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时 间:2006年12月5日(第一次)</b>
<b>2006年12月13日(第二次)</b>
<b>2007年1月16日(第三次)</b>
<b>地 点:北京呼家楼西里某居民楼</b>
<b>访谈者:定宜庄、张华、江桥</b>
<b>[访谈者按]</b><i>这篇口述分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张世垚先生所讲的家世和生平,后面一部分,是讲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即花鸟鱼虫。这里我不敢用“玩”字,因为他对待这些东西的认真态度,已经不是一种娱乐,这些东西,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中,既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他的精神寄托,同时还是他的尊严和人生价值的体现,将花鸟鱼虫的玩法琢磨到这个境界的,大概也只有北京人,尤其是北京的旗人吧,毕竟他们的祖上靠“铁杆庄稼”生活,有闲而且有钱。</i>
<i>我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有年轻人评论说,花鸟鱼虫是北京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的书中却反映太少。这意见很有道理,之所以这样,说到底,是我本人对这些东西既不懂行,也不感兴趣。在做这篇口述的时候,张世垚先生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是访谈者的倾向性和知识结构对于口述产生影响的一个实例。当然,张先生和我,还是一起做了努力,终使这篇口述能够比较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i>
<i>我为张先生做访谈时,他已经病重,不久之后就辞世了。谨以这篇访谈,作为对他的纪念。同时也感谢为我联系张先生并陪同我进行这几次访谈的张华女士。</i>
<i>张先生提到他的祖上是内务府“对子圈”中人,对子圈是为皇室饲养祭祀用马的马圈,与前面吴定寰口述中提到的正骨医生一样,同属上驷院管理,其成员很显然与满洲、蒙古的养马用马有关,作为八旗内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是否与披坚执锐的外八旗甲兵不同,由于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还无法定论。</i>
张世垚(以下简称张):我也年轻点,知道的事也不多,我今年要是85岁,我能给你们提供的要多一点,是不是?
定:那是。
<h3>1.我的家世</h3>
<b>(1)两个“祖儿”</b>
张(出示一张由其儿子抄录的碑文):按我知道的,我们是正黄旗。这个是:“松年,乃东陵承办总管,内务府大臣加一级。” 那写的伊尔根觉罗氏,是他母亲:“伊尔根觉罗氏乃东陵承办内务府大臣加一级松年之母,顺以承夫,诚以待子。” 我这孩子他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实在是水平太低。又得扬着头看,有的字看不清楚,他就照猫画猫,就画下来了,他连虎他都画不了。
这个跟那个,绝对不是一个碑,我们那个碑是张廷珪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卖这些东西,我估计这个碑的赑屃注165为什么能修上,而他们那个赑屃没修上呢?看起来国家知道这事,不知道哪一个管片儿知道这事,因为补一个赑屃,这是一块新石头么,起码来讲也应该算一个小工程了。谁补的这个,应该能查出来。
在我所知的来讲,现在张家一门在北京的,在外边的也没有啊,我就算岁数比较大的了,我还一姑姑,我那姑姑比我大九岁,她是神经(精神)病,这方面没办法。另外她也没有文化。我为什么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呢?因为我是长门长孙。
定:咱们先讲您的家系。你们祖上不是松年么,从松年往下一代一代都有哥儿几个您还记得么?
张:那个我就不记得了。
定:您是世字辈,您父亲呢?
张:是纪字辈儿。上边隆字辈,隆字上边是兴字辈。这个兴字辈儿啊,在我印象当中,从我爷爷讲,最低来讲是哥儿俩,或者是哥儿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爷爷是一子两不绝,哥哥跟弟媳妇要孩子。这哥哥没有生育能力,弟妹怀孕了,这哥哥呢,就给老太太跪下了,说:“妈,不管怎么说,我弟妹(怀的)这个,只要是男孩,就得算我的。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到我闭眼以后啊,他能一摔这盆,哭一声爸爸。”老太太说那得征求征求意见啊,意思是得问问啊,(问弟妹)同意不同意,(这哥哥就)说:“不成,您别那什么(意即别问),我(跪着)不起来了。”这么着,末了儿,又要给弟妹下跪,弟弟和弟妹没的说呀,都是那种传统家庭吧,这样,我爷爷就过继给老大爷了。注166这肯定是老大。具体他姐儿几个我就不知道了。
定:那时候哥儿俩(指爷爷的生父和养父)都是干什么的您知道吗?
张:据我爷爷那会儿那么说,这哥儿俩起码其中有一个是对子圈注167的。不知道是我爷爷这个养父是对子圈的,还是生父是对子圈的。就说那马出来是一对一对的。因为那会儿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呢,不是说那哈拉么,哈拉那狗是我爷爷跟他们一块儿到内蒙古买马去,看见人家那狗了,打算跟人要,那会儿都讲究说九狗出一獒嘛。
定:獒?是藏獒吗?
张:不是藏獒,是一种獒犬,这种獒犬特别凶。要生九个狗的时候,它能把那八个小狗都咬死。跟人要那个,人家不给,后来人家说,你要能偷走我这狗,我就给你,我还送你一只羊,就怕你偷不走。结果他们临告别的时候,跟人开句玩笑吧好像是,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就把小狗给抱上了,说你还得给我只羊,这临告别了,都上了马了,哎,人家就给他一只羊。
定:他怎么能有本事把那狗偷走呢?
张:那我就不知道了(笑)。还有一个兴字辈儿的,据老人讲,在国子监孔庙里边,有他的名讳,他是进士及第,噢,好像不是121号啊,就是211号。
定:您记得是哪年吗?
张:末科好像是。
张世垚的妻子(以下简称妻):不是说跟溥仪挺不错的么?
张:为什么说跟溥仪挺不错呢?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注168我们家有他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也让我妈给烧了。我父亲死的时候我还挂着呢,那是1964年,1964年我还挂在床头呢。那照片可不短呢,没这一墙长也差不多,按这老房子来讲的话,已然都耷拉到条案下面了。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堂屋里摆着三幅照片,都是拿炭笔画的,中间是梳两把头的,是个女的,这边这个,我爷爷告诉我,这是老祖,西边还一个,也是老祖,那就是上下中间可能就是母亲。两边是儿子(即生父与养父)。是不是这位那就不知道了。那么多年了,等于就是新画出来的似的,不走色(shi)。一匣里边这么厚吧,一米七八长,能比双人床的宽窄长,长度差不多。没地儿搁,就搁床底下了。比一米五得宽,那么长的匣子,要是这几个匣子摞到一块儿,比双人床的床头都高。还记得有一根拐杖,一根龙头拐杖,上边有一根金属链,缀着一个这么大,比大碗绝对不小,告诉说是槟榔瓢,槟榔才这么大,怎么能做瓢呢,估计是椰子瓢吧。外边是黑漆,黑大漆,里边是红大漆,一点磕碰都没有。就告诉我这个,这个是过府吃府,过县吃县,实在没辙你上庙里,庙里也得管你饭吃。走哪儿吃哪儿住哪儿。现在我也找不着了,没了。估计是让我三爷爷给拿走了。
定:您那两个老祖是住在什么地方?
张:我记着我们家,就是我爷爷这个养父这儿,好像是在骑河楼。为什么说好像是在骑河楼呢?因为那会儿家里不是有那石榴树么,打张勋注169的时候一个飞子儿正从石榴树的根那儿,擦着土皮儿,那石榴树反正也憨(粗),从那儿就穿过去了,我小时候还见过那穿过的眼,变成长的了。再有一个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哪,是打张勋的时候,跑反么,自个儿把房子点着了,是后坡先下来的,柁呢正好搭到八仙桌上了,把八仙桌烧了一块。后来让我弟弟给卖了五块钱。现在我要说古的来讲,卖五万也成。
定:那得看是什么木头的。
张:木头……不知是什么木。反正挺结实的,那么多年了,照打张勋来讲的话,照我二十来岁也不少年了,都没散架没坏啊。
打张勋的时候这房子肯定还有,打完张勋以后这房子就没了,卖了吧就是,完了之后就搬到东直门大街98号,后门是草厂22号,这个院据老人讲是48间房。但是连着是仨院,这边一院,这边一院,这边一院。全是48间房。后来把那两边的房怎么卖的,谁卖的,哪个祖儿卖的,什么时候卖的,我们就全不知道了。反正这48间房,有我们的房住,我们是住的后院,在我印象当中是我二爷爷,我二爷爷好像是在后院的东跨院住,我三爷爷好像是在后院的南房住。
定:您爷爷不是第二个老祖生的给了第一个老祖么,您第一个老祖住在什么地方刚才您说了,第二个老祖就没跟你们家住在一块儿是么?
张:没住在一块儿。他们家可能就是住在东直门。
定:第一个老祖的太太您知道是哪儿的么?就是您爷爷的养母您知道是从哪儿娶的么?
张:不知道。就是摆的那两把头的是不是,我真拿不准。
定:那您亲爷爷的母亲呢?
张:也不知道,他们不说这事儿。
定:他们两家就等于是分家了?
张:分家了,老妈跟他弟弟过。我就一个奶奶,我奶奶姓杨,是御医院的。是我爷爷的岳父是御医呀,是我爷爷的岳父的父亲是御医啊,就不知道了。我还是听我大姑姑跟我说的,说这病那病,要是那谁谁谁,就是说我爷爷的岳父还是谁要是活着,那没问题!
兴字辈估计是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据我爷爷讲,我们家不知是我爷爷的爷爷啊,还是我爷爷的祖儿,有一个人说是官大招嫌,树大招风,把自己腿掰折了。
<b>(2)我爷爷</b>
定:兴字辈往下,就是您爷爷这辈哥儿几个?
张:哥儿四个。我爷爷是老大,我有一个二爷爷,比较懦弱吧,在这哥儿几个比较懦弱,体弱多病,具体什么时候夭折的我不知道。
定:这四个儿子都是一个父亲生的,老大给了伯父了,接着又生了仨?
张:对对。
定:后来就没有人做那么大的官了?
张:后来就没有了。我爷爷他父亲那辈就是对子圈的了。我爷爷好像当过录事,就在对子圈当录事注170,写东西的。人来了公事他就抄啊,誊录似的,满汉文。我祖父满文相当不错,“文化大革命”我妈烧的那书啊,具体烧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会儿钱柜里也是书,连三的箱子里也是书,好多书,有的那书都不让我动,都是大蓝封皮,牙签子,木版印刷的书,拿出来的就是一套《康熙字典》,就是让人翻的,剩下的都不让我们动。后来我大一点儿了吧,给我拿出一套《三国》来,拿出一套“东西汉”来。让我看这两部书。别的连我都不知道。末了儿我妈快烧完了的时候,我弟弟去了,捡出半本帖来,手写帖,按我的印象好像是隶书,手写的,《兰亭序》,没头没尾。头几年我问我弟弟,在我弟弟那儿呢。老祖宗不管怎么说也有一段比较光荣的历史,虽然子孙败落了,也想把这家谱续一续,我弟弟一查就是半本《兰亭序》,说你要我给你得了,我说我不要。
据我爷爷来讲,我们家过去开过筐铺,开过百货店,在前门外开过百货店,五间门脸呢,都让人给算计没啦。
妻:都当甩手掌柜的,那可不是。
张:具体是谁干的,谁开的,我就不知道了。
定:反正是您爷爷干的。
张:不是,我爷爷年轻时候干什么我不知道,他好像就是吃老本。我爷爷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嗨,我这一辈子,小时候我吃爸爸,长大了我吃儿子。”(众笑)
定:您爷爷后来就在中国大学干事?
张:干了也没多少日子。他在那儿干事我都不知道,我都没印象。我印象是什么呢,好几个月他才回来一趟。赶到日本时期,日本时期的后期了,就在家待着,在家待着不能坐吃山空啊,他就摆个小摊。摆个小摊呢,卖点糖果枣儿,结果都让孙子们给抓着吃了,赔个溜光。后来说那怎么办呢,那会儿也不知道什么叫寒碜,得顾嘴啊,那会儿我俩姑姑还没出门子呢,我大姑跟我五姑结婚了,我六姑跟我老姑还没结婚呢。他就挑着个挑子,卖炸丸子炸豆腐。没干俩月,连挑子都没了,是让人抢了是怎么着了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也赔了个精光。不单没赚钱还赔了。
后来,这个人哪,我想不起来姓什么叫什么了,跟我姑奶奶有关系,原来就老在我姑奶奶那个院住,是丞相胡同小学的老师,就是宣武门那边那个丞相胡同注171,那儿有一个平民小学,有教室,有校长,有两三个老师。这个人管我姑奶奶不是叫嫂子,就是叫姑姑,我姑奶奶她们家房多不是么,是他给(我父亲)介绍过去的,那会儿(我父亲)是五十多岁。我父亲原来不是在中国大学管过庶务么,这样他在那儿还是管杂事,外带再教点书,一个月拿点钱,够吃的喝的。那不是丞相胡同小学,应该是丞相胡同平民小学,它旁边才是丞相胡同小学呢。他们那儿暑假不放假。我小时候淘气功课不好,我就上他们那儿去,连跟着他们那学生一块儿上课,带跟着一块儿反。再跟着老师一块儿吃饭,暑假就在那儿混。有人管着我啦。
后来在解放前吧,那儿的一个小学的校长,知道我爷爷文化程度还可以,就说让他上北新桥那船板胡同,那个小学当老师,他不去,说当老师我当不了,你要我管点杂务我给你干。后来人家说让他入党,他也不敢入。后来就不干了,我印象当中就比较岁数大了。就五六十了。每天就督促着我们写方砖,练字。用个竹竿,捆上点麻筋,蹲那儿蘸水,写方砖。由这头写到那头,写完之后那头又干了,完了再写。跟公园里写隶书的那个不一样。公园里写隶书的那个,方法和笔力,跟蹲到那儿写是不一样的。蹲到那儿写练悬肘,您跟在桌上写一样,我现在也写那个。
定:公园里那个?
张:公园里那个。练字,练身体,这是气功啊。这一口气你得憋下来。这么大可乐瓶子,写一瓶子水。什么叫麻筋您不知道?
定:不知道。
张:就那会儿没有尼龙的,没有这棉布的,都是使麻拧成的绳子,井绳也是麻拧成的。拉排子车的那个也是拿麻拧成的绳子。就使这破绳子剁成这么长一箍节儿,打散了,捆到那竹竿上,拿铁丝一捆,捆住了,在方砖上打上米字格,写不好就一拐棍。
定:那你们的字都一定非常好了。
张:反正(写了几个字),就是我的字,反正让人能认得。
定:是挺棒的,一看就知您是真练过。
张:我爷爷77岁去世的,1962年。
定:他一辈子也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张:没有没有。年轻时过的好日子。为什么说他年轻的时候过的好日子?因为我小时候都过过好日子。由我印象当中,我三四岁的时候,我自个儿有我自个儿的羊车。不是人力拉的洋车,是拿那大绵羊大山羊,弄得跟一小马车似的。我坐那上头,带着我去玩儿去。上街啊。那会儿城里养羊倒不什么,可是那车也不便宜了。那小羊车比那小竹子车贵多了那得,还得有人拉着哪,家里有俩用人,我就知道有一个叫保妈的,别的我不知道。
定:您坐羊车,您爹那时候就坐马车?
张:他那会儿没有。他那时候就骑自行车了。那会儿骑自行车可比现在趁辆汽车谱儿可不小啊。那会儿都是英国凤头的,日本富士的,注172战前凤头来讲现在得好几万。
我爷爷后半生真的没享到福。说句实在话,我对我爷爷有点亏心。我有一事我老耿耿于怀,一直到现在。在我爷爷临死之前的一个星期吧,我爷爷跟我说:“大小子,有钱吗?”我说您干吗,他说我要五毛钱,我喝豆汁去。我说您哪儿喝去?鼓楼。我说您别,这礼拜中班我没法去,我下礼拜早班,我陪您。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是五级工了,我挣不少,50多块钱了,那会儿我要给老爷子五毛或一块(没问题)。那会儿我每月给我爷爷钱,这是给完了再单跟我要的。说完没两天,正好我赶上第一个早班,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发现我爷爷不行了。那时候厂子里严极了,不请假算你旷工,旷工三天开除。谁都害怕呀,赶紧请了假,到我姑姑那儿给他们报信,到我六姑姑那儿好像是早上八九点钟吧,我六姑姑说你来晚了,爷爷没了。我爷爷好像就是没之前家里没人,那会儿来讲医疗水平也不行,我姑姑就信服中医,一个是她的公公什么的不就是中医吗,一直到现在,我对西医也不感兴趣。就拿这次我住协和医院,我跟那大夫我就说,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住你们协和医院?就因为你们这儿刀快,拉一刀,完了。真的治疗,还得中医,我现在还在中医看。那时候我爸爸还上班,过了二年我爸爸就没了。
<b>(3)父亲母亲</b>
张:我那个大爷19岁死的,怎么死的呢?那天是我四爷爷订婚,就是我大爷的叔叔订婚。
定:您说您大爷是在电信局?
张:对。他在电话局上班。我四爷爷订婚他就说,老爹,我得上班去,回来我喝您喜酒。结果晚上九点来钟吧,担架就抬着回来了,打听到前门去了,说你要找大爷,大爷在后门住,你们抬着这人不能入,抬到后门我爷爷就出来了,说怎么回事,说谁谁谁不行了:“别给我往屋里弄,送医院。”到了医院不成了,19岁。为什么不知道,都不跟我说。我父亲小名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完了我爷爷得跟电话局打交道啊,我儿子是在你工作时间死的,好像就给了一点抚恤金,让我父亲顶他的缺去了。我父亲那年是13岁。我父亲文化程度也不算太高,我父亲写的字比我的要好。他的知识水平比我强,但他也是51岁就死了。胰腺癌,疼死的。
定:就是说您父亲从13岁进电话局,一直就干了一辈子。
张:一辈子。电话东局,就是灯市口那儿,电话南分局,三里河那儿,珠市口。电话西局,就是现在西单那儿。注173在早是接线生注174,插塞子拔塞子,后手就扫扫地了干什么,人不用这个了,人全自动化了。六几年来讲就没有接线生这一说了。就给他们分到小的电话局,他在和平里的电话十局也待过,在呼家楼那电话局也待过。那会儿小的分局还有接线生呢。后来就哪儿都没有了,他也有点郁闷,就这样。
定:就是说您父亲也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张:没过过。但是家长特别惯着他,就这一儿子啊,下了晚班了这儿预备好了小米粥啊,点心啊,让他吃一口再睡啊,上早班了弄个鸡蛋啦。说句实在的,那我印象最深了,日本时期我们吃掺豆腐渣的窝头,和日本配给的土豆,发霉的地方削了去,或者是吃煮黄豆,一顿饭没别的,就是煮黄豆,吃混合面儿是后来了,我这说的是比较好的,那年的八月节么,我父亲就吃净面窝头,我们就吃掺豆腐渣的窝头。
定:就是说他一辈子生活还是挺稳定的,也还比较舒服对吧?
张:对对。
定:您母亲是从哪儿嫁过来的?
张:我母亲他们家是正白旗。我姥爷他们好像是香山那边的,我姥爷他们姓白,但是人家都管他叫崇二爷。我姥爷好像是行伍出身,具体做的什么官,我不知道。反正据我小时候我知道,他要带我上隆福寺上护国寺上天桥,打把式卖艺的,摔跤的,到那摊那儿他就进场子里头去了,人家把小烟笸箩给他,给他倒碗水,给我的是什么糖葫芦啊,什么炸灌肠啊,炸糕啊,年糕啊,全来了,人都管他叫二叔。
定:他在那里头还挺有地位的?
张:有地位。据说在保定吧,他手底下弟兄有事,让人给打回来了,头破血流,他看见了,问怎么回事,说让人摔跤给摔了,他就去了,到那儿去穿的是便衣,就给人帮场,按说帮场呢,主人是应该输两跤,让帮场的赢两跤,帮场的得输一跤,这是规矩。结果我姥爷呢,上去之后三跤全给人摔那儿了。结果贴场的人就急了,这里头有一个头,叫挡跤,是这里边摔得最好的,就出来了,说咱哥儿俩来两跤,上去以后(我姥爷)一个背挎就把那人给摔那儿了。这个跤场的伙计就上别处找人去了,就把那大挡跤找来了,这大挡跤就是一个地区所有的跤场,他是最好的,要名望有名望,要什么有什么,到这儿来了离老远一看,说你们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这是我师哥啊,赶紧打躬作揖啊,说二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们都得管他叫师大爷。北京具体是谁管他叫师大爷我不知道。在北京这儿也有人,要不我怎么到北京各跤场把式场我随便横吃横喝呀。人家给我吃?人家是看他的面子。据我所知,他这辈子就一个徒弟,叫蔡文海,现在已然没了。不准徒弟露面,不准徒弟摆地摊,绝对不准。他本身也不露面,也不摆地摊。他也不是摔跤的。他在那会儿来讲是御林军哪。
定:可是他在地面上很有名,人家摔跤的都服他。
张:哎。看这意思他学过扑户。扑户就是摔跤的。宫里不是有扑户么。注175
定:清朝亡了以后他做什么呀?
<i><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I5116.jpg" /></i>
<i>满族传统的摔跤“布库”(见北京密云檀营满族乡藏画册)</i>
张:打小鼓,这么点一个小鼓,专门收古玩玉器啊,金银首饰。他就懂这个。据我所知,在解放前和解放初,在北新桥那边跟一个人,那个人跟我们也沾亲,开过一个好像跟古玩店似的,叫耘古斋。好像是解放前后吧,说不准了,说不准就是说不准。后来我姥爷就让我姨儿给接走了。解放以后吧,我姨跟我姨夫好像是速成干部,刚一解放需要干部,就速成的干部,分到顺义县,姨夫在顺义县水利局,姨呢,在平滩小学,教书,就接那儿去了,那会儿我姥爷就七十多了,他1956年死的,86岁。就在那时候,顺义县平滩镇,按直道说,也得有六十多里地,他跟我姨说,给我点钱,我进城看看你姐姐去,我姨把车钱给了,老头不坐车,走着来。顺义平滩,就是李桥注176东边那儿。六十多里地,就走着来。到这儿来了,给我们孩子买点吃的,跟我们这儿住些日子,说我回去啦,有钱没有,我妈就给点车钱,就走回去。1956年86(岁)来讲,解放时他就八十了。个儿挺高。
定:您这姥爷挺有意思。他没儿子?
张:有,甭提了……我那大舅啊,解放前二年没辙,就蹬三轮去了,我姨夫也蹬三轮。
定:您姥爷那么能耐也没钱?
张:……国民党时候那是,真是,也够可以的。尤其日本时期刚过去,物价是一天三涨,早晨来讲的话这钱还能买一斤棒子面呢,到晚上连半斤都买不了,真是那样。我父亲只要是一开支,假如十五号开支,他在灯市口不是么,我还小呢,十二三岁,带着我弟弟,不管是上学也好干什么也好,礼拜天也好,上学都得请假,到东四牌楼根儿底下等着去,他那儿一开支,跑着就过来了,到东四牌楼,瞅见我们哥儿俩了,这就拽着我们俩人就跑,从小街,到东四,这一段,那会儿路北喽,全是卖各种粮食批发的那个,批发各种洋画啊,小摆设,各种玩意儿啊,粮食。到那儿去,赶紧买粮食,开一个月支,就把一个月粮食都买下来,假如我们家得吃400斤粮食,先把这400斤粮食买下来,把粮食买完了,搁到这儿了,我们俩看着,我父亲就跑去上班去了,这时候怎么办?我们俩就是小搬运虫,我能扛一袋面,你别看我十二三岁,扛一袋面没问题,44斤。那会儿我们家在东黄城根住,就是现在平安大道的北边一点儿,由那儿,由东四,扛着,跑回家去,到家,把那面搁那儿,跑回来,再扛一部分。反正尽我所能吧,再跑回家去,再回来,我跟我弟弟我们俩人再扛。我弟弟比我小3岁。
定:还好没人抢您的。
张:我还告诉你,那时候说真正抢,跟现在可不一样。我没见过现在这势头。现在我想不通,就在这儿。那会儿真正抢,不是饿急了,那会儿有抓街的,真的是饿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在这儿吃个油饼或者吃个切糕,他一手抓过来往嘴里塞,这事我遇见过好几回,我爷爷就说咱不跟他抢,他不饿急了他不这样。我爷爷接我到学校住着去,拿着油饼,那大油饼这么厚的,我们爷俩准备吃,我还没咬一口呢,就让抓街的给抓走了。抓走了我就要追他,我那会儿小啊,我爷爷就说别,他不饿急了他不这样,他也是要脸的人。所以以后再遇见抓街的,我绝对没追过一回。抢就抢了,因为我还有一口饭吃,他没有。
定:我是说您往家扛粮食,您弟弟那么小,一个人在那儿看着,再让人抢了。
张:没有这一说。我想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没有这一说。那会儿的小偷,贼不走空么,他从你这儿一过,他过你这一院儿,必须拿你一样东西,俩煤球他也拿你的,他不走空是不走空,他要看准了张家,从李家走,借道,他顶多拿你俩煤球,专门偷张家,李家绝对不偷。那会儿说实在的日本时期跟国民党时期在北新桥这儿,夜里就嗷嗷嗷……就冻得那样,烤白薯的,炉子剩下点余火,就在那边上,哟哟哟,就冻得那样,身上套俩洋灰袋子,纸袋子,他也跟您要饭,也跟您要钱,不打架,要来这一碗饭,咱们这儿四个人四个人吃,两个人两个人吃,不打架,我没见过他们打架,没见过要饭的打架。都讲究个局气劲儿吧。
定:局气?这俩字怎么写?
张:不知道。有点仗义的意思吧。注177另外来讲,那会儿抽白面的我也见过,拉一辆破洋车,就在北新桥那边。那会儿真正不怎么样的,是那帮侦缉队的,警察,还有宪兵,北新桥往北有一个药铺,就是现在隆福寺小吃店那地儿,人家摆着荷叶,摆着荷叶干吗呀?七月十五莲花灯,这荷叶也算是灯的一种,上边插个细捻儿,顶个秫秸秆儿,上面插根蜡,擎着。真正的荷叶灯。那是没钱的人,由河边上啊,苇塘里啊,捡的那荷叶来,卖点钱,又哄孩子了,他又卖钱了。孩子呢,也是没钱的孩子上那儿去买。我亲眼见的,这边过来一警察,顺手(把荷叶)拿走了,给什么钱!(给掌柜的)啪啪两嘴巴。
<b>(4)二爷爷、三爷爷、四爷爷</b>
张:我们大排行,我大姑、五姑、六姑、七姑,这是我爷爷这边,我二爷那边是我二姑,我三姑,我二爹、三爹。我三爷爷那屋没儿子,我四爷爷是有我四爹,有我五爹,有我六爹,有我八姑,有我九姑,有我十姑。结果我六爹过继给我三爷爷了。现在我六爹比植物人强点,也多少年不联系了,自打八几年吉市口搬家,让他二儿子给接走了,就没联系。
我二爷爷屋里头啊,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会儿我二爷爷有一个小毛驴儿。驮着洋袜子,到各家撒洋袜子去。
定:他是卖洋袜子的?
张:不是卖洋袜子,就是加工洋袜子的。
妻:那时候织棉线哪,织完了不是前边张着口么,把它缝上,就咱们织毛衣得对着缝上……
张:按各家谁给我缝这个,我给谁撒活去。没告诉您么,旗人来讲他不会那什么。
我三爷爷是我爷爷的亲兄弟。但是我二爷爷没了,估计是我三爷爷在那边当家,我爷爷在这边当家,所以我爷爷也不争。“文化大革命”当中呢,我三爷爷可能就是到这边来争这个来了,可能就(把东西,指上文所述《兰亭序》等)给拉走了。他们那会儿在南营房住,注178他拉走呢,我妈也没跟我们商量,就让他拉走了。他那个意思呢,他那是私房不是么,他在他院里刨一坑,给埋了。后来他们不就是整个南营房拆么,那是几十年以前了,1970年左右。
我三爷爷没了,我三奶奶也没了,我六叔他们搬到北营房去了。
定:1970年左右的时候还有北营房哪?
张:有。他们那会儿叫吉市口六条。注179再往北去就是北营房。搬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没见着这东西了。是不是拆房的时候没起出来啊,或者他们又给转移了,不知怎么着啊。我就全不知道了。
我三爷是邮政局的,干什么不知道,反正也管点儿事。刚一解放他害怕了,怕镇反啊,他就找我父亲商量这事,我父亲说你要退你退,退休呢,按那会儿来讲,给六百。
定:一共给六百。
张:对。这样他就退了。
定:还没讲您四爷爷呢,四爷爷在哪儿?
张:我四爷爷是个窝囊废。干什么什么不成,吃嘛嘛香。怎么说呢?干什么他没长性,他原来也是电话局的,干着干着,人说高邑县那儿,给你谋个差事,比这儿挣得还多呢,上高邑了么,走了,一家子都走了,到那儿没多少日子,不灵啦就没职业了,回来了,回来没辙了,怎么办?上我姑奶奶那儿住去了。跟那儿住些日子,不成了,仗着有一个儿子在铁路上,上三爹那儿住去了。
我爷爷还有一个妹妹,就是我姑奶奶么。我姑奶奶她嫁的这个人,就是开永胜杠房的,给西太后、同治出殡都是他们,皇杠,姓陈。现在也败落得不成样子喽!他们比我们败落得要晚。我小时候他们那房子还是自个儿的呢,在安定门里灵官庙,胡同名。按那会儿来讲,就是没拆城墙的时候,还有护城河的时候,他们家住的那地方离城根、离护城河都比较近。姑奶奶家的房子可不是一般的房子,三进两耳,这是北房,好像是三东五西,门是坐北朝南,院里三棵枣树,后来东房塌了,就修不起来了,西房也塌了,也修不起来了。后来我四爷爷跟他姐姐不是不错么,我四爷爷从外地回来又没有工作,就住在姐姐家,住西屋两间,后来住一间,后来不成了,就住东耳房去了。后来我连保爹(满人称叔叔为爹,张的叔叔名陈连保)就打算借钱修么,那会儿谁也没钱,就挣几十块钱,后来修没修就不知道了,完了就充公了么,私产不是全归房管局了么,就归房管局了,就完了,我就不知道了。
我那几个叔叔都没了,这几个表弟就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了。我叔叫陈连保,就这么一儿子,还一闺女,我管她叫大姑,嫁给姓刘的了,这姓刘的呢,过去是御膳房的。
在我们家分家的时候,六世同堂么,我那会儿是第五辈。这样来讲的话呢,那个狗,那个哈拉,就在我旁边,我那会儿4岁吧,我得伸着小手够那狗脑袋。个儿特大。现在这照片,这么大两张照片,六世同堂,让我妈给烧了。没辙了。我底下还有侄子,我侄子小名就叫六辈儿。实际上是连本家都算上,没出五服呢,我算是在五服边上。我们家那个坟地,最后一个穴位,是我的。连我弟弟都没有。也就是说这边老祖宗往下续坟的时候,那会儿可能就有我了。或者是没有我,给我留的空穴,长子长孙的穴。
我爷爷的养父的三座坟地在新庄,我记得在日本时期我父亲还带着我去过。我二爷爷他们的坟地就好像在半截塔,跟太平庄。注180后来这边坟埋哪儿了?我爷爷跟我父亲为什么都在这儿了?还是回到一个老祖宗茔下。是这么一个人字坟,我是末一道穴。我父亲在1964年(去世),我们去埋去,那看坟的都不敢说别的,你给我刨坑,刨坑我给你钱,给30块钱,30块钱就不找了。村里人谁都不敢说别的。
<b>(5)我自己</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