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穷京官混世之法</h2>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却记录自己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儿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h2>国士无双</h2>

汉元年四月，驻在灞上的刘邦军拔营启程，经由杜县(今西安长安)南部，进入子午道赴汉中而去。

前往汉中的刘邦军，不过三万余人。这支三万人的部队，是刘邦担任楚国砀郡长时期的本部兵马，他们自沛县起兵以来一直随同刘邦转战南北，最终从武关攻入关中。秦王子婴统领秦政府投降以后，刘邦接收了驻守关中的秦军，拥军号称十万。鸿门宴议和，刘邦接受了项羽的讲和条件，将投降的秦军全部交与项羽处置，只留下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这支三万人的军队，将士们都出生于关东地区，以泗水郡和砀郡出生的人最多，他们是刘邦军团的核心和中坚，史称砀泗楚人集团，未来汉帝国的功臣宿将，基本上都在其中。

在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之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少的人私下跟随刘邦前往汉中。这些人，都出生于关东各诸侯国，他们或者随同刘邦由武关，或者随同项羽由函谷关进入关中，在项羽分封天下为十九国以后，按照各归故国的命令，都应当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度去。然而，这些人对于现状不满意，不满足，他们不安心，不安分，不愿意马上回到故乡去，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他们还想趁乱拼一把，博得功名利禄。他们仰慕刘邦，觉得跟随刘邦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先吃些苦头也在所不惜。这批人的数量有数万人，史称诸侯子，他们加入了刘邦军，坚持下来的人，后来也成了西汉建国的中坚，革命成功以后，终身享受汉朝政府特殊的优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出生于楚国东海郡的韩信，正是属于跟随刘邦前往汉中的数万诸侯子中的一员。不过，在所有的诸侯子中，韩信的野心最大，瞄准的目标最高，他是冲着指挥汉军的最高军职——大将而来的。

进入汉中以后，韩信被编入汉军，出任连敖。连敖是楚国的官名，大概是军中的中级武官。刘邦自起兵以来，一直是楚军的一部分，服从楚王，采用楚国的官制，他对于主动归属于汉军的他国将士，大体采用官制对等接受的原则，特别是归属过来的别部楚军，与旧部一视同仁。韩信在项羽军中最后的军职是郎中，相当于侍从武官，他在刘邦被左迁，在刘邦军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前来投奔，自然受到欢迎和优待，连敖的级别应当不低于郎中。

脱楚归汉的韩信，他的心愿，不是在军中积功步步升迁，逐级得到爵禄官职的封赏。韩信是自比姜太公和孙武子的人，他希望刘邦是周武王，是吴王阖闾。他认定刘邦有帝王之才，看准刘邦军缺少一位统军的大将，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干得到刘邦的赏识，成为汉军的统帅，领军击败项羽，成就如同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孙武子指挥吴军败楚的伟业。然而，离开项羽投靠刘邦，辞去郎中而任连敖，从级别上来说，或许算是有所升迁，从职务上看，反而离开君王更远，几乎没有直接进入汉王视野的机会。韩信大感失望，郁郁不得志的埋没感与日俱增，他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据史书记载，韩信在连敖任上，犯法被定了死罪。韩信究竟犯了什么罪，由于史书失载，我们已经无法考究。以韩信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论，或许是集体逃亡? 刑场上，同被判处死刑的人，前面已有十三人被斩首，轮到韩信的时候，他抬起头来，仰望刑场的监斩官大声喊道：“汉王难道不是想要夺取天下吗，为什么反而要处死壮士?”

当时的监斩官是夏侯婴，韩信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见韩信身材高大，相貌伟岸，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候毫不恐惧失态，反而是冷静豪迈，堂堂能言，当即心生好感，下令刀下留人。夏侯婴释放了韩信以后，开始询问交谈，一席话下来，他心中暗暗称奇，感到韩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上推荐给刘邦。

夏侯婴是刘邦的同乡，泗水亭长任上的铁杆哥们儿，沛县起兵以来的心腹大臣。夏侯婴的推荐，刘邦是买账的，他当即下达指令，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出任汉军治粟都尉的韩信，相当于刘邦军的后勤部长，官职地位，已经远远高于连敖，相当于别部将军一类了。

得到夏侯婴的赏识，被推荐出任治粟都尉，是韩信在刘邦军中出头的第一步。治粟都尉任上的韩信，因为后勤工作的关系，与当时担任丞相、负责整个汉王国行政事务的萧何有了接触。经过几次接触，萧何感到夏侯婴眼力不凡，韩信确是人才。

萧何是有识人慧眼的人。当年，刘邦还在泗水亭长任上厮混的时候，身为顶头上司的萧何早早地察觉到刘邦是内慧有肚量的人，敢担当能承头，对他另眼相看。后来的事实证明，萧何的眼光一点不错，刘邦确实是独步天下的帝王型人才。如今的萧何，识人的慧眼再一次开启，他预感韩信是独步天下的统帅型人才。更让萧何兴奋的是，韩信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汉中，可谓是上天特意赐予的瑰宝，来填补刘邦军的缺陷，引领刘邦军脱出当前困境的希望应当就在韩信的身上!

在萧何看来，刘邦的才能，政治长于军事。以政治才能而论，当今天下，无人能出刘邦之上。如果以军事才能而论的话，排名第一的，无疑是项羽，项羽之后，当数章邯。钜鹿之战，王离兵败，章邯抗衡项羽半年之久，正是在两雄难分高下的空隙间，刘邦才能够所向披靡，一举攻入关中。所以，以排名而论的话，刘邦当在第三。

进入汉中以后，刘邦所要面对的敌人，是章邯加上项羽，单纯地看，第一联合第二对第三，这已经远远超出刘邦的能力了。放眼刘邦军中，如同樊哙、周勃、灌婴这样的勇将是大有人在，能够统领大军独当一面，可以与章邯和项羽对抗的人物，却一个也找不出来。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的缺乏，眼下正是困扰刘邦军的难题之一。萧何预感到，韩信正是这样一位可以填补空白的人才，如果有韩信的加入，眼前这场第一加第二对第三的不利博弈，将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刘邦军进入汉中以来，陷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困境。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为一狭小的山间盆地，只有几条漫长而险峻的山间小道连接巴蜀和关中。在范增的精心安排下，以章邯为首的三秦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围堵刘邦，他们已经严密地封锁了汉中进入关中的所有通道。如何能够返回关中，进而东去，是进入汉中的刘邦军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又一难题。雪上加霜的是，足智多谋的张良，已经在项羽的命令下随韩王成东去，失去了军师的刘邦及其部下，至今想不出脱出困境的办法，正陷于焦虑和困苦之中。

在萧何与韩信的密切接触中，击败章邯，脱出汉中的事情，自然是必须涉及的话题。让萧何震动的是，韩信对此已经胸有成竹，他对萧何详细地分析形势，明确地提出了“明出子午，暗度陈仓”的反攻关中的计划。这个计划，让萧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在迷途中被指明了通路。当萧何进一步听取了韩信对于项羽的看法，对于楚汉间强弱形势可以转化的分析以后，他益发坚信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他断定，韩信，唯有韩信，是能够引领刘邦军走出困境的统帅人才。

国士无双，就是萧何在这个时候对于韩信所作的评价，他允诺韩信说，定将请准刘邦亲自召见。

<h2>土木堡之变：明王朝的转折</h2>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450年8月30日），大明朝北部军事重镇宣府以东的怀来县土木堡，此地离京师西北咽喉要地居庸关一百来里地，而东距怀来县城只有二十五里。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和他亲率的数十万大军在此扎营，计划第二天天明启程，顺利的话当晚能越过居庸关，将蒙古铁骑甩在关外。

然而，骁勇而有谋略的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抓住了大明皇帝这个致命的错误，早已弯弓勒马等候时机的蒙古骑兵第二天将英宗及其扈从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怀来以西一百五十里的宣府，驻有重兵，但难以及时驰援。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蒙古兵突破皇帝行在外一道道防线——由于驻地水源被切断，明朝军队士气低落，国公、驸马、尚书、侍郎等数十位高级官员战死，撮弄御驾亲征的大太监王振，被痛恨小人误国的护卫将军樊忠一锤锤死。八月十五日（公元9月1日）——正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中秋节，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的英宗束手就擒。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次事件被公认为是明王朝从强到衰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北部游牧民族采取守势，用重兵守住九镇等据点，修筑长城，企图御敌于外，舍弃了成祖的国防方针——最好的防守就是出击。后世修史者又一如既往地为尊者讳，以阿Q精神书写皇帝被俘乃“北狩”。

这场巨变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于谦顶住了要求迁都南京的压力，力主英宗弟弟朱祁钰先监国，后称帝，是为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绝了瓦剌“奇货可居”的念头。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回京后过了一段囚禁生活，最后趁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掌握国炳，于谦受到了清算，被杀。

“土木堡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多数人归罪于王振惑主，而英宗过于轻率地亲征——所谓的“浪战”。英宗原本可以避免这场浪战，皇帝亲征，多数是象征性的，固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如果皇帝本人不是合格的军事统帅，往往弊大于利。英宗既不是也先这种马背上长大的首领，冒箭矢、逆锋镝习以为常，也不同于高祖朱元璋起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不同于成祖这样的雄才之主，带兵“靖难”而登九五。英宗八岁登基，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连纸上谈兵的赵括都不如。

而专制最大的毛病是：没有谁能纠正最高统治者的错误。一种专制僵化的体制内，决策的正确与否，系于最高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若最高统治者昏庸，体质内储备再多的英才，也是枉然。

以英宗决定草率亲征为例，这不是个北征季节，因为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向北征伐，多半是春季开拔，秋季班师。原因是这个季节天气暖和，既利于粮草的储运，也利于南方士兵的作战。而北方游牧民族正相反，他们一般是秋高草黄马肥的季节，向中原王朝发起进攻，此时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秋收结束，有了粮食，便于骑兵的剽掠。然而因为十四年七月，也先侵扰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天朝的威严受到了挑战，所以英宗仓促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吏部尚书王直的苦谏，英宗根本听不进去。

大军浩浩荡荡一直走到大同，早就摸清明军底细的瓦剌部避实就虚，不与锐气方盛的明军交战，而是等待其师老兵疲，在撤军途中伺机伏击。而撤军时英宗又听信了王振的话，不从大同南下蔚州，再经紫荆关回京师——这个路线可避开瓦剌骑兵的活动区域。王振这样的馊主意是出自私心，他是蔚州人，不愿意大军践踏他家乡正在收割的庄稼。而大军在十三日晚野营时，选择的是水源容易被人切断的死地。可以说，英宗从决定亲征到被俘，可谓每一步走的都是最臭的那一招。英宗手下那么多军事人才干吗去了？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执拗起来，再合理的建议也不会被采纳，那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公允地评价，英宗实在不算一个坏皇帝。他最大的特点是待人真诚仁厚，特别有亲和力。如果是个普通人，这些是优点，若当皇帝则是不足，那些成功的皇帝往往高深莫测、刻薄寡恩。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比，在“职业化”方面，普遍逊色，因为明朝不少皇帝太有性格了，也就是说太像普通人，性格中有那么一点“痴”。比如英宗到死都怀念闯下大祸连累他被俘的王振，以及后来总想带兵打仗的武宗和喜欢木匠活的熹宗。

英宗为什么偏偏相信一个王振的话，而轻率地亲征了？当然有他年少气盛以及过于信任王振的原因。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成祖朱棣篡位以来，几代皇帝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合法性”焦虑。

刘基的儿子刘璟对攻下南京的朱棣说过，殿下百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得位不正的质疑，是朱棣心中最大的伤口。既然程序不合法，那么只能希望用业绩来弥补。皇帝最大的业绩是什么？是开疆拓土，消除外部隐患。

朱棣迁都北京，从国土安全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如果首都远在南京，要抵御北部蒙古部落的侵扰，只能让北部边疆的将帅或亲王有专断之权，能便宜从事，如此就必然有藩镇割据之忧。当初朱元璋允许北部的宁王、燕王等藩王掌握武装，固然可以防蒙古骑兵，但终有萧墙之祸。所以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形成“天子守边”之局，固然有增强当政者忧患意识的作用，但首都的防务实在太艰巨了，蒙古骑兵一旦攻破大同至宣府的防线，一夜之间就能出现在京畿。朱棣在世时，数次亲征漠北，就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骑兵的威胁，最后驾崩在军旅之中。朱棣死后，蒙古骑兵的威胁依然存在，还不断加剧。

经过朱棣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再经过仁宗、宣宗十一年的休养生息、宽厚为政，等到英宗即位后，如《明史》所言：“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人才储备上都是空前的强盛，等到八岁登基的皇帝长成二十二的青年，如果他能完成曾祖父未竟的事业，将瓦剌等蒙古部落远远地赶到漠北，彻底解决首都以及北部边疆的安全威胁。那么，这一帝系的合法性，谁还能质疑？这样的前景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皇帝浪战，其结局彻底改变了大明朝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守之势。从那以后，明朝再无力主动对外，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对付域内的百姓。

<h2>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h2>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他们的活动一般非常隐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图在最短时间内，让目标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职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带有一些侠的气息。秦以后的刺客，行刺动机多为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各类原因。

生活在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过诗歌《侠客行》，对中国古代刺客这一群体，进行过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剑走天涯。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中国早期的刺客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也并不是一种不光鲜的角色，而是赋予了各种浪漫和高贵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为还被尊为“义士”，那刺客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刻画了一拨中国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轻人挂在嘴上、喜欢当玩笑话来开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始自于那个年代，而且在各种史料记载中，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持这种信念的刺客们，往往被尊为“义士”，它不仅成为刺客们行走江湖的一种执业信条，也是古代义士们最为崇信的一种气节。

本文从这句千年古语出发，探寻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们的举动，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实触动，还是源自于道德绑架，都能让我们对当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窥一二，最终不得不承认，“死”真的是古代刺客们崇尚的最高气节。

<h3>“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h3>

要说中国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如今广为流传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出自这位古代义士。他也被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根据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豫让姓姬，是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他先为范氏做事，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让他觉得很是失败。

郁郁不得志之际，豫让遇到智伯，成为对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在他看来，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转，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豫让的人生事业却再次出现转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氏拒绝献出封地，于是他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没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当时还是晋国卿大夫之一的赵襄子派人向魏、韩两家陈说利害，魏氏、韩氏竟然临阵反戈，联合赵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赵襄子擒杀。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三家分晋”。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

赵襄子就是赵毋恤，嬴姓，赵氏，名毋恤（亦作无恤）。公元前475年，执晋国国政二十年的赵简子按照自然规律死掉了，其子赵无恤嗣立。后来成为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

所谓树倒猢狲散。主子没了，门客豫让无处可去，只好逃到山里。对智伯，豫让奉其为知己，却未能尽忠，空留一身遗憾，“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对赵襄子，他暗下决心，“吾其报知氏之仇矣”。

在那个年代，“报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当刺客，干掉赵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传诵的誓言后，他的内心种下一粒顽强的种子：以后什么事都不干了，只为主公复仇。

但是行刺并不是豫让所擅长的事情，他被后世奉为四大刺客，也不在于他武艺有多么高强，而是因为他对自己誓言的坚守，对忠诚的执着。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后所干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会觉得此人太过偏执，崇敬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信条和气节。这种气节要是放在现世，已是一种稀缺品，只能从古书中慢慢品味。

<h3>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h3>

要杀人，首先就得改头换面。豫让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干的也是最低等下贱的活路：打扫厕所。凭借这身临时学来的手艺，他成功进入赵襄子的宫中修整厕所。

豫让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厕所的时候杀死他。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好，但说实话，豫让真不适合做刺客。第一次来杀人，他就穿帮了。

虽然他如期等到赵襄子来上厕所，但赵襄子始终感觉厕所气氛可疑，这个修整厕所的人也从未见过，心一悸动，于是抓来一问，才发现眼前这人是豫让，衣服里面还藏着一把刀子。赵襄子马上把他逮捕了。

豫让也没有屈服。被审问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欲为智伯报仇！”侍卫们都吆喝着要杀掉他，没想到，赵襄子倒格外开恩。

他无比感慨地说，“他是义士，我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士啊。”在侍卫们的一片反对声中，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那可是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不得不说一下赵襄子，此人生于五霸称雄的春秋末代，卒于诸侯兼并的战国早期。《史记》中所列赵国的襄子纪年，在位为33年（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性格沉稳，颇有远略，见识不同常人。

要知道，在赵简子（赵鞅）的一干儿子中，最初赵襄子一点优势都没有，母亲是从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诸子中名分最低，处于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时候，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而是赵伯鲁。但赵襄子从小机敏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般纨绔，乃至多年后他赢得父亲赵鞅的青睐，赵伯鲁被废掉，而他被破例立为太子。

前文提到的“智伯之怨”，实际上由来已久。赵鞅死后，晋国正卿由智伯瑶取而代之。智伯与赵襄子曾有过多次合作，比如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他很瞧不起赵襄子，曾骂他“相貌丑陋，懦弱胆怯”。四年之后，再次一同讨伐郑国时，智伯还借酒醉将酒杯扔到襄子脸上。

面对这些屈辱，就连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主动请缨要求杀掉智伯，以洗刷耻辱。但襄子的回答是：“主君之所以让我做储君，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现在看来，他能容忍智伯，还不能容忍一个“义士”吗？哪怕，这是一个要杀自己的义士。

<h3>复仇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h3>

按理说，豫让被逮个现行，又被宽厚仁慈的赵襄子给放掉，证明自己就不是杀人的料，理应就该收手了，心怀感恩才是。但是豫让根本不会，他心里还揣着那句誓言：士为知己者死。

他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开始全面改造自己的外形：不惜把漆涂满全身，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

令人感慨的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走在大街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认得他了。不过，妻子说的一句话，又让他觉得对自己的毁灭还有待升级。妻子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豫让转而就活活吞下火炭，为的是烧坏声带，改变自己的声音。这种事得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干得了。

就连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对豫让又是可怜又是惋惜，并且还泼起了冷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但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

他们为豫让支招说，凭你的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也不迟，而且你一定能成功。

但豫让听了这话后，不以为然地笑了。他认为，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很不齿很不道德，也是一种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

“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豫让和朋友的这句对话，得以窥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复仇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他说，“况且我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为之，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在那个年代，这种理论确实很有市场，足以被天下义士奉为经典。

<h3>“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h3>

尽管提前做了各种计划，把自己也弄得面目全非，最终豫让的算盘还是落空了。

毁容之后的豫让提前摸清了赵襄子某天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在他要外出的那天，提前埋伏于一座桥下。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桥如今已成名胜古迹，古典中还有记载，名曰豫让桥，并被解释为豫让行刺赵襄子之处。

豫让桥国内据传有两座：一座为邢台豫让桥，如今在河北邢台市区内，在明朝《顺德府志》中还有记载；另一处为赤桥，原名豫让桥，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桥村，现存完好，桥为砂石砌筑，桥上勾栏围护，桥下晋水长流，赤桥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为赤桥村。

这天，赵襄子的人马果然行至此处。没想到还没到桥上，马儿突然受惊。赵襄子立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让。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让再次被拿下。两人有一番经典对话。

显得有些生气的赵襄子，跟豫让理论起来：“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

豫让解释了自己的初衷：“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在那个年代，“义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赵襄子也很服这种人。但他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就下令让兵士把豫让团团围住。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没想到豫让首先开口了。

豫让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令人惊讶的是，他随后向赵襄子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请他脱下一件衣服，让自己象征性地刺杀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无法知道赵襄子当时的想法。根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最终襄子还是满足了豫让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据说，他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h2>中国人的隐逸史</h2>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所引发的共鸣和调侃，又一次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于现实的无奈展露无遗。

为理想一搏，还是留下来上班挣钱供房子，这种困惑和选择，如同规矩的人内心里偶有的促狭，总会借着机会冒芽。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自由隐逸的话题周期性沉寂后，借着热点的名义，把无数浑浑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拨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传疯的一篇名为《借山而居》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画家花4000元租下终南山小院准备过20年山居生活的过程。还有一篇《三五知己，一处小院，择邻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种美式田园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痒难耐。再往前，是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引发的隐士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对这两篇文章和这一本书的高度浓缩。

但是，不管辞职信、文章和书多么撩拨，除了少数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选择继续沿着既定的现实生活轨道向前走。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隐士，即使只是偶然闪现，生命，也足够有寄托。

往历史的深处追溯，陶渊明所践行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和《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意境，该是隐逸理想的最好范式。

陶渊明之前，严子陵是公认的隐士标榜。作为汉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屡次拒召，终老林泉，被时人及后世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麓，现在还有严子陵钓台。

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声名最显著的隐士了，他们以“巢许”并称，开启了中国经久不衰的隐逸传统。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也并非都单纯如上述陶、严、许、巢。钱钟书先生说，一些隐士“待贾俟时，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不过是以营名为手段、以退为进、有迹无实的假隐者，这就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有名的“终南捷径”。

还有一部分隐士，是由于“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是有益于政教的。陈眉公先生的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正是此类隐士。

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隐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按此推论，陶潜也好，严子陵也罢，都不能算真的隐士。至于《借山而居》中的画家，不过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手段来为自己营名的假隐者，和真的隐士无关。

真隐也好，假隐也罢，中国几千年传承有序的隐逸传统，其实已经深深刻进了国人的精神根基，且每因时局、环境和风尚的变化而推陈出新。现实世界越迫急、生存环境越严酷，隐逸的理想就会越强烈。冲撞、反击、安顿，如此因循反复，从未两两相安。

只是忙碌的世界，见不得一个闲人。这个“见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个隐者，在大多数国人的实践里，不外乎是一种攀比心理。由是我们看到，旧的隐逸传统已经消亡，新的隐逸传统正在崛起，这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的认识维度。它应成为当下突破传统的隐逸宣言，并开启一种新的隐逸模式：随时保有的“出走心”和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关于“出走心”，《借山而居》的画家应是此类；而“静持心”，在成都有这样的例子。

赖高翔这个人，很多成都人已然不知道了。赖先生国学造诣异常深闳，对于先秦儒道以及诸子之学，造诣尤为精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多有创获。1950年，赖先生辞去成都蜀华中学校长职务，便归田务农于成都东郊董家山，不久移居沙河桥东，躬耕自养长达三十五年。期间虽累有征召，先生皆不为所动，被誉为当代隐士。他总结这段隐士生活为“不失掉自己”。这正是“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归结而言，做当代隐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样的“出走”和“不失掉自己”的“静持”，当是不另有三的方便法门。看看自己，二选其一，其实也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