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洋情色文学史》（<i>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erotique</i>）的作者亚历山德里安（Alexandrian）的说法，“天主教色情的最大创新在于敢于歌颂成熟女人的性魅力”。而上引“肃静者保罗”的诗，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后来有不少西方诗人曾模仿过他，甚至出现了书名取作《美貌老妪》（<i>Le Belle Vieille</i>）这样的书。
这种对中老年女性性魅力的认可，在现代西方的艺术作品和现实社会生活中，倒是都可以找到实例。那部著名的电影《毕业生》（<i>The Graduate</i>）中，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的罗宾逊夫人，和大学刚毕业的男青年有了性爱关系。近日北爱尔兰的一位女议员——她的名字恰好也叫罗宾逊——被爆出绯闻，她已经六十岁，但去年竟和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发生了婚外性关系。由于她以前在有关性的问题上立场比较保守，而且相当高调，所以这个绯闻爆出后十分被动，她自杀未遂。这里提到这件绯闻，只是想说明，这位年已六旬的罗宾逊夫人的性魅力，也许还是得到那位少年认可的。
在西方艳情诗中，中国艳情诗所没有的另一种成分，是对男性美少年的歌颂和赞美。这当然和古希腊成年男子与男少年同性恋的风尚大有关系。
有一部《古希腊诗集》（<i>The Greek Anthology</i>），它又被称为《帕拉丁诗集》（<i>Anthologia Palatinus</i>），其中的第12卷几乎全部是表达诗人对美少年的爱恋的，计有258首，约1300行。这里姑举诗人梅利埃格（Meleager，活动于公元前60年左右）诗中的一个例子以见一斑：
当我感到口渴时，我吻了娇嫩的少年，一下子就止了渴。我说道：天父宙斯……我已吻过安条克，世上最美的年轻人，所以我喝下了最甜蜜的甘露。……我被两束光线所射，一束是阳光，一束是少年双眼散发的爱情之光。夜色降临，阳光逝去，但爱情之光却在梦中更加清晰。因此对别人来说，深夜可以让他消除一天的劳累，而对我却意味着痛苦，让我只能苦苦思念那美丽的背影。
中国古代当然也有男同性恋，而且社会对此经常持宽容态度，但是在艳情诗中，却很难找到这类歌颂美少年的作品。
人欲横流的艳情诗文艺复兴
回顾西方的这些艳情诗，我忽然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艳情诗的发展原来和科学的发展很有相同之处！
例如，我们知道近代、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同样，西方艳情诗的源头也在古希腊。又如，到了中世纪，科学的发展处于低潮（虽然并不是完全“黑暗”），而艳情诗在中世纪难免受到教会禁欲主义的压抑，虽然《西洋情色文学史》有短短的一章《中世纪的淫欲》（全书七百余页，这一章不到三十页），但按照我在本文开头设立的标准，也就基本上乏善可陈了——实在要聊备一格，也许可以将上面拜占庭诗人“肃静者保罗”那几行歌颂美貌老妪的诗拿来充数。再如，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汲取古希腊科学的养分，近代科学这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样，艳情诗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再次大放异彩。
上面这个发现，虽然是玩笑之辞，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学术意义。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的发展和情欲的释放之间有没有关系，不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吗？
不过在此处，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我以为就是四个字——人欲横流。反映到艳情诗上，也就比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显得更为粗俗放荡。比如有一位名叫贝罗（Remi Belleau）的税务官员，在1577年写过一首曾经风靡巴黎的艳诗，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目睹美好春日的满园春色，丰满酥胸下石竹与蔷薇，圆挺乳房草莓成熟，白皙脸庞卷曲金发，小丘上细腻青苔状如毡，中间鲜红裂缝隐然若现……
不过这首艳诗的标题倒是有些出人意表——标题是《不举》（<i>Jan qui ne peult</i>）。这样的主题看来是那个时代的诗人们相当喜欢的，比如路易十四时代，高乃依（Corneille）有一篇诗作，名为《重振雄风》（<i>L'Occasion Perdue Recouverte</i>），也是描述男人面对美女情人却有心无力的狼狈痛苦，不过结局似乎是美好的：
他将她抱起，放倒在床上，不知道做些什么；相信是做那件事——因为支配两人的爱神告诉我，床摇晃不已。
看看，高乃依也算大文豪呢，这些诗句，和中国古代的艳情诗相比，固然显得太粗俗不堪，即使和他们的希腊罗马先辈作品相比，也更欠缺典雅风范了。
再看1665年的《拉封丹故事集》（<i>Contes et Nouvelles en vers de La Fontaine
</i>）——在这书的序言中作者就知道本书会被指责为“淫书”——中的段落，更为变本加厉：
我不想描述所有他从她那里所获得的详细菜单：一送来就收下的吻；之后是小鹅；最后就是优美法文中所谓爱情的前戏；因为两人懂的技巧不止一种……然后甜言蜜语又重新开始，接着接吻，之后是糖渍核桃，然后上床睡觉。
这里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粗俗隐语，“小鹅”指女性抚摸男子的玉茎，“糖渍核桃”又被称为“佛罗伦萨热吻”，指男女双方在口中以舌相互缠搅地接吻。要说这些隐语，倒是能让人联想到唐代《游仙窟》中的那些“素谜荤猜”的艳诗，以及明清民歌中的类似隐喻。不过中国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下面这段艳诗那样赤裸裸地谈论做爱：
多么爽啊！多棒的抽动！天呀，多快活啊！皮尔吕在看到特洛伊城被烧时有比这更快乐吗？……那时我这位维帝，精力旺盛，一而再再而三地占有我。
这是当时一部名为《新淫荡女》的喜剧中的一段台词，这些淫词艳语据说是“模仿高乃依的写作风格”。
那时，女性诗人也敢于描写自己的情欲了。露易丝·拉贝（Louise Labe）被认为是第一位敢于“在自己的十四行诗中大胆宣示自己情欲的女诗人”，在她1555年出版的选集中，她这样描述自己在男欢女爱的过程中的感受：
如果我手臂紧紧粘贴着他，像环绕着树干的长春藤，死神降临，因忌妒我的愉悦。当他亲吻我，我灵魂逃向他双唇，我快活得欲仙欲死。
毕竟是女诗人，文字上总归比上面那些男性文人的干净些。
拉贝歌咏的是男女之爱，但女诗人描绘女同性恋欢爱中的感受，也不应该排除在本文的视野之外——不过要请读者原谅的是，我一下子跳过了400年。下面是“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女诗人乔伊斯·蒙丝（Joyce Mansour）1954年出版的诗集《呐喊》（<i>Cris</i>）中的一段：
让我胸膛挑起你欲火，我要你抓狂，我要看你双眼呆滞，你的双颊苍白凹陷，我要你身躯荡漾，愿你在我大腿间爆发。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这一节中法文作品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在亚历山德里安看来，“在情色文学的领域中，只有意大利和法国两国具有绝对的原创力”，欧洲的其他各国，包括英国、德国，乃至荷兰，相对而言都是不足道的，因为他们的情色文学或者出现较晚，或者长期处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影响之下。
不过要谈西方的艳情诗，莎士比亚似乎无论如何总不应该略过。莎士比亚有一部《十四行诗集》（<i>The Sonnets</i>），内有十四行诗150余首，多是送给情人的——但那情人是谁，甚至是男是女，都有种种争议。不过这些十四行诗又太“干净”了，它们已经算不上艳情诗了。
拜伦和海涅的艳情诗
在艳情诗的历史上，从来不会缺少大文豪们的名字，这一点中国和西方完全一样。其原因或许正如亚历山德里安所说：“在西方，情色文学与艺术作品长期以来一向是少数有权有势的精英分子据为己有、自得其乐的奇珍异品，一般老百姓根本缺乏一窥情色艺术堂奥的管道。”在中国，色情歌谣可以和胡适、鲁迅、顾颉刚、周作人、刘半农等大人物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西方，大文豪们在艳情诗的创作、鉴赏和传播方面也不会缺席。
首先会想到的是拜伦（G. G. Byron）。
我30年前读拜伦的长诗《唐璜》（<i>Don Juan</i>），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这一节，写情窦初开的唐璜和邻家少妇朱丽亚之间的情愫：
可是朱丽亚的冷淡也是和善的，她的发颤的纤手，从他的手中温柔地缩开，但是留在后面的，是令人心惊的轻轻的一压，那么温和而飘忽，那么十分地飘忽，对于心灵只是一个捉摸不定；但魔术师的魔杖，以亚弥达的全部法术，也做不出像这样轻轻的一触在璜心上留下的变化。
细腻之至，同时也香艳之至，完全可以达到本文开头所说的“干干净净、华丽唯美”的境界了。
拜伦出身苏格兰贵族，10岁那年袭爵为拜伦勋爵（六世），他情窦早开，15岁时就钟情于邻居玛丽·查沃斯小姐，虽然她后来嫁给了别人，拜伦却长期不能忘情于她，为她写了一些诗，甚至在13年后写到与这段恋情有关的“梦”时，拜伦还“泪如泉涌”。这位查沃斯小姐，当然会让人联想到《唐璜》中邻家少妇朱丽亚的形象。上面那节诗中的唐璜此时16岁，邻家少妇朱丽亚23岁。
一位医学史专家曾告诉我，历史上的革命者，通常具有如下特征：激进的、左倾的、忧郁的、内向的、多愁善感的、愤世嫉俗的、勇于冒险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最容易患的疾病是肺结核；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通常是性欲高亢的——这正是肺结核带来的症状之一。而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对象，当然也包括传统的性观念和性道德。
参照这位医生朋友的标准，拜伦长诗《唐璜》中的唐璜，就是一个这样的革命者；而拜伦笔下的唐璜，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拜伦自己。唐璜原是传说中人物，风流好色是他的特征，故在西语中“唐璜”一词，大抵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登徒子”，是“好色之徒”的同义语（不过没有什么贬义）。
《唐璜》被认为是拜伦诗歌创作的顶峰。但拜伦别的艳情诗也颇有可观，比如那首《雅典的少女》：
雅典的少女呵，在我们分别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额上的嫣红。
还有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
虽然我向着伊斯坦堡飞奔，雅典却抓住我的心和灵魂：我能够不爱你吗？不会的！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拜伦当年，因《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举成名，作为一位贵族青年才俊，在社交场中广受欢迎，他也就风流放诞，尽情享受着“逢场作戏的爱情”。此后他浪迹天涯，也是到处留情，不失上面那位医学史专家所说的革命者本色。
接下来就应该谈到海涅（Heinrich Heine）了。
海涅和拜伦，都是以前社会主义阵营能够接受的西方诗人，其实他们在艳情诗的创作方面，一点也不比其他“腐朽的”西方诗人落后。比如海涅《陌路美人》中的段落：
在杜勒利公园里，在栗树的树荫下，我每天总要遇到，一位金发的美人。
没有人能告知我她的芳名，向一切友人打听询问，总是枉然！我差不多害了相思病。
今天我才打听出她的芳名，她叫罗勒，就像那位普罗旺斯的美女，那位大诗人的爱人。
她叫罗勒！我想入非非，就像从前的彼特拉克，赞美过那位丽人一样。
再看海涅《抒情插曲》中的段落：
他的爱人就在这时候姗姗而来……她的丰姿艳色宛如一朵蔷薇，她的披纱是纯粹的金银珠宝，金色的秀发在她的娇躯周围飘舞，她那盈盈秋波充满无限娇娆，他们两人于是紧紧地互相拥抱。
可爱的亲密女子！你要亲密地将我拥抱，用你的两臂、两腿，和你柔软的娇躯将我缠绕。
蛇中最美丽的蛇，已经强力地抱住、缠住，而且盘住了最幸福的拉奥孔。
活用了拉奥孔被蛇缠死的典故，当然是暗示他在和这女子交欢时快活得欲仙欲死的感觉。诗意虽然很香艳，但字面不失典雅，这就是“用典”所产生的奇妙效果。
最后由海涅我忽发奇想，打算用一位当代中国学者仿作的西方艳情诗作为本文的结尾。这位中国学者名叫张宽，他仿作的是《小罗累莱谣曲》。这是模仿德国文学中的“谣曲”形式，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听说“某北大西语系出身的川籍才女最后竟与一教士结婚，感叹之余”而作。他对此自我批评说“虽然摹拟德国浪漫派风格惟妙惟肖，实际上是太多了花哨、孟浪和刻薄”，但我一见就喜欢得爱不释手。下面是起首的几段：
多瑙河的两岸长满了葡萄，德意志的河川里住满了水妖，水妖中最妖媚的那一只，就住在多瑙河转弯处的雾堡。
小水妖的头发黑中透黄，像乌云镶上了一道金边，小水妖的美目清澈澄明，像多瑙河水一样左右流盼。
罗娜的芳名，传遍了南德山地，施瓦本的诗人，初尝到青春的惊喜。赫尔姆特收拾起诗囊，跨上瘦驴：“人妖必能沟通，以缪斯的名义！”
我之所以从海涅联想到张宽，是因为张宽说他这首《小罗累莱谣曲》摹拟了德国浪漫派风格，而海涅一向是被当作浪漫派大师的，而且他也歌咏过罗累莱，张宽的摹拟之作立刻让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海涅歌咏水妖罗累莱的诗句：
天色晚，空气清冷，莱茵河静静地流；落日的余晖，照耀着山头。
那最美丽的少女，坐在上边神采焕发，金黄的首饰闪烁，她梳理金黄的头发。
罗累莱（Lorelei，亦作Loreley、Lurlei）的传说，本来就是极其香艳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极酷的——美貌的水妖、金发、歌声、引诱、水手之死……难怪它既能得到德国大诗人的青睐，也能激发出中国后学仿作的灵感。
三十年过去了，海涅歌咏罗累莱的诗句我竟然还能够背诵，这想必就是艳情诗的魅力吧。这魅力在中国和在西方是一样的。
<h4>附注：</h4>
本文中所引用作品之译文，《旧约》译文依据和合本，其余译文出自诸家之手，较重要者有朱维基、钱春绮、寒川子、姜瑞璋、赖守正、刘岩（等）、杜之（等）；对译文中某些人名的音译，笔者按照中国大陆目前的标准通行译法作了调整。限于体例，这些皆未逐一注出，识者谅之。
原载《万象》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