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秋以后，在虎思窝鲁朵故城附近，发现了属于景教徒的大小两个墓地共610方镌有叙利亚文的墓石。其中一个墓地在今托克马克以南不远，另一个距离前者15里的别什佩克（Pišpek）约三里。大墓地由Alamendina发现，小墓地由Porjakoff博士发现。一般称大墓地为托克马克墓地，小墓地为别什佩克墓地。据日本人佐伯好郎称，在这610方墓石中，能读通的约有537方，完全读不通的有37方。能读通的537方中，最早的一方纪年为公元858年，这说明景教传到这里的时间相当早。这些墓石的纪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希腊历，以公元前310年为其元年，故通常将墓石铭文的年代数减去310，就可知立碑的公元年代。应该注意的是，希腊历以10月1日为年之始，故折算公历时应考虑这一因素，另一种是十二属相纪年。

可辨认年代的432方墓石中的绝大多数立于1248—1342年，这说明蒙古统治时代，这里生活着大批景教徒。根据墓石纪年统计，从1286—1347年，平均每年死亡约五人，以正常死亡率8.4%估计，当时聚居于此地的景教僧徒达千人以上，墓主的生前身份各不相同，既有位居社会上层的世俗官员和主教、副主教等神职人员，也有一般信徒，女信徒也为数不少。

虎思窝鲁朵之名不见于13世纪中叶和14世纪中叶的景教主教驻节表（注：亨利·玉尔：《契丹及前往其地之途》，第ccxlv页及第179页；还可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第1册，1977年，第207—210页。），这里的景教团体当由阿力麻里的主教管理。墓石铭文表明，14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数年中，这里居民的死亡率突然上升，这个景教徒聚居区也突然衰落了。

虎思斡耳朵位于碎叶川自古为人口密集区。其今地为距托克马克（Toγmaq）18公里的布拉纳（Вурана）遗址。据唐朝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的记载，这里是从碎叶通向中国内地的驿路的第一站。苏联考古学者从70年代开始在故城的市区进行发掘。由此向南1公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古代景教徒墓地。整个遗址目前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入口处设在哈喇汗朝时代的伊斯兰教宣礼塔前。该宣礼塔建于11—12世纪，是目前仅存的两座哈剌汗朝时期同类建筑中的一个。另一个在乌兹根。原高44米，15—16世纪时遭地震破坏，现残存部分尚高24米。底基达100平方米。遗址内有一个露天的突厥石人收藏中心，集中了大批在楚河流域发现的公元6—10世纪的突厥石人，保存得十分完好。遗址内还有一个博物馆，收藏品均为当地出土文物，其中有聂思脱里教石刻四方，上有十字纹和叙利亚字铭文。又有方孔铜钱七枚，其中四枚是开元通宝，一枚样子似汉钱，但钱面铭文并非汉文，发现于8—9世纪的地层内，当为突骑施钱。此遗址城墙残迹长不过二三公里，遗址面积不过数平方公里而已。《金史·粘割韩奴传》称西辽“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1991年6月4日晨我随考察队一行至布拉纳踏勘。我们看到的城墙较汉文史料所记虎思斡耳朵城的规模小了很多。其地位于碎叶故城附近，按《皇华四达记》的记载，从裴罗将军城到碎叶城共20里，据现代测量，从布拉纳遗址的城墙到碎叶遗址的城墙之间的直线距离为6公里，天气良好时，从布拉纳遗址的哈剌汗朝时代宣礼塔顶部，可遥遥望见碎叶城遗址。《金史》中的虎思斡耳朵城，可能是包括碎叶故城，甚至也包括“新城”在内的草原复合城镇。

阿克·贝希姆遗址西北20公里有克拉斯那亚·列契卡（КрасняРечка，俄语，意为“小红溪”）古遗址。据苏联学者研究，这里就是《皇华西达记》中的“新城”。按贾耽的记载，新城西距碎叶40里。这里曾出土唐“大历通宝”一枚及突骑施钱币。整个遗址面积达10—12平方公里，断代为公元5世纪—12世纪下半叶。其衙署面积为100米乘110米，建于7世纪，为唐代遗址。遗址中发现两个佛寺，其中一个发现于1931年，断代为8—9世纪，这里曾发现泥塑佛像，据残存胸部至颈部部分尺寸推断，佛像原总长应为12米。城中还发现了祅寺。在我们看到的碎叶川地区的古遗址（包括碎叶和裴罗将军城在内）中，“小红溪”是最大的一个，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一个。（注：其考古发掘成果已经在最近出版的《“小红溪”及布拉纳》（伏龙芝，1989年）中发表。）

据耶律楚材记载，虎思窝鲁朵位于大河“亦列”之西，有附庸城数十。（注：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页。）这条大河“亦列”决不是伊犁河，必为垂河，即唐代之碎叶水之误。附庸城皆为碎叶川一带的小城镇。

（三）塔剌思及其附庸诸镇

塔剌思（Talas或Taras）：是忽阐河以东草原最著名的古城，地处忽阐河流域与碎叶川之间，即唐代之怛逻斯，西突厥的中心。又为流经此地的河名。此河在汉代为康居部牧地，称都赖水，为一条内陆河。西辽时代为军事重镇。从穆斯林文献中我们可以追寻到聂里脱里教9世纪时在忽阐河以北草原流行的踪迹。据Narshaki的《布哈拉史》记载，公元893年，萨曼王朝伊斯梅尔远征塔剌思，当地镇将村民归降，他们的主要礼拜堂遂改为清真寺。（注：Narshakhi书，Schefer本，第84页。）

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时，塔剌思为察合台分地。成吉思汗攻克撒麻耳干后“徙阿母河以北之豪民子弟四百余人屯田于塔剌思城”。（注：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页。）1251年拔都支持蒙哥夺取皇位，蒙哥与拔都势力的分界位于此。鲁卜鲁克在他的描述中提到了塔剌思河：

在万圣节后第八天（the octave of All Saints），我们进入一个称为Kinchat的萨拉森人的城子，城子的长官拿着蜂蜜和酒杯到城外来迎接我们的向导。因为这是他们的风俗：所有降服于他们的城市，都须以食物和饮料来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我询问这个地区的名称，但是由于我现已进入另一个地区，他们除了这个城子的名称之外，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这个城子很小。一条大河从山上流下，他们引水灌溉了整个地区。这条河不流入任何海，而是被土地所吸收，并形成若干沼泽……。第23章……第二天我们来到另一个村落……我也询问塔剌思城的情况。（注：《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52页。）

这里提到的城，道生（Christopher Dawson）认为可能是斋桑泊之南的塔城（Tarbaγatai）一带的Chuguchat，道生还以流经此城之侧的大河当今之楚河。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周良霄先生注意到道生的错误，指出流经那里的大河应当是塔剌思河。（注：《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52页。）鲁卜鲁克所述：“……他们的风俗：所有降服于他们的城市，都须以食物和饮料来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一事，正同他在后面所提到的拔都和蒙哥统治的分界于塔剌思和垂河之间的草原相对应。（注：《鲁卜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第128页。）

至元初年，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取塔剌思。14世纪初海都死后，其子沙驻牧于此，不久并入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即位后，为其斡耳朵驻地。延祐年间（1314—1320），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发生冲突，元岭北戍军脱火出丞相所部军队攻入此地，劫掠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

蒙古时代，塔剌思与另外三座相距不远的城镇：养夷（Yängi，突厥语，译言“新”）、养吉干（Yängi känd，突厥—波斯混合语，意为“新城”）和肯切克（Känjäk/Kenjek）共同组成一个复合城镇，称为养夷（Yängi）。元末察合台汗国分裂，塔剌思属于东察合台汗国，由脱忽鲁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其今地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首府江布尔，该国独立后恢复旧名塔剌思。

塔剌思是察合台汗国银币的主要铸造地之一。

肯切克（Kenjek）：本文在引述的波斯史家瓦撒夫叙述八剌与海都的矛盾的史文时，曾两次在提到塔剌思城之后，紧接着提到另一个城——肯切克（Kenjek）。同情况亦见于《史集》：“［伊斯兰太阴历］667年（1269）春，所有这些诸王都会聚于塔剌思和肯切克草原。”（注：《史集》第3卷，1959年巴库波斯文合校本，第109—110页；汉译本，第110页。）这一点对确定肯切克城的所在地很重要。

肯切克在波斯文中写作KNJK。笔者在写《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汗国的发展》（注：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一文时，曾注意到瓦撒夫的叙述，并根据哈默·普尔格施塔勒（Hammer-Purgstall）的德文翻译中肯切克城的译写Kundschuk，试图将此城比附为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铭》中提到的换札孙。今查瓦撒夫书波斯文原文，方知不然。肯切克（Kenjek）这个名称，在《史集》巴库波斯文合校本所据的各抄本中，有种种讹写形式，除德黑兰抄本以外，各抄本的写法的差别只在于此名词中字母-K-的音点有无，或音点位置不同而已，唯德黑兰抄本脱漏字母-N-。（注：《史集》巴库合校本，第3卷，第110页注3。）

肯切克的名称数见于《突厥语大词典》，该辞典说肯切克是塔剌思附近的一个城市，是一个位于钦察（Qïpčaq）之边的地名，又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注：参见丹考夫《突厥语大词典》英译本（Mahmud al-Kashghari，Compr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ed.and tr.by Robert Dankoff），哈佛大学，1982—1985年，阿拉伯原文，第241页；英译本，第357页。）按照可失哈里的说法，肯切克人使用的不是纯粹的突厥语。作者说“最高雅的诸方言，属于那些只懂一种语言，那些未与波斯人相混居，那些通常不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那些使用两种语言的人，那些与城镇民众相混居的人，例如粟特人（Sogdaq）（注：对粟特（Sogdaq），可失哈里的解释是：“Sogdaq是一种定居在裴罗将军城的人，他们来自不花剌和撒麻儿干之间的粟特之地，但他们的装着和行事方式有如突厥人”。见《突厥语大词典》英译本，第352页；阿拉伯原文，第237页。），肯切克人（Kenček）和阿鲁温人（Arγu），在发音中有某种含混［现象］”。（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4页；英译本，第83页。）

在哈剌汗朝，人们认为最纯正的突厥语是一种名为“可汗的语言”（Khaqanī）的官话，即建立哈剌汗朝的那个突厥部落所操的方言。而在可失哈儿周邻的农村，通行的是肯切克语（Kenčekī）。换句话说，肯切克语不仅通行于肯切克，而且通行于这个王朝的东都可失哈儿。《突厥语大词典》这样记载：“可失哈儿有许多村子，那里使用肯切克语（Kenčekī），但在主要都市（按指可失哈儿），［人们使用］被称为‘可汗的语言’的突厥语”（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5页；英译本，第84页。），肯切克人之所以使用不纯粹的突厥语，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母语是另一种语言——很可能是东伊朗语的一种，他们大概是一支突厥化了的操东伊朗语部落，当时已被视为突厥部落的一支，但他们语言同化的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公元7世纪塔剌思以西之地均称为粟特，由此看来，肯切克人的母语应该是粟特语。

至于所谓肯切克语，可失哈里说：“于阗和肯切克人把每一个词首元音alaf都变成ha。由于这一点，我们不把他们划入突厥人，因为他们在突厥语中插入了不属于突厥语的成份。例如，突厥人称父为ata，他们则称为hata；［突厥语］母亲是ana，但他们说hana”。（注：同上书，阿拉伯原文，第27页；英译本，第85页。）因为语音的差异，可失哈儿又把肯切克人划入非突厥人。但是从他列举的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词，和他叙述的肯切克语与其他突厥语之间a→ha的词首元音音变规律看，“肯切克语”并不指他们的母语，而是指他们所操的突厥方言，看来使用“可汗的语言”的哈剌汗朝统治民族是一批外来者，肯切克人则是当地的土著，他们突厥化的过程在哈剌汗朝征服于阗以前已经开始。

在11世纪，塔剌思附近的肯切克城的全名是肯切克·升吉儿（Kenček Sengir）（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41页；英译本，第357页。），即肯切克岬。

从《史集》、《瓦撒夫史》和《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载可以推定，肯切克和塔剌思是两个相邻的地方。蒙古时代的其他文献在提到肯切克时，常同时提到塔剌思。例如志费尼在叙述蒙古国镇守阿母河以西呼罗珊之地的大臣阿儿浑在赴蒙古本土的旅程时写道：“一行人不断赶路，来到塔剌思，这时传来了贵由汗的死讯，恰好野里只吉带同时到达该地。异密阿儿浑和一群蒙古人去迎接后者，轻装前进，他命令灭力克和萨都拉（Sadr）留在肯切克。野里只吉带极力催他回去组织大军，准备军队的装备……”（注：《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波斯文校刊本，《吉布纪念文集》卷16（Ⅱ），第248页；波义耳英译本，第512页；中译本，第608页。）这段史料中的肯切克一名，波斯文校勘者可疾维尼无法识读，只得照字形写作K？？K（词中两个字母只写出“牙”，未写出音点，在此以？？表示），英译者波义耳校作Kenček，并作了勘同研究。波义耳的勘同无疑是正确的。志费尼书中的这个肯切克，一定是一个离塔剌思不远的地方。

鲁卜鲁克在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一个叫Kinchat的城，一般学者都把它附为上面提到的Kenjek，前面在讨论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时，笔者认为鲁卜鲁克等人并未路过塔剌思。故此处不再重复。

在提到肯切克城的众多史料中，只有乌马里明确地说出了肯切克的地理方位及其与塔剌思的关系。今择其要者录之如下：

自撒麻耳干至汗八里的路程应［为］：自撒麻耳干至养夷20日程。养夷由4座城组成，互相距离为一个帕剌伤（Parasang），各有自己的名字：养夷、养吉八里、肯切克（Kenjek）和塔剌思。自上述城市养夷至阿力麻里为20日程。（注：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克劳斯·来西阿拉伯文刊本、德文翻译合壁本：《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著作〈眼历诸国记行〉中对蒙古国的描述》，威斯巴登，1968年，阿拉伯文，第29—30页；德译本，第111页。）

据此，我们得知，肯切克和其他三座包括塔剌思在内的城构成一个大城，名曰养夷。由几个邻近的小镇子合为一座城的现象在古代中亚是很常见的，例如别十八里本身就是五城的意思。帕剌伤为波斯长度单位，约相当于我国市制13里。肯切克离塔剌思的距离是很近的。

明初塔剌思被称为养夷。陈诚、李暹西使时曾经过这里。据他们描述“养夷城在赛蓝之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水西流。一大川长数百里，多荒城遣址，年久湮芜。盖其地界乎别十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更相侵犯，故人民无宁，不得安居，惟留戍卒数百人守此孤城而已”。（注：《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丛书》第1集，叶十五。）这里提到的城东北的大溪应当就是塔剌思河。塔剌思河在经过塔剌思城畔后向西北流去。长数百里的大川应为塔剌思河冲积平原。陈诚等人只听说养夷，构成塔剌思的其他诸镇如养吉八里、塔剌思、肯切克等可能已经荒芜，大概就是陈诚等人所看到的“荒城遗址”。

赤麦干：赤麦干名见《句容郡王世绩碑》，即唐之白水城，后为西辽属地，在元、明两代又称为赛蓝。位于忽阐河支流阿雷斯河畔。今称奇姆肯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奇姆肯特州首府。从北庭、阿力麻里、虎思斡耳朵、塔剌思至此，向西可前往阿母河以北地区，向北则入钦察草原，是古代东西交通的必经地。成吉思汗西征首战进兵围攻讹打剌城时，曾经过此地。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朝见元宪宗蒙哥、刘郁奉蒙哥旨意出使旭烈兀、明代陈诚奉使西域诸国时均路过此地。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元岭北戍军大将土土哈之子床兀儿率军攻下塔剌思后深入此地。（注：《完者都史》；《句容郡王世绩碑》。）据明初文献记载，赛蓝城“周回二、三里，四面俱平原，略无险要。人烟稠密，树木长茂，流水环绕，五谷蕃殖”。（注：《西域番国志》。）元代，尤其是元末的情景当与此相去不远。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畏兀儿地昌八剌城以西再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的说法，但刘郁《西使记》中记道：“［己未年（1259）］三月一日，过赛蓝城，有浮图，诸回纥礼拜之所。”（注：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7。）这里提到的“浮图”如果确是指佛寺的话，则说明蒙古国时代畏兀儿以西直至忽阐河流域仍零星散布着一些佛教据点。

《经世大典图》在巴耳赤刊（巴儿真）以南标明“赛蓝”，亦见于《西北地附录》，这是另一座城市。

［原文载《蒙古史研究》，第4辑，呼和浩特，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