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不是。
定：那您父亲也爱看戏吗？
滨：哎呀，那不是爱看的问题，那是他的命。固定的包厢位子。角儿呀，马连良、梅兰芳、杨小楼、程砚秋的都看。后来就捧李少春注240。李少春是我们干哥哥，认我父亲干爹的。他本来是上海的，他父亲是小达子嘛。然后到北京来，想拜余叔岩为师。余叔岩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所以我父亲怎么认识那么多梨园行的呢。余叔岩可能让同行给害了，嗓子坏了，他特别记恨这梨园行。余叔岩有两个女儿，正好跟我姐姐同学，都是师大南附中的，都在那一带住嘛。他那两个女儿尤其大女儿有时吊吊嗓子，唱得还挺是味儿的，但是他就不让，在家唱唱还行，票戏都不成，都让学医了，上的北大医学院。(其他)女孩子下海一般他也不让，拜他为师也不干。李少春来了以后辗转托人说情，找的我父亲，我父亲面子挺大的，说见见吧，一见就特投缘。那时候李少春多大呀，有没有20岁呀，反正是二十上下。余叔岩有个儿子，3岁就死了，就从台阶不高，摔下去就死了，就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一看李少春年龄就跟他儿子活着一样，特投缘就收了。所以李少春就拜我父亲为干爹。从小我就叫他猴哥嘛。我们家是捧李少春的，包括张二爷(张璧)，都是捧李少春的。
<i>[萧成：李少春不是我父亲的干儿子嘛，李少春就主要在新新大戏院演戏。我们(跟李少春)特熟，过生日了，(李少春)进门就磕头：“爹，我长小尾巴了。”这我们才知道过生日就叫长小尾巴。每年都长，要长若干次。我有的时候去(看戏)，我就是看猴戏，热闹啊，看别的出来进去的，一唱半天，咿咿呀呀的不知什么东西。]</i>
我们住西河沿的时候，旁边就挨着筱翠花，知道吗？
定：翠花胡同？
滨：不是，(提高声音)刀马旦唱旦角的呀，男旦哪。他姓于，于连泉，每天也是抽大烟，一觉醒来吃完午饭，到4点多钟就开始吊嗓子，他那边一吊嗓子，这边大伙儿都抬脚，跟踩鸡脖子似的。他跟马连良那《乌龙院》相当棒啊，有名的啊，那《坐楼杀惜》灯光一变化瘆得慌着呢。他踩寸子，就是一个小脚三寸金莲，这么斜签着，这脚就斜着踏着这儿，托着，裤子一长就罩住了。
定：于连泉是踩跷的。
滨：不是跷，是寸子，跟跷还不一样。注241你怎么非跟我犟！筱翠花(于连泉)出来有包月车，洋车，那洋车锃亮，把边儿上还有一喇叭，拴着红绸子，特漂亮。那洋车哪儿像现在电影里头，阔太太坐着个破洋车，车夫破衣拉撒，别逗了，那是暗娼坐的。所以现在演那时候的节目我都不看，我又没钱，砸不起那电视。筱翠花一出来长袍马褂，领子里边汗褟白的，戴一顶帽子，背儿头锃亮，男旦，拿一个男人用的大的绸子手绢儿，出来就跷着腿坐着。
定：他也是回族吗？
滨：不是不是。没什么来往。
定：马连良不是回族吗？
滨：是啊，马连良管我父亲叫三叔，我管他叫马二哥，散了戏有时候上他们家吃夜宵去。
定：您跟着您父亲去看戏？
滨：就看戏。前门外同乐啊，三庆啊，中和啊，都看过，但主要是新新大戏院和长安大戏院。那时候我看戏就特别多，都带着我呀，看完了晚上饭局，不是中餐就是西餐。他们上学，所以晚上有饭局就带我出去，带我去的比较多。反正我们全家都去过，就我那姐姐(六姐)，就她没去过。
我父亲出去吃饭基本上都是别人请。也有自己付账的时候，都是签一字，到年底，腊月二十三。西来顺比东来顺好，注242那会儿我们住安福胡同的时候离得很近，不光是涮羊肉，鲍鱼，鱼翅，每次席上准有，不是清蒸鱼翅就是红烧鱼翅，那时候没有鱼翅捞饭。我特爱吃那个，挺有胃口的。后来我才知道，好家伙一斤鱼翅几百块钱，那一大碗整个的。涮羊肉一般都在家里吃，在家里支上(火锅)。还有是支上撑子烤肉。还有鸡素烧，日本的，其实就是牛肉，按现在说就是煲，那小炉子，陶瓷的，底下生着炭什么的，搁上一点香油，然后牛肉片，蘸调料，再搁上点小豆腐片，特好吃！烤肉也出去吃，但吃得比较少，都是席。
定：你们那时候只吃回民馆子吧？
滨：对，绝对是回民馆子。
定：请你们的不一定是回民吧？
滨：对，可是因为有我父亲啊，就必须得去回民馆子。西城那边(回民馆子)挺多的。但是就去西来顺，别处不去。鸿宾楼是天津的，解放以后才到北京来。北京就是西来顺，东来顺。为什么老头不爱上东来顺呢？东来顺在东安市场里边，那时候外边没有门，后来才在朝北边开个门。你必须得进东安市场，绕绕绕完了到他们那儿，一进去各种摊儿，卖什么吃的，火腿啊，肠啊，乱七八糟，老头看了腻歪。还有店铺，什么书店，绸缎等等等等，所以不大上东来顺。西来顺的伙计一说三爷，一说李德伦，五少爷，都知道。只要一去，三爷来了，都小心侍候着。我父亲一进门就骂，说了这个说那个。我一去，伙计就赶快给我晾凉开水，拿俩碗折来折去。西餐无所谓，现成的冰水呀。
中餐吃西来顺，西餐是东单那儿有一个福生食堂，清真的，哈德门外安家的，特棒那西餐。我父亲后来岁数可能大了，出来吃也只吃那么一点儿，没我吃得多。我那时候挺小就能要俩菜，什么牛扒，完了炸鲑鱼，一个汤。反正今儿要这汤，明儿要那汤，前边还吃小菜呢，面包，真吃不少，完了那点心，冬天吃栗子粉，都是淀粉和糖啊，真能吃。那时候的牛扒这么大，要两个，四个人吃，一人一半正合适。
定：安家是回民？
滨：北京的回民。绝对棒。
定：在哪儿？
滨：东单，现在的星月餐厅，后来就改成了一个银行分理处，路东。四几年我上中学还跑那儿吃饭去，我自己，骑着车跑那儿去，那通心粉，番茄，完了再来一冰激凌，齐了，完了还签一字，到时候结账，让家里掏钱呗，搁今天也得百十来块钱吧。所以现在吃西餐我就觉得都不对，都不对，哎哟，可惜这个福生食堂没传代，所以绝了。
老莫(即莫斯科餐厅)我还是五十年代去过，后来再没去过。新侨饭店哪，“文化大革命”，1971年，我们不是在郊区吗，我儿子在工厂，有个礼拜说去吃顿西餐吧，小桌子就那么点儿，盘子乱七八糟摞在一块儿，整个儿一个立交桥。你没看那服务员都这样(学横眉怒目状)，瞪着你，就差让你报阶级出身了，拿着那刀子叉子“唰”地就一扔，气死我了，再也不吃了。还有一次九十年代初我儿媳妇请，新侨那六楼吃西餐，不成，红菜汤都是下脚料，都沤烂了。后来老太太一块儿聚会什么的，就是上三宝乐，快餐，40多块钱。
定：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好好做。
滨：前两年突然发现报上登了，说天津起士林到华隆街来了，我想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起小儿我吃过呀。结果我一看不对，这应该一个菜一个菜地上，怎么一下就都上来了。那值班经理还说，那是宴会，一般吃就是这样都上来。我说合着我那时候天天吃饭就都是宴会？过去我跟我父亲去，就是一般吃，喝点酒什么的，小菜就有二三十种，各式各样的，哪儿像现在就是沙拉。然后你要什么汤，汤就来了，完了再要两个菜，比如一个炸鲑鱼，一个牛扒。然后上甜点。冬天是果冻，栗子粉，夏天是冰激凌。那天我要了一个炸鲑鱼，一吃哎哟哪儿是炸鲑鱼啊，真不成，不对。起士林的栗子粉基本还成，但它那上面的奶油搁得太多了，鲜奶油，不能那么多，恨不能都喝汤了。
没办法，没办法，太糙。你看这小服务员，弄一小丫头片子，胡噜脑袋就是一个，就上班了。他给你体检就不错，根本不经过培训，就上了，什么都不懂。你像以前那售货员，《女店员》那话剧注243你看过没有？练包包，怎么包核桃，你出不了师你站不了柜台。张秉贵注244那手人家从小就训练出来的，“咔嚓”准是一斤，那个糖它轻重不一样啊。现在心思都不在这儿，挣这点钱太容易了。所以就读书无用，就不学知识。哪怕一个专业钻进去都不弄，我反正哪儿都能挣钱。慢慢儿混，然后学点坑蒙拐骗再造点假，就都能生存。太容易了挣俩小钱儿。
那回拍戏张艺谋问我，那时候北京什么样，就觉得北京挺土的，这跟他接触的好多人跟他灌输的有关系。有的人可能过去家里就住小杂院的那种，那时候没什么大杂院，都是小杂院儿。你看我现在一说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候可口可乐、舞厅、夜总会都有。
定：您觉得您年轻的时候北京就不土是吗？
滨：北京分四城，东城洋，西城富，北城讲究传统，南城大众，到天桥一带则“土”。现在有人不知道，就说北京过去多么多么土。注245就知道上海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受欧美影响。天津是一港口，也有些租界地，商埠，等等等等。就知道北京守着皇城，要不就是龙须沟，再不就是做小手工家庭作业的，不是！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前门外商业区，然后就到了长安街那边，西城。东城是高等华人哪，好多洋行，西城好像是生意人比较多，北城是满族的后裔呀，遗老遗少比较多。南城就是商人哪，小买卖，包括牛街那一带都是小买卖，再到天桥，龙须沟那一带，就是难民营了。一般就是这么个分布。所以《龙须沟》有句台词儿：“您那东交民巷、紫禁城干净，得有尊家的份儿呀”，就是说你能去吗？拉车的根本就不能上里去……原来一说咱们中国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有道理么现在还？
定：当然有道理。
滨：我觉得北京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在北京体现得最明显。上海可能半殖民更明显。
<h3>4.参加学生运动</h3>
定：你们家来北京最开始的房子在哪儿？
滨：没有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李德伦小时候在鹞儿胡同，珠市口那边，前门外。还住过香炉营头条。我有印象就是在安福胡同，和平门西河沿，和平门外路西边一个胡同，那段路北一个门，二进院子。这我就有记忆了，我弟弟就是在西河沿生的，1936年生的他，那时候我7岁。我可能也在鹞儿胡同住过，但是那时候不知道。
<i><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KD59.jpg" /></i>
<i>李家住过的和平门外西河沿，也是东光裕、西光裕镖局所在的胡同</i>
<i>(定宜庄摄于2006年)</i>
西河沿那院儿比较小，也是两进院子吧。西河沿出口不就是新华街吗，出去就是师大附中，那儿叫南附中，南北的南。后来解放以后就是附小了。到那边是电话局，我们家有电话呢还，三局，3515电话，三五一十五。那电话就是挂到那儿，上头两个铃，我还记得呢。反正三十年代我们生活也还可以，人上人了算是。
那会儿我们家净闹贼，要说闹贼更他妈热闹，闹过两次大贼。反正拿什么泡迷魂药，把门房、开车的司机、听差的都熏过去了，外头倒锁上，完了把电话给割了，把自行车、南屋搁的米面什么都拿走。还有一回贼上了房顶跑了。
定：后来逮住没有？
滨：不知道，没问。到1940年，我们家里“咔嚓”就不成了。
定：这咔嚓就不成了的原因是什么呀？
滨：国民党那个时候看不上他(指父亲)，他也说不上话吧，反正各种的原因。注246后来就从安福胡同搬到牛街去了。到我父亲去世以后，租房也租不起了，各方面都不灵了，再加上那些搞银行的效益也不怎么样了，等等。所以就借住一个房子，在南横街，虎坊桥一直往南，宣外，知道吧？那是谁的房子？是李玉升，所谓回族的亲戚，他管我父亲叫三叔，我管他叫李二哥嘛。可能我父亲跟他父辈有交往，他后来一直是天津警察局局长吧，所以都有关系。那是临解放前，是1946年末还是1947年初，就是借，不是租，借住。西屋三间，两明一暗。
那个南横街城隍庙街，现在我都找不着了。周围都是小平房，矮房，还有窝棚，窝棚里住个老头儿，我们在高坡上，土坡挺高，然后砌的台阶，上来又是台阶。那个房子盖的，四合院，两进院子，前边有垂花门，有影壁，进来就是北房东房西房，南房就隔着一个垂花门，可称二道门，磨砖对缝，而且上边窗户不是纸的，卷帘的那种，是里边可以开开的，有纱窗，这种玻璃的窗户，就比较新式了。我们住西屋的三间房，房子不是太大，但是比较漂亮，进深不大，有的小得一进来就没两步，放个屁能给崩出去。地面是花瓷砖。南屋没那么讲究，但是窗户上层也是玻璃，里边有开关，拉开，夏天开开，有纱窗挡蚊蝇。
那时候就比较困难，真挺困难的，东西也卖得叮当都没有了。家里经常吃贴饼子，自己贴饼子，辣椒油、辣椒，稀里糊涂弄点咸菜，然后白薯。我也爱吃这个，而且辣椒含维生素百分之一百六十呢。所以我就奇怪我也不怎么吃菜，一直都挺好的，就跟吃辣椒有关系。我上成都和湖南都难不住，能吃。
我小时候不是休了三年学嘛，别人都四年级了，我一年级没上完，然后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人家五年级，差三年。在安福胡同住的时候离天安门比较近，后来从安福胡同搬到牛街，远了，我就转学，转学我就跳了一班(年级)，这样跟我原来同学差两年，我到初一的时候跟我年龄一样的人家初三。那会儿的私立学校比市立学校重点学校还差一截儿，我功课倍儿棒，平均分都在95以上，全校有那么十几个人享受优等生待遇，学杂费全免不说，一个学期能分半袋面，半袋呢还是三分之一袋，忘了，那时候一袋面40多斤，3人分能分上十多斤呢，提回家不得了哇。而且我利用晚上时间教家馆教了两个月，地主家的小少爷功课不好，挣点钱那样。你现在的孩子弄这事么？什么忧国忧民啊，碍你什么事儿啊！
那时候我也不死读书，我现在还受益挺多的。那会儿锻炼你的推理啊，逻辑啊，这个能力是有的。然后还有美术课，我们班有三四个画得比较好，劳作，剪裁，西式裁法，做制服裤子，衬衫，挺是样儿的。那时候我们都挺轻松的，没挡了吃没挡了玩儿，又上哪儿滑冰去了又上哪儿看电影去了，新新大戏院，我们一个同学他父亲是那儿的经理，不花钱，进去就看。回家还拿着药方子给我父亲抓药，完了钱不够还拿着过去人家送的衣服料子到华兴绸缎庄去卖，拿到钱赶快就到黑市去换银圆，我这都干过。
定：怎么换银圆？
滨：西单那儿满街都是换银圆的，看别人吹着听。还真没换过假的。换了银圆心里踏实。要是钱呢，比如说我今天卖了十万，第二天也许剩了两千了，你再第三天哪，几块钱了。换了银圆，然后就抓药。倒不用天天儿抓药，抓那么一次够喝几天的。就那样，有一次老师临时请假，下午没课，我和同学们骑着车愣从西单骑到香山，那时候的马路都不平，出城关厢的路面上石头子儿与土合成的，颠颠颠颠，暴土扬沙，到那儿也没用门票钱，就坐到山坡上，买个大柿子吃，一人吃一个柿子然后骑车颠颠颠颠又回来。我骑二八的女车外带还破了，颠上又颠，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又看病了又开一方子，我拿着药方“蹭”又去抓药。抓药回来做作业。一点不累。
后来我才知道，敢情现在几何、代数、三角都是一个老师，那不把那一个老师累死啊？我们那会儿几何单是几何，代数单是代数，三角单是三角。而且现在又讲跟升学率挂钩，死往学生这儿压，学生也五脊六兽，考完了试屁他都不记得。
四几年的时候李德伦跟黎频让我去上海，学英语学钢琴去，让谁带着去啊？李少春正好到上海演出，跑码头，这不是放心嘛。我母亲不干，说上海是一大染缸，不让我去，就没去。我要是那会儿去，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后来肯定在南方，混好了也许就出国了，很难说了就。
从我有意识记得的，小日本时候不说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还欢迎国军哪，特热情，学校组织到西单路边儿上，那时候卡车的槽帮都比较矮，看国军怎么一个个坐在车上呆若木鸡，整个就像木头刻的人似的，傻乎乎，脸红红的，黑黑的，就傻子似的。
定：他们干吗那样啊？
滨：我估计是溃败得够呛。苏联出兵东北，小日本不灵了，投降。农村这儿八路军给他们折腾得也够呛。国军有的仗打得是不错，有的确实是跑跑跑，由西南那边调兵过来，很可能还有沿路临时抓的壮丁，有的恐怕也不一定上过前线。哎哟，过了几个月盟军(指美军)来了，又欢迎盟军。这盟军倒真活泛，活泛大发了。又嚼着口香糖，又扔帽子。不出半年就感觉，这盟军怎么这样啊，绝对就像电影里的，喝可口可乐，哐，一扔瓶子。骑车从旁边过，叭，就拨拉你小辫，就那样。有个别同学上歌厅，就成吉普女郎了。
四六年那时候就说国民党是刮民党，印象就特坏，特糟糕，有好多艺术界的就画一些漫画，讽刺通货膨胀什么的，青年特别愤怒，也是觉得高中毕业了考不上大学嘛，大学毕业就失业嘛，特别的腐败啊。那时候大学毕业顶多是洋行里的白领，自己开买卖很少，女孩儿就嫁人，找一个有钱的能养活你的，没有什么独立人格，男孩儿就看怎么说了。
定：前途特茫然。
滨：真是。一看当时国民党又那么软弱，整个就让人戏耍，就觉得简直昏天黑地，就去找地下党，学运一直就没断。从1945年以后，1946、1947年学运就是高潮，再加上东北学生。东北是1945年解放的，从沈阳那边过来的学生，1946年还是1947年的7月5号，暑假时候从东北进关，七月份在沈阳也脱棉衣了，那些学生还穿着棉衣裳徒步走着进关到北京来抗议，有名的“七五事件”注247嘛。
定：日本鬼子都垮了他们怎么还跑啊？
滨：日本倒台国民党不成啊，根本就民不聊生，学生也没有出路。完了1946年沈崇事件注248又是一个高潮，知道吧？现在还有几个人说这个事儿？那时候在北京震动相当大，甭说大学了，中学都轰动起来了，尤其我们女子中学，好家伙天天儿哭啊，愤怒啊，那已经是1946年的圣诞夜吧，然后转过来就1947年了嘛，物价涨得哎哟一天8个跟头，你上午挣来多少钱，就得赶快，到中午能买两斤，到下午就只能买半斤粮食，到晚上半斤恨不能都买不来了，绝对那样。哗哗哗哗成天就这么印那钞票，都是新票子，哪儿有现在这么烂的票子，通货膨胀，根本你没有东西。
那是到1948年了，学生运动就是从这以后，特别地热火朝天。中学生呢，一般不是直接上第一线，因为像我们这学校就四百学生，大门一插，女孩儿也翻不过墙去，所以都是学生被打了被抓了什么，我们去策应，声援哪，捐钱捐物什么的。就有一次是“六二”，“六二”要游行，让中学生参加，后来临时取消了，说是国民党逮人，伤亡太大，城工部为避免过重伤亡决定取消那次全市罢课示威活动。
对了，我还干过这事：(北京)那么长时间让日本占领，也算是难民区、沦陷区呀， 1945年以后就是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经常就有些救济物资来，运到中国一包一包的东西，给过美国的面粉，叫利朗粉，真有劲儿，擀不开，一擀“突儿”缩了，一擀“突儿”又缩了，哎，大伙儿给分了。然后还有破烂衣裳，破玻璃(丝)袜子，口红，高跟鞋，有稍微好一点儿的，能穿的，毛衣，拿现在来说都属于那种该烧的洋垃圾，大家拒绝接受，扔一操场。我就带头干这个，还办壁报，写些什么歪诗啊，整些小品，拐着弯儿地骂国民党。那时候的老师相当穷啊，就画一个“空前绝后”，就是鞋前头破了，“顶天立地”，就是到冬天没帽子戴，光着头，就弄这些东西。我还在学校饭堂的菜里发现了苍蝇，就鼓动同学一块儿罢吃，让学校给个说法，就干这些事。
那时候三大战役，从新华门到历史博物馆、南池子这边儿吧，(墙上)都是拿臭漆写的USA GOGO，就是滚蛋。长安街新华门斜对面有一个叫参议会，那个小洋楼三层，曾为建设总署，1945年以后改为参议会，就是“七五”东北学生把会标都砍了去，拿臭漆写上“土豪劣绅会”，七扭八歪，一直到解放以后多长时间都咔哧不下去。警察还给学生当人梯，巡警也捞不上饭吃呀，那时候的巡警最惨了，不像现在警察这么阔。
那时候在昌平那边有个特刑厅，特种刑事厅，为镇压学运而设，专门抓人，关在那儿。形势很严峻哪，天天儿都提心吊胆，我哥哥姐姐都在解放区，我害怕呀，我怕暴露，还不满门抄斩了，所以我老跟某一圈子的同学在一块儿，这帮同学不一定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的，看电影，唱流行歌曲，地下党的同学一直观察我，很长时间难于判断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弄不清李滨的面目。
后来我大伯父来了。你想想，我母亲带着我们三个人，在里屋一张床，他来以后就在外屋，一双人床，跟他那小媳妇，那小媳妇还有一个哥哥，舅爷，也在那儿住，你想怎么弄？大伯子和弟妹，我母亲都不方便哪。我们家里也没地儿住，我就住校，住校时间就特别多了，就有同学发展我入民主青年联盟，还有民主促进会，到那年寒假就让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到解放区去。那个同学比我高两班，实际我们同岁。这是1948年，还没到春节呢，就寒假时候。然后拿了介绍信，就一张白纸，走的是东边这条线，到天津燕郊，然后到河北蓟县，这都是大山区了，那是阜平吧，一个军分区，是一个拉锯战的地方，去了十天招一身虱子回来。
一路相当惊险。好家伙，穿着棉裤、棉袍，没经过干校的训练，行李不会捆，俩女孩子，上了火车，说到那儿下车以后就有人接应，到辛集，等了半天就没人，擦黑了，哎哟，急得不得了，后来就看到一个大车，问到辛集怎么走，拉我们吧，不拉，过了好几辆都不拉，后来有一个拉了，到路基边上，说你们下去吧，就不给我们送到村子那儿。那路基好高啊，下去，我们行李也松了，叽里咕噜的，到了村口，说是到村口就是八路，其实一看绝对就是还乡团的，歪戴着帽子，斜瞪眼儿，嘴里叼个小烟卷儿，太阳穴上贴着菜叶，就那样，这是拉锯的地方嘛，好家伙变天了，还乡团回来了，哎哟吓得我们，你说要往回跑，两个女孩子本来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怎么跑？就把行李打开，查我们东西，怀疑我们是妇救会的。我行李里就是被子褥子，洋衣裳，布拉吉(连衣裙)，挺好看的，还有口红什么的，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伪装，从城里探亲来了，才放我们走，多悬哪。然后辗转到了解放区，又把我们俩分头审，分头聊，谈心，在地道住了两天。后来就让我回来了。那个同学在学校暴露了，必须得在那儿了，不能回来。我功课比较好，在学校也没暴露，意思是你要给解放区减轻负担。
定：您说您跑这一趟干吗？
滨：就为找党，找自由。骑着驴，驮着行李。然后小战士送我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人民公敌蒋介石》，还有些漫画，我都搁到裤腰这儿，这么一系，带这些东西回来的。
定：回来您还接着上学？
滨：嗯。回来三月，正好开学，接着在学校读书，经过这段考验哪，回来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然后还有读书会。所以一说我是1948年3月参加革命的。后来就是黎光对我单线领导，发展我(入民主青年联盟)的那个同学就说你哪天哪天上太庙，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有个北大的同学，叫黎光，男生，他跟你谈话。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还到我们剧院来当过一段书记。解放前太庙都是情人幽会的地方，都是大树，古树，黎光给我做思想工作嘛，就跟我谈东北战役，谈三大战役的局势，总之一句话就是能够不离开北京的就别离开北京，不一定非到解放区去，他说你现在在学校群众基础也挺好的，你何必去增加解放区的负担呢，去一个就得多一份小米。我想是啊，我那时候也挺能吃的(大笑)。黎光就跟我讲要里应外合，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参加护校活动。得，忍着吧。
然后到暑假，没戏啦。1948年那时候我十九嘛，应该升高二了，学分在那儿摆着哪，成绩98、99，可是操行给我来一丙，将及格，往下一拉，90分都不到了。95分以上才能免费啊，地下组织就让我转学。因为学校发现我有背景，可是他没法说，只能这么处置你，我跟功课不好瞎闹的同学不一样，我有号召力啊，功课又好，又特活跃，什么事都有你的，所以就给我来这么一下，变相退学。
然后有人介绍我上惠中，惠中是教会学校，也是私立的，没有钱哪，我上不起，那我还上哪儿上学呀。后来看报上登的广告，河北医学院护士班。护士班包吃包住，免费，等于职业学校，这多好啊，省银子啊，顶多弄一盘缠上河北保定就完了。考那儿去吧。护士班这点好，它不是先考试，是先体检，一胸透，浸润性肺结核，得，踏实了，先回家吧，家里也认识些大夫，就让我静躺，实际我也没躺。悲观了一阵子，肺结核，痨病啊。
定：您后来就没再读书？
滨：对。这样我就在家里，主要是地下组织有什么事儿，传个信儿什么的。那时候都有读书会，读《铁流》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高尔基的书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啊，胡绳的，那些普及的。1947年到1948年那时候有一个杂志叫《太平洋》，特别左，看着特解气。我参加组织以后别人就告诉我，别买那个啊，那是中正书局办的，是诱饵，骗学生上钩的，完了特务再跟踪你。所以不敢买那个。
那时候我有个同学特招摇，背个美军的小挎包，比咱们那军用挎包还小巧一点，骑个车，上北大红楼去，清华多远哪，篝火晚会啦，民主广场啦，没不折腾的。最后暴露了，她是外地学生，1948年没地儿去，还在我家住了几天，后由地下组织送到正定去了。记得我们也到坟地，洋式的那种坟地开秘密会，还上街募捐助学，实际是营救那些被关起来的同学，这都是地下党组织的。北京围城的时候我就是拿传单，骑车到北平艺专，就是协和医院对面，传单都是花花绿绿纸油印的，然后到北大工学院，北大四院，在宣武门这边，找人接上头。有一次从西单骑车回去，有个人跟我后边向南骑，我快骑他也快骑，我慢骑他也慢骑，我一看不像流氓，我赶快就钻胡同了，马上就天黑了，小胡同，斜巴拉叉的，我都钻晕乎了，总算打那边出去了，真够玄的。那绝对是有问题的。而且我包里边也不是没带东西，逮着了不得了。
定：你们这样的家庭，您是阔家小姐，也不愁没饭吃啊，怎么好像越有钱的家庭里边孩子越……
滨：(提高声音)越反叛，越闹得厉害。不能说就非得穷则思变，你要是真正小市民那个不闹，他没接触那么些或者他不考虑那么些的问题，外面的世界对他没有完全打开，就是胡同里的啊，亲戚之间啊，这种事特别多，所以一般来说这种人觉醒意识比较少。他就考虑个人出路，除非事到临头了，给你抓壮丁了，你没辙了跑了或者怎么样了。知道吧？你接受民主思想，你吃得挺饱你背叛自己阶级。你是不是吃饱饭撑的呀？是有忧患意识，好多都是那时候那么走出来参加革命的。此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现在找谁？找九路？找谁去呀？没法弄了。现在的孩子忧患意识没有了。
<h3>5.1949年前后</h3>
滨：然后围城，北京城快成一粪堆了，粪都运不出去，那时候都是茅坑啊，有几个家有抽水马桶的？都是淘粪的粪车。垃圾运不出去，因为城都堵了，城墙不是都没拆么，所有的垃圾都快堆得跟城墙高了。人都疯啦，说今天来了一堆咸菜，雪里蕻啊，还有什么，在那儿堆着，就抢，抢不着你就没的吃，我哪儿抢得过呀。早晨有时候买烤白薯，特爱吃白薯，我倒没让人抢过，我的同学买个油饼正吃，“咔”，就让人抢了。然后城外隐隐约约就听“嗵嗵”放炮，“嗵嗵”放炮，然后夜里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地过人，过部队，过车。长安街上都是槐树啊，柳树啊，东单那广场区，体育场那一溜儿，东单这边所有的树都砍了，美军来了那儿都是兵营啊，“沈崇事件”就是在那儿发生的事儿。都是飞机，飞机起飞。你想那才多点地方，它的跑道才多长，不砍树不成啊。国民党的官太太都是在那儿坐飞机往外跑，这个要带姨太太走，那个又给踹下来，呜里哇啦地叫唤，真是这样，特别狼狈(大笑)。当然一般从这儿起飞的都得是有点身份的。还有南苑机场，西郊都有，那是正经机场。1948年的春夏就这样。
定：够乱的，够紧张的。
滨：哎，那时候凶杀的绑票的特别多。那时候就是没现在这么先进，要不然弄个汽车炸弹什么的，伤亡就更大了，不得了。
定：都是什么人搞的凶杀案？还是国民党杀共产党啊？
滨：不是不是，什么人都有。有的是宅门的，他们互相之间的，或者有些人就是穷急了。那些凶杀案在东城这边多，报纸净登，什么东单新开路一号凶杀案啦。
定：您说的宅门是指什么？是那些王府么？
滨：不是不是，王府都没落了，都是新贵们哪。
定：你们家算不算新贵？
滨：还新贵？我们就差没到街上抢咸菜去了。
定：所以那时候解放军进城你们特高兴是吧？
滨：对！解放军进城我告诉你，1948年12月解放军已经围城了，毛泽东已经在香山双清别墅了。像我哥哥他们文工团十一二月就已经在清华，注249好多文工团都在清华那边，整天儿演出，开音乐会，洋鼓洋号交响乐，给清华那帮人都镇了，当时清华一些教授、讲师每周四晚在工字厅开Party，搞唱片音乐欣赏，78转粗纹唱片，还印讲义，这帮人见身穿二尺半的“土八路”演奏，都说嗬，解放区还有交响乐哪！
1月份的时候解放军已经来了，就和平解放了，就是先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然后在西单这一带唱，穷折腾。2月才弄了一个入城式。1月哪儿能弄什么入城式啊，国民党的特务、散兵游勇什么挺复杂的。那时候青年团都不公开，怕出事。李德伦他们身上都有手枪，后来到50年代才让他们交的。不过北京好像没有太大的事，不像哈尔滨那时候，它那不是解放早么？搞暗杀什么的，再加上林子里下来的土匪，东北有胡子不是突然的，是有传统的，占山为王啊那好家伙。你看“文化大革命”也是他们，动不动就打人就抽人就踢人，特别野蛮，跟北京不一样。
2月2日重新弄一入城式，弄一个解放军入城式嘛。注250
定：解放军进城是什么神气啊？
滨：绝对不是那么呆若木鸡，也不是特别活泛，好家伙，那绝对是特别亲切，真的。我那时候又气不忿这个社会，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完了一解放，哎哟这一解放特棒，特高兴，高兴得不得了，特别的解气，这一解气这心里头都舒展了，绝对舒畅，吃什么都成，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特别开心。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从心底唱出来的啊。当然从解放区过来的这些人，整风三年抢救运动什么的，他们里头也疙疙瘩瘩，互相都伤一些东西。
2月2日入城式，我们都在学校集合什么的呀，三个学校，男校在辟才胡同，我们在西四那儿集合，就跑到前门牌楼那儿欢迎解放军。一回来人说有你一个电话，我一回电话，是我一个朋友，说告诉你啊，你哥哥回来啦，在哪儿哪儿呢，北池子。我一听哟，我特别高兴，你想我跑到五牌楼注251欢迎解放军，然后没骑车走着从五牌楼回来，到学校就下午了，听说这个我赶快又骑着车奔北池子。他们从清华进城了，接收北池子这儿的特务机关，就在那儿住呢。
<i><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K6354.jpg" /></i>
<i>北京解放时的欢庆锣鼓(陈志农剪纸作品)注252</i>
1949年的时候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候党也不公开，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就转团了，我是筹备组的么，我想我得办转团手续，黎光在西城工委，我就到西城找他，就转啦，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完了就南下工作团，我就报名参加了，注253在朝阳大学集训，海运仓那片，上大课，铺的是稻草，天天早上5点钟起来军训这一套，成立一个剧团，演出队，排《血泪仇》，让我刻蜡版，然后还有一个多月要出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不干，说你肺病，跟着部队一块儿过长江，蹚水，身体不成啊。就把我留下了。我不干，我就特别气，就有情绪了。注254
那时候李德伦他们进城演《赤叶河》，一个歌剧。注255就在新新，就是首都电影院。我过去京剧看过不少，话剧看过不少，但是歌剧真没看过，我一看歌剧就特迷恋，哪场都去，我总看戏去呀，他们都认识我啦，他们都从延安刚来，一看李德伦的妹妹，嗬，穿一小大衣，皮鞋。我就跑到那时候的团部(文工团)，找到管这事的人，他说好，你来吧，我说还有同学，他说都来吧。我就上了华北人民文工团。我要是南下的话，后来可能不是在湖南就是在广州了，广州战士话剧团。
华北文工团是李伯钊，注256就是杨尚昆夫人做团长嘛，是老红军，最早在江西瑞金，后来在杨家岭，都是在中央那儿，后来保卫延安的时候撤，从晋冀鲁豫撤回来，这么过来的。李德伦要我搞美术，说你画画儿行，你参加美工队吧，可是我看过他们的展览，什么古元的，彦涵的，木版木刻，还有土了吧唧的什么年画，那时候不懂，看着就鼠昧，注257死活不干。我说我要学提琴，李德伦说你肺不好，不能学提琴，这正好压迫肺。我要是到美工队，后来就是去美术学院了，我要到美术学院呢，只要不瞎，有手就都能干活，瘸都不怕，坐轮椅都能画。画画是个体的，不受限制，演员是综合的，是群体的，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你哪儿都受限制啊。那时若搞美术，成不了画家，也能成一名教授吧，你看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机遇。
我就学歌舞，他们不让学，说我有肺病，哎哟那不干，非学。开始哪儿会啊，人家都是从延安来的，(手)都磨泡了，愣不管那套。我们文工团的，一解放就上街，打腰鼓，扭秧歌，乐队的不参加，就是我们演员。哟我们的秧歌特棒，延安的腰鼓，大方，我们女的是蓝的粗布裤子，红袄，蓝的带云头边的围裙，蓝印花布头巾，男的是紫花布裤褂，粗布的，这儿系一个白腰带，也是土布的，上边白羊肚手巾那么一兜，真漂亮，特别招眼，特好看，现在都是很时尚啊。他们二团的在我们对面，出来小绸子小缎子儿，特小气，一看就是现在那些桥底下(扭秧歌)的。我们的腰鼓那叫大方(站起来表演)：咔咔咔咔，特棒，特好看，真好看，每个人伸开有两平方米那么大规模，他们都小里小气，我们那特大方。
定：您现在都觉得特好看？
滨：嗯，现在都觉得好看。1998年正月我到延安拍电视剧，正月十五他们出秧歌，一看都绸子缎子的，完了！不好看了。失去原生态的乡土气，失去审美价值了。
我在南下工作团的时候吃的菜都是从东北大麻袋运来的，大豆角子、茄子，都晾干了，弄一盆，蹲着吃。吃窝头贴饼子，高粱米，我从小就不爱吃高粱米，一见高粱米准哭，那也忍了，也吃。不让我下去(南下)啦，在(文工团)这儿也是，高粱米啊，比南下工作团好一点，可以上桌子吃饭了，一到过年过节，猪肉炖粉条子，特带劲儿。然后体检一查，肺没事，好了。后来我一琢磨，这就是体育疗法，那会儿不都讲体育疗法么，要是还像我原来那样静卧养病吧，准完。
定：那您后来怎么又学起话剧来了？
滨：也不是学，就是参加文工团以后。1949年11月份张家口就闹鼠疫，相当严重，我们就上街宣传防鼠疫。画的图，然后讲，在胡同的空场地方，没什么楼，敞开了风往嗓子里灌，也没个话筒，扯着嗓子喊，一下子嗓子就坏了，出不来声儿了。不行我就分到话剧队了，就没在歌剧。我要是在歌剧队，现在不是中国歌剧院就是中央歌剧院。这又是一次机遇。不过失去这机会倒没什么，到歌剧院也没什么发展，真的没什么发展，我成不了歌剧演员，最后可能做行政。
1950年的时候吧，1950年1月1号就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李伯钊这点特好，把从美国回来的，香港回来的都收罗来，她哪儿的人都要，绝对是一个什么。而且人艺1950年就有三产，原来做小提琴，后来是小提琴研究所，即现在的乐器工厂。
1950年初搞《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啊”，主要是歌剧，歌舞，然后我们就都下去体验生活，又到新华印刷厂搞一个独幕剧，话剧，体验生活一个月。哎哟那时候“五一”都过了，六月份了，我冷得穿棉袄，发高烧。7月份回来排戏，演出，我演主角啊，回来休息两天我到医院去查查怎么回事，还是骑车去的，到那儿就给我扣下了，不让回家了。黑热病。那是热带病，原来得从加尔各答进药，1950年已经有国产药了。
那儿原来叫德国医院，现在叫北京医院了。(给我看病的)一个日本大夫，还有一个德国大夫。隔一天一注射，一针一百斤小米，一天两块钱伙食，那时候的两块钱，一个月6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五几年时候最低生活补助一个月是8块钱，1950年恐怕都不到8块，可能6块钱，60块钱是它的10倍呀。好比现在低保一个月300块钱，十倍就是三千，一个月！我的天哪。就指定你这个病需要吃这个，帮助你吸收，治疗都讲究这个，营养师跟大夫要配合一块儿。不像现在病人家属又不懂，瞎订，明明不能吃还要吃，吃出娄子来，不管。那伙食真好，开始的时候根本就吃不下，一天5顿还有水果，那水果绝对都是好水果，饭拿来都特热。我就是好得快呀，绝对一级护理，不让下地，拖鞋都不给。正是夏天，那时候没空调啊，一会儿给你洗头，一会儿给你擦身，弄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现在护士会这套么？被子都叠不好。那时候高士其注258就是帕金森，也在这儿住院，毛岸英也在这儿割阑尾。什么人都有，还有毛泽东的侄女毛远志，患精神病——幻觉。对老百姓也都那样儿，我是一个小萝卜头，也和他们一样，都是根据病情安排病房和膳食标准的，一视同仁。
定：您在医院住了多少天？
滨：一个月。7月份出院的。我后来就一直做青年工作。注259
独角戏不好唱，得有旗鼓相当的唱对台戏，你就得努劲儿了，你就得想办法，光靠装模作样不成了，你得玩点儿真的。没有对手，一个单口相声说说就累了。后来我就琢磨，蒋介石那时候我们天天早上唱国歌，三民主义，后来添了党员十二条守则，就背，这个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国民党，到这份儿上就完了。所以我现在特恨这个。
真的。现在你跟年轻人说，他们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历史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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