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我做的这些工作，没出过什么差错</h3>

定：说说您自个儿吧。您后来怎么就上天坛了？

王：怎么说呀，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二哥呢，他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孩子多，好多孩子，就上那个甘肃了，不是垦荒，那会儿叫什么，注342回来又上了红星农场。我呢，也不行，也不好干别的，也不愿意离开，就还是卖水果什么的，也不是摆摊，就是卖。后来摊贩都得领牌照，我们家就给我领了个牌照，实际上是一家子，就写我一名儿，就在人民市场摆摊儿，成立一部分一部分的，有挑花市儿，布市儿，杂货市儿，还有什么肉市、葱市、估衣市，卖旧衣裳的。我那时候就在估衣市。那就有规律了，都有定价，不许还价，也不打价，那会儿还讲诚信，不许骗人，环境也不错。

从打1951年吧，镇压反革命，就选我当治保委员，结果呢，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学习呀开会呀，整天就忙这个，摊也不行了。后来那边有一个大院儿，破案的什么，找过去的什么罪证吧，挖地找罪证嘛，别人还不能去呀，还得是派出所看你可靠。找上不少人呢，在那儿挖。挖一宿呢，给5毛钱……也不光是为那5毛钱。那会儿显然生活上就特紧张了。

后来天坛招临时工，找生活紧张的那些人，我说我也去。还让我带了六七个人吧。修大坛墙，整个那一圈儿，那会儿大坛墙都多年了，老往下塌，接不远儿塌一块，接不远儿又塌一块儿。我们30多人，最后就剩了我和姓周的我们俩人。别人都不干了。

严：累呀，那一块城砖这么老厚，这么长，来回搬它。真够呛。

王：搬那大城砖，那老坛墙啊，就跟城墙的构造似的，顶子都是瓦，还有脊，两边是城砖，当间儿暄的是土。一捅就连土带瓦什么的，全都捅下来，乱七八糟还得清，清理完了，再砌。那会儿光靠我们还不行，还得建筑公司啊，从外边借来的。我就当小工，过去叫壮工，就干那个，干了一个月吧，我们俩就都转正了。

定：别人就都不干了？

王：别人就没戏了。我连干活还带给人记工，量量活呀，用小黑板儿写几个工，写写总结，也搞这个。可是实际上还是壮工，不干活不行啊。一般的是晚上回去弄。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反正领导越信任越得认真干，别出岔儿。

我在工程6年，然后到文化票。那会儿净搞什么游园晚会啊，舞会啊，剧场演戏呀，就在神乐署，大殿里的，院里的，搞两场舞会。院子里头都墁上水磨石了呢，墁上水磨石就里外跳。乐队是两伙儿，跟陶然亭倒着，一伙儿中乐，一伙儿西乐，在平台上奏乐。这一个礼拜在这儿，一个礼拜在那儿，来回那么倒。其实陶然亭那个也归我们管。活动越搞得多，卖票的压力越大，在棚里边卖票，老排大队，特别是夏天搁电扇都不行，都热，(别的部门)跟卖票的都有矛盾，老提意见。后来成立文化票务班，我当班长，把票务班也归我，(让其他部门)能劳动的话就去义务劳动，帮忙呀什么的，那时候经常是什么都讲义务劳动。这样就解决这个矛盾了。后来把巡查也并在我那儿。

严：那会儿他累着呢，一个人管好几个班。

王：文化单一个班，票务单一个班，巡查单一个班。文化班包括殿堂，祈年殿啊，皇穹宇啊，讲解这方面，那时候都管。反正不到50人，这3个班。到晚巴晌儿我都得记几项事，有什么事宜，或者说问题，几个班的存休、轮休，你老得想着，站到人家角度上呢，千万别给谁落下，你不给考虑到了，人家有意见。所以有的画圈儿，有的画红点儿。(每天的事)我都有记录，我就爱记，我老怕有什么事找不着根据，或者遇见什么事想不起来。我就在那儿住，我就搬到那儿去了。

严：他都不家来。家里不用他，我仨孩子哪个有病，他都管不了。都是我一人弄。

王：我在那儿，老伴全力以赴地支持我。那会儿就想将来理想实现了，社会主义了，生活都没问题。就那样想。

天坛的发展，那就单是一说了，那时候可真苦，穷啊，太穷了，整个园子没灯，就是二门那儿一个灯，我在西门，票务班在西门。晚上净完园还得上东门锁这个门去。

严：一个人儿去净园去，多危险呀。上大殿。

王：净园是大伙儿净，就是锁门的时候，人家都住到外头。让人走了我拿着钥匙，我到东边锁了就完了。

严：西门到东门就特远了。

王：还得钻那黑墙洞子呢，叫鬼门关。打那边走，拿着电棒儿。就是养成那么一个习惯。

那会儿反正也没断了受到表扬，参加市五好职工大会，上人民大会堂。回来呀，就当工会专职干部，就选为监委，后来又让我做财委，管理账，可是我不经手钱。钱交会计，到时候会计给打条，这费呀那费呀拨款。还做了一段时间工会主席。后来我们那儿一个行政干部住院回来，由他做那个工作。我呢，月季园要搞一个全国月季会议，我们那儿有个月季园，养月季也挺出名，就让我到那儿当班长，后来会又不在北京开了，我又回到票务(班)。那就到困难时期了，文化活动就少了，露天剧场就少了，舞会根本就不搞了。

工程班6年，文化票务班6年。完了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天坛都住红卫兵。不卖票了，没多少事了，也不搞文化活动了，都造反嘛。我们那是保守的，捍卫团。人家是造反派，我们是捍卫团。我整天就着急什么呀，老怕空岗位，这儿把钥匙给你，开会去啦，那儿开会去啦，派人，派谁呀，那怎么办，光着这个急，老怕出问题，出点什么错。

后来就夺权，我这个班长的权也得夺，班里头夺呀，也得有个核心哪。人家造反了，说你把钥匙拿过来吧，其实钥匙有什么呀，就我那门上那钥匙，还有我那抽屉。夺了权也开会，说你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我说那怎么干呢，还两派呢我怎么抓呀，倒是谁都不怎么我。

严：他人缘儿好着呢。

王：没有几天就成立政工组，连带扩充带形势变化吧，就单独分出一部分人，成立一个保卫组。这就明确了，文物古迹归我们，实际上还是我做。后来成立外事文物组，又让我去做，就做联络外事工作。那阵儿礼节性的接待，不照现在是旅游接待，那会儿不是，那会儿要求领导出面，像总统一级的，都要求领导出面。一般的部长级的接待，就不要求领导出面了，一般的就是让我去。我掌握这方面情况呢，新来的同志就教给他们。礼节性接待一年还挺频繁的，头头脑脑的，总统啊，都是领导人。人家差不多也都熟悉，外办的或者什么的，公安部门的。我就觉得不能老是我一个人出面啊，人都一样，我就列一个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日，再轮回来，该谁谁出面，可是尽管这样，领导还是让我去，组织决定你也不好说。

定：听说您接待过好多次基辛格？

王：啊，单独接待也有几次，一块儿接待的也有不少次。像他带着总统的女儿，或者是别的总统，或者别的领导人去，像是英国女王，还有英国的那个首相，也是女的，那就得找女同志去，找女同志去领导也还是让我盯着。我就怕出问题。要出点错反正得由我承认了。可是我也要求别人：咱们出小事也是国家大事，一捅就捅到天上去。

严：有时候夜里就让上大殿去。

王：不管你什么时候通知，只要你通知了，我这脑子就闲不住了。有时候还得写出来，到哪儿要说什么。

定：您的接待就是给他们讲解是吗？

王：讲解呀，带着他们走呀。我没有能力，文化水平低，可是我也钻研……参加工作以后上夜校，一点点学的。在工程班的时候我钻工程，买砌砖技术的小册子什么的。一搞文化班呢也硬钻，找人啊，搜集资料啊，反正干哪几样就得钻哪几样，我自己考虑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后来呀我就老想，那会儿念的书还真不如现在出的书，现在出的书解释这方面特好懂。那会儿背还背不过来呢，先念去吧，晚巴晌就背。实际上人家领导人来的时候，听不了那么多，把主要的介绍一下就行了。领导之间人家还要说话儿呢，你得看情况，不能冷场，这一段没人说话自己就得上去。可是外宾一般的不管领导人也好，总想把解说员揪到跟前，人家领导跟着呢，有时候确实我也……

严：他躲一边儿去。

王：人家叫我才过来，或者都排好了，我得让别人找。你就是一个导游，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的业务，就像人家砌砖的，不就是该撮泥的撮泥，该砌砖的砌砖么。做好了，做得圆满了就得了，我也不考虑别的，人走了就完了。究竟人家领导之间说什么话，也不那什么，接待这伙了提起上伙的事儿，绝对没有那个，走了就是走了。这是一个大的记性。可是我有一个记载，来的时候谁出面，几点到的，几点在哪儿下的车。每次都有。可是领导之间要说点笑话，我就不记载，要不就不好。我每一个月都写一个总结，年终也有一个总结。一年有一个本，一共是多少本。现在都在档案室，都交了。我就想要给人家留一个完整的东西。开始的时候我也没考虑到，说我这东西怎么怎么，有参考价值啊，没那么好。就……就是毛主席去……

定：您接待过吗？

王：没有，就是接到通知，我就在那儿等着……第二天江青去，还有一个女同志，不过记录上什么也没有。我不记，是中央领导人，谁去我也不记。

严：那阵儿他整天不着家，一说急了，说今天我接待，我说你接待谁了？接待总理的夫人了，邓大姐了，我说哎哟，怪那什么的，他说我给你学学啊……

王：我去了，他们说邓大姐在月季园那边等着我呢，我连车也没骑，赶紧地就往那儿跑，跑得直喘呢，跑到月季园那儿……

严：邓大姐看见他了，就说别跑了，别跑了，慢走慢走，“11路”吧。平易近人。

王：邓大姐来了，她照这么一说，马上距离就近了，就跟平常人儿似的。我再一看哪，邓大姐胶皮鞋后跟，一边一个大补丁。

严：那鞋还补着呢。

王：照相的时候她就说，别我一人照啊，就那样。真的好，真好。

严：真好，一点儿都不像说我是首长，我是怎么着，平易近人，够意思。

王：我接待过她两次，这事我还写过呢，小姚(指姚安等人)他们都看了，让我交了发表去，我说我不往外发表，我就像是上一次党课，接待一次上一次党课。到这日子了，我就想留下……这就是好像自个儿安慰自个儿似的。

定：您这辈子经历得也够多的，小时候那么苦……到后来跟那些中央领导都打交道，也挺有意思……

王：我在工程6年，文化票务6年，办公室，21年吧。现在多咱我也跟他们说，我没什么贡献，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就是我做的这些工作，没出过什么差错。

<h3>4.我就念叨共产党好</h3>

定(问严)：您叫什么名字呀？

严：……这还说吗？

王：她叫严秀芹。

定：您多大岁数啦？

严：我差多少日子七十二，我们俩差3岁。我也是老北京。我祖父是农村种地的，在永定门外的木樨园，这会儿我都不认识那地儿。他后来死到外边了，他们那叫什么，跑野台子戏。出去是唱戏还是干什么不知道，没有了就。然后我父亲在城里头就学了个盖房，建筑，就是瓦工啊。现在到处都盖房，那会儿谁老盖房啊，谁盖得起呀，那会儿的瓦匠半年闲，就是查补，哪儿漏了补补，哪儿塌了给砌砌，那一巷二巷三巷，那儿的活儿都找我爸爸，谁的房要是漏了就叫我爸爸，来吧来吧给修修吧。我爸爸人缘特好。那几条街都挺好的，都是做买卖的，就是我们家不摆小摊。

定：你们家也住到这儿？

严：我们住的不是，我们住在二巷。离他们也不算远吧，也得走一会儿。

王：他们老爷子一到冬天就没活儿。要是夏天一下雨漏房，严师傅您去，漏了，去了给修修，不就什么嘛，就不见得一天睁着俩眼还没饭辙嘛。要到冬天这时候没什么事，怎么办呢，可不也得备着呀。

严：那就全仗着我母亲了。我母亲也是老北京的，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住，我们家就是我姨跟我妈俩人，我姥姥老早就没有了，就我妈看着我姨。我姥爷是理发的，就在天桥，原来他们有个门脸儿，后来理发也不行了，就剩我姥爷一人跟我姑姥姥他们了。我姥爷等到不能干的时候就上我们家去了。我就听我妈一句两句地说过。我们家里，嗨，从来就是穷，都不想上边的事。(笑)

我们家两辆车子，两辆打线的车，我们就给织袜子的打线儿，打织洋袜子的线，四个桄子搁到车子上，锭子似的，把线往那桄子上头绕，我妈就整天摇那个。你要按这会儿来说，打这一捆线，要是二十的，就是二百支是一捆，两块钱一捆；要是三二的，三百二十支是一捆，四块钱一捆，可那细得跟头发似的，不好择着呢。我妈她要是打二十的，再有我姐姐她们帮着点，一天能打一捆。三二线的就不行，打不了那么多，细呀。等到摇到晚巴晌饿了，我爸冬天没活呀，怎么办呀，就帮着做做饭什么的，我出去买买东西挑个水，后来买东西到做饭干什么，都是我一人，我就不用我爸了。

定：您也在金台书院那儿读过书吗？

严：我啊？我没文化。我就是解放以后扫盲嘛，我扫盲上了二册。就这二年级，能瞅瞅粮票啊，布票啊，油票啊，能瞅瞅这个。

王：她整天干吗？坛根儿捡煤核。倒土的都倒到坛根，根底下那儿。像她们捡煤都上远处去捡去。

严：上二道山门捡去。西门那儿是头道山门，到这儿永定门这边是二道山门，上那儿捡煤去，真有好煤。人家捡头过儿，我就凑人家底下捡二过儿去，还得跟人熟识，认得，不认得他也不让你捡。二过儿再捡还有好煤。真不错。

定：您小时候就捡煤核？

严：捡煤核。还打粥呢，有舍粥的。我打粥是跟着人家，我妈她们有个老街坊叫张姥姥，张姥姥让我上她那儿去，走吧上我那儿待几天去吧怪想你的。一清早起来，走，咱们打份粥去，布围子围严了戴上帽子……唉小时候瞎闹就是，领着我走就走呗。

定：在哪儿呀？

王：先农坛犄角，百货公司后头。

严：去了就接那牌，那么大、那么宽的竹牌，要是满牌的红啊，就是给一份，一份就多，要是你来晚了就不给你那么多了，就给你勺子尖上那一点儿。我们娘儿俩就打两份，拿回家热热，热两碗，别人还喝一碗。再有点干的，不就有稀的有干的么。我平常在这边(指自己家)不去打粥去，这边没有。

我们家就惨啦。他们家(指夫家)4个大小伙子，我们家4个闺女，我是老三。我大姐姐属牛的，七十七。她15岁就结婚了，给了臭沟嘴那儿了，叫什么胡同啊，现在她都没了。后来我二姐也给出去了。我们家就剩我一人了。她们都走啦，就我一人，就我累，家里头的火是我供着烧，我到时候还得挑水去，买东到西儿的，都是我一个人干。4个姑娘我妹妹太小了，我们俩人差多少呢，现在她才多大岁数，小多着呢，孩子管她叫小姨都不乐意，那你也得叫啊，我亲妹妹呀。

定：怎么比您小那么多啊？

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着挨家儿的。我底下我妈又生了两个小子吧，一个姑娘，三个也不(知)是四个呢，还一个流产的，就活下我这妹妹一个。都是我侍候我妈月子，我一点也不招我妈生气，说怎么就是怎么着，我老觉着我妈不容易，弄着我们，弄着线车子咣啷啷咣啷啷这么……

王：我们姥姥后来跟着她们转到床单厂去了。打一辈子线。

严：我妈落一个床单厂的工人呢，大兴。

定：您多大结的婚？

严：我二十三结的婚。我和我二嫂我们俩人同岁，我生日比她还大十天。玩就玩到一块儿了，他们都走了，我们就玩，她说你管我叫三姐啊，不许叫三妹妹。我们俩人就闹，折腾。我们一家子都挺好的，脾气都挺好。可是我一结婚就是孩子忙慌的，三个孩子，我要拿钱不够托儿费钱，干脆我看孩子了。那时候全家(收入)就靠他一人。他挣60块钱吧。

王：开始时是130分，合32块钱。那会儿工资都按多少钱一分，按那个折，那会儿就是130分。在我去之前是发给多少斤老玉米，天坛那里边净是农场，给多少袋老玉米，我去了以后就正好赶上那个分，130分，32块钱。

严：我那会儿就俩孩子了，没有我们老爷子了(指公公)，您说这不是重担子吗，一个人在家里头怎么办呢。忍着忍着就到1958年，我就坚决不在家待着，凭什么一个人在家待着呢，弄着孩子转悠，我就着急，我就想找个工作。哎，1958年成立加工厂，做嵌丝网子，拧那刺蒺藜，编笊篱，我就跟他们干去了，我都拿22块钱了。那会儿拿22块钱就不错了。

定：您后来在哪儿当工人？

严：天坛针织厂。那儿是我们组织起来的，就是挖防空洞那年，注343我们有几个人出来挖防空洞，还炸油饼，也搞那个看机器，这么干起来的。我这就不错了，我怎么着，先头我退休拿多少钱呢，不叫退休，退养，拿12块钱也不是19块钱，钱特别不多，人家一问干吗去呢严姐？我就说我领我那一壶醋钱去。钱太少了，就您这钱还叫开工资？结果慢慢慢慢一年一年，多少年了，就这么长，反正不长二十，也长四十，一月老长点儿，现在给我长到四百二，每月开支有我四百二，你还有什么说的。他比我多，他也该多了。

我们过去住那房子，夏天一下雨，底下泡着，上头也漏着，那边炉子还冒着火，他下班一进门，说这还能住吗，不行，我得找领导去，赶紧回去天坛找领导，领导赶紧就来了，说不行，得赶紧搬。领导说那住哪儿呢？说让我们住西门，他说住西门不合适，西门是游览区，游览的地方，你搬进去安个家那算什么呀，那你上哪儿去呀，他说就上我办公室去吧，神乐署那大院里头，就搬那儿去了。那儿是个犄角，三面的廊子，住了三家，北边一家，犄角里头一家，墙后头还一家。进我们那门，再奔他们那门儿，我们是住一个刀把儿，一间屋子。那门口都没有这张桌子这么大的地儿，还得搁一个火，三家就一个犄角，仨火你怎么搁呀。你说我怎么忍呢，一直就在那屋子住了31年。1988年，1989年搬到这儿，十几年了。提起那时候，今天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现在谁住什么样的房啊，我听着都不眼红，我现在这套房，我特满足满足的了，我特知足。

刚到这儿来的时候，这儿还没成立居委会呢。我就爱在街道上搞搞什么活动，我是那儿的积极分子，计划生育一直是我，不控制都生俩孩子怎么弄啊。

提起那会儿我真想哭，我奔到这份儿上不容易，咱们这国家我奔得有劲，知道吗？我小时候我捡煤核的时候想这么干呢，行吗？你上哪儿干去？你只能凑人而过，人家让你凑就凑，不让你凑你就凑不了。我现在知足得了不得我，真的，没想到，我没想到。我三个孩子也都不错，都上班呢。

嘿！我就说了，我就念叨共产党好，谁说也不行，我就认为是共产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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