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健先生《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考察唐、元两代四位在华仕宦的外国人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札马剌丁与爱薛。我不懂隋唐史，只能从元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谈一点题外话。

在世界各文明中心中，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相离较近，自古便有密切的联系。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与西亚相距不远，古人可循海道往来于波斯湾与印度河口之间，考古发现证明古印度河文明与西亚古文明之间亦间有往来。而作为东亚古文明的源起地的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大尺度地理看，远离其他各文明中心，处于相对较为封闭的位置。

东亚大陆的北部是草原、荒漠与森林，因纬度高，严冬漫长，且远离东南季风影响区，气候干旱，不适于发展农业文明。其东濒临西太平洋的几个边缘海：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隔海不远是大致与东亚大陆海岸平行的西太平洋岛弧：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台湾与吕宋列岛、巴拉望群岛。这些群岛人口与面积有限，互相往来不便，不足以独立发展成有世界影响的文明中心。西太平岛弧以东是浩瀚的太平洋。从华南至东南亚的东亚南部，山岭众多，交通相对不便。东南亚大陆以南的海中散布着数以千计的岛屿——印度尼西亚诸岛，交通相对不便。东亚的西部是沙漠—绿洲与高山（青藏高原），自古被人们视为畏途。因此东亚文明与其他文明相较，有很大的独特性。而以黄河、长江中下游农耕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则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在东亚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千年以来一直起着火车头的作用。

后来，由于交通条件的发展，东亚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的状况逐渐改变。先秦时代中国与西方已经有间或的联系。西汉时张骞凿空西域，东西交通进入一个新时代。此后，东西文化交流经历了三个高潮时期，即：

一、以两汉—隋唐佛教传入为标志的印度与西域文明输入高潮。

二、以蒙元世界帝国建立为契机而出现的东西文明交流的新高潮。

三、以大航海时代为起点的西方文明对世界各地的渗透。

本书所考论的后两位人物札马剌丁与爱薛，便是上述东西交流第二个高潮时代的重要人物。元代是实行种族等级制的社会。札马剌丁与爱薛是均为色目人，其中札马剌丁是回回人，而爱薛是聂思脱里教徒，也属于广义的回回人。中国境内各民族绝大多数是世居民族。但有少数几个民族不是这样，回族为其中之一。明代以后，回回人形成自我意识，开始出现将回回人入华上溯至隋唐的著述。当代多数研究回回人历史的论着，均接受这种构建。

实际上，唐宋时代泛海而来定居于中国东部沿海港市，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的蕃客人数极为有限，且其中除穆斯林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宗教的信徒。如果没有特殊的历史契机出现，这些落脚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蕃客，很可能会如同隋唐时代入华的景教徒、摩尼教徒一样，逐渐消失。换而言之，在回族的祖先中，源自唐宋时代外来移民的成分很小。当代回族人中，也极少有人可将自己的家系追溯至唐代。

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武力扩张，造就了东起太平洋、西抵地中海、北逾北极圈、南达印缅的疆域空前蒙元帝国。大批回回人，包括官吏、学者、宗教人士、科学家、工匠、商人等，随蒙古军万里跋涉，来到汉地定居下来。其规模之大，堪称古代东西方之间最大的移民运动。入明以后，继续有域外穆斯林入华，融入已经定居下来的回回人群体。我国的回族人，主要是这些人的后裔。随着回回人的入华的，不仅是人员的流入，也是空前规模的文化的输入。伊斯兰世界的整个文化体系，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工程学、矿物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学等，均被回回人带入汉地，在这里落脚生根。

札马剌丁（Jamāl al-Dīn），就是这一时代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札马剌丁又作札马鲁丁等，为不少元明史料提及，较为集中者为《元史》（如《天文志·西域仪象》，《百官志·回回司天监》），王士点、商企翁所编《秘书监志》及许有壬的《至正集》等。他是回回人，但汉文史料中仅称其为“西域人”，未确言其来自何处。伊利汗国史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在其所撰《史集》（Jāmi‘al-Tawārīkh）中，在言及旭烈兀批准伊利汗国天文学家纳速鲁丁（Nasr al-Dīn）于伊利汗国境内的蔑剌合（Maragha）建立测天台的背景时，提到元宪宗蒙哥合罕曾打算建立司天台，下旨由不花剌人马哈麻·宰底之子札马剌丁·塔希儿（Jamāl al-Dīn Muhammad Tāhir ibn Muhammad al-ZaidīBukhārī）（注：（《史集》第3卷，巴库1957年阿里·扎德波斯文合校本与阿伦德斯俄译合璧本（Рашид-ад-Дин，СпорникЛетописей，Баку，1957，т.3），俄译本，第48页；汉译本，第73—74页。）掌管其事。拉施都丁所提到的这位札马剌丁即本书所论及的回回科学家札马剌丁，足见他是不花剌人。

札马剌丁不但是著名的回回星历学家，也是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入元后在地理学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大一统志》的编纂。《大一统志》又称《至元大一统志》，钱大昕曾关注过《大一统志》的成书问题。他在《跋元大一统志残本》中说：

考元时《大一统志》凡有两本。至元二十三年（1286）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祖嘉纳，即命札马刺丁与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辑为志，二十八年书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统志》，藏之秘府。此初修之本也。（注：《潜研堂文集》卷29，上海涵芬楼景印潜研堂全书本，四部丛刊。）

钱大昕所据者为元许有壬所撰之《〈大一统志〉序》，该序原文与钱大昕所引略有区别：

至元二十三年岁丙戌（1286），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札玛里鼎上言：“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皇嘉纳，命札玛里鼎洎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集为志。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曰《大一统志》，藏之秘府。（注：《至正集》卷35，明崇道堂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除许有壬之外，元代另有其他文献记载了《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元《秘书监志》。此项工作在该书卷1“设吏属”条又称为“纂修《地理图志》”。该工作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该书卷4记录纂修过程特详。至于其简要过程，该卷记曰：

至元乙酉（至元二十二年，1285），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统志》是也。因详其原委节目，为将来成盛事之法。（注：高荣盛点校本，元代史料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下简称高荣盛点校本），第72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这是说，秘书监在《大一统志》书成之后，总结编写此书的经过：兹事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2），其基本方法是“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而目的是“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初步工作进行了九年。比较上述两书可知，《秘书监志》所谓经历九年工作所成之初稿，应即许有壬《〈大一统志〉序》中所言“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规模达“七百五十五卷”的《大一统志》。钱大昕上述所谓“初修之本”，即当指此本。但他似未注意到《秘书监志》中的这一点。前已言及，据《秘书监志》所言推算所得之成书年份，为至元三十年（1293），与许有壬所称之至元二十八年相差两年。许有壬既为《大一统志》写序，肯定见过此书全貌，所记应更为可信。（注：笔者遍查《秘书监志》，未见有至元二十八年《大一统志》书成的记载。）如此说成立，则《秘书监志》所记完成初稿费时九年估计有误。

前已提及，之所以《大一统志》的“初修之本”在完成后又重修，是因秘书监后来得到云南与辽阳的图志资料，遂据以修改原稿，又花费九年时间，方最后成书。钱大昕称此重修本为“再修之本”。《秘书监志》仅言增补原稿花费了九年时间，未言该书修纂第二阶段工作的具体起始与结束时间。至于重修本完成的时间，《元史》有大德七年（1303）“戊申，小兰禧（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73页校勘记［三］记：“小兰禧考异云‘小’当作‘卜’。《元秘书监志》作‘孛兰’。按本书同名异译尚有‘卜兰奚’、‘不兰奚’等。此处‘小’字当为‘卜’或‘不’之误。”）、岳铉等进《大一统志》，赐赉有差”（注：《元史》卷21，《成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0页。）的记载。这里的孛兰禧、岳铉等人所进之《大一统志》，应即《秘书监志》所提到的包含云南与辽阳部分在内的《大一统志》的增订稿。据此，则《大一统志》的重修工作应结束于大德七年。如果《秘书监志》所述增补工作花费九年可信的话，则增订工作应重启于成宗元贞元年（1295）。但实际情况却并非这么简单。查《秘书监志》中有下列记载：

至元三十一年（1294）八月，本监移准中书兵部关，编写《至元大一统志》毎路卷首必用地理小图，若于编写秀才数内就选宗应星，不妨编写彩画，相应关请。如委必用图本，依准施行。（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8页。）

这是说，在至元二十八年《大一统志》书稿初成之后，增配地图的工作依旧在进行之中。绘制彩色地图的工作是一位名曰宗应星的文人承担的。此人在《秘书监志》中二见。人们不禁要问，增配地图的工作究竟是增订的一个内容，还是“初修之本”的继续？《秘书监志》还提到：

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月二十六日，本监准中书兵部关，发到《至元大一统志》四百五十册，呈解中书省，札付发下右司收管。（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8页。）

联系到前文所引许有壬所称“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的《大一统志》，规模达“七百五十五卷”。这里所提到的三年后“呈解中书省”的四百五十册《至元大一统志》当属增订本的一部分。故而笔者推测，配地图的工作属于重修的范围。因此，重修工作至少在至元三十一年已经开始。且在增补过程中，全书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批送呈中书省的。至于重修时增补云南地志部分的过程，《秘书监志》中有如下描述：

元贞二年（1296）三月初五日，本监准中书兵部关，来文照得云南发到地理沿革事迹，除完备外有下项未完事理，早为行移，取勘完备，编类图册等事呈。奉都省判送，照得云南系边远地面，难与腹里一体。奉都堂钧旨：送兵部行移本监，就便计问差来任总管者。

元贞二年三月十二日准兵部关，奉中书省札付来呈，准秘书监关，著作郎呈，云南行省所委编类图志任中，顺编到地理图册，甚是可取，盖缘秉志勤苦，通晓文学，久任云南，习知风土。据金齿未经供报等处，若令本官一就取勘编类，似望早得完备。都省准拟。（注：同上书，第79—80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可见云南与辽阳地志的增补工作并非同时展开，而是有先有后，首先开始的是云南地志部分。在增补过程中，秘书监接到云南地志资料后，发现其中有不完备处，特别是缺少了金齿的部分，为此秘书监上报中书省。秘书监认为云南本地官员“久任云南，习知风土”，他们补齐所缺部分更为方便。此议得到中书省的同意。据《秘书监志》记载，增补云南等地志部分篇幅为58册，其中包括部分甘肃行省的部分。（注：“大德二年（1298）二月初五日，据著作郎呈，奉秘府指挥，编类云南、甘肃地理图册，依上编类到云南等处图志，通计五十八册，合用装禙物料已经开坐，具呈照详……大德二年五月初五日，据著作郎呈，依上编类到云南等处图志，通计五十八册，未曾装禙。就唤到裱禙匠赵德秀等，计料到合用物料，开坐呈乞照详，移准中书兵部关呈，奉都堂钧旨，连送兵部，行移工部，比料实用数目无差，就行合属，依例应付”。第82—83页。）而增补辽阳地志内容的工作，《秘书监志》中亦有如下记载：

外有辽阳行省地理图册，照得别不见开到本省所辖路府州县建置沿革等事迹，及无彩画到各处图本，难以编类。……候辽阳行省发到完备图志，再行编类，依例呈覆关请。（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2—83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这是说，秘书监发现，大德二年（1298）收到的辽阳行省资料中缺少“所辖路府州县建置沿革等事迹，及无彩画到各处图本”，因此增订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只得等待辽阳发来更详细资料后，再行增补。辽阳行省方面如何回应，今已不得而知。但据《秘书监志》记载，次年秘书监就完成了辽阳行省地志的增补工作：

大德三年（1299）七月二十八日，据著作局呈，奉秘府指挥编类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今已编类上浄了毕，共计八册。所据合用裱禙物料，就唤到裱禙匠赵德秀，计料到下项物料，移准中书兵部关呈，奉都省判送，就行工部依上应付。（注：同上书，第84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该书还记载：

大德四年（1300）四月十六日，据秘书郎呈，近蒙秘府指挥，编类到《至元大一统志》书四百八十三册，计七百八十七卷，仰子细校勘，若有差讹，就为改正。仍标出差讹卷目呈监。蒙此，校勘间又奉监官台旨，与著作郎赵从仕一同校勘。奉此，依上校勘了毕。中间差讹字様，已经改正，别无合标出卷目。今将元关出《大一统志书》四百八十三册随呈，缴纳还库交收。（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7—88页。）

可见大德三年重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开始装裱。次年校勘工作完成。重修本书成时，计483卷，787册。钱大昕考证《大一统志》的重修过程时写道：

成宗大德初，复因集贤待制赵炞之请，作《大一统志》。《元史》载：“大德七年（1301）三月戊申，卜兰禧、岳铉等岳铉字周臣汤阴人徙居燕追封申国公谥文懿进《大一统志》，赐赉有差。”此再修之本也。此本卷首题：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岳铉等上进，正大德所修者。《史》以孛兰肸为卜兰禧，译音之转也。（注：《潜研堂文集》卷29，《四部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