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不，我母亲可不厉害，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我母亲当年住到营房的时候，就是我大哥、二哥还比较小的时候，西方天主教的教会啊，在阜成门附近设的有粥厂。我们家里穷，就每天到那儿打粥去，喝粥。从那儿开始我母亲就信教了，主要是舍粥的缘故。后来我大哥、二哥、四哥陆续也都进堂，信天主教，解放初之后我们家搬到前门附近，就老上东交民巷的一个教堂。注115当时宣武门的是南堂，东交民巷的是东堂，西直门那儿是北堂，府右街附近也有个教堂。我们家进堂基本上就上东交民巷。我母亲很虔诚，做礼拜啊，做弥撒啊，在长辈影响下我们也接受这些教育，我大哥、二哥、四哥也到天主教堂，参加个乐队演唱、合唱什么的，唱《圣经》啊。我嫂子她们基本也信教。我七八岁的时候，也跟她们进堂，后来加入少先队了，就不信教了。注116我父亲反而不信教，也不进堂。我母亲脾气那么好，就跟这有关系。
鸿基他们很小的时候，包括我大嫂去世之后，我母亲就承担起全部家务，不单得照顾我上中学，上大学，还得照顾我大嫂这些小孩，我们都是我母亲带大的。我最怀念母亲，我父亲脾气比较暴，有时闹得不愉快，我上大学他还呲儿我呢，但我母亲总是护着我。母亲最疼的就是我，也疼我四哥。那时候家里孩子多，我母亲买个苹果，把苹果藏到柳条包里，拿出来让我上外头自己吃去。我母亲也打过我，我父亲打过我没打过我我记不清楚了，就我母亲打我嘴巴子我一直记得。包括我四哥的婚姻问题，我四嫂比我四哥大几岁，但他们俩相爱，我大哥就不同意，我母亲就护着我四哥，当时也受了不少气，后来还是成了。我们哥儿几个都跟母亲感情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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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北京东交民巷教堂注117</i>
我1968年离开家，注118父亲刚强，倒没说什么，我母亲坐在屋子里小板凳上，我说妈我走了，您注意身体，扭头我就走了。当时也是，心里头……谁愿意离开北京啊，我母亲从板凳上起来，一直追到门口。
1971年母亲去世，我正在沈阳，得到电报之后，当天晚上就买火车票，火车上人多呀，没地方坐，我在车上站了一宿。母亲当时去世，一只眼睛始终不闭，后来到太平间取出来之后，我把母亲的眼睛一合，马上就闭上了，她想我们呢。
我母亲直到去世，连黑白电视都没看成。
<b>(3)生活和娱乐</b>
关：我父亲不爱玩，就爱唱戏。一个爱唱戏，一个爱吃。到过年吃饺子，我父亲得包专门的馅儿，干菜馅儿，菠菜弄干了的，里边不搁肉，搁点油渣儿。我父亲特别爱吃炸食，炸饺子啊，什么都吃炸的。还爱吃肉，吃点什么米粉肉啊，特别是酱牛肉。那阵儿家里生活不是很富裕，就拿绿色的瓶子，上边窄，下边宽的那种，到前门脸儿月盛斋买两瓶子牛肉汤，那比较便宜，几毛钱就是一大瓶子啊，回来下面条吃，嘿，真香！现在没有了。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那时候我已经到沈阳了，每次回来，他总让我上街，我小名叫喜儿,“喜儿啊，给我买点烧饼夹肉”“早上给我买点薄脆”。我父亲爱喝点二锅头，买点花生米，买点排叉，买点肚，芝麻酱糖火烧，就爱吃这个。
我们家总的来讲爱吃面食，包饺子，疙瘩汤，炒疙瘩，打卤面，炸酱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家最爱吃炸酱面，夏天一般吃芝麻酱面。嘿，我妈烙那葱花饼，倍儿香！那些面食，包括金裹银儿，吃过没有？白面和棒子面？
定：我们叫金银卷。
关：到冬天芥末堆儿，豆酱。还有芝麻烧饼，豆汁。每年过节都得炸年糕，早晨必须得喝茶。北京那时候没有蜂窝煤，都是煤球炉子，都是我父亲亲自搪的，叫搪炉子，然后街上煤铺买的煤面子，和上水之后，铺到地上，切成一块一块的，四方块，铲，家里有那大筛子，自己摇，我嫂子她们摇。然后家里就烧那个煤球。那时候早晨喝水为了快呀，拿锡皮做的那小筒儿，一个把儿，叫汆子，插到煤球炉里，水一开，就沏茶，天天儿必须得喝茶。早点一般是外头吃点豆腐脑儿啊，烧饼啊。但是一般地来讲我们家早晨很少吃东西，不吃什么主食，就是喝茶，花茶的茶末子，北京张一元的。
定：那叫高末儿。
关：对，就喝那个。
定：那能经饱吗？
关：习惯了，就不饿。我小时候上学，早上也得吃点，烤白薯，然后前一天晚上家里剩的烙饼，有时候是葱花饼，有时候是发面饼，有馒头就带一个馒头两个馒头。
我们家里在称呼上都跟汉人不一样。你像我们晚辈称呼长辈，奶奶叫太太，我父亲叔叔那辈儿的，叫姑爸爸。我侄子他们称呼我四哥叫小爸爸，爸爸儿化，称呼我是小爹爹，这是比较明显的咱们旗人的称谓，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小时候冬天穿棉袄，我妈给我做了棉袄之后，脚底下都用绑腿，买那黑带子，那么宽，绑上。我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之前，10岁、11岁左右，都一直穿那个棉窝，穿那大褂，还穿着缅裆棉裤呢，后来我就嫌难看了。
定：您母亲唱戏吗？
关：我母亲不唱戏，我母亲爱听戏，有时也哼哼几句，她爱打麻将，我母亲的麻将打得相当好，北京打法，你会打吗？
定：不会。
关：老北京的八张，一缺，门儿清，断腰，平胡，砍单，清一色，一条龙，大满贯。
定：不是北京打法还有什么打法，沈阳打法？
关：有，各地都有各地打法。因为我母亲爱打麻将，我父亲在解放前花三块钱给我母亲买了一副麻将牌，是骨头的，骨头嵌在竹子里，这副麻将牌现在还在。我们家我大哥、二哥、四哥，包括我，包括我侄子辈的，都会打麻将。到沈阳偶尔过年家里玩个沈阳打法。打麻将也是一个传统。
我母亲特别喜欢养鸽子，喜欢养鸡。我们家搬到西皮市乙16号以后，一个四合院嘛，家里就养了几十只鸽子。一到“五一”“十一”，天安门不是放鸽子么，它刚一放起来，我把我们家的鸽子就给轰上天了，这鸽子不就随群了么，它在天上转呢，我在这底下一叫食，“得儿得儿”，那鸽子就跟我们那群一块儿呀，“哗”一下就落下来了，再往给鸽子搭的窝赶，一个铁笼子似的，有个门，往里一赶，“咔”一抓，先给翅膀缝上线，省得再飞呀，特别有意思。
定：你们家养多少只鸽子呀？
关：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
定：多少只是你们自己的，多少只是裹来的？
关：裹来的也就是十来只。那时候主要是我母亲和我大侄子关鸿昌他们俩养鸽子，我也跟他们一块儿。
定：您嫂子唱戏么？
关：不唱，女的基本不唱。我大嫂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二嫂比我大嫂长得更清秀一些，更聪明一些，做手工刺绣特别好，她也不会唱，但都喜欢。我四嫂是做银行工作的，也不会唱。关鸿基考上戏校的第二年，1959年7月9日，我大嫂癌症去世。关鸿基上边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叫关书颖，1986年癌症去世，44岁。我大嫂、我大嫂的母亲，我大嫂的一些妹妹、姐姐，在台湾的，包括我大嫂的亲妹妹，嫁给我二哥的，我二嫂，都是癌症，遗传基因。
<b>(4)我自己</b>
关：我小学在哪儿呢？在哈德门，崇文门门脸儿，原来叫德新小学，现在改成南城根小学了。中学我一直在26中，就是原来的汇文中学，崇文门附近。我是初中三年，学习成绩优秀，然后保送高中。高中三年，就是一门化学4分，其他都是5分。就差这一门，金质奖章获得者就保送大学了，那时候脑子好使。
报考大学的时候，招生简章上有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专业，我一想这个专业比较冷门，我也是满族，就报这个。
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以后，学满文，回家之后我说爸，您会满语吗？他说我会点儿，我说您怎么会啊，他说我是从清朝那边过来的呀。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人您想。我说您说说，走怎么说？“yabu”，哎，yabumbi的命令式就是yabu。起立，“ili”，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我跟他一对，都是对的，嗬，我说可以呀。他已经70多岁了，这些他还都会说。
定：看来这满语您还有家传了。
关：这说明在清末的时候他们还说一点满语，不是一点没有。他属于下层贫苦旗人，他还会说呢。
我父亲非常支持我上学，我学满语他高兴。他一个月才开41块钱，每月给我拿出8块钱来。我真喜欢这个专业，我从一上学就喜欢，所以虽然我爱玩，但我对学习挺上心的。当时思想也比较单纯，觉得学不好对不起党的培养。
毕业分到沈阳以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史部门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不让我搞专业了，就把我分配到中学，我当了十年中学老师。到沈阳之前我自己拿木头钉了一个小木箱，把我学的讲义、笔记什么的全都弄好带到沈阳，也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我总觉得我这专业不能白学，将来肯定有用。到学校他们让我教语文、数学、历史什么的我全都不干，为什么呢，一教上那个，再当个班主任，工作太多。我爱好体育呀，我在大学就是院排球队队长，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当时又缺体育老师，我说我干这个，一锻炼身体，二我有时间，晚上看看书，看看笔记。毕业这十年虽然耽误了我没搞专业，但因为一开始我就特别热爱这个专业，平常我还看一看，所以1978年归队之后很快就上来了。
定：可是您对京戏的兴趣始终比对满语还更浓是吧？
关：对。从小爱好呀。
<i>[2015年6月7日，关嘉禄先生再次翻阅了这篇口述之后，从沈阳来电话，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并做了如下补充]</i>
<b>(5)我夫人</b>
关：我夫人叫杨曼丽，1944年10月9日出生的，比我小一岁。她是汉族。就是因为京剧这个纽带，千里姻缘一线牵，把我们牵到了一起，说起来非常有意思。
1965年8月我到广西参加“四清”，当时分配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工作队。当年11月份，广西京剧团也到林溪镇，叫“跟班四清”一个月，一边参加工作队的工作，同时为乡亲们演出。杨曼丽当时是京剧团的演员，她从镇下边的平地棉村调到镇里，我当时就在镇上，还是我帮她背着行李，安顿到镇上的邮电所的，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有好多接触的机会，我们在一起就谈京剧，特别投机。
分别之后不久，1966年“文革”就爆发了，我还到广西南宁去看过她。后来我从广西回到学校，还是鸿雁传书不断。1968年她从广西到北京外调，就住到我家了，我们正式谈恋爱，1969年我到南宁，与她结了婚。我是北京人，爱好京剧，又能拉琴，和他们剧团的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好。
婚后我们就开始两地生活了。她从广西京剧团又到百色的五七干校，我一直在沈阳。她是1972年才调到沈阳的。当时调转非常困难，可是我遇到贵人了。那时候有个和我在中学一起当老师的，她爱人在辽宁省委组织部当军代表，是通过他，把我夫人调来沈阳的。那时候我们两地分居三年了。我记得她来的时候是10月份，赶到北京时正在下雨，冻得够呛。
那时候她来的地方还叫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粉碎“四人帮”后改成了沈阳市京剧院。那时候要进这个学习班，还要先经过考试，她唱的是《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经过考试就被录取了。我夫人十二三岁就考入广西戏曲学校，由广西京剧团代培，她主要唱梅派青衣，《宇宙锋》《玉堂春》，还有《二进宫》，唱红了广西。
你看我们又是满汉，又是南北，千里姻缘一线牵，这线就是京剧，也算是在文化上有认同吧，我怎么会找一个唱京剧的汉人，这真的挺有意思。我们一辈子挺恩爱的，那真的是相濡以沫。现在两个孩子对京剧也是情有独钟。现在她也退休了，我们在家里有时还吊吊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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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嘉禄与妻子杨曼丽1988年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与侄媳王玉珍</i>
<i>(中，穆桂英扮演者)演出之后在舞台上合影(关嘉禄提供)</i>
我除了研究清史满学，由于对京剧热烈挚爱，对京剧艺术也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写了一些评论，还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活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你从我2012年出版的文集中就可以看出来，我这里就不再说了。
<b>[访谈者按]</b><i>关嘉禄先生的文集名为《清史满学暨京剧艺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其中收了他有关京剧艺术研究的几篇论文，如《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清史论丛》2001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满族与京剧述论》(《满学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潜心程门的迟小秋》(《中国京剧》杂志2000年第2期)、《借得东风鼓征帆》(《中国京剧》2001年6月出版)等等。在该文集的序言中，徐彻教授为关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总结了八大贡献，其中第六条，就是对京剧艺术的褒扬与推崇。他说：“关嘉禄先生是京剧的高级票友，能拉会唱，对京剧艺术十分喜爱，亦十分懂行。关嘉禄先生以票友的身份，逐渐成长为一位京剧艺术理论家。有论文，亦有著作。”他说关先生不仅发表了多篇京剧评论和报道文章，并且撰写了专著《梨园春花·地方戏曲与京剧》(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曾获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京剧票界活动家”荣誉证书。说关先生“除了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京剧艺术理论家之外，还是一位被京剧名家认同的京剧艺术鉴赏家”。</i>
<i>特此补记。</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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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嘉禄1990年前后与著名京剧表演</i>
<i>艺术家袁世海先生的合影(关嘉禄提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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