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时 间：2015年8月19日</b>
<b>地 点：台北市大乘精舍</b>
<b>访谈者：定宜庄</b>
<b>[访谈者按]</b><i>我多年以来为北京同仁堂乐家人做的访谈，已经于2014年收入《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一书并已出版，但今年又从我的合作者张海燕女士处，听到了台湾省的乐家后人乐觉心先生准备在北京重新开设同仁堂乐家老铺的消息，并且在8月份动身赴台之前，得到了乐觉心先生的联系方式。这是我此行得以在台湾探访乐崇辉先生和他全家的缘起。在此先要对海燕与觉心先生的安排道声感谢。</i>
<i>早在11年前，台湾“国史馆”就曾派人为乐崇辉先生做过访谈并出版《乐崇辉居士访谈录》，据访谈者之一侯坤宏先生的“访谈后记”，该项访谈从2004年2月19日开始，至翌年4月26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二十七次，每次约两小时。终成该书稿并得以出版，前后费时近十年。我细阅此书，颇有收获，也深深感到这样一个有深度、有价值的访谈成果，已为后来者所难以替代。而我之所以敢把我这场区区两小时的访谈发表出来，则是基于以下考虑：</i>
<i>台湾学者为乐老先生做的口述，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同仁堂，而是他作为居士，对台湾佛教文化的贡献。据侯坤宏的后记说：“作为北京同仁堂后代的乐崇辉先生，何以成为国史馆‘台湾佛教人物口述访问’的对象？这与他在台定居后，所从事的佛教文化事业有关，也与‘大乘精舍’的缘起有关。以‘大乘精舍’为基地，每月发行《慈云》杂志，出版佛教经书，大乘精舍提供了一个佛教交流的平台，以居士身份从事佛教文化事业40年，可以说是战后台湾佛教发展的奇迹之一。”(352页)已经把该访谈的宗旨谈得非常清楚。而我更关心的，则是同仁堂后人赴台的经历和定居台湾之后的命运，还有这个北京著名的中药铺在台湾的发展。这与台湾学者的访谈，是两个不同的主题。</i>
<i>在北京，公私合营以后的乐家，已经退出了同仁堂的管理，他们的子弟甚至已经完全与同仁堂脱离了关系。但台湾这支乐家后人，却始终与同仁堂这个老字号血脉相连，以至于他们在六十年之后，敢于站出来以同仁堂的传承者自居。而我也是在开始做同仁堂访谈多年以后，才得以直接从一位乐家人的口中，听到他对这个老药铺当年的传统、经营理念乃至炮制经验等一系列问题的讲述。然而即便如此，我对这次短暂而难得的访谈的定位，仍不拘泥于乐老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而将重点放在台湾同仁堂的六十年发展经历上。这样做的原因，一则是同仁堂在台湾这几十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传奇。再则是我那天面对的，并不是乐老先生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他的妻子刘玉梅女士、儿子乐觉心先生，还有乐觉心先生的妻子和女儿。读大学的小女儿是被长辈们特意叫来旁听的，因为他们认为她有必要了解同仁堂的历史。这一切遂使这场访谈，成为一场温馨的座谈，他们更愿意与我共享的，是他们一家与这个老药铺一起，在海峡那一边的故事。而刘女士作为亲历过这段历史的过来人，叙述尤为生动具体。尽管在乐崇辉的访谈和他的儿子觉心先生所撰《乐氏同仁堂——历史与演变》一书中，都称她为“乐刘玉梅”，但我还是按照当今北京人的习惯，直接称她的名字，而不在她的名字前加上夫姓“乐”字。</i>
<i>人类学家常说，口述史是“合作的历史”，它是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在互动的基础上共同书写的，不同身份的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产生的互动，结果会有很大不同。这也是我的这次访谈，与台湾学者明显的不同之处。我是以一名大陆历史学家的身份接触他们一家人的，而乐先生与我，彼此都因纯正的北京话(那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话)而立刻产生了亲切感，我在此前为乐家人包括他的侄子乐侠(即觉心先生的堂兄)所做的大量访谈，也使这场访谈可以省略太多的前缀而直接进入主题。这使我这场简短的访谈具有与《乐崇辉居士访谈录》颇不相同的角度。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所有的相关叙述，都还是过于简略了。</i>
<i>乐氏家族在台湾的同仁堂正式成立于1953年，地点在台北开封街一段五十九号，这是同仁堂大房乐笃周的夫人开设的，乐崇辉先生称她为五嫂。按照他的解释：“五哥乐笃周在各地开的是宏仁堂，如果五嫂在台开设宏仁堂，我就不会去找她，但她开了同仁堂，故应为四房共有，因此我沾了光。”(72页)不过，乐先生始终是以管账并协助五嫂打点事务的方式进入同仁堂的，并未直接掌控同仁堂的经营管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发展他的《大乘精舍》、印行佛教刊物《慈云》等佛教文化事业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同仁堂乐家的没落，正是历史上因果交替、转换的规律，起家与败落正是一个佛家所讲的无常显现；因此这面镜子，让我看破了、放下了、自在了，清楚佛教所说冤亲不二之真实义。”(346页)他说这是人生行脚的常态，我便也用这句话，作为本篇口述的题目。
</i>
<i>但是乐老先生尽管说自己已经看破了、放下了、自在了，却还是将复兴同仁堂的大业，郑重交给了他的儿子乐觉心，并且在北京举办了郑重的乐氏同仁堂第十三代与第十四代的传承仪式。在国营的北京同仁堂已于台湾注册了同仁堂商标并在台北开设了“北京同仁堂台湾旗舰店”之后，乐觉心也转向大陆，在北京成立了“乐氏同仁药业公司”总部，并在北京、郑州建立门市旗舰店，与国营的北京同仁堂，展开一场媒体所称的“小虾米对大鲸鱼的竞合商战”。</i>
<i>同仁堂的故事还在海峡两岸继续着，我希望我做的这一口述访谈，能够成为这个还在延续的故事的一个见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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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15年在台北乐家大乘精舍的合影，左起乐觉心、刘玉梅、乐崇辉、定宜庄</i>
定(对乐崇辉)：一看您就是乐家人，乐家人长得(样子)我都能看出来。
乐觉心妻子(以下简称觉心妻)：鼻子。
刘玉梅(以下简称刘)：鼻子成了商标了，一下就看出来。
定：您大概是乐家人里辈分最长的一位了吧？
乐崇辉(以下简称乐)：对对。现在我是十三代。
刘：现在辈分最长的两个，一个是崇熙，他写一篇文章都会寄过来。崇熙现在生病了，脚也不能走了，写不了了。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注42
乐(对定)：听得出来，您讲话还是北京话。我一听就是北京人。
刘：你们讲的北京话那么好听，好柔好细，真是有那种女人味。我们一回(北京)去，我们弟妹他们讲的话，哎呀，真好听，不像我们讲话那个腔调哈，那么硬邦邦的，太粗了，不好听。我们舌头很硬，转不过来。
乐：现在的北京就复杂了，哪里的人都有。
定：北京城现在已经没有了。最近十年，甭说您见过的，就连我见过的，都拆光了。
乐：厂甸还有吗？我小时候那厂甸的大糖葫芦？
定：糖葫芦都不是北京人做了，外地人做出来不是那味儿。
刘：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讲话不会那么流利。我们两个人差两岁而已，他八十六，我八十四。
乐：我1930年的嘛。
<h3>1.从北京到台湾</h3>
定：我先把我知道的简单地跟您说一下。我最初并没有想做你们这个家族的历史，只是想了解一下同仁堂这些子弟的生活情况，这是我去见乐曙青的原因，结果乐曙青讲的那些让我非常感兴趣。乐曙青是老大房乐益卿的儿子。
乐：乐曙青，对。
定：乐曙青的年纪比较轻，他是1936年才出生的，所以对乐家的老事知道得不太多，他后来在北京的一个中学里当会计。但他给我讲到同仁堂的四大房，讲到大房和二房的区别，还有三房、四房。还讲到你们是做中药的，可是却有一套西方的生活方式。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有意思后来我就又访了乐侠，乐侠夫妇，他们给我讲的，我的这本书里都有，可是就比较沉重了。注43
乐：乐侠的父亲是我的哥哥，叫乐崇勋，就是乐元可。乐侠很早就是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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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乐崇辉的哥哥乐元可(乐伟提供)</i>
定：那咱们从头来讲好吗？
乐：可以啊。
定：您是乐泳西家的老三？
乐：对。
定：乐元可是您亲哥哥？
乐：亲哥哥。等于隔房，我大哥二哥是另外一个……
乐觉心(以下简称觉心)：同父异母。
乐：正房嘛。后来我父亲因为这个姓冯的大妈走了以后，不久才讨我母亲。我大哥叫元可，二哥叫孝先。我和我弟弟是后来的母亲，姓张注44。
定：所以你们年龄差得比较大吧？
乐：比较大。我父亲是十五老爷，现在叫先生，不叫老爷了，十五先生。我叔叔叫十七老爷。十六老爷是乐朴荪的父亲。乐朴荪开的沛仁堂，十七老爷开的怀仁堂，其实十五老爷跟十七老爷两个是亲兄弟。十六老爷倒老早过世了。他们三个兄弟很亲，十七老爷就跟十五老爷，跟我父亲啊，就开颐龄堂，在廊房头条，两人有意见不合了，就把这个店分开了，我们就在王府井大街开永仁堂，他就到西单西四牌楼开怀仁堂，有这么个事儿。注45这个事乐崇熙注46他比较清楚。永仁堂后来也给收了。
我们那院子太大了，四合院，是东院西院么，那个西院，西楼跟北楼连着，北楼还有几个叔叔，跟我父亲是同辈么，已经变成同仁堂制药厂了，整个拆了。那大宅院多好啊，开放以后我回去，我第一次回去那门还有，封着，进不去。第二次回去一看，门都没有了，全给弄平了。什么都没有了，很可惜。乐侠是东院里头，您有去过是吗？那东院那儿很大的宅子。台阶啊，房子啊都盖得很好，有点皇宫的味道。后来还做药。
定：我去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
乐：我要再去北京，我领您去讲讲。
定：乐元可当时在北京挺有名的，京城四少之一，特别会玩。
乐：他会唱平剧啊，会唱青衣啊。
定：我们叫京剧，你们叫平剧。
乐：那时候叫北平嘛，中共还没来嘛，叫平剧。现在叫京剧了。1949年以后才叫北京，日本时候也叫北京，民国二十六年嘛，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么，八年抗战么。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堂兄，叫杨德修，就是杨宁，杨宁说服了乐元可和我的大嫂。李竹浓，我的大嫂叫李竹浓。乐元可是受了杨宁的影响，跟地下党有点关系，本来我们等于共产党的地下党……
定：乐侠都提到的。乐元可这支给共产党提供了好多好多的银子。
乐：地下金库么。
定：对对，有个电影叫《地下金库》，就是演的这一段儿。他们给地下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还有药品。他还救过地下党，救的不是这个姓杨的，是另外一个。后来抗美援朝还捐了不少东西。
乐：对对，乐松生也是。
觉心：同仁堂四房共管的时候，那个时候(指公私合营)刚好轮到乐松生。后来不是毛先生在天安门，他报喜么。毛泽东还接见他，那很高兴啊。因为这个后来他就是副市长。
定：“南荣北乐”么，两个最红的资本家，南边是荣毅仁，北边就是乐松生。他是跟您一辈的？
乐：对，乐松生跟我一辈。后来乐家还是被斗了。
刘：我听说我们给地下党付了很多钱。可是我们这个嫂子，“文革”还是被斗了，后来还被剃了阴阳头。
定：不管你交了多少钱，还是资本家。乐侠本来在共青团里当干部，后来不让他干了么。
乐：不让他干，还好，因为他的后台就是杨宁么。乐元可也挨过斗。乐侠为什么没被斗啊，共产党刚来的时候啊，乐侠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定：杨宁后来也没怎么管他，他还是算资本家的子弟。乐元可后来心情也不好。
乐：不好。
定：后来是谁也免不了这场灾难。
乐：后来都变了嘛，整个都变了嘛，国家改变就跟着走嘛对不对。你这个大家族的都斗，政策么，没办法。
定：实际上他们的店也没有了。所有的都没有了，除了同仁堂那个老店。达仁堂还有。
乐：没有了。永仁堂没有了。注47我就是逃出来了，呵呵呵……
定：那咱们谈谈您自己。您小的时候是读书还是？
乐：我小学在育英啊，育英是教会学校嘛，美以美会的，和贝满中学，在灯市口啊。后来我就到汇文上中学么。汇文中学就搞学生运动啊，赞成共产党那时候。
定：您参加了吗？
乐：我没参加，我年轻的时候害怕啊，我什么都不参加(笑)。我就不愿意搞这个东西。
定：您就一直读书？
乐：读书啊，我高中没毕业，共产党来，我就跑了。
定：您为什么？怎么别人都没跑，就您跑了呢？
乐：我害怕啊。
定：别人都不害怕吗？
乐：那他们不害怕就不管他们了，每个人都不同啊。我大哥他们还是共产党呢。我们有用人哪，有看妈，有奶妈，是乡下的，三河的，那时候叫乡下，三河那奶妈就讲乡下开始斗了，清算斗争，一说清算斗争我就害怕了。
定：您父亲那时候还在吗？
乐：没有了，我父亲是三十六年，就是1947年走的。中共1949年来了么。
定：北平是1948年就来了吧。
乐：48年没进北京来。进北京是49年。薄一波是第一任市长么，他说你要不那么什么，我炮就砸进来。傅作义一看你要打进来，皇宫不就都摧毁了，就害怕了。那时候北平市长叫何思源，何思源后来也被斗了么。
定：何思源还好吧？好像走得早，他女儿后来不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么。注48
乐：噢不知道。后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走了。
定：那您是怎么走的？是参加军队的，还是随着什么人跑的呢？我很好奇。
觉心妻：我们也很好奇。
乐：我有一个表哥，姓李，这个表哥在国民党的军队，但是在张家口。后来因为他没钱嘛，当兵的哪儿有钱呢，他说现在共产党要来，要不咱们走吧。我说好啊，那就想办法吧，那时候我母亲的一个内侄女啊，好像有病，住在德国医院，要死了，就拿了一个金碟子给我，这金碟子可以卖钱么(让我拿这个金碟子换钱给她)。可是我还没换给她，她就死了，我就没把这个金碟子给我母亲，就跟那个远的表亲，姓李的，拿着这个金碟子，跟着他就出来了。注49这个讲说很玄了，我们到了天津，遇到一个测字的，测字的让我写一个字，我写了“赴”，一个走一个卜嘛，测字的说走一定是走了，但是你初九、十九都不能走，我上船是初九啊，卜字是从十，你逢初十、二十、三十才能走。
觉心：那次上船之后又靠回来了。
乐：后来果然就拖了一天啊，解放军上船检查嘛，带着一个国(民党)军将军下了船，可能是有案子，不晓得。后来船开了，我到了香港正好二十号，就那么巧。到了广州，李铁钧又回老家去了，他是湖北人嘛。我说我怎么办呢？我不想回去啊，我又遇到我二哥的连襟，就是我二嫂的妹夫，我管他叫四姐夫的，在民航队嘛，后来他也到台湾来了，他就找空军大队的一个人，让我坐着飞机就来了。注50
定：您还是带着银子来的。
乐：没有！
定：那您怎么有飞机坐？别人都坐船。
乐：这飞机不要钱哪！
刘：拿了那么多钱(从家里)出来，我有时候跟他讲，我说你胆子很大，你怎么敢一个人跑出来？他说奶妈时常讲共产党来了，多厉害怎么斗，我都吓死了。他来的时候都不敢让他弟弟知道。
乐：乡下都是这样的，有钱的地主就杀了，把土地给佃农。
定：同仁堂到台湾来的除了您以外，就是乐笃周他们家的那个，五嫂？
乐：乐笃周行五么，五爷。他在大陆没来呀。
定：他不是来了又跑回去了么。
乐：又跑回去了。就不来了。
定：我这本书里有他的一篇材料，一边讲同仁堂的经验一边批判，一边批判一边讲同仁堂的经验。
乐：呵呵呵呵，很有意思。
定：她是怎么来的？不是跟您一起来的？
乐：没有。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她是从上海过来的。因为北京同仁堂有规定，在外头都可以开自己的号，但不能叫同仁堂。他在南京开同仁堂，违反乐家的这个规定了，所以大家攻击他。
定：管他叫鸡爪子。
乐：呵呵！那就不知道了。他有点霸道了。后来他就到台湾来，把他这个太太带来，他又回上海去了，去了就出不来了。大陆就解放了。就剩五嫂一个在这边。
定：她来就是为了来开店吗？
乐：对。
定：就是她一个人？
乐：就一个人。
定：就是说他到这边开同仁堂的时候大陆还没有解放？他就是想在这儿再开一个？
乐：对对。
定：他怎么会看中了台湾呢？
乐：因为他太太是福州人哪。福州不是和台湾很近吗。
刘：她弟弟先到了台湾。
乐：我这个嫂子，她弟弟都在台湾。一个在公路局，一个在烟酒供卖局，还有一个在电器公司，还一个在海军的。乐笃周的太太的亲戚都在台湾。
定：噢，他不是像您这样害怕了跑出来的？
乐：不是不是。
定：那就整个乐家里面，就您一个人害怕了。(哈哈哈哈)
乐：我当然害怕了。我出来对了，要不也被斗了。
觉心：到了台湾乐家好几个人才慢慢联系上了。还有乐庆森。
刘：乐庆森是我们这房的，《蓬莱仙岛》的主持人，《蓬莱仙岛》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我们最亲的，最亲的侄子，就是吊蜡丸的。他死了，早就没有了。
乐：我的历史很奇怪，因为我小时候拜天地，我们这大宅院啊很大，没有人拜，就我每月初一、十五一定拜，我哥哥他们统统不要拜，就我一个拜。
定：您怎么学的，是不是乐元可就会啊？
乐：不是，他们都不会，就我会。我学佛啊，跟这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人哪，你有天命，这叫迷信吧？
定：不不，不叫迷信。可是为什么您跟他们不一样啊？
乐：这个是天命，我们讲天命，您相信吗？我那时候啊，我会算命，我会批八字。我为什么算命呢？我要知道我为什么出来，往哪边走。那时候有一个老道，常到我们家去，姓王的，叫王观云。这人后来回到老家，回到四川去了。他就跟我讲啊，他说看你的命理，你非走不可，你命在天马，在迁移宫。因为这个我就研究紫微斗数，后来就研究算卦，慢慢就懂了。《奇门遁甲》说你要往东南走，注51我就到台湾来了。
到台湾来啊，就遇到她的哥哥，我太太的哥哥。他呢，会卜卦，我就会算命，我俩配合，“八七水灾”注52啊，台湾的，晚上没事就很多人来找我们。他就卜卦，我就给算八字，有很多台湾的领导和代表，我差不多都认识，我都给他们算(笑)。
定：算得很准是吗？
乐：他们那时候到台湾来啊，都提心吊胆嘛。
刘：那时候有好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哥哥呢，他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注53他看到我父亲留下的书，觉得很奇怪，就想找个同行的人，一起研究一下。正好那时候是“八七水灾”，台湾水灾，我哥哥呢，那个时候就想人民有难嘛，要坚强嘛，他就找同道的人，想一起研究一下，帮人家看。他(指乐崇辉)就这样才跟我哥哥认识，我们的姻缘也是这么样来的。
定：有意思。
乐：就这个姻缘，我和她就结婚了嘛。她还不放心，她说你是大陆人来，将来给她带哪儿去啊？
定：那时候还想“反攻大陆”呢，呵呵。
乐：对啊，如果她跟着你到大陆，什么时候回来呢？回来不回来了？有这个疑问在那儿。
刘：这是妈妈的想法。(对乐)对不起啊，我来讲一下。
定：非常有意思。
刘：那时候呢，我们不是奉父母之命，是奉兄长之命结婚。他跟哥哥两个人非常好，像哥儿俩，两个人，下了班就约到家里，(或者)上哪儿去玩。我哥哥从日本回来，是一个检验所的技正，外头有人巴结他，有应酬，就带着他去，我哥哥去了以后回来就跟我嫂子讲(用客家语)：“阿乐哥，这个孩子真老实哦。人家叫他什么，他脸就通红通红的。”就这样，我哥哥就看上他了。(众笑)
我哥哥讲就是，我妹妹要嫁出去，台湾人要嫁出去，要做很多的事情，每次回来都会哭哭啼啼的。我妹妹又不会做事，不能嫁出去，嫁出去妯娌多的话会被欺负。你是一个人来的，我妹妹嫁给你好不好？他就这样跟我哥哥讲，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她会吃苦的。我哥哥说，没有关系，年轻的时候吃苦比老了吃苦好。就这个样子，我就好丢脸了，为什么丢脸？哥哥开口让妹妹嫁给他！
哥哥看上他以后呢，有一天就跟我母亲提出来，那时候哥哥住在台北，母亲呢住在乡下。提了以后呢，母亲就有点心痛，因为我一天到晚就跟着妈妈身边长大的，最小嘛对不对。也是按着台湾的规矩，什么聘金哪，都是按着台湾的规矩，就是同意了。同意了就得到家里来，打听家里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哥哥也是到同仁堂去打听，看行不行。
乐：探听一下。
刘：对，探听一下。然后呢，妈妈要的多少聘金，她统统都收了，都收了。我心里还在想呢，哎呀妈妈那么疼我，为什么还收我的聘金呢？后来我的姐姐百年的时候呢，一直在写一个字，就是钱，她写的五十万，要给我。我说不可以。我姐姐很有钱，可是我说那是你们家的钱，我不能要这个钱。五十万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等到姐姐走了以后，有一天姐夫拿钱出来，给我，说这个钱是你的，我说怎么是我的？他说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的聘金和钱，妈妈交给我，利滚利地高利贷借给人家去。
定：喔！
刘：妈妈怕我当初结婚给他带到大陆去了。她说人家嫁个女儿，一个月回娘家好几次，你嫁到大陆去了，好几年都回不来说不定，万一你被人家给丢了，不要了，你回来路费都没有，这是给你准备的路费。我听了心里很心酸。
定：慈母啊。
刘：母亲那么疼我，所以要把钱给我。我家里环境很好的，地方里的名望家庭。所以我当时误会了妈妈为什么要收聘金，因为按道理我妈妈不会收我的聘金，加倍给我才对。为什么呢，一直是个问号。几十年以后，终于我才体会出来，妈妈的心就是护着女儿，怕我嫁过去万一不好，要回来没有路费。那时候五十万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们结婚以后很苦，每个月妈妈还给我二百块钱，请人家帮我们挑水。我们那时候孩子多，很辛苦，我们没有钱请人家挑水。
定：你们家是客家人？
刘：客家人。我们是名望世家的人，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新竹县新埔镇客家村，姓刘。卯金刀刘。注54我们家呢，台湾光复的时候，我父亲啊，他好高兴啊，就请他教私人的私塾，在我们家里邀左右邻居的小孩子来念书。那时候我也是跟着念，以后呢，到学校去了，因为马上时代就转变了么，对不对。一直念的日文，后来写作文又是写中文，我也不晓得我写的是什么，我写得乱七八糟，老师可能也不会。我父亲很热心地方上，我们新埔镇现在还有新埔镇的中学，那块地是我们家里捐的。从我们家附近可以看得到的，一直到另外一个乡镇去的路边的稻田，都是我们家的地。那时候陈诚搞三七五减租……
定：减租你们受很大的影响吗？
刘：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地都没有啦。每年会发给我们一点钱而已。
乐：一看大陆搞土改了，台湾就也跟着闹。因为大陆改了，台湾你不改不行啊。所以在台湾也变成这样。
刘：我父亲那时候一趟一趟地写信啊，写给陈诚，台湾省的省长，都是用毛笔写的，我父亲对我们中国非常爱国的这种，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么。
乐：她们是广东饶平。
刘：我们是饶平人，不过我现在会听不会讲。我来这里已经是好几代了。
定：您讲的就是国语吧？
刘：我讲的就是国语。我中风过两次。所以讲话讲不清楚，我没有生病以前，讲话还比较清楚一点，现在我就慢一点，一直咬字咬清楚一点，让人家听清楚一点。
定：我觉得已经非常清楚了。
<h3>2.台湾的同仁堂</h3>
定：咱们说说您自己。您出生以后是像那些乐家子弟，没有参与过药的经营呢，还是也参与了经营和生产？
乐：药学也懂啊。因为药房就在大宅院啊，隔壁有一个门，过去以后就是药房。我常常过去玩，做药什么，一看就都懂了嘛。所以药方我才带出来，这个药方不错啊，做药啊吃了就好，真是管事儿啊，中国人还是习惯这个。西药是快，马上给你压住了，没有根本治疗。
定：就是说药方您还是带来了？
乐：带来了。
刘：他这样讲，这个家族，这个家族的药方，是我们的命根，我们逃出来就是怕当初不出来，同仁堂就没有啦。
觉心妻(问刘)：怎么会带着药方？
乐：他都随身带着。他奶妈告诉他共产党来了要斗争的，他吓死了，药方就都带着，出去也带在身上。所以他走了，就一起带出来了。
定：也就是说您到这儿来了以后，还是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乐家重新振兴起来？
乐：对对。
定：同仁堂到了台湾立刻就开起来了对不对？
乐：到台湾我嫂子，五嫂啊，她到台湾开同仁堂，我后来就到同仁堂了，我在那儿做会计，一直跟着嫂子，帮着她弄药。我有配方嘛，懂这个药啊，所以后来我对药就有点兴趣，她那时候是住在六桥通，整个就是日本的榻榻米。注55本来我来的时候逃难嘛，什么都没有嘛，所以那时候很苦，苦了一段时候。
定：您就跟五嫂一起在同仁堂经营？
乐：我怎么经营？她是经营者嘛。
定：那您做什么？
乐：帮她管账啊，卖药啊。
定：也一直是在同仁堂里，没从事别的职业？
乐：没有。注56
定：我听说你们那个五嫂她特别能干。
刘：能干，会做人。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个五嫂，她主婚的，一切都是她筹办的。她那时候叫我小三三，就和我的婆婆差不多的年龄，在家里我没有侍候过人家，都是人家侍候我，我过来要侍候嫂子，又不是婆婆，那就乖乖地侍候人家。她要回家，我们要扶着她上车子，那时候我也不懂这个的规矩，人家教我。
我还没有小孩子的时候，一到星期天一定要到店里，我们女人一定要到店里帮忙做药。
定：做金箔吧？
刘：做金箔，还有揉那个药丸。我都做过的。还有吊蜡丸，白凤丸啊什么，里面是药，外面是一层蜡。我们当初都是要学的。我们做药都是在楼上，楼下就很热闹了，都是家里的伙计啊，就是稀里哗啦开玩笑什么的，一听到她从楼上下去的脚步，叮咚叮咚下去，马上就肃静了。(乐笑)我们在楼上做药，那时候有一个奶妈，还有一个阿春，我们几个人要挑药，要做药，一听到她“咚咚咚咚”上来，我们也不敢讲话了，好好挑药去吧，就是这个样子。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