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人，表字叫季。他年轻时做薛县的监狱官员，犯了罪被罢免。他家里贫穷，到海边去牧猪。他四十多岁时，才学习《春秋》和各家对《春秋》的解释。他奉养后母孝顺而恭谨。

建元元年，天子刚登位，招选贤良文学之士。当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当了博士。他出使匈奴，回来汇报，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发怒，认为他无能，公孙弘就借病免官回家。

元光五年，皇帝下诏书征召文学之士，菑川国再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辞谢说：“我曾经已到西边京城去应皇上的任命，因为没有才能而被罢免回来，希望改为推荐别人。”国人坚持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儒士分别对策，有一百多人，公孙弘排在最后。对策文章送到皇上那里，武帝将公孙弘的对策提拔为第一名。召他进宫来见面，武帝见他相貌非常漂亮，任命他为博士。这时汉朝沟通了西南夷的道路，设置了郡，巴蜀民众对此感到困苦，皇上诏命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回来向皇上汇报情况，极力抵毁西南夷没有什么用处，皇上没有听从。

公孙弘为人杰出、见多识广，常常声称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布被，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他后母去世，守了三年丧。他每次在朝廷上一起商议事情，总是先开头陈述事端，让人主自己来抉择，不愿意当面反驳，当庭争辩。于是天子观察发现他品行忠厚，善于辩论，熟悉法律条文和官场上的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来加以文饰，皇上对他十分喜欢。在两年之内，他官至左内史。公孙弘上奏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他就不在朝廷上争辩。他曾经和主爵都尉汲黯请求皇上在闲暇时间接见，汲黯先将事情提出，公孙弘随后加以阐述，天子常常很高兴，他所说的话都予采纳，因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亲近，地位显贵。他曾经和公卿大臣事前约定某项建议，到了皇上面前，他却全部违背了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旨。汲黯在朝廷上诘难公孙弘说：“齐地人大多都奸诈而没有真情，你开始和我们提出这项建议，如今全都违背了，不忠诚。”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不忠诚。”皇上认为公孙弘的话对。皇上身边宠幸的大臣常常诋毁公孙弘，皇上越发优待公孙弘。

元朔三年，张欧被免官，任命公孙弘做御史大夫。当时汉朝正开通西南夷，在东边设置沧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进谏，认为这样做是使中国疲惫不堪来经营无用的地方，希望停止这些事情。于是天子就派朱买臣等人用设置朔方郡的好处来诘难公孙弘。提出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回答不上。公孙弘于是谢罪说：“我是山东鄙陋的人，不了解筑朔方郡有这般好处，希望停止开通西南夷、设置沧海郡的事，而专心经营朔方郡。”皇上才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可是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和我关系好的没有超过汲黯的了，可是他今天在朝廷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以三公的身份而盖布被，确实是虚伪欺诈想要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做齐国国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以和国君相比，齐桓公依靠他而称霸，也是对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做齐景公的国相，吃饭不吃两种以上肉菜，姬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和百姓看齐。如今我职位是御史大夫，而盖布被，这使得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贵贱的差别，确实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天子认为公孙弘谦恭礼让，越发看重他。终于让公孙弘做了丞相，封他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猜疑妒忌，外表宽容而内心城府很深。那些曾经和公孙弘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虽然假装和他们相处很好，暗中却用灾祸来报复他们。杀害了主父偃，把董仲舒调迁到胶西，都是公孙弘的作用。他每顿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粗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门客，需要衣食，公孙弘的俸禄都用来供给他们，家里没有余财。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贤明。

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朝廷追究党羽正紧急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重，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位升到丞相，应该辅助贤明的君主安抚国家，使人们都遵循作为臣子的正道。现在诸侯有反叛的阴谋，这都是宰相不称职，害怕这样默默地病死，无法来搪塞责任。于是他向皇上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条，用来实行这五条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喜欢询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懂得这三种情况，那就知道怎样自我约束，知道怎样自我约束，然后知道怎样约束别人。天下还没有不能自我约束而能约束别人的，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大孝，借鉴三王，建立周朝的治国原则，兼有文王和武王的才德，激励贤人而给予俸禄，根据才能来授予官职。如今我的才质低下，没有汗马功劳，陛下特意把我从军队中提升起来，封为列侯，放置在三公的位上。我的品行才能无法和官位相称，平时又有病，恐怕先于狗马一类短命畜牲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和搪塞责任。希望交回侯印，辞官回乡，给贤能的人让开路。”天子答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的人，褒扬有德的人，保持前人的成业要崇尚文德，遭遇祸乱要重视武功，没有改变这个道理的。我以前勉强地得以继承皇位，害怕不能安宁，只想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你应当知道这一点。君子都喜欢善良的人而憎恶丑恶的人，你如果谨慎行事，可以常在我身边做官。你不幸患了霜露风寒的病，何必担忧不痊愈，竟然上书交回侯印，请求辞官回乡，这是显扬我的无德呀。如今事情稍微少了些，你应该减少思虑，集中精神，再用医药辅助治疗。”于是允许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好了，就开始处理政事。

元狩二年，公孙弘患病，终于以丞相的身份死去。他儿子公孙度继承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任山阳太守十多年，因犯法而失去了侯爵。

主公偃是齐地临菑人。他学习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游学于齐地那些儒生中间，没有谁肯厚待他。齐地那些儒生一起来排斥他，使他无法留在齐地。他家境贫穷，向人家借贷也没法借到，于是游学到北方的燕、赵、中山等地，各地都没有谁能厚待他，他做客很艰难。孝武帝元光元年间，他认为诸侯中没有值得去游学的，就向西进入函谷关，去拜见卫青将军。卫青将军多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他的钱财很少，留在长安很长时间，许多达官贵人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就向皇帝上书。早晨递上奏书，傍晚时皇帝就召他进去相见。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劝谏攻打匈奴的事。其原文说：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来广泛地观察，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处罚而直言进谏，所以事情没有失策而功名流传万代。如今我不敢隐讳忠心、逃避死亡而来献出我愚昧的想法，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家虽然大，如果喜欢战争就一定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如果忘记战争就一定有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高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分别举行狩猎活动，诸侯在春天整顿军队，在秋天训练军队，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况且发怒是悖逆的行为，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争斗是最末的节操。古代君主一发怒就一定尸首伏地流血遍野，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发怒的事非常慎重。致力于战争取胜、穷兵黩武事情的人，没有不招致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兵威，蚕食天下，吞并了交战的国家，统一了天下，功业和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相当。他追求胜利没有休止，又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打匈奴。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没有堆积的财物可守，流动迁移，像鸟飞一样，难以得到他们并加以控制。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粮食必然断绝，如果携带军粮来进兵，粮重难运，解决不了问题。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无利可图，遇到他们百姓，也不能役使而加以守护。战胜了就一定要杀死他们，这不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所应做的事。使中国疲惫，而以攻打匈奴作为愉快的事，这不是好的计策。”秦始皇没有听从，于是派蒙恬率领军队攻打匈奴，开辟土地千里，以黄河为国界。那里土地本来就是盐碱地，不生长五谷。接着，秦始皇调发天下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军队在旷野驻守了十多年，死的人不计其数，始终没有能渡过黄河向北进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装备不齐备吗？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始皇又使天下百姓急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地方起，转运到北河，一般是发运三十钟粮食，到达时才得到一石。男人努力耕田，满足不了粮食的需要，女人纺线绩麻，满足不了军队帷幕的需要。百姓疲惫不堪，孤寡老弱的人得不到供养，路上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天下才开始反叛秦朝。

等到高皇帝平定了天下，占领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郡的山谷以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以进攻匈奴。匈奴的习性，像野兽聚集和鸟儿飞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如捕捉影子一样。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高帝没有听从，于是向北到达了代郡的山谷，果然发生了平城被围的危险。高皇帝大概十分后悔，于是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的盟约，这以后，天下的百姓忘记了战争之事。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秦朝经常聚集民众、驻扎军队几十万人，虽然有歼灭敌军斩杀敌将、俘虏单于的功劳，但也正好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天下耗费的财物。这样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于外国而称心快意，并不是完美的事情。匈奴难以得到而控制住，这并非一代的事。他们偷盗侵犯驱驰，以此作为职业，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就不向他们征课赋税，不对他们督察责罚，只把他们当作禽兽看待，而不视为人类。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做法，这是我最大的担忧，是老百姓感到痛苦的事。况且战争时间长了，就会发生变乱；做事艰苦，思想就会起变化。这使得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而产生离心，将军和官吏们互相猜疑而与外国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成就他们的个人野心。秦朝政令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人瓜分，这就是政治得失的证明。所以《周书》上说：天下安危在于天子出什么样的号令，国家存亡在于天子用什么样人物。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稍微加以注意，深思熟虑。

这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代政务，每人讲了一件事。

徐乐说：

我听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陈涉没有诸侯的尊贵，没有一尺的封地，自身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贵族的后代，没有乡里的称誉，没有孔子、墨子、曾子的贤能，陶朱、猗顿的富有，可是他从贫穷的乡间起兵，举起戟矛，袒露一臂而大喊，天下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民贫困而君主不加以体恤，下面怨恨而上面的人不知道，世俗已经败坏而政治不修明，这三项是陈涉用来作为凭借的客观条件。这就叫作土崩。所以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的军事叛乱就是。吴、楚等七国阴谋叛乱，他们都自称万乘君王，有披甲的士兵几十万，威严足以整齐他们国家的境内，财力足以劝勉他们国家的百姓，可他们不能向西夺取尺寸的土地而自身却被朝廷擒获，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匹夫小，不是他们的兵力比陈涉弱，而是因为正当那时候，先帝的恩德遗泽尚未衰减，安于乡土、喜欢时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没有封国境外的援助。这就叫作瓦解。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瓦解。从这看来，天下果真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是穿粗布衣服、住穷巷茅屋的人也会首先发难而使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这样。何况还有三晋国君一类的人物可能存在呢！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如果真能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劲兵起来造反，也会在转身之间遭到擒灭，吴、楚、齐、赵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能够起来造反呢！这两个主要方面，是关系国家安危的明显的根本所在，贤明的君主对此都要留心而深入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