不思悔改，凭什么回国？”

后来他见到公子鱄等人，交谈之后，看法又改变了：“唉，这个人还是能够回国的。这就好比驾车，跟随他的那些人，或者在前面拉，或者在后面推，想不回去都难！”十二年后，卫献公果然得以回国，这是后话。

当然，跟随卫献公逃亡的人中，也有不坚定分子。大夫右宰谷就忍受不了思乡之情，偷偷逃回帝丘，结果被人抓起来送到孙林父府上。

“大夫既然跟着昏君走了，又跑回来干什么？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立了一条规矩，但凡偷偷跑回来的逃亡者，一律以间谍罪论处，斩首示众？”孙林父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别，别这样！”右宰谷一听就急了，“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跟着昏君走，当时是被胁迫才逃亡的啊！”

“这个我可管不着。”

“咳，这个您一定要管，我是穿狐皮衣服，卷羊皮袖子啊。”右宰谷摆出一副可怜的表情。狐皮昂贵，羊皮轻贱，言下之意：我人是好的，只有一点小毛病，看人要看主流嘛！

听到这个比喻，孙林父忍不住笑了，说：“看在你这件狐皮衣服的面子上，就饶了你吧。”

孙林父对右宰谷网开一面是有原因的，他刚刚在卫国公室中找到了一位公孙剽，草草拥立为国君。新政权尚未稳固之际，他不愿意因为杀人而激起更多的矛盾。赦免右宰谷之后，他干脆下了一道命令，欢迎跟随卫献公流亡的人弃暗投明，重回祖国的怀抱，为新政权服务。

但是他也明白，新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光有国内百姓的支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得到晋国的认可。

这一年秋天，讨伐秦国失败的诸侯联军终于撤回了各自的国家。

战争失败给晋悼公很大触动，他决定采取措施整顿军队——撤销新军的编制，晋国四军由此又变为三军，符合“大国三军”的原则，以示对王室的尊重。

对于卫国发生的事情，晋悼公也持审慎的态度。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宫廷乐队的首席指挥师旷：“卫国人将自己的国君赶出国，这件事难道不是很过分吗？”

“臣倒觉得，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了。”师旷回答。

“哦？”晋悼公放下筷子，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师旷说：“好的国君赏善罚恶，视人民如儿女，像上天一样保护他们，像大地一样容纳他们。人民侍奉国君如同父母，尊崇他如同日月，敬重他如同神灵，害怕他如同雷霆，他说的话就是命令，有谁能够赶走他？真正赶走他的是他自己，不认真履行国君的职责，让百姓陷于绝望。他自己已经丧失了当国君的资格，怪不得别人。”

晋悼公连连点头。

师旷接着说：“上天养育百姓，又立了国君来统治他们。为了不让国君走歪路，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他，保护他，不让他做过分的事。因此天子有公辅佐，诸侯有卿，卿有侧室，大夫有旁系，士有朋友，士农工商都有亲近的人互相帮助。美好就赞扬，过分就纠正，患难就相救，陈旧就改革。自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监督他的是非功过。所以《夏上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传令官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官长谆谆教导，工匠献艺以为劝谏。）’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不可能！”

师旷这番话，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即便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后来晋悼公又就这件事征询荀偃的意见，荀偃说：“孙林父驱逐国君，另立新君，自然是大逆不道。但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攻打它，不一定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反而要劳累诸侯，不如因势利导来安定卫国。古话说，即将灭亡的可以欺侮，正在动乱的可以推翻，已经存在的可以巩固，这是国家的常道。您还是安定卫国，静观待变吧。”

有师旷的大道理在前，又有荀偃的现实分析在后，晋悼公由此下定决心，于同年冬天在戚地举行了诸侯会盟，承认了公孙剽（也就是卫殇公）政权的合法性。

【虚张声势，吓跑敌

公元前559年秋天，周灵王派王室大夫刘定公到齐国，向齐灵公下达了一道神气活现的圣谕：“当年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辅佐先王，成为王室的股肱、百姓的老师。王室世代酬谢太公的功劳，立他为东海诸国的表率。王室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败落，依靠的就是齐国啊！现在我命令你姜环（齐灵公名环），孜孜不倦地遵循太公的遗志，继承祖先的事业，不要侮没先人。要恭敬啊，不要违抗我的命令！”

周王室与齐国公室自古联姻。周灵王向齐灵公下达这道圣谕，其实是向齐国公主求婚的一纸聘书。按照周朝的体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即便是求婚，也不能低三下四，必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布命令。收到聘书的诸侯则感激涕零，欢天喜地筹备婚事，为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王后而庆幸不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谁都知道，此时的周天子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傀儡，还要仰仗各位诸侯的施舍才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一个破落的贵族向富人求婚，还得瑟个啥啊？第二年春天，周灵王派卿士单靖公为代表，前往齐国迎亲。天子结婚，卿士迎亲，本来也是古礼。奇怪的是，单靖公走到鲁国便不再前进了，仅仅派副手刘定公继续前往齐国，将公主接回了雒邑。一场本应热热闹闹的婚礼，以“非礼”而告终。但奇怪的是，齐国不但没有因此而发怒，还默许了这一行为。

当然齐灵公之所以对王室虚与委蛇，委曲求全，是有原因的。据《左传》记载，晋国的士匄曾经向齐国借走一套五色羽毛做成的旌旗，却迟迟不肯归还，齐国人对这件事极为不满，一直耿耿于怀，并因此而对晋国产生了贰心。公元前559年冬天，晋国在戚地举行诸侯会盟，齐国没有派代表参加，更是公然挑战晋国领导的明显信号。齐灵公既然有心与晋国决裂，主动寻求王室的好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公元前558年夏天，齐灵公悍然发动对鲁国的进攻，派兵包围了鲁国的成城。在齐国的唆使下，邾国、莒国也从南方入侵鲁国。一时之间，山东的局势骤然紧张，鲁国连忙派人向晋国告急。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年仅三十岁的晋悼公突然发病身亡。

晋悼公为人谦和，有君子之风，不擅长尔虞我诈的权谋之术，却有兼容并包的容人之度，在他的领导下，晋国的霸业以一种不温不火的态势得以延续。晋悼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宽厚有余而威猛不足，对一些桀骜不驯的大臣管教不严，导致进退失度。公元前559年，晋国八卿讨伐秦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是晋悼公在位期间最大的失败。而齐国的公然作乱，是晋国霸业再度跌向低谷的标志性事件，晋悼公在这个时候突然离开人世，虽有壮志未酬的遗憾，却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晋悼公死后，晋平公即位。新官上任三把火，晋平公上台之后，一是任命自己的老师叔向为大傅，负责晋国的司法事务，又任命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和士鞅为公族大夫；二是在曲沃举办了盛大的祭祀，请求祖先保佑；三是加强国内的警备，然后沿黄河而下，在湨（jú）梁（地名）举行诸侯会盟，命令同盟国内部和平共处，归还侵占的土地，而且逮捕了邾国和莒国的国君，以示惩戒。

齐灵公没有参加湨梁之会，但是仍然派了上卿高厚为代表来参加会议。晋平公举行宴会招待各国诸侯，命令各国大夫起舞赋诗，说：“歌和舞的内容必须相配。”意思是，唱红歌必须跳红舞，不能像现在很多官员那样，在KTV里搂着小姐唱着“十送红军”。

对于高厚来说，湨梁之会就是鸿门宴，是齐国与晋国彻底分手前的最后一次缠绵。看着各国大夫喝得醉醺醺的在台上手舞足蹈，或是对晋平公暗送秋波，或是对齐灵公指桑骂槐，高厚突然感到悲从中来。轮到他跳舞的时候，他故意跳了一种东夷地方的民族舞，却唱了一首正儿八经的周朝的歌。只要粗通音律的人都知道他在故意违抗晋平公的命令，晋国的中军元帅荀偃大怒，一手按着佩剑，一手指着高厚说：“看来这里有人对晋国怀有贰心！”

晋平公皱了皱眉头，示意荀偃少安毋躁。和晋悼公一样，晋平公也是个冷静的人，他明白齐国的背叛对晋国意味着什么，虽然齐国现在与晋国已经是离心离德，但是不到最后一刻，他不希望这种同床异梦变成赤裸裸的决裂。

高厚则轻蔑地看了荀偃一眼，继续他的表演。

按照惯例，湨梁之会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举行盟誓，各国代表割手指，喝血酒，以示真诚相待，互不背叛。由于齐灵公没有与会，高厚不能与各国诸侯平起平坐，晋平公特别命令各国大夫与高厚举行盟誓，企图对齐国进行最后一次拉拢。

结果高厚不辞而别了。绝望之余，晋国的荀偃、鲁国的叔孙豹、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宁殖和郑国的公孙趸等重臣歃血为盟，誓词为：“同讨不庭。”也就是共同讨伐不尊重周天子的人。

晋国霸业的衰落，一开始并不明显。即使有齐国的背叛，在其他中原国家看来，晋国仍然是不可一世的霸主。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晋悼公死后，郑国先是派公孙夏前往吊唁，又派公孙趸参与送葬。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去世，别的国家应当派普通的士族前往吊唁，大夫参与送葬。就算是当年晋文公、晋襄公称霸天下，他们去世之后，各国也仅仅是派大夫吊唁，卿送葬，以示隆重。而公孙夏和公孙趸在郑国都是卿一级的人物，也就说，郑国派出两位卿参与晋悼公的丧事，这是前所未有的。

晋悼公去世前后，楚国也发生了一些大事。公元前559年秋天，楚康王派令尹公子贞讨伐吴国，吴国人闭门不出，楚国人占不到便宜，只能打道回府。由于公子贞轻视吴军的战斗力，没有严加防范，结果在一个叫皋舟的地方中了吴国人的埋伏，楚军死伤无数，大夫公子宜谷被俘。回国之后，公子贞便一病不起，临终之际，他将公子午找来交代后事，强调说：“一定要加强郢都的城防！”左丘明对公子贞的评价相当高，认为他临死还不忘国家大事，是对国君忠贞不二的表现。

皋舟之败和公子贞的死是楚国的重大损失。此后，公子午继任楚国令尹，在他的主持下，楚国任命了一系列重要官员。公子罢戎任右尹，蒍子冯任大司马，公子橐（tuó）师任右司马，公子成任左司马，屈到任莫敖，公子追舒任箴尹，屈荡任连尹，养由基任宫厩尹。这些人齐心协力，保持了楚国政局的稳定。

湨梁之会后，晋平公派荀偃和栾厌率领部队讨伐楚国，楚国派公子格领兵抵抗，双方在湛阪（地名）发生战斗，楚军失利，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北部边境，但是未敢深入，将已经并入楚国的许国洗劫一空后便回国了。这件事说明，晋楚争霸的战略优势仍然保持在晋国这一方，楚国在这个时候不能对晋国形成严重的威胁。

真正让晋平公感到头疼的是齐国。高厚从湨梁之会逃回国不久，齐灵公再度出兵包围鲁国的成城。仲孙蔑的儿子孟速带兵救援，齐灵公畏其勇气，遂撤围而走，成城侥幸得救。

由于感觉到齐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公元前557年冬天，鲁襄公派叔孙豹出使晋国，要求晋国切实担负起霸主的责任，解决好齐国的问题，确保鲁国的安全。晋国的官员敷衍他说：“先君去世之后，寡君国事繁忙，尚未为他举行仪式，将神位安放在大庙，加上前不久讨伐楚国，军队和人民还未曾得到很好的休养。否则的话，我们怎么会对齐国的行为坐视不理？”

叔孙豹跺脚说：“正是因为齐国人对鲁国虎视眈眈，我才来到这里请求贵国的帮助。鲁国的情况危急，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朝着西方望断秋水，说‘晋国的援兵应该快来了吧！’如果等到各位得闲，鲁国早就灭亡了。”

晋国人无言以对。

后来叔孙豹见到了荀偃，念了一首《祈父》之诗：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翻译过来就是：祈父啊祈父，你是君王的左右手，怎么能够尸位素餐，使百姓受困苦之忧，居无定所呢？

荀偃听了，满脸羞愧地说：“我知罪了，怎么能够不跟您同恤社稷，让鲁国落得如此境地呢？”

叔孙豹又去见士匄，对他念了《鸿雁》的最后一章：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意思是：鸿雁飞上飞下，哀鸣不已，只有明白人才知道我在受苦受累啊，那些愚蠢的家伙，还说我骄躁。

士匄一听便明白了，说：“有我在此，岂敢让鲁国不得安宁？”

然而，即使有军中的第一和第二号人物拍胸脯保证，晋国仍迟迟未有实际行动。公元前556年夏天，同盟国内部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卫国派兵入侵曹国，攻占了曹国的重丘（地名）。事情的起因，是孙林父的儿子孙蒯越过边境，跑到曹国的地界上去打猎。重丘的居民关起门来辱骂他，说：“亲手驱逐国君的人，就数你爸最为凶恶了。你不为此感到羞愧，还跑到这里来打什么猎？”因为这件事，两国关系恶化，最终以刀兵相见。曹国人打不过卫国人，就跑到晋国去告状，给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晋平公又增添了一丝烦恼。

同年秋天，齐灵公再度出兵，入侵鲁国的北部边境，包围了桃城（地名）；同时派高厚带领一支部队，包围了防城。防城是臧氏家族的领地，臧孙纥守土有责，被高厚困在了城中。为了不让国家重臣落入敌手，鲁襄公派部队从阳关出发去营救臧孙纥，驻扎在旅松（地名）。大夫叔梁纥，也就是孔夫子的老爸，带着三百名勇士，趁夜突破齐军的重围，进入到防城，将臧孙纥安全接到旅松之后，又回过头来再次杀入防城，加入守军，一直坚守至齐军撤离。

齐国人也并非毫无收获。臧孙纥的弟弟臧坚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高厚带回了齐国。齐灵公钦佩鲁国人的勇气，知道臧家子弟性格刚烈，赶紧派宦官夙沙卫去慰问臧坚，希望臧坚不要自杀。

说起这位夙沙卫，还有一段故事要讲：公元前571年春天，齐国派兵讨伐莱国，莱人知道夙沙卫深得齐灵公宠信，便派大夫正舆子带了良马一百匹和肥牛一百头去贿赂他。夙沙卫得了好处，在齐灵公面前替莱国求情，使齐灵公轻易放弃了进攻莱国的计划，收兵回国。“通过这件事，我便知道齐灵公为什么被谥为‘灵’了。”左丘明在《左传》中这样写道，“灵”是恶谥，代表的含义是“乱而不损”。古人盖棺定论，基本上是扬善隐恶，一个人只要不是闹得太不像话，无论如何不会得个恶谥。

臧坚对夙沙卫说：“感谢君侯的好意。他赐我不死，却又有意派一名受过宫刑的贪婪小人来对一名‘士’表示敬意，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夙沙卫气得脸青，手指着臧坚骂道：“你、你这个囚虏，不要不识抬举！”

“谁抬举我？”臧坚冷笑道，“你抬举我？对于我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么？”说完就拿起身边的一根尖木桩刺进自己的伤口，血流不止而死。

形势进一步恶化。同年冬天，邾国在齐国的支使下，派兵入侵鲁国南部边境。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5年秋天，齐灵公又亲自带兵入侵鲁国北部。这一次，晋国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晋平公命荀偃整顿军马，准备讨伐齐国。

就在晋国大军即将出发的前一晚，荀偃做了一个梦，梦见晋厉公和他在天庭打官司，结果是晋厉公胜诉。晋厉公挥起一支长戈，将荀偃的脑袋砍了下来，掉在地上。荀偃的身体跪下，拾起脑袋装回脖子上，双手紧紧扣住，以防再掉，飞也似的逃跑了，在路上遇到梗阳（地名）的巫皋。

众所周知，栾书和荀偃是二十年前绑架和杀死晋厉公的主谋，荀偃做这样一个梦，也许是潜意识里的负疚感在作怪吧。奇怪的是，第二天一早，荀偃率领大军出发，果然在路上遇到了巫皋。荀偃停下来和他说话，发现巫皋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这简直就是《盗梦空间》的剧情了。巫皋掐着指头一算，对荀偃预测了两件事：

其一，一年之内，荀偃必死；

其二，如果“有事于东方”，则可以得志。

听到巫皋这么说，大伙都很难过。荀偃本人倒是很豁达，安慰大伙说：“人固有一死，我活到这个年纪，死亦无妨。至于有事于东方可以得志，说的不就是讨伐齐国这回事吗？这是好事啊！”

大军渡过黄河的时候，荀偃用红色丝带系着两对美玉，祷告说：“齐国依恃地形险要，人多势众，背弃世代友好的誓言，欺负邻国，虐待百姓。天子的陪臣姬彪（晋平公名彪）要带领诸侯去讨伐，姬彪的臣子荀偃要在鞍前马后效力。如果打了胜仗，不使神灵蒙羞，下臣荀偃不敢再次渡过黄河，请神灵明察！”说完将美玉投入河中。

所谓不敢再次渡过黄河，意味着荀偃自知死期将至，不敢祈求多活两年了。

同年十月，晋、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云集鲁国的济水之滨，重温湨梁之会的誓言，共同讨伐齐国。值得一提的是，莒、邾等山东小国本来唯齐灵公的马首是瞻，晋国大军一到，马上又加入到讨伐齐国的行列，见风使舵，也许是小国生存的必要手段吧。

齐灵公将部队部署在平阴（地名）附近的防门（齐国修筑的长城，东起大海，西至济水），又在防门之外深挖壕沟，宽达一里，构筑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准备跟联军打持久战。

夙沙卫却认为这个阵地仍然不可靠，劝谏说：“敌军势大，不如退守泰山之险。”

齐灵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侯联军在荀偃的带领下，日夜猛攻防门，双方将士死伤甚众。士匄和齐国大夫子家素有来往，派人给子家送去一封密信，说：“你我相识已久，所以我对你无所隐瞒。实话对你说，鲁国和莒国都请求各派战车千乘，从西南和东南两个方向突袭临淄，晋侯已经答应了他们。如果是这样，齐国必定灭亡，你何不早做准备？”

士匄这话有点像哄小孩，一来军中机密断无理由轻易示人，二来莒国只是一个小国，即便集全国之力，最多拿出战车六百乘，何来千乘？但是子家看完这封信，脸色立马就白了，他顾不上穿戴整齐，赶快跑到齐灵公的大帐中汇报。齐灵公听到这个情报，也一下子懵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晏弱已经死亡，他的儿子晏婴侍候在齐灵公身边，看到齐灵公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暗自对人说：“国君本来就胆小，现在听说这样的事，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前面介绍过，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是《孙子兵法》中认为最不得已才选择的下下策。防门是齐国人精心修筑的长城，加上宽达一里的壕沟，险上加险，易守而难攻。诸侯联军猛攻防门，虽然给齐军造成重大的杀伤，但是自身的伤亡数字必定在齐军之上，很有可能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对荀偃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他必须尽快摆脱攻城的不利局面，所以才有了士匄送给子家的那封信。

第二天，齐灵公登上巫山眺望晋军。荀偃派人开山架桥，即便是极其险阻的地方，也命人插上旌旗，装作有人在布阵的样子。又命战车上的士兵左实右虚——一车三人，车夫和车左射手是真人，车右的持戈之士是假人——以大旗先行，而且在车后拖上一捆树枝，造成尘土飞扬的阵势。齐灵公倒吸了一口凉气，对左右说：“敌人可真不少啊！”他借口要回临淄布置防务，当天就离开大部队，临阵脱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