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h2> <h3>章太炎：不懂用钱，却能挣钱</h3>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民国建立后，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为伉俪，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齐了“四色”。

革命成功，章总算有了“家室”。但他不仅“家”是租的，连家具都是借来的。全部财产，就是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老友送的贺仪，大约7000元。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朋友对他说钱多了不好携带，不如存入银行。章太炎觉得有道理，就委托其去办理。那人拿回一张存单给章，几天后，汤国梨发现只有3500元。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烂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不过，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以为一件东西就是一个价，一张钞票用一次。买东西也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章太炎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袁世凯骗到了北京，被软禁了2年多。不过在软禁期间，袁世凯还给他发了“工资”，每月500银元。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章夫人汤国梨常出门张罗钱财，有时甚至去当铺典质。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困难，章夫人汤国梨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写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有过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h3>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h3>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对中国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丛报》在清末年轻人心中的地位。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二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二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

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30期。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银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仅仅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简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讲了这么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况。

两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养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这么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个人养活，压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仅维系着大家的日常生活，还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前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另外，老友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又帮忙照顾着林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当时梁先生的儿子梁思成和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已经订了婚，正在国外留学。倘若不是梁启超，林徽因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业。

梁启超还很注意投资房产，从1912年归国之后，十余年时间在北京买下来了几处住房，都是气派的四合院，无论租与卖，都是大资产。让他最满意的房子还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三层小洋楼组成。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里写成，后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座两层小洋楼作为梁家人休闲避暑所在。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赞成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h3>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h3>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如果说康有为是民国文人中最有钱的，没有之一——估计没人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一批保皇党成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55岁的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康有为多精明的人，自然不依，联名广东缙绅十几个，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了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十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比。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都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三十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四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几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约160斤。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于1万2千银元。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70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对其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人的终结。

<h2>亦真亦幻“大槐树”</h2>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至今，这些问题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开的“历史之谜”。

<h3>“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h3>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谱作为进入“洪洞大槐树”的主要依据，当寻根者前往洪洞寻找故土时，他们的依据也是手中泛黄的家谱记载。然而，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谱和碑文中，虽有关于山西的记载，但并没有“大槐树”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阳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载：“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随后，“洪洞”开始在家谱中出现，如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讳义，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屡屡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以后，拥有类似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在张青等人搜集的谱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树后裔的家谱绝大多数创修于清朝中后期，其中关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郑氏族谱载：“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间修的临清张氏族谱载：“张氏系出于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郑州郭氏族谱载：“吾姓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郑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温县王氏族谱载：“由山西洪洞县携四子迁巩之南河。”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族谱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1914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1926年，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后，在当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由李景汉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出版，书中记载，在接受调查的62个村庄中，共有10445户，分为110姓，除了极少部分例外，村民大都认为先祖是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定县的。

如今谱牒中所载的大槐树后裔密布于广阔的华北区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在这三个省份里，各有七十多个县（市、区），其居民多自认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在河北，邯郸县地名办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在全县12个乡镇250个村庄里，有一半以上村庄自认是从洪洞迁来，理由便是“有家谱、碑文可稽查”。在山东，据嘉祥县地名办的调查，全县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认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来山东。

与这些家谱一起广为流传的，是众多有关明初山西迁民的传说。“燕王扫北”说的是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战后，登基称帝的朱棣不得不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空虚之地。“三洗怀庆府”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朝的精锐部队在怀庆府一带反复攻战，当地居民反复无常，元军来支持元军，朱元璋来支持朱元璋。眼见着战事毫无进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军把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领命的常遇春带兵在怀庆府杀了三个来回，直到此地鸡犬不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烟密集的洪洞向怀庆府移民。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的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h3>族谱里的“大槐树”</h3>

与无数“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的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

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荜门寒族”也“百代无闻，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

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进行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

清朝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一过程，相反的是，身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从“致仕县丞德州宋谏”为刘氏族谱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躯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

还有人干脆把对“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 如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对于这段谜一样的历史，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迁自洪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 《获嘉县志》卷8《氏族》）

<h3>“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h3>

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已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正在快速向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迅速形成。在“反满救汉”的旗帜下，“尊黄”思潮风行一时，革命党人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推崇黄帝为汉民族始祖，大量关于黄帝的论述和专著随之出现，如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攘书》，黄节的《黄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外还有革命性很强的《黄帝魂》等专著。同时，《国粹学报》《新世纪》《民报》《浙江潮》《警世钟》《新湖南》等报刊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帝”的言论，黄帝这个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民族主义的萌发下，被革命党人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对于这一现象，孙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中分析说，“尊黄”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新发明的一种“崇拜”，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虽然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三年（1914年），贺柏寿在其撰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揭诸者，顾不重哉。”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 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十年后，洪洞人柴汝桢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至此，“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h2>“偶然”的历史</h2>

“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咏史诗，也许只是发一点诗人特有的感慨，但却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经常会有的某种困惑。历史的演进，偶然性的因素实在太强了，很多事如果不那么赶巧，历史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战时英法残军困守敦刻尔克，如果希特勒不轻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继续猛攻，恐怕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几十万英军小命休矣。德军地面部队的停顿，给了英国人喘息之机，为英国保存了几十万生力军。否则，下一步如果德军进攻英伦三岛，恐怕英国连守卫的都没有。法国已经完了，英国再失败，美国人也未必会参战，那么，反纳粹同盟，自然就无从谈起。二战的历史将会怎样？天知道。

同样，清朝最后一年，其实朝野上下也没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虽然革命党人拼命革命，精心设计的广州起义，动员了全党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结果，广州起义一败涂地。亲自领军奋战的副领袖黄兴负伤，领袖孙中山远避美国。可是，群龙无首的武昌新军，在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起哄一闹，居然大获成功。这个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义爆发前几日，起义者在汉口租界试验炸弹失败，他们的据点不会暴露。那么，新军中革命党的领袖，就不会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划成了起义，也跟此前多个起义一样，属于密谋家的密谋，参与者严重动员不足，劲头自然不会很大，一举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如果不是传说据点暴露，革命党人花名册落到朝廷手里，那么，新军上下的恐慌，不会如此厉害。道理很简单，谁也没见过花名册，谁知道那里有谁。于是，凡是平时跟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或者看过过激宣传品的新军士兵（人数众多），难免不人心惶惶。从战争心理学角度，这种恐慌，实际上等于是一场最好的战争动员——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决心。当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个人心浮动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军官，不去多事，出头训斥躁动的士兵，这层窗户纸兴许也不会有人马上给捅破，拖上两天，士兵发现没事，也许恐慌就平息了。革命党人再想鼓动造反，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士兵们鼓噪起来，如果此时的湖广总督，是个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带上来的瑞澂，不急于逃跑，稳住阵脚，坚持两天，起义也难以成功。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于是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时历史好像密闭容器里的粒子，胡乱撞一气，谁碰上谁都没准，但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虽然未必像某些历史学家讲的那样，必然有规律可循。但有些大的方向，还是有的。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当时不犯错误，就算纳粹席卷了全球，最终也维持不下去，因为这样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违背人性，迟早还是会垮掉，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时间跟现在我们已知的不一样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根上说是因为满清新贵的收权行为，得罪了大多数的汉人士绅，人家不再帮忙。闹事者总会有，有人帮忙，则闹不成事，没人帮，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国响应。毁了大清，成就了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