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字游戏，虽然纯粹从文字技巧的角度来看颇见巧思，但终究格调不高，甚至显得有些无聊。当时文人在戏剧中加入这类段落，主要是为了取悦和迎合观众与读者——其中既有市井平民，也有官员文士。

民歌！民歌！

以前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论，认为“统治阶级”的文士们在失去创作活力时，就会从民间文学中寻求灵感，汲取养料，所以他们会热衷于收集和整理民间歌谣。而那些被收集整理的民间歌谣，即使是色情的，也因此而可以获得某种合法地位——甚至在当今的文学史著作中也仍然有这样的合法地位。可是如果一位今天的诗人，你也写这样的“黄色诗歌”试试看，你能得到什么样的地位？

这种咏叹赞美性爱的歌谣，早在南朝乐府诗中已启其端。那些非常直露但仍不失其清新健康意境的短歌，是上层社会人士非常乐意欣赏的：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碧玉歌》）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子夜四时歌》）

这些歌谣，常被称为“吴歌”。

一提起“吴歌”之名，我们就应该想起李白的一些诗句：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乌栖曲》）

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吴歌动君心。动君心，冀君赏，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青云上。（《舞曲歌辞·白纻辞》）

使李白如此钟情的吴歌，究竟是何宝贝？

吴歌者，江南歌谣，吴地之人所咏唱也。《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吴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顾颉刚认为其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其内容则主要是“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小儿女”们口中最爱唱什么？首先自然是男欢女爱、郎情姐意，此外当然也经常会旁及家乡风景、人生苦乐之类。当年宋人编《乐府诗集》，就有“吴声歌曲”，其中如《子夜歌》：

宿夕不梳头，丝发被两肩。

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这首歌谣的意境，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春图中常有描绘——特别突出美人的长发。而现今中外情色电影中，但凡拍到男欢女爱的场景，其中女性十九也是“丝发被两肩”的。看来在这个意境上，东方西方，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又如《子夜四时歌》：

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

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

“怜”者，爱也，又常以“莲”字谐音代替，故“莲子”者，即今日之“love you”也。（如今网上聊天之种种特殊用语，其实也有相似光景）当年使李白情有独钟之吴歌，即此类也。当然，和后来收集到的吴歌相比，上面这些歌谣可能已经经过文人的改写润色。

此后在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色情民歌，姑举歌咏美人胸部的数例：

雪散胸前。（《云谣集·杂曲子·内家娇》）

丽质红颜越众希，素胸莲脸柳眉低。（《云谣集·杂曲子·浣溪纱》）

青丝髻绾脸边芳，淡红衫子掩酥胸。（《云谣集·杂曲子·柳青娘》）

胸上雪，从君咬。（《云谣集·杂曲子·渔歌子》）

最后这句，有过甜蜜性爱的人都知道说的是什么情景。从这些句子看，被文人润色过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比南朝乐府中那些歌谣更本色些。

到晚明时期，对民间艳情诗歌的收集、编辑达到一个高潮。冯梦龙编辑了当时广为流行的民间小曲集《挂枝儿》《山歌》《夹竹桃》等，风行一时。其中收集的都是南方吴语地区的民间艳情诗歌。这些民间小曲在歌咏、描写男女性爱时比南朝民歌更为坦率直露。与这些民歌民谣小曲之类相比，文人的诗句恐怕还算不上真正的色情诗歌。文人的诗典雅华丽，看起来不那么触目，读起来也不是那么难以出口（本来就是文士们能够吟诵的）；而民间的色情诗歌或小调，那真是直白粗俗。下面先举《夹竹桃》中两则为例，这是晚明时期市民文学中色情歌谣的典型标本：

来时正是浅黄昏，吃郎君做到二更深。芙蓉脂肉，贴体伴君；翻来覆去，任郎了情。姐道情哥郎弄个急水里撑篙真手段，小阿奴奴做个野渡无人舟自横。（《野渡无人》）

瓜甜藕嫩是炎天，小姐情郎趁少年。纱厨鸳枕，双双并眠；颠驾倒凤，千般万般。小阿姐道我搭情郎一夜做子十七八样风流阵，好像才了蚕桑又插田。（《才了蚕桑》）

这些用吴语创作的色情民歌，确实生动反映了晚明市民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是有些学者将它们说成“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或誉之为有“健康清新的格调”，甚至从中看出“反封建”之类的微言大义来，其实也大可不必。

有不少文人热衷于搜集、记录民间色情歌谣小曲，并在文字上做一些润饰。在清代仍有步冯梦龙后尘收集改编民间情歌者，例如华广生编的《白雪遗音》等。下面就是一首这样的北方民歌，见《白雪遗音》卷二：

情人爱我的脚儿瘦，我爱情人典雅风流。初相交就把奴家温存透。……象牙床上，罗帷悬挂钩，哎哟咱二人，今夜晚上早成就。舌尖嘟着口，哎哟情人莫要丢，浑身上酥麻，顾不的害羞，哎哟是咱的不由人的身子往上凑。凑上前，奴的身子够了心不够。（《情人爱我》）

古代中国文人中普遍有着很深的“奔女情结”，这在民歌的搜集、编辑中也能反映出来。比如《白雪遗音》卷三中有一首《舟遇佳期》的叙事长歌，讲一位“书生”坐船时，船家之女（当然是年轻貌美的）如何主动传情、投怀送抱，与书生成就了云雨之欢。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某些当代小说中的情节，例如在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废都》中，主人公庄之蝶和他身边的那些美女们一场又一场男欢女爱的故事，就是中国旧文人“奔女情结”白日梦的生动写照。

前面谈到唐代《游仙窟》中色情歌谣有“素谜荤猜”之法，在晚明民间色情歌谣中，这种形式被大量使用，所咏对象往往是生活中常用之物。举两例如下：

消息子（按：即掏耳朵的小勺），我的乖，你识人孔窍。捱身进，抽身出，踅上几遭。捻一捻，眼朦胧，浑身都麻到。捻重了把眉头皱，捻轻时痒又难熬。捻到那不痒不疼也，你好把涎唾儿收住了。（《挂技儿》卷八《消息子》）

结识私情像象棋，棋逢敌手费心机。……姐道郎呀，你摊出子将军头要捉我做个塞杀将，小阿奴奴也有个踏车形势两逼车。（《山歌》卷七《象棋》）

这些当然不是真正的“谜”，因为读者一看就知道所咏的都是性交。如将《象棋》末两句“谜底”直白说出，那就不成体统了。

这些歌词要用吴语吟诵，方能传神，经文人笔录下来，如以普通话读之，韵味要损失几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20世纪学者所收集整理的吴歌，也依然只能如此——笔者数年前曾有小诗单咏此事：吴歌小史话当年，往事如烟已杳然，试唱吴声白苎曲，风流千古在江南）。比如冯梦龙编的《山歌》中：

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来。

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连底湖胶打不开。

又如王翼之辑《吴歌乙集》中：

日落西山渐渐黄，画眉笼挂拉（拉，吴语“在”也）北纱窗，画眉笼里无食难过夜，小奴奴房中无郎勿进房。

天上星多月勿明，河里鱼多水勿清，京里兵多要反乱，姐妮房中郎多要乱心。

所谓吴歌，从南朝的《子夜歌》到晚明的《山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大致光景也就不难推想了。

文人眼中的色情歌谣

古今文人，无不欣赏色情歌谣。他们除了抬出“孔子不删《郑》、《卫》”来为色情歌谣和艳情诗张目之外，还要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来为色情歌谣辩护。

明清时代色情歌谣的辩护者们提出一个“真”字来与道学家的讨伐相抗衡，表达这种思想最透彻的，可举冯梦龙那篇短小而有名的《叙（山歌）》：

今之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

冯梦龙在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来为民间的色情歌谣辩护。但是为什么“真”能够使得色情乃至淫秽变成可以接受的呢？近人王国维倒是有一段话，似乎恰恰是对此而发，其《人间词话》中云：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语出《古诗十九首》之二）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02254W.jpg" />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之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乏病，而游词之病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六十二条）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句，若是与明清色情小说中类似情节的详细描写相比，恐怕也算不上“淫之尤”，然王国维毕竟不是道学家，他欣赏的所谓“真”，或近于“直率”。他又曾说：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据同上《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十三条）

所谓“儇薄”者，无真情也，若出于真情，则虽“奸非”亦可恕，其他更可想见矣。“真”与礼教是难以相容的，《山歌》《夹竹桃》中那些直率表达着情欲煎熬和性爱渴望的女子，当然不是卫道士们希望的贞妇烈女。毫无疑问，她们和她们的情郎们，正是《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中的男女。

收集和欣赏色情文艺，是文人的传统爱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文人都如此）。如前所述，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畅”——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快感”。就是高官大吏，理应为社会作表率的人，对于民间“私情谱”的歌谣集子，也会有兴趣，例如钮琇《觚剩》卷二“英雄举动”条云：

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熊飞书当路，而被讦之事已释。

“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是否为反语？看来不是，因为熊廷弼为他排解了来自卫道士阵营的攻讦，这一行动客观上至少是对《挂枝儿》之类作品的支持。

古代文人热衷于搜集和把玩色情歌谣，现代文人学者同样兴趣盎然。冯梦龙编辑民间小曲集《挂枝儿》《山歌》《夹竹桃》的工作，受到当代郑振铎等民间文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不要小看了这些“淫词艳曲”，当年可是劳动了顾颉刚、刘复、鲁迅、周作人这样大名鼎鼎的学术界人物亲自收集，甚至还劳动了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号召学者们从事收集工作！

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发扬光大”。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校长蔡元培的启事，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帮助收集民间歌谣；还刊登了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不到半年，即征集到1200余首，并从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首。

北大这番收集民间歌谣的举动，颇使当时一些守旧人士痛心疾首。据顾颉刚回忆，许多守旧的教授和学生们叹息道：“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一位前清进士更是义愤填膺：

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青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

然而，学者们却对这种“胡闹”乐此不疲。

顾颉刚1918年爱妻病逝，因悲哀过度而得神经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休养。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学日刊》，看见上面的歌谣，决定尝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他是苏州人，就从自己孩子口中开始收集，渐至邻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妈子……到后来，连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叶圣陶、郭绍虞等，都加入了帮助他收集吴歌的队伍。顾颉刚收集的这些吴歌不久后在《晨报》——当时学术界都看这张报纸——上连载，使他在这方面又出了名，被目为歌谣研究的专家。后来出版的《吴歌甲集》就是顾颉刚收集的这些歌谣。当时竟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五大名流，分别为《吴歌甲集》作了序。

收集吴歌的另一个干将是刘复（半农），江阴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阴船歌》比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还早一年。且看一首：

新打大船出大荡，大荡河里好风光。

船要风光双只橹，姐要风光结识两个郎。

刘复还模拟民歌进行创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拟的江阴民歌。后来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俗曲——不附乐曲的谓之歌谣，附有乐曲的即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并进行研究，编有《中国俗曲总目稿》。

周作人当然也是歌谣收集研究中的大干将，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猥亵的歌谣》中，反复强调收集民歌时不排斥猥亵的歌谣。这也可以说是歌谣研究者们的共同认识。起先在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后发行《歌谣周刊》，新定章程第四条则说：

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者加以甄择。

于是周作人从《诗经》中的“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说到南唐李后主的“为奴出来难，教郎恣意怜”，再说到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直说到《圣经》中的《雅歌》，以说明猥亵的成分“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而对于猥亵的歌谣，“在研究者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都对吴歌之类的民间色情歌谣如此感兴趣？

按照刘复的意见，如果要研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明，要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真相，则民歌俗曲是“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因为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来陶情适性的；他们既不比考生们对着考官对策，又不比戏子们对着听众卖艺……民歌俗曲中把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全都包括了。”胡适则着眼于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而民歌俗曲可以作为方言文学的代表，自然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当然，这类意见只是就理论上言之，我想真正的原因，应该与古人编《乐府诗集》和《挂枝儿》《山歌》《夹竹桃》是一样的，归根结底还是文人的兴趣。而文人们从来不缺乏为自己的兴趣寻找正大理由的能力，找到的理由还总能与时俱进。

原载《万象》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