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是南楚地区。那里的民俗大致和西楚地区相类似。楚国郢都失守以后，迁都到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感受着长江、淮河南北潮水的汇集，是皮革、鲍鱼、木材的集散地。因为和闽中、干越的风俗相混杂，所以南楚地区的百姓喜好言辞，花言巧语，少有信用。江南地势低，气候潮湿，男人短命早夭，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是矿藏的储量很少，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所需的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以至儋耳一带，民俗与江南大致相同，而且多与杨越的相似。番禺也是那里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牛角、玳瑁、水果、葛布的集散地。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的居住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仍然有先王的遗风。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迁徙不法之徒到南阳。南阳西面通达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河。宛也是一个都市，民俗杂乱好事，多以经商为业。那里的百姓放任侠义，和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至今称他们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有少的，有多的，人民的习俗是，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沙北地区本来就是处处产盐的，情况大体如此吧。
总之，楚、越地区，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以稻米为饭食，用鱼类为菜羹，有的地方刀耕火种，灌水除草，瓜果螺蛤，不用靠买卖就很充足，土地肥沃，食物丰富，没有饥馑的忧患。由于这个缘故，人们苟且偷生，没有财物的积聚，而且多有贫穷。因此长江、淮河以南地区，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们，也没有千金财富的家庭。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宜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家禽六畜，地小人众，屡次遭受水旱的灾害，民众喜好积蓄储藏财物，所以秦、夏、梁、鲁等地爱好农耕，重视民众。三河、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又加上经营商业。齐、赵地区的民众玩弄智巧，靠投机谋利为生。燕、代地区的百姓种田、畜牧，而且以养蚕为业。
由此看来，贤人在朝廷上深谋远虑，争议辩论，那些守信死节、隐居在深山岩穴中的名士，他们设法抬高自己名气的做法究竟是要归向何处呢？是要归向富贵厚重。因此清廉的官吏任职长久，长久了就会更加富贵，清廉的商人终能发财致富。财富，是人的情性所在，是人们不用学而都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壮士在军队里，攻城时抢先登攀，冲锋陷阵，杀退敌人，斩将拔旗，冒着箭林石雨向前冲锋，不避赴汤蹈火危险的，是为重赏所驱使。那些身在里巷的青少年，攻击剽掠，椎杀活埋，逼人作奸，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任意妄为，兼并财物，借交同伙以报私仇，在幽暗隐蔽的地方抢夺钱财，逐杀人命，不避法律禁令，跑在死路上却还像快马奔驰似地朝前赶的，其实都是为了财用罢了。那些赵女郑姬，梳妆打扮，修饰容貌，她们弹奏着鸣琴，挥动着长袖，轻快地移动舞步，用眼神挑逗，用情意勾引，外出不远千里，投靠男人不择老少的，是要投奔富贵厚利呀。游手好闲的公子，在帽子和佩剑上多加装饰，把车子和坐骑连接成行，也是显示富贵的模样。捕鱼打猎的人，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波在深坑峡谷，不躲避猛兽的伤害，是为了得到野味。赌博游戏、赛马驰逐、斗鸡走狗之徒，他们勃然变色，争相夸耀，必定要争赢斗胜的，是把得失输赢看得很重。医生方士以及各种靠技术吃饭的人，他们焦思苦虑，极尽其能，是为了求得丰厚的报酬。官吏文士舞文弄法，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避刀锯诛杀的，是由于他们沉没在他人的贿赂馈赠之中。农、工、商贾、畜牧各行各业，本来就是为了追求富贵，增益财富。这样只有智慧用尽，能力完结才算罢了，终究是不遗余力去索取财富。
谚语说：“百里之外，不贩卖樵薪；千里之外，不贩卖粮食。”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就可种植谷物；居住十年，就要种植树木；居住一百年，就要招来道德。道德，说的就是有道德的人才。如今有的人并无官职俸禄的奉养，也无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快乐能与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人们称他们为“素封”。有封邑的人靠租税为生，按标准每户每年的租税是二百钱，有千户封邑的君主就可收入二十万，朝觐天子、聘问诸侯、祭祀供享的费用都从其中支出。庶民百姓，农工商贾，如家有万钱，按利率每年也有利息二千，拥有百万钱财的人家就可得二十万，而雇人服役、租税徭赋的费用都从其中开销。至于衣食方面的欲望，则可以恣意地享受那些自己喜爱而又美好的一切。所以说在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中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千石的鱼塘，山中拥有千棵成材的大树；安邑的千棵枣树；燕、秦的千棵栗子树；蜀、汉、江陵的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黄河与济江之间的千棵楸树；陈、夏的千亩漆树；齐、鲁的千亩蚕桑大麻；渭川的千亩竹林；以及名都大邑城郊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还有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某项产业的人，他的财富可与千户侯相等。然而这些是富有丰足的资本，不用去市场察看，不需到外地奔波，坐而待收，本身有处士的名义而又有丰厚的收入。如果到了家境贫穷，双亲衰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时没钱祭祀祖宗鬼神，无法凑钱聚餐，吃、穿、铺盖不能得到满足，这样还不感到惭愧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了。因此没有钱财就要出力谋生，稍有钱财就要斗智求富，已经富饶了便要逐时争利，这大概是一般的规律吧。如果不靠危及自身的手段去发财致富，那么贤人也会对他们进行勉励。所以靠农耕本业致富为上等，靠工商末业致富为次等，靠奸诈致富为最下等。没有隐居山野奇士的德行，而又长期贫穷低贱，却爱好空谈仁义，也是够羞耻的了。
凡是普通百姓，财富和别人相差十倍就会卑下地屈服他，相差百倍就会畏惧他，相差千倍就会受他役使，相差万倍就会做他的奴仆，这是事情的常理。以贫求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文彩不如倚门做买卖。这里说的工商末业，是穷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里，一年之内，要卖出酒酿千瓮，醋酱千缸，饮浆千甔，屠剥牛、羊、猪皮千张，贩卖谷物千钟，柴草千车，拥有的船只连接起来长达千丈，木材千根，竹竿万枝，马车百乘，牛车千辆，上漆的木器千件，铜器千钧，未上漆的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各二千只，僮仆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素帛、丝絮、细麻布千钧，有花纹的彩色丝织品千匹，粗布、皮革千石，生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瓵，鲐鱼、鱼千斤，小杂鱼千石，咸鱼千钧，枣、栗三千石，狐皮、貂皮衣服千件，羔羊皮裘千石，毡毯千条，其它水果蔬菜千钟，贷款的利息钱千贯。牙商或贪婪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不贪婪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样的财富也比得上千乘之家了。这就是大概的情况。其它杂业的利润如果达不到十分之二，就不是我们追求的美财了。
请允许我大略地说说当代方圆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发财致富的原因，使后世的人得以观察选择。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炼铁器致富。秦国攻破赵国的时候，要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夫妻两人推着小车，走到迁徙地点。许多被迁徙虏掠的人稍有些余财，都争相送给官吏，乞求安排在近处，结果安排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有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形如蹲鸱的大竽头，人们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擅长做买卖，容易经商。”于是请求迁徙到远处。结果把卓氏迁徙到了临邛，卓氏大喜，就在有铁矿的山里鼓风铸造，并运筹策划，倾倒了滇蜀地区的百姓。卓氏豪富以至有僮仆千人，享受着田池射猎的快乐，可以和国君相比拟。
程郑是从山东迁徙来的虏民，也是从事冶炼铸造业，他把铁器产品卖给发髻如椎的土著居民，其豪富和卓氏相等，都居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的时候，孔氏被迁徙到南阳。他大规模地经营冶炼铸造业，规划整治坡地鱼塘，乘驾着成群结队的车骑，交际诸侯，借此交通商贾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但是他的赢利所得，大大超过了赐予的那点钱，胜于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孔氏家中的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经商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度。
鲁人的习俗节俭吝啬，而曹地的邴氏尤其厉害。邴氏靠治铁起家，财富多达万万钱，但是家中从父兄到子孙一致约定，俯有所拾，仰有所取。他家放债、经商遍及各郡国。由于这个缘故，邹、鲁两地多有放弃文学而去趋逐财利的人，这是因为曹地邴氏的影响所致。齐地的民俗是贱视奴仆，只有刀间喜爱重视他们。凶暴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害怕的，只有刀间收留他们，派他们去追逐渔盐商贾的厚利，或者让他们驾着成队的车骑，去结交郡守、丞相，更加放任他们。刀间终于得到他们的助力，发家致富达数千万钱财。所以百姓传说“宁愿免除官爵，也不要放弃到刀家为奴仆”，说的是刀间能使豪奴自富而又能让他们竭尽其力。
周人已经很吝啬了，而师史尤其厉害。他运载货物的车子数以百计，在各地郡国经商，无处不到。洛阳位居齐、秦、楚、赵的中心，穷人到富家侍奉学艺，都拿外出经商时间长、数次路过洛阳却不进家门来相互夸耀。能任用这样一些人，所以师史能赚到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督道的仓吏。秦朝衰败的时候，豪杰们都争相夺取金银珠玉，只有任氏窖藏粮仓的米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抗拒，百姓不得耕种，每石米的售价高达万钱，豪杰们的金银珠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发家致富。富人争相奢侈，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力求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对于田地牧畜，人们争相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买价格贵而质量好的。任氏的富有，延续了数代。然而任公的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田畜出产的物品不穿不吃，官府的公事没有完成，就不得喝酒吃肉。任氏靠这个来做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器重他。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的时候，只有桥姚得以有马千匹，牛是马的两倍，羊万只，粮食要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战乱刚发生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随从军旅出征，需要借有息贷款，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国在关东地区，关东战事胜负未决，没有人肯借贷。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借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平定。一年当中，无盐氏的利息就高达十倍，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家的富有可匹敌关中。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部分都为田姓，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家产也有万万钱。
以上这些都是显著突出的富豪。他们都不是有官爵封邑俸禄或者靠弄法犯奸致富的，而都是能推究事理，决定去就，抓住时机，俯仰应变，获其赢利。靠工商末业发财，用农耕本业守财，靠武力夺取一切，用文明方法保持它们，变化多端而又有所节制，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农耕、畜牧、手工、山泽、商贾等行业，靠权变货利来发财致富，大的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的，不可胜数。
节俭勤劳，是谋生的正道，不过富有的人必定是用奇制胜。种田务农是愚拙的行业，但秦扬以此富甲一州。掘墓是犯法的事情，但田叔以此起家。赌博是恶业，但桓发以此富裕。沿街叫卖，是男子汉大丈夫认为低贱的行业，但雍地的乐成以此富饶。贩卖脂粉，是耻辱的行当，但雍伯得致千金。卖浆水是小生意，但张氏赚钱千万。磨刀是浅薄的小技，但郅氏得以列鼎而食。胃脯是微不足道的小食品，但浊氏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浅薄的方术，张里以此鸣钟佐食。这些都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业诚心专一所致。
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常业，财货也没有常主，有才能的人使财富聚集辐凑，不肖的子弟使财富土崩瓦解。千金之家可以与一都之君比富，亿万富翁便能和国王同样享乐。难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素封”者吗？不是吗？
（以上梁冬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