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城南(定宜庄)_(一)白首龟年识古津（1 / 2）_生在城南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b>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院宿舍</b>

<b>[访谈者按](2007年)</b><i>这部书中的被访者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但也有很有成就者以及名人，在这些名人中，刘曾复刘老确实是最耀眼的名人之一。做一个城市的口述史不能没有名人，尤其是在北京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古老城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魂。刘老不仅在戏曲界，而且在生理学界都是顶尖人物，虽然刘老更愿意被人看作是生理学家，但事实上他之得名，更多的还是由于戏曲。因为科学家也好，学者也好，都是寂寞的行当，无论取得的成就多么辉煌灿烂，也无论在自己的领域有多么赫赫的声名，大多数在社会上也仍然会寂寂无闻。演艺界包括戏剧界当然就不同了，所有的表演，都要给大众而不能仅仅给内行看，而名人，如果只有同行的认可而没有外行的喝彩，是成不了名人的。</i>

<i>刘老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名为《京剧新序》，一部名为《生理说苑》，他自己说书名取自刘向的《新序》与《说苑》。《新序》是带有讽谏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说苑》引自先秦经传子史及民间故事、传说和寓言，目的则是说教。刘老这两部书，代表了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至于取这两个书名，是否隐含了对这两个领域中某些现象的褒贬，我就不敢妄言了。</i>

<i>刘曾复与张人骥教授(颜宜葳摄于2003年)</i>

<i>刘老学识渊博、阅历广泛，加上年过九十，历尽人世沧桑，他的经历，当然不是短短一篇口述可以概括的。我对刘老的访谈，几年间进行了三次，每次都长达数个小时，但囿于本书的体例篇幅，只能选取其中一部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作为节录，我重点选择的，除了他的人生经历之外，主要是与北京城尤其是外城有关的部分，这倒真应了刘老让我“编写”的戏言了，当然不是为了给他“遮丑”。</i>

<i>这篇口述，是我2007年整理出来后交给刘老审阅并经他修订且同意发表的稿子。</i>

定：刘老，我想给您做个口述。

刘曾复(以下简称刘)：我口述，您编写。

定：我不是编写，我记录。

刘：别记录，您就编写，您编写啊，可以给我遮点丑。回头有不对的地方骂您，不骂我(众笑)。

定：有些东西您如果不愿发表，我可以删掉，当然删的地方我会交代。

刘：可是我得说一下。咱们是删，不是改。咱们这就说笑话了，明清的小说，里头有些个东西不能够公开的，有人他给改，把这整个的小说改编了，我说那个不好。我说还是原来的东西，您知道不行，就“以下删去154字”，那最好了。咱们这也是删去多少多少字(众笑)。另外假如您这是内部的，我还是什么都可以说，把有些事再详细说，我得表示表示我的观点。咱们不是学术嘛，学术上有些基本资料，真实资料，您必须得留着。但我怕这是公开发表。公开发表的话呢，这麻烦这不行，人家该跟我打官司了。有些东西还是不宜于公开。

一般说我是1913年生人，但是我档案上的岁数，就是official age，是1914年生人。1913是按传统虚岁核过来的，今天不少老人还是说虚岁。

我不吃烟，不喝酒，也不斗牌。我平常不爱着急，名利看得很淡。我多年以来有一个看法，就是我得天独厚。比如今天咱们俩能坐到这儿聊天，我没摆摊卖菜去——我倒不是看不起人家那工作，我就挺知足。我念了书，后来在学校做事，我享受全人类若干世纪的全部文化成果的福利，可以这么说吧？咱们坐到沙发上，有煤气，咱们还能读书，种种吧，可是我对全人类文化的贡献微乎其微，当然我就得天独厚了，我就知足常乐了。牛顿不是说他是沙滩上的一颗沙子吗？人家贡献太大了，我跟他是没法比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注66那本书，不知您瞧了没有，我看过心里老想，陈寅恪那么大的学问，我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两个教授了，太出名了，没有发挥出来，真是太不幸了，当然我很惋惜他。可是后来我也想啊，他确实有本事，但是要跟全人类的本事比的话，他还是一小部分嘛，这么一想我就更渺小了，我还不知足吗？所以我总想，你得把你自个儿在社会上的地位认清了，你要跟全人类比，你要跟真正的劳动人民比，你还是觉得有些地方咱们占便宜了是吧？吃亏的地方也有，往往是跟你同一个阶层的人比，是这里边闹的矛盾。

我这想法也挺奇怪的，越来越觉得一个人就那么回事，但平常我不愿意说这话，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含沙射影啊，瞧不起别人哪，瞧不起领导哪。

<h3>1.我家来北京的原因</h3>

定：咱们从头开始好吗？我先问问，您是老北京人吗？

刘：据我祖母说，我们在明朝时候和很多很多人都一样，是由山西的大树底下逃难，李自成那时候，明末清初，逃到河北省的河间府，说就剩下一个老祖奶奶，在关帝庙里生下我们这个老祖宗。后来他就学徒，学徒呢大了他就很好，后来就建立起这个家了。

我们家后来是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我曾祖父在云南陆凉县，那时是陆凉州(今为陆良)，好像在衙门里头做一个小差事。我的父亲是云南生人，后来我父亲大了，我的祖父就到了湖北汉口，有时在武昌，那时候还没有成立武汉市呢，我祖父在那边做什么事我不太清楚，那时候家里有一个老妈吧，她说我祖父在湖北好像做过县官，说他审案子，大概是清官，不太贪赃，据说还做过别的事，我就知道他在沙市做过事，后来听说是在官钱局做一个事情。是国家铸钱呢还是管钱呢，也闹不明白。我差不多7岁他死的。那时入民国了。

定：那你们怎么到北京来的呢？

刘：怎么来的很有意思。我们就好像是游牧民族，从南边往北走，最后走到北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祖母，她娘家也是河北省的老家，据她说她的父亲在广东当过大官，她家里头在北京有官邸，有大房子，那地方她还带我瞧过。她小时候，她父亲大概在广东死了，她跟着她哥哥，就老想回老家，河北省南部。我们不是河间人嘛。从云南这儿过来了，可老承认说老家是河北的，是河间人。可是一到那儿，河间说没有我们这一户，她说干脆就上北京，因为她父亲在北京有房子。其实(那房子)早卖了，我的祖父借的房子在扁担胡同，就在米市胡同里头，据说是梁漱溟父亲的房子。梁漱溟的父亲叫梁巨川，他忠于清朝，后来是投湖死的。

定：那不就和王国维一样吗？

刘：他比王国维死得还早，投到北城一个湖。注67他这房子好像是他的别墅，很小，在南城那儿住的都是文人哪，会馆哪。我们住的地方一串有4所房子，都是梁家的。我祖父住中间两所，有竹子，花儿什么的。挺好挺好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父亲中了举人，是最后那科，庚子、辛丑两科并到一块儿。我父亲叫刘诒孙，跟刘春霖、张伯英这些位，他们都是同年。后来我父亲在学部工作，就带着我母亲，我姐姐住在北京。我祖父回来把家给安排了，然后他还在湖北做事。我祖父在湖北，我父亲在北京，那时候还没我呢，我到民国三年不是才生嘛。

定：您父亲一直在北京？

刘：不是。民国以后就到南京了。为什么到南京呢？我本家有个祖母辈的大奶奶，她可以算作是河间籍的人，也是刘家，就是我们家，她是谁呢，她是冯国璋注68的姐姐。这个祖母守寡，也不知怎么就把我叔叔过继过去了。冯国璋、段祺瑞不是都跟着袁世凯嘛，我父亲就带着家眷，还有我叔叔，跟着冯国璋到南京做事。我就是在南京生的。

我们在南京住的地方叫三元巷，离夫子庙这边近，离下关远，离花牌楼不远，那房子我印象深极了，说是明朝常遇春的府，叫开平府。注69那房子太好了，我们住后院，前院就是朱家溍的父亲家。前院三个大院子，后边的院子有楼，我叔叔住楼上，我住在楼下……我和朱家溍是世交，中间是江西熊家，住三家都显得旷得慌。后边有极大的花园，里边有五个大水池子，叫湖。我小时爱吃枇杷，吃萝卜丝饼，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板鸭，我不喜欢那个味儿。我喜欢吃那里的煮白果，到大了还想那个。

后来袁世凯失败了，冯国璋不是做了临时大总统吗，我父亲就跟着他们一家子回到北京。那时候我3岁多，虚岁4岁，所以我就算北京人了。我就记得还是住在我祖父借的那个梁巨川的房子，这房子就等于给我们住，他们也不要这房子了。其实梁漱溟比我大多了，我始终没见过这人，可我读过他的作品。

我父亲就在总统府里头当秘书，那时候同时有好几个秘书。他们那些文人会写对子啦，作诗啦，办办公事，写个应酬信啦。后来冯国璋的总统不是做了一年多就下来了么，后来又是段祺瑞，又是什么，最后一个大总统叫徐世昌，他们这些秘书却不换。徐世昌的总统没有了，换了吴佩孚、张作霖他们，我父亲就出了总统府。

我这个叔叔不是管冯国璋叫舅舅么，他是日本留学的，他比较方便，后来就在江西、南京跟着孙传芳他们这些个人，做过一些事情，孙传芳失败了，大概他就不做事了，他就到北京来。我叔叔有点钱，他本来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后来自己买了房，就不住一块儿了。我父亲没做过别的什么事，也不会做什么事，就和几个老头管颐和园，做管理员什么的，办公室就在大戏台那个园子的后边，在那儿待着去吧。园长姓许，比他们大一辈好像是，都管他叫许五太爷。另外三个人，一个人就是我父亲，还有两个，一个姓沈的，叫沈七叔；一个姓张的，叫张七伯。是两个都行七还是怎么回事。底下还有很多老太监，做普通的杂务，那时候是1932到1933年。我们家里一直也没什么钱，我上学是我叔父给学费。

我父亲死了不少年了，1960年死的。

我再说说我外祖父。我外祖父姓纪，那个字应该念jǐ是吧，北京一般就念去声了，他们家都念jǐ。他是河北献县人，纪晓岚的后人嘛。他那时候也在湖北，张之洞知道吧，张文襄，约他出来办洋学堂，就叫文普通学堂，他是学监督，就是校长了。请的教员有日本人，还有一个蒋先生，我叫他蒋二叔，那时才20岁，很年轻，教英文。我的姨夫汪鸾翔注70也在那儿教书，教动物学、化学，他是广西人，也是上的洋学堂吧，懂所谓科学，也是很肤浅吧，不过那时候也不容易了，还做实验，弄动物的模型，都自个儿买的。我的外祖父很有学问，我父亲还有姨夫都很推崇他，他把两个姑娘一个给了我姨夫汪鸾翔，一个给了我的父亲。注71解放之后董必武——他原来也是文普通的学生——派人找过我，问我外祖父有没有儿子，成器不成器，意思是如果我外祖父有儿子呢，成器，就跟我的姨夫，还有蒋二叔，都弄到文史馆去，待遇挺好的。可我外祖父没有儿子，我就知道有三个女儿，他那个小女儿后来在上海教书，“文化大革命”后死的。我外祖母姓王，她告诉我她本来姓朱，清初时不敢姓朱，就改姓王了。我母亲不会写字，看小说倒是能看，我姨儿也是。

定：您外祖父不是在武汉吗？

刘：武汉是在清朝时候，到民国不是没有那座学堂了吗？他在献县有一个老家，我外婆常住到我们家，有时也住到汪家，就是我那姨夫家。她不愿意回家，愿意在北京住，我外祖父就也到这儿来，我小时候见过外祖父，有时带着我在街上转，告诉我说纪晓岚的故居是湖广会馆，现在不是说晋阳饭店是纪晓岚故居吗？晋阳饭店在虎坊桥大东边了，湖广在桥西。虎坊桥在哪儿呢？骡马市大街是东西的大街，北边是南新华街，南边是虎坊路，和骡马市交叉成为一个十字路口，湖广会馆就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南侧。晋阳饭庄是桥的大东边，到我七八岁的时候桥还在，后来拆平了，桥栏杆还竖在马路南边，那时候还没开出虎坊路。湖广会馆那个地方最早是清朝威信公岳钟琪官邸，后来换了几个主之后就是纪晓岚家，纪晓岚故后归了汉阳叶澧侍读，以后成了湖广会馆。当年《北京游览指南》就这样说，恽宝惠记载湖广会馆的子午井时也是这样说。我还问过一位管北京房契的老先生，他也是这样说。

<h3>2.说说我上学的事</h3>

刘：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小时候家里不大管我。我父亲光念书，什么也不用他管，我母亲也不大管我，我就满街瞎跑。后来在家里，我母亲也教我认点字号，小方字，有一个亲戚教我念新国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我还记得。我虽然念了，什么也不懂得，瞎玩儿。后来我都九、十岁了，我有一个叔伯的姑姑，嫁给安徽寿州孙家，孙家在清朝当中堂，挺出名的，注72我的姑夫是他们的后人，也不知怎么就成了我的姑夫了。他原来在天津，后来到北京做事情，他就老瞅我瞎跑，他就说服了我母亲，说你们也是世家，这孩子怎么成野孩子似的，说不上学不行啊，就说服我母亲让我上小学。

我这姑夫主张我上教会学校，就叫我上崇德中学注73，现在的三十一中，在绒线胡同，很出名，杨振宁不就那儿毕业的嘛。我姑夫的儿子在那儿，可以带着我。我就上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为什么上那儿呢？他有他的看法，说教会学校管得严，省得瞎胡闹。再说那时候名人的儿子都在那儿，顾维钧、颜惠庆、关麟徵，这些大官的孩子都在那儿，到大了之后，有这些个同学就好找事情，就有这些想法，我印象太深了。其实那些个孩子家庭教育都挺好的，也没什么架子。

我没上过学，什么也不懂，到了六年级，大部分都不及格，外国人把我叫去了，说你这个不行，不能升到中学去，你要不上就算了，我说这坏了。那时候我父亲母亲在上海杭州呢，为什么在那儿呢？我叔叔不是跟着孙传芳在南京嘛，我家还是在北京，可是他们在那边做点小事。

<i>刘曾复先生与本书作者(2001年摄)</i>

我家这房子就归我姨夫住了，我就跟着我姨夫在这儿上学。我的姨夫那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他教汉文，教唐宋八大家，跟王国维、梁启超，还有一些个人，在清华教书的人里边就算是老头了。我姨夫看着我不行了，耷拉脑袋了，他就叫我，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上教会办的学校，应该上我们国家办的学校，他让我暑假之后跟我的三表哥都考师大附中去。我说我这样的考得上吗，他说不要紧，让你这二表哥给你补习。他家哥儿仨，三表哥跟我同岁，二表哥比我大6岁，现在还在呢，是林业大学的教授。那时候他已经考上清华大学了，在家里养伤，他怎么会伤呢？“三一八惨案”知道吗？他挨了一枪，把腿打穿了，他旁边就是韦杰三，清华烈士，还有一个墓呢，他们两个在一块儿，韦杰三被打死了。注74我二表哥给我补习，这下子可就行了，我就考上附中了。注75

附中那时候是很革命、很进步的一个学校，我上那学校对我教育太大了，到现在我都觉得特满意。注76政治教育挺强的，像《新青年》里边的文章我们都念。讲爱国，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都挂着小牌儿，去街上嚷嚷去。参观乡下，参观煤矿，我们都很愿意去。我初二就知道共产主义了。

<i>位于和平门外的北京师大附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i>

附中这个学校太特别了，它教给你读书的方法。那时候我们上头一次课，上汉文，头一篇文章，念的就是学生自治，学生自己管自己，自己安排一些事，环境怎么管，花儿怎么种。它的特点是没有大考，就是没有学期考试啦，学年考试啦，都是小考。打初中一年级起老师就让你自治，上来就告诉你说我这课考三回，我这课考两回，我这课考一次，后半学期，后边不考了，都要自学。我小时候净踢球了，书都是寒假暑假自个儿念的。我总说原来的师大附中太好了，那时候的四中跟这正相反，四中背考题，标准考题，标准答案，净背那个，跟现在的状况相似，可是考大学他们考不过我们。附中我觉得是最好的学校。

最难得的是附中的制度，你这课有不及格的了，哪年级学生某某某哪门不及格，给你记下来，如果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整个初中有六门不及格，你也照样升班。只要你到初三或者高三，特别是初三，如果你第二学期全及格，以前的所有不及格就全算了，就当没事。可是你要是初三第二学期还有一门不及格，这可要了命了，前几年不及格的课都得补，你就甭想毕业了。我在学堂净想踢球啊，也不用功，好多功课我是暑假自个儿念的，可是我到三年级第二学期全及格了，就毕业了，毕业就可以考高中，我一考高中，考上啦。

到高中分成一部二部，一部近乎文科，二部近乎理科，理科也要学一般文科的东西。从初三就有很多选科，高中更重视选科，到高三正式的课就是一个汉文，一个高等代数，剩下的课都是自己选。有一门课是人生哲学，由老庄讲起一直讲到马克思，我对这课特别有兴趣，我就学得特别好。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清华基本上都能考上。

我们考清华那年正赶上对对子嘛，陈寅恪出的考题，对两个对子，一个上联是“孙行者”，一个上联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再作篇文章“梦游清华园记”，题目一共就16个字，对不对？那时候的学生对对子好像还有点本事，“孙行者”这个对子，我对的是“韩退之”，清华的段学复对的是“祖冲之”，北大那个周教授对的是“胡适之”，据说是最理想的。对比起来今天完全不一样，汉文考试两千多字的题目，出点奇怪的字奇怪的什么，也就是背标准答案，真是意义不大。我还提过意见，我说为什么这样，他们说现在好学生多，学校少，就要出题目难，为的好选择人，我说这不像话，太不像话。我对现在考大学出题目这么多特别的印象坏。老师也是这样，你要是考题蒙得上，这教得就好。哪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呢？

到清华也是，教给你做科学的方法。让学生选课嘛，说得热闹些，几乎没有一个学生的课表完全一样的。我那时候淘气，我就选十点钟上课的，因为甭起早儿了。我选的汉文是闻一多的，他发给我们的古文讲义不带标点符号，叫学生自己标点，这得事先预备呀，我不用功，我没预备。我的名字在点名册第二篇的头一个，他上课来，说叫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啊，他从第二篇叫：“叫刘曾复来读一读吧”，我没预备，许多字我也不认得，我断不上句来，下边就笑，他就认准我了，下次还叫我，我下回还是没预备，这丢人可丢大了！说实话，断句是读古文的基本功，清华大一国文的安排太有学问了，不同于中学……末了儿啊，到学期之末，我倒是都及格了，再不然毕不了业啊。我在清华念了四年净玩了，净踢足球，我是足球选手。

我再说在清华的一件可笑的事。清华有党义课，就是政治课呀，要念三民主义，教科书是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写得挺有学问的。还要军事训练。大伙儿觉得军事训练是为打日本，还有点道理，就对党义课印象特别坏。我到四年级才选党义课，那时候学党义一般是二百多人凑到一块儿学。这二百多人就自动分成十组或者几组，自己起个名儿叫党义研究会。每人有张单子，比如我们那党义研究会有20人，名字不好记，写着也麻烦，就都按学号，比如我是1780，那个是2002，都按号排好了。16周或18周的课啊，排好之后一人去上一次。教党义的点名时不抬头：1678，到！16多少，到！排到我那儿我也得上一次课啊，那是任务，课堂上统共也就20多人，他就自个儿在那儿念稿子，我也不知他念什么。

我那次还特别危险。上午考完一门必修课，想下午进城玩儿去得了，我这一糊涂就进城了，回到家了一想不对，下午还考党义呢，不及格毕不了业呀，可我再想回来也来不及了，我急坏了。礼拜一早上我一到学校去，就找我们党义研究会的组长，我说礼拜六考了吗？他说考啦，我说坏了，他说我瞧见你没来，我替你答了，复写了一份，交上去了。结果我就全及格了。那个组长叫什么我都忘了，外号记得，名字不记得了。那时候对这边好像是自己人，对党义那边就好像是敌人差不多。这也是上学的一段插曲。

定：您上清华是哪年？

刘：1932年。我应该1936年毕业的，因为踢足球把胳膊摔折了，休了半年学，所以1937年毕业，毕业就倒了霉了，正赶上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我本来分配到中央大学，中央大学要人……

定：中央大学不是在南京吗？

刘：南京啊。结果一打仗就吹了。没办法，我上哪儿找主去？后来1938年我就到了协和，那时候叫协和医学院。1941年太平洋战争，把我们从协和全轰出来了，我又到中国大学，在生物系当讲师。在协和的时候我算是实习生，相当于第八年的学生，实习完就算毕业，虽然不拿文凭，但是资格有了，所以我没当过助教，出去就当讲师了。你想我这样的教得好吗？教不好，瞎蒙事，净玩儿。可是我在协和做研究的时候是真认真，我每礼拜日早上都要自动上班，大年初一我也要去上班，因为实验停不了，那种训练特别好。

后来日本投降了，1945年之后我就到北医，那时候北医还在城里呢。1960年调到现在这个首都医科大学。这是刘仁他们办的。

首医大原来的教务长对我的印象特别坏，他老觉得我跟他的主张不合，我认为教大学应该以做研究为基础，你不能照书本念，照书本念你还教什么学生，这就说我是“白专”。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找一些人批判我是“历史反革命”，是“三美主义”：“亲美”“崇美”“恐美”。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跟党争取接班人”，给我贴大字报。可是一贴出来老百姓不答应，说他们转移革命大方向。司徒雷登的干闺女，她成了头号人物了，把她揪出来，我倒成革命群众了，便宜我了。“文革”是横扫啊，要是竖扫就不碍事了，挑着扫，这横扫可了不得，这笤帚苗一带就把你带进去了。“右派”没我的事，“文化大革命”又没我的事，我真体会这事，愣没扫着我，我没沾上边，太不容易了。我这人人缘儿好，没架子，又没脾气，要是人缘臭，早把我揪出去了，所以我得天独厚。这样我就混了十年。

我是1978年退休的，退休之后还让我当生物医学工程系的系主任，我又干了几年，现在不是大学越大越好嘛，这个系成了学院，我就成了名誉院长了，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去年上半年我还给现任的院长写信，说别给我挂名了，他们也没理我。今年(2007年)又给我开了一次“刘曾复教授从事生理科学事业七十周年座谈会”。

我这个家庭也算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我父亲古文功底很厚，能写字能作诗，要不他也考不上举人。我这汉文没法跟他比。我家也有摩登人儿，我三叔在圣约翰，注77英文特别好。我没背过几篇文章，你要能写好文章，你要不背上十篇八篇的文章你写不好，为什么写不好文章，就是背书背太少，肚子里头没有，现想，那不成。我能写点古文的东西，但是写得很坏。不过我现在也骗人，人家让我写书的序，我得看人家的书，有时我看不全，有时看了之后我不见得同意，我有个妙诀儿就是写个文言的很短的序，这样能遮丑，文言就有这么个好处。我打上小学，十岁以后就没怎么拿墨笔写过字，我也很喜欢那些老字，比如我喜欢褚遂良的字，但是我没功夫，我写一个字也许不难看，写一篇字就不行了，一篇字是一个整体，没功夫，布局不行，那就是不会写字。现在有人还让我写，我哪儿写得了，瞎写，但是拿这蒙事还行。

<h3>3.我的姐弟和老伴</h3>

刘：人类社会在目前来说还是夫妻的社会，不是一个人的，主席出去不是都带着夫人嘛，皇上还有皇后呢，我老伴死6年了，但是我家庭还是健全的，我没有儿子，只有4个女儿，这4个女儿都很好。

我说说我老伴。咱们什么都说。我6岁，她7岁，我们就在一块儿，她家姓苏，是河北南部的一个地主，不知为什么她父母就非不要她，把她过给她的一个姑姑。她这个姑姑嫁给天津华家，华世奎注78家知道吧？华七爷，宣统的老师呀。我老伴过给的是他们的十八爷了，华十八爷，他们拿她当闺女了，算是他们的小小姐。后来她跟她姑姑到了北京，她家的房修得特别好，花园啊，大房子，大概都是她姑姑的钱。我们不是从湖北来的嘛，跟湖北的人都熟啊，礼士胡同傅家，这傅太太请我母亲和她们斗牌去，还有一个杨太太，一个华太太，这华太太就是我老伴的干娘。互相一提，我母亲不是纪晓岚的后人嘛，河北省南部人，他们也是河北省南部人，一说还有亲戚关系呢，华太太就请我母亲到她们家斗牌去，其实我母亲没有钱，我父亲就在总统府当个秘书，哪儿有钱呢，没有钱，去那儿斗。那时候我已经6岁了，把我带去了，我老伴招待我，她有好多小玩意儿，小人儿，小火车，我就什么也不顾，满院子就跑，光去玩这玩意儿了，打那儿我们就认得了。她懂事，我不懂事，浑极了。

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家破产了，到包头，后来又回来，回来简直没法儿住，她就上我们家来了，那时候她就十几岁，大概那时候大人早订好了，我们俩将来就成一家了。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啊，后来慢慢就明白了。我们挺好的，打小儿就好，小时候我浑得不行，她比我发育早是怎么的，她什么事都懂，小时候长得好看着呢。我帮她上学，上附中，中学毕业她考日本派的医学院，口试给刷下来了，那时候不送礼就给改分，她没考上。后来“七七事变”，我在天津不是住了一年嘛，我们在天津结了婚。我回来上协和，她也回来了，学英文打字，后来就一直在北医图书馆，管外文期刊什么的，“文革”也没事。后来偏瘫，我侍候她十年。我们俩这辈子从来没吵过架。她不喜欢做饭，我做饭，她喜欢搞卫生她就搞卫生。我们俩这关系太好了。

我姐姐和我弟弟都是附中毕业的，那学校好，那学校太好了。我姐姐比我聪明，功课从来比我好，她从附中上的清华，读的清华汉文系，还没念完，家里非让她结婚，很可惜的，后来在中学教数学，“文革”后死的。我弟弟上过燕京，上了两年有病上不了了。我就是这么一个经历，人就是得跟环境凑到一块儿，我就是从那么一个环境长出来的。

刘：我小时候满街跑。先说一个笑话，我家住在扁担胡同，上小学到绒线胡同。那时候宣武门也叫顺治门，还有一个城圈儿，前边还有火车道，京汉铁路由这儿过去到西客站。我们上学的时候要过这个车道，才能进到宣武门里的大街。我上了两年小学，功课不行，但是道儿两边的会馆、铺户记得清楚极了，哪个会馆挨着修自行车的铺子，哪个对过儿是说书的茶馆，要问我我都记得。这还很有用，比如有人问我过去一个茶馆，叫海丰轩，很出名的一个茶馆，我就告诉他，在宣武门里头，绒线胡同南边路东，后来改成一个汽车房。我就能说得很准。

北京人说南城特点有两句话，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南新华街原来是河道啊，跟城里头都通着，由西直门那头过来，起初河道上有好多桥，甘石桥，北化石桥，南新华街有臧家桥、虎坊桥，都是桥，原来就是河道，后来河干了，河道可以走人了，桥也就没了，修石头子儿的马路，两边是明沟，注79所以这街道改得很厉害，我都亲眼看见的。和平门原来没有，是城墙，我上附中的时候，1925年，和平门就开了，拿人工拆那城墙，那可费了劲了，笨极了，里边高外边低，拿土垫了一房多高，光垫这马路就垫了一年多。我上到初三这门才正式开通，原来叫兴华门，后来冯玉祥给改成和平门，这进出城就方便了。注80

南城是这样子，崇文门那边净是富商，阔商人。瑞蚨祥知道吧，八大祥，大绸缎店，那边有织云公所，都是这布行唱堂会。再比如说天津做盐业的，姓王，后来让蒋介石给迫害死了。还有替清朝管烟行的烟儿郭，郭仲衡家；在清朝管蜜饯的范家，范濂泉家；樊家，樊棣生家，我都熟啊，注81他们都爱唱戏，唱得都挺好，他们钱也多，自个儿也挺狂。后来到民国就不行了，到日本时候就落魄了，很落魄了。解放后更不行了。

宣武门这边，就是我们住的这边，一种是会馆特别多，举子甚至外省人回不去了可以住那儿，可以白住，我有个姑夫是潮州人，潮州会馆在丞相胡同，注82潮州人就白在那儿住，我姑夫他们就占一个院儿，一直住在那儿，后来交不交钱我也没打听。一种是南城还有饭馆，特别是在北半截胡同南口那儿，那个广和居，所谓的“公车上书”，像他们这些文人，梁启超他们常在那儿作诗，在那儿开会。注83还有卖烤鸭的老便宜坊，在米市胡同北口，旁边是他们开的棺材铺，后来都关门了。

定：就是说宣南这一带挺风雅的是吧？

刘：风雅但是穷，像我父亲他们没钱，就在南城找这么个地儿，挺风雅的，就在这儿住。另外也有阔家，比如沈家，做过中堂的，也是我们亲戚了，在我们后边街里头，他的官邸很好，解放后成了小学校址。但是真正阔的，高级官员或是皇亲国戚了，王爷府了，贵族，就都在城里。我的老伴的一个同学，关系特别好，姓傅。她的满族姓我始终不知道。他们家住的就是王府大房，在白塔寺那边。正院子像个大宫殿似的，院里还有个大戏台，我跟老伴老上他们家玩去。他们跟齐燕铭家后来结亲了。我跟齐的兄弟是最好的同学。

定：齐燕铭那是蒙古旗。

刘：傅家的小跨院就够住了。当初傅家有个姑奶奶，就是比我这同学大两辈的姑太太，珍妃选妃子那次也给报上去了。送她去之前家里就跟办丧事一样，要选上就完了，再也回不来了，还不定死活呢。结果最后没选上，大家都觉得太荣幸了，庆贺不是？这位姑太太本人想不开了，落选了她觉得寒碜。后来也是嫁给别的王爷家里，最后就窝囊死了。

我住的那个南城小胡同，由早晨六七点钟就有叫卖的，一直到夜里12点还有，你坐到家里可以不出门，要的东西就都送货上门来了，不必上街上贵的大铺子去买，小户人家在家门口买就行了。

还有的事外头就都不知道了，当时那些俄国人，贵族，都到北京逃难来，挺可怜的那些人。无法生活了，有的就做小偷，有的变成马戏团的，跳舞什么的，个别卖淫的那就不能说了。还有大概很少人知道，在东城专有一个胡同里头，挺保密的，有一个台子，男的女的在那儿表演性的活动，做淫秽的行为，卖钱让大伙儿看。甚至可以点，什么样的姿势，到什么程度，当然钱不少给，有阔少爷在那儿瞧。不是真正知道的人，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定：那您怎么知道呀？

刘：阔家少爷说得得意呀，又瞧见什么了，又瞧见什么了。我们也算世交，互相也认得，赶巧不定在什么场合就听他们说了。像我们不去。我不胡来。可是我们就都说，外国侵略中国人可千万别流亡，我们就说千万别像白俄那样，亡国了，流亡了，那可了不得，那就坏了。那时候不懂革命不是？

我说的这个少爷，解放后在市府大楼那儿的一个玩具厂里当会计，瞅着一点儿没那架子了，害怕迟到，还跑。那时候卫生局办个学校，我晚上上广播电台给他们上补习课，先得吃饭去，我碰见他也吃饭去：“我来吃个便饭”，还说吃个便饭，这种词儿都是过去有钱人说的。另外一个少爷，他在银行做点小事。银行的工资非常少，但是有时做股东什么的，利钱非常大，也许他的工资就六块钱，但是他每个月能收到百十来块钱的利息。六块钱就是普通职员了，但是他挺有谱，下了班之后包一个洋车，车上头有个毯子，上车后“啪”一围，先不回家，上哪儿呢，法国面包房，进去之后，一坐，那个boy给他端一杯啤酒，什么话都不说，喝完就走，三节给钱，三节就是春节，五月节，八月节，都认得这少爷啊，上家里拿钱去。然后再回家吃晚饭。他跟我说，别人也知道这个笑话：“下了班之后，要没这杯啤酒，晚饭是实难下咽。”等到了解放以后，他给张伯驹注84当小跑：你给办点这事去，你给买点那个去。得，啤酒也别喝了，晚饭也能下咽了。我说的这是两种少爷吧？但是这还不是真阔的。有的可就真坏，不能说了，可是解放后就都完了。

<h3>5.我学戏就从这个渊源来的注85</h3>

定：咱们从唱戏说起好吗？

刘：我父亲不是文人嘛，文人的娱乐主要就是看戏。他没有别的娱乐呀，他没地方去，斗牌不是正式的事，他也不大斗牌，他倒会打扑克。所以主要就是听戏。

我父亲跟好多演员都熟，跟他们真熟，最熟的一个演员叫九阵风，就是阎岚秋注86，很好的那么一个人。他老上我们家跟我父亲聊天，商量些个事什么的。他们纯粹是朋友交情，九阵风连家务事也跟我父亲谈，家里有多少钱也谈。

定：您父亲挺爱交朋友的？

刘：也不是，他交往很有局限性。就跟他同年的、同事的人交往，还有个别的演员。他们这些人也爱跟外行交朋友，因为人家是尊重你，不拿你当戏子来看。要是有一个阔人拿他当伶人，当戏子，那就还不如妓女，比妓女还低，他们就很不高兴了。要是爱这个艺术，拿他们当朋友待就完全不一样。对人的尊重就是对艺术的尊重，这是很重要的。

九阵风是唱武旦的。他原来是张家口那边的，后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结了婚，站住了不是？在天津唱得特别红，又回到北京来。他原来的爱人死了，又续的朱文英的闺女，朱文英是武旦的老宗师，就像谭鑫培是老生的宗师似的，在宫里吃供俸的，他的儿子叫朱桂芳注87，也是唱武旦。九阵风喜欢我，有时候就带我上后台听戏去，有时候我也上他们家玩去，他还教我练练功什么的，后来我到了十来岁，才知晓他脾气大，不大敢惹他了，但是我对戏就有点儿熟悉了。

我没别的娱乐，就是听戏。因为在北京总能听戏，没有什么看电影的机会。其实也不是不愿意看，也愿意看，可是看电影很困难。电影场也没有啊，那时候有个平安电影院，在东长安街路北，一块钱一张票。那时候两块钱就能买一袋面，平常我们哪儿能上那儿看去呀，那是给外国人看的。后来好容易修了一个中央电影院，就是在北新华街口那个；中天电影院，在绒线胡同，是个老的电影院；还有一个，王府井东边东华门那边，真光电影院；还有一个在大栅栏南边一个药房里头，叫大观楼。也没有什么好电影。后来上初中了，看什么飞来伯，美国那个武侠的，他的妻子玛丽碧·克夫，演黑海盗，穿房入脊的；还有贾波林，就是卓别林，卓别林那电影相当好啊，我很愿意看，但是那时还是以听戏为主。

我父亲还认得些个别人，有一个唱老生的，叫王荣山注88，艺名叫麒麟童。当年有三个麒麟童，他是老一点儿的，在南方还有两个麒麟童，一男一女，男的是周信芳，女的是董玉芳，董玉芳后来出嫁了，就剩了周信芳了。王荣山到民国艺名就不用了，用他本来的名字，他是上海来的，打小我就跟他熟。原先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俩净瞎唱，有个会什么的，让我随便唱，我上台就瞎嚷嚷，我也不大懂。后来我大学毕业了，上协和医学院的时候，老经过他(王荣山)家，他家在前门外冰窖厂，那时候已经不大唱，教戏了，他给我正式教过戏，所以我算是他的学生。我跟他家的关系特别密切，他死的时候把我叫去托付他的家。他的儿子王金彦是中华戏剧学校的，跟王金璐注89都是同班，后来改学会计，解放后算是老会计师了。他的孙子就是我们二医注90毕业的，现在在军队的一个小医院里当外科主任。所以我的唱戏是这么一个渊源来的。

我这个老师喜欢我，他觉得我有点儿天赋，这样我跟他好好学过，所以我就懂一点戏了，我跟王瑶卿注91家也熟，我也跟他的兄弟王凤卿注92学过戏，我跟好多人都正经学过，所以我学戏比较地道。加上我听余叔岩又听得多。让我上学的我那个姑夫孙家，他大爷孙锡三，是老银行家，他捧余叔岩，所以我跟余叔岩不能学戏，为什么不能学戏？一个是我有老师，另一个我姑夫他们家捧他，我得端着呀，得有点身份哪。我赶巧走了这一个系统，这就对了。

我会的不少，我的熟人自然也就都会唱戏，交流也很方便。后来又懂了一点儿了不是，爱了也学，越学越爱，我自己上台唱戏也没问题，但是我从来不唱戏，我喜欢这个艺术，但是我不愿意唱。除了内行找我唱戏，所谓堂会，晚会，我在家里从来不唱。有时候没法子，非让我上台唱，我还得找地方练练去，练它俩仨礼拜的，要不你唱不了啊。

我最后一次唱戏是1961年，在政协礼堂。不是困难时期刚过去嘛，为繁荣市面吧，民主党派他们就组织，找些人与剧团合演。那回是找的朱家溍、我，还有俞平伯，这算九三学社办的，把我们这些社员拉出去和梅剧团合演。我和梅剧团的李慧芳唱的是《汾河湾》，朱家溍和梅葆玖唱的是《霸王别姬》，朱家溍唱霸王。俞平伯在前头打鼓，许多昆曲家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很热闹。

我到大了，我绝对花钱听戏，绝对不听蹭戏，还不能随便上后台，这是个身份。我听戏有选择，听的主要是余叔岩、杨小楼这些老先生的戏，有些戏我不听，我那时候觉得唱的没有余叔岩的戏讲究。解放后我没看多少回戏，没工夫看，忙得很。我看的戏都是人家给我的票，约我去的。平常我就不愿意看戏，没意思。我跟一般的票友都不交往。北京的票房太多了，一百多个，三五个人也能组成一个票房，花钱就成啊。有个国际票房，是大票房，每年要花一百多万呢，这还是便宜的。

现在有的演员，有不会的来问问我，除非他真想学，我也不敢随便瞎教，得有一定的分寸，人家有老师呀，他是内行，他有尊严，不能不照顾他的面子，任何人都有尊严对不对？但是要说真话，所以我就适可而止。

京剧不是一个随便的娱乐呀，是一个比较深的学术问题，我真正研究这个艺术。当然我对西洋的不懂，我只念点西洋的东西，莎士比亚原著我念过，我们上(清华)一年级时，大一英文课里学的，但很肤浅，不像清华当年那英文系，真正研究莎士比亚，古英文。

定：您的英文一定特好吧？

刘：我这英文就是实用主义。我现在看专业书还是愿意看英文的，名词什么，比看中文方便，英文文法也看熟了。我对于外国东西知道得很少，对中国的东西念得也比较少，顶多念点《古文观止》，当然我小时候也背过两句《论语》《孟子》，那就是背，不懂。我的文学修养还是很差的，我学京戏是从技术上学的，学艺嘛，我学的是艺人的东西，不是文人的东西。当然艺人的东西也很珍贵了，你要做个茶碗没有技术能做上来吗？不能瞧不起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