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之外(定宜庄)_一、那条进京的古粮道刘子扬口述（1 / 2）_城墙之外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第一次时间：2002年9月19日

地点：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访谈者：定宜庄、张莉

第二次时间:2014年7月3日

地点:从北京到通州

访谈者：同上

[访谈者按]在铁路铺设之前，漕运是京城的命脉，漕粮由运河运抵通州，再从通州运抵北京。早在乾隆末年，从朝鲜出使中国的朴趾源，就在日记中描绘过从通州到北京一路的繁盛景象。他写通州：“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道路，寸寸前进。市门之扁(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他写从通州到北京的运粮道：“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宁”。注3

这样的场面，直到清末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年年月月周而复始的推独轮车的苦力之中，有一个应该就是刘子扬先生的爷爷吧。他们从山东顺着运河北上通州，然后又从通州顺着运粮道进入北京，最终在北京扎下根来。到刘先生的父亲一辈已经与北京的旗人通婚。他认为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已经是典型的“满族姑奶奶”了。不过在这篇口述中，最生动的还是那个推独轮车的爷爷，这是由孙子讲述的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爷爷的故事。

我对刘先生的访谈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曾任职30年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办公室。第二次是他应我的请求，带着我一起从朝阳门外的关东店开始，走那条著名的古运粮道直到通州，走过当年他爷爷背粮食的运河河岸，以及潞河医院、复兴庄等他的爷爷、父母以及他自己童年和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这实在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行程。

沿着大运河进北京，这是当年山东等省贫穷百姓入京的主要路线之一，刘子扬的祖上如此，后面还要谈到的周桂芳等人的祖辈也是如此。所以本书就从通州的运河开始，再由东向西地展开吧。

刘子扬，1931年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即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编辑和研究，1991年10月离休。

2002年刘子扬在办公室

(本人提供)

[我与刘先生去通州那天，是从朝阳门地铁站出发的，一出发就先经过南营房，所以他就从南营房讲起，引录于此，可以与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关松山老人的口述衔接。]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这边有个南营房您知道吗？

刘子扬(以下简称刘)：知道！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北京以后，搬到这地方住了一两年的时间，我经常上南营房那边去，遛弯儿呀，南营房挨着北营房。

定：就是现在工人体育馆那儿？

刘：对对，北营房拆得比较早。修工人体育馆什么的，20世纪50年代就拆了。南营房基本上是整齐的，一个院儿一个院儿的，每一家都有门楼，里边照我们北京话来说是砖瓦房，一边是齐趟的瓦，当间儿是灰。那种砖瓦房。

定：齐趟的瓦是什么？

刘：就是不是整个儿全是瓦房，是一边一趟儿，那一般来说都是北京老百姓的房。这南营房最让我遗憾的，就是当时我不知道它要拆，那时候也没相机，也没这意识，我要知道要拆的话一定要留几张好照片，照几张完整的营房院，院墙，门楼，多好啊。等我一听说拆了，我说坏了，连个照片都没留下。

从朝阳门下地铁的桥，就是老的朝阳门桥，朝阳门桥的底下就是护城河。前面这一段就是刚才咱们上车的地方，叫关东店，整个是过去老北京的城乡接合处。我住的这地方叫东大桥，东大桥这儿过去也有一个桥，是出北京之后的第一道桥，对北京防务也有作用，从这儿出去之后就是大郊区了。

这条古运粮道啊，过去是石头的，我小的时候还是石头的呢。日本时期要修从通州到京津的公路线，要把石头起了筑成水泥的，他(们)把石头都扒了，底下是土，一半一半地筑，先筑马路这边，再筑马路那边，也省得阻碍交通。结果那一头还没接到从北京到天津的那条路上呢，日本就投降了。所以刚解放的时候这条运粮道一半是水泥地，一半是石头的。一直到解放后才把它重新修成柏油路。

就这条马路啊，过去我年轻时候在潞河中学注4上学的时候，保证是一个小时骑自行车到北京。通州没有看电影的地方，学生一到星期六，一下课蹬着(自行车)腿儿就往北京跑。在东四那儿有两个电影院，看电影。它这电影是连放的，进来之后直到晚上才出来。

从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道闸，总的称呼就叫“十三道响闸”，哗哗哗……和这条运粮道是平行的。因为通州低呀，船从通州运河进来，进通惠河，要过十三道闸才能到北京。那个闸是双闸，你从下水下来了这个船，进了闸之后，把下头的闸闭死了，把上头的闸提开，这样水面就和上边一边平了，这船就又走，一道一道地走。我还见过呢，现在这些闸一道都没有了。十三道闸每一道闸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第二道闸就在八里桥的东边。一过八里桥的那道闸叫杨闸。最后一道在1947年、1948年的时候我们还到那儿去过，夏天到那儿游泳、洗澡。注5

元代通惠河上诸闸位置示意图

通惠河平津闸(即高碑店闸)今貌(定宜庄摄于2006年)

定：当时这一带都是大粮仓是吧？

刘：不是。粮仓都在从东直门到朝阳门当中的这一块，就是南小街左右。原来由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个仓，通州那儿是三个仓，北京这儿有十个仓，大部分都在这一块儿。

<h3>1.基督教改变了我爷爷的一生</h3>

刘：我1931年出生，六月二十三生日，今年七十一。六月二十三是阴历，阳历是那年的8月6日，这是后来才查的。我从小就没过过阳历生日，都是过阴历。我父亲是通州人，我可以先说说我父亲家。

我们的原籍老家应当是在山东，不知道是山东什么地方。他们是从运河过来的，就住在运河的岸上，通州的东关。他们一家子都做小买卖，卖小吃的，火烧啊，豆腐脑儿啊，就随着这粮船，粮船一到通州，一卸粮食的时候儿，到晚上非常热闹，那些卸粮的工人往下扛粮食的都饿了，都要吃点东西啊。我爷爷他们家哥儿三个干这个，做小买卖。

我爷爷不爱说话，他给我简单地说过。他一岁多，他母亲死了，我爷爷行五，是由他大嫂把他带大的。老大和老五差出一辈来，我大侄子比我大一百天。我爷爷跟着嫂嫂，自己得挣饭吃。所以他从13岁开始就在粮船上帮人卸粮食。粮船到通州之后，它那粮食不是成口袋的，整个都在仓里边，粮船到了之后现装口袋，往下扛。注6我爷爷身体好，差不多一米九的个子，比我要高，魁梧，有劲儿。他跟我说刚一开始卸粮食的时候都不许穿衣裳的，怕你偷粮食呀，什么衣裳袋子都没有，只能穿鞋，所以鞋就做得特别大。因为粮食都在仓里头，你一进去之后，这两只鞋趿拉着，鞋旮旯儿里头就灌了好多粮食，等卸到岸上之后，回来赶紧把鞋磕了，再去第二趟，多走一趟鞋旮旯儿里就多留点儿。这一宿磕出的粮食就够一宿吃的了。这个说起来还特别形象，鞋大一点呢，能多扣点粮食，可你脚受得了受不了？一方面得掌握好分寸，一方面你还得忍着，有时候磨出泡，有时候磨出鲜肉来。反正就这样，就卸粮食。后来就允许围一块布了，刚一开始连围布都不允许，就赤身裸体。我大爷他们家就在土坝上卖面茶，每次到这儿来就(把粮食)磕打给他。有很多人，有固定的，每天在你这儿吃东西，打个尖儿。

定：您爷爷在哪道闸给人背粮食？

刘：他就在八里桥附近，第一道闸过来之后，就到第二道闸这儿，粮食就上船了。就不往这边走了。

后来他就不扛粮食了。干什么呢，推独轮车，从通州土坝那儿装上车，搭帮结队地(把粮食)运到十三仓，就是十三闸，推到闸这儿给你个签儿，推一石就给一个签儿，回去拿这个签领钱。他身体好啊，人家都一边搁一个口袋，他在车当间儿再搭一个粮食口袋，这样人家推二石他可以推三石，挣得就比别人多。他就推独轮车(把粮食)往船上运。

定：您就是说把粮食直接运到城里来？

刘：运到城里来。还有一种是从船上卸下来之后(船)再回去，就倒上船的这一段。因为什么呢，通惠河接着运河，这个地方过不来船，就得倒船。原来这个地方叫砖坝，那边叫土坝，那边叫石坝。注7

定：往这边运就比较累，倒船就不那么累是吧？

刘：各有各的累。卸船也累着呢。

定：从通州推车到这里得走多长时间？

刘：多长时间不知道。

(车到通州的土坝)

那边就是西岸，西岸特别高，就都是靠粮船的，东岸就一片庄稼地。只要是涨水，这边就一片汪洋。

定：当时他们从土坝往上扛粮是在东岸还是西岸？

刘：西岸，都是在西岸。

定：您说的土坝其实也没有坝？

刘：没有坝，它就是名字叫土坝。那边儿还有一个石坝。石坝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说的通惠河往北京去的那道河呀，那道河与运河的交汇处。

定：您说您伯父他们卖烧饼的地方……

刘子扬在土坝(定宜庄摄于2006年)

刘：对对，就这儿，西岸了。粮食市儿。你看这旁边是一条内河，这个地方叫闸桥，这边就是回民胡同，岸上就是做买卖的，回民整个在通州运河边上做买卖。都是跟着运河来的，形成通州的回民。回民做小吃可以说是最拿手的，甭管家里怎么穷，出来的东西往摊上那么一搁，那就漂亮。回民穷啊。我爷爷背粮食之后，没事就在那儿摆地摊，就是蒙人啊，套圈儿，知道吧？套上你就拿走了，套不着你就拿钱买圈儿啊，就干这个，干这个的时候就在回民胡同这儿跟这回民打架，拿刀找人家去了，走到人家门口，结果他犯小肠疝气，肠胃往下坠，走不了啦，最后他一赌气，他自己不是带着刀嘛，就把自己割了一刀，他认为自个儿有刀伤药啊，割了之后一上刀伤药不就好了吗，结果割了之后坏了，好不了了，没有办法，快死了。当时潞河已经有西医的医院，美国立的，街坊把他抬到医院，到了医院给他治好了。

我爷爷那时候也就是20多岁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信基督教了。他说以后什么都不干了，就信教了。基督教4个会，注8他是属于公理会的。他没有文化，就在潞河医院注9给人看门，那时候挂号讲究用那木头牌子，他就卖看病的牌子，卖了一年多。后来(有个)牧师，是一个美国人，看他小伙子还不错，送他到潞河书院，让他挨那儿念神学。当时还不是潞河中学，叫潞河书院。他在那儿念了两年多，他就是聪明，念得很不错，英语也能说了。回来之后让他当牧师，他说我不当牧师，我信教是因为教会把我的病治好了。这就不卖牌了，就给医院管药，还当会计，记个账什么的，一直到他退休，60多岁。

我爷爷住在通州区复兴庄，是原来西仓的晾米厂。1900年以后庚子赔款，把那块地方赔给教会了，教会在那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村子，都分给了这些教民，最早的老家是36家，其中就有我爷爷一户，他在那儿就安了家。后来又娶了我的奶奶，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就是我大爷。

1900年打义和团的时候，他已经在潞河医院，已经信了教了。就因为他信教，是教民哪，义和团一闹起来之后，就把我这个大奶奶和大爷当时就给杀了。就在东关上，那时候我爷爷他们就在东关住嘛。二十九军大刀片，就在东关这地方杀日本鬼子。第二年才卢沟桥事变嘛。

这样我爷爷就参加了打义和团，跟着八国联军一起从通州到北京。打义和团的时候他身上负了三处伤，左手的二拇指也打掉了。后来就住在庆王府那儿养病，就是定阜大街那儿。注10

他跟我说到了北京之后，因为他是中国人，联军就派他去到京南，跟义和团联系，就在廊坊这边儿，黄土坡这一带，见他们的头儿。他说出去过三次北京。他说就是取得联系，究竟联系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定：他没说到那儿是谈什么？

刘：没有，具体情况他没说过，就说是联军让他出去的。他是中国人哪，联军里边中国人很少。还说当时清政府怎么样支援联军，蔬菜呀，水果呀。

定：清政府那时不是和义和团一伙儿的吗？

刘：对呀，你瞅呀，他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都非常清楚。我最可惜的就是没有详详细细地跟他谈过，只是听他随随便便一说，他也没有说得很详细，太可惜了！

义和团闹过去之后，他继续在医院上班，也不去搞教会的事情。那阵儿教会的那些牧师呀，潞河医院那些大夫啊，还有潞河中学那些老师呀，他们都是入教的人，入教有个规矩，不许放高利贷，那些人都有点现金哪，他们都不敢放，但是我爷爷就是那么个出身，从小就在坝上干事，像混混似的吧，他不在乎，他不仅自己有钱就放个账，他们那些人有点富余钱也交给他，他帮着放，比如说应当三分利，你拿二分我拿一分，就这样。我爷爷一直没买地，有点现钱，生活也很不错的。

今日潞河中学(定宜庄摄于2006年)

我爷爷是非常古怪那么一个人，他说：“三教九流的那些东西，坑蒙拐骗的那些东西，没有我不知道的，我都知道，但我不拿它去对别人。但别人要是拿它对我，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甭想蒙我，我也不去蒙人。”以后就是这么个处世哲学。他说几千人请他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不是便宜”，在社会上有很多看上去便宜的事情，表面上对你来说好像是便宜你了，实际上后面不定隐藏着些什么东西，那不是便宜。非常深刻。

定：怎么还有几千人请他做演讲？

刘：那就是教会组织的，解放前的事。他说的都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后他就挨家那么一待，成天地，养活着小狗，把小狗训练得相当好。

定：您爷爷挺有意思。

刘：不单是咱们现在提起来有意思，那整个，当时在整个通县，都相当有名的。我爷爷少白头，您到通州，当时通州万寿宫各个茶馆所有的地方，您打听打听，他姓刘呀，就叫白毛刘，没有不知道的。

我就跟你说一个小笑话吧。他出去坐洋车，那时候他已经有钱了，人家跟他要6个铜子儿，他给人家4个子儿，人家不拉，说您再添添，他说一巴掌吧，人家一听，一巴掌就是5个子儿呗，拉上他了，拉到地方，他给人4个子儿，人说您不是说一巴掌吗？怎么还是给我4个子儿？他说你瞅我这手，我这一巴掌是几个手指头？他不是打义和团时候打下一个(手指)去么，就4个手指头。很小的小事吧？就这么个人。

我父亲到北京上学就把家安到北京，因为什么呢？他一个人跟他爸爸要钱，供他两个妹妹在北京念书。女的甭想念书，念了小学毕业之后就甭念了，等着找个婆家就行了，我爷爷就这么个思想。我父亲跟他爸爸回家要钱哪，都有策略的，早晨起来坐从北京到通州的车回到通州，是礼拜天，到了通州不提要钱的事，一个字儿都不提。我奶奶做着吃的喝的，吃着，聊天儿说话儿。我们复兴庄离火车道非常近，晚车由北京开到通县，到通县再往东到通县发电厂那地方，火车掉头回来，往北京再开20分钟，我们家走到车站20分钟，只听火车一拉笛儿，因为一拉笛儿的话就要进站了，我爸爸就张嘴要钱：“我就要走了。”老爷子不敢耽误时间呀，耽误时间赶不上回去的火车了，赶紧给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拿着走，20分钟回北京。白天不能提，提要钱的话就不给你，且磨蹭呢。我儿子小的时候跟着我爷爷玩，那都重孙子啦，每次看这孩子，一分钱两块的水果糖，拿小刀把这一块水果糖切成4瓣，闹了就给一瓣，这一瓣水果糖就能玩一钟头，您看，就这么个人儿。特别爱财。

是1939年，还是日本时期呢，我们通州闹绑票的，把我爷爷绑了去了，把他那点钱都给绑走了，是我母亲给他添了点钱才把他赎回来的。从那以后他就没钱了。赎回来了之后他害怕，不敢在通州住了，就住在我姥爷那儿，住了有差不多一年，他不能老跟人那儿住着呀，就又回到通州。回到通州他就不敢在复兴庄住了，他不是信教么，就在通州南大街快到鼓楼了那地方，鱼市口里头那儿，有一个公理会的小教堂，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子。你知道闸桥吗？小楼那儿，从闸桥往北，那叫鼓楼前头，鼓楼后头，从鱼市口往东，是原来的东大街。好像那个鼓楼就是拍《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地方。注11那不是在城里边吗，就上那儿去住闲。就我那叔伯大哥天天骑着车给他往城里头送饭，早晨送一顿晚上送一顿。

我爷爷对他自己的身体非常在意，几十年在医院他也知道点。一天喝多少水，吃多少饭就够了，多一口东西都不吃，他那么爱吃肉的人，每天吃3块肉，切的块儿都得那么大，多一块都不吃，多一口水也不喝，从来不喝茶，就喝白开水。要不他活这么大岁数呢。

我爷爷是1964年97岁死的，就是因为太老了，一直到死的时候脑子还清楚。那时候我正在顺义搞“四清”，1964年嘛，家里给我打电话说老爷子不行了，我就骑着车从顺义赶到通州，早上出来的，到家天都快黑了。我进我爷爷住的房子，他的床就跟一个匣子一样，四面都是板儿，这边可以撂下也可以支上，怕被子掉地下啊，我一瞅把他的床都挪到屋子当中来了，他们说老爷子老想摸那电门，离开那墙远一点儿，他就够不着了，他就是不想活了，他消化系统不好，到后来每天都得灌肠，他烦了，不行了，自己不能生活了。

刘子扬爷爷的晚年照(刘子扬提供)

信基督教对我爷爷性格的改变非常大。我总觉得这基督教对改变人的做人性格是很有办法的。像我爷爷那样的一个人，从粮船上长大的、扛粮食推小车卖苦力的，后来又耍钱，耍钱耍宝哇，要不然他干吗跟人打架呀，这么个人，旧社会最底层的，而且还不是一般底层受苦受难的，而是在街面上混混这类的，他能够一下就笃信基督，就能改变他的性格。

我爷爷对整个从清代一直到北洋到国民党，到日本时期所有经过的这些事情，都非常清楚。他从底层上来，脑子又特别好使，要不然英文怎么说得那么好，他40岁了才学英文，潞河医院是教会的医院呀，所有药品都是英文的，他都知道，你不能给人拿错了呀。对于现代史上来说，他最清楚八国联军的整个过程，还有华北地区教会的历史，比如通县北京教会的成立问题，整个情况他一清二楚。他说从入了教会到了医院之后，到60岁从医院退休，就一直跟着这些牧师们在整个华北地区的各个省搞教会，因为他们得有中国人陪着他们，领路呀。他说他不愿意参与，但是他说他全知道。我非常懊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太少，他也不跟我说很多，偶尔地就说那么一句，我说的这些就都是从他那儿一点一点听来的。那时我在人大念书，星期六回到通州，又有孩子老婆的不一定顾得上，每次见上一面，坐在那儿十分八分钟，二十分三十分钟，也就是那样。到档案馆工作之后我还跟他说过，什么时候有时间，那时候还没搞秘密宗教呢，注12他说行……太可惜了，不行，已经完了。

张莉：他有些性格特像他爷爷，好打架，现在走到大街上看见不公的事他还跟人打。

<h3>2.父亲的家人和母亲</h3>

刘：我爷爷有4个哥哥，只有老大家和我们有联系。我大哥，就是我大爷爷的孙子，是去年春节时刚死的，死的时候92岁，我没见着他。我那个大爷爷也是活到97岁死的。大爷爷家现在就剩两个侄子，一个侄子现在在通州，一直是做小买卖的。到运河停运以后他们就开始种地，原来给人种点地，租点地，后来就有地了，买的。运河停运好像是同治几年，停运之后就改成海运了，咸丰以后运河虽然还通，漕粮已经不走了，通州坝上那些生意就萧条了，他们就种地了。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