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17日，一个春和景明的周末。这一天，蒋介石“五时半起床，往军官团及军官学校巡查，散漫腐败情形不胜悲愤！”直到晚饭后“薄暮游乡，携三妹同行，兴焉”。他的心情如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临睡前，蒋介石在日记结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何能作育人材，激励士风，使其热心勇敢，廉洁奉公也”？
这是蒋介石执掌党国大权并不太久的时候写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腐败散漫的愤慨与失望，欲寻良方加以整治。事实上，此时国民政府的贪腐情形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蒋介石命令手下大小“文胆”，抓紧制定各项反贪腐制度。从《中华民国刑法》《国民政府组织法》，到《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惩治贪污条例》，不仅对反贪污腐化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还拟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审计监察机构，而行政监察反贪部门的设置更是完备得出奇，诸多惩戒委员会分类之明细也令人咋舌。反贪机制则逐步发展为弹劾权、调查权、纠举权、建议权、纠正权、同意权和监视权。监察、反贪、惩戒职权齐备，蒋介石不可谓不用心。
然而，制度层面的条文规定和相关机构的全面设置并不是反贪腐的保险箱。南京国民政府的反贪制度建设，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强力建设、趋于完备到作用日渐减弱直至名存实亡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从上到下对反贪的执行力度由强转弱，反贪机构的设置最后只能流于形式，反被当局者、执权者践踏、破坏，位高名赫的监察官、检察官沦为只抓“小鱼虾”的“病猫”。
<h3>大发国难财的丑恶</h3>
抗日军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得到美英等国的肯定，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国际援华物资开始不断地运往中国。然而，抗战物资的不断集中，却点燃了贪财者的欲望。从政府官员到部队将领，看到缺少监管的财物从手中经过，心底难填的欲壑张开了大口，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次次地把这些本该用来挽救民族危亡和同胞生命的财富占为己有，大发国难财。蒋介石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贪腐案心知肚明，在不同场合痛斥这是国家纲纪的败坏，是道德良心的泯灭。尽管他施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也无济于事。
当时，大发国难财的渠道除了物资、黄金和外汇，还有发行公债。官僚豪门及政府高官往往借派售公债、发行储蓄券及举借外债之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手笔地贪污。仅1942年一年，国民政府就发行了4种内债，一笔储蓄券，还争取了大量的外国贷款，最大的两笔是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和英国提供的5000万英镑贷款，这也引发了抗战时期著名的美金公债案。
1942年，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试图以此提振中国军队的士气，牵制日军，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财政部长孔祥熙制定了使用计划，以3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于美国，以1亿美元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
公债在这年的春天发行，因其收益高，慢慢打开了市场，趋于热销。到次年春，公债尚余5000万美元，孔祥熙等贪利逐财，遂打算据为己有。他命令中央银行以发行额满为由停止出售，并在内部瓜分完毕。消息传出后，引起外界极大不满。适逢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黄炎培、傅斯年、陈赓雅等联名提出质问案，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对孔祥熙提出弹劾案。此时孔祥熙正好赴美开会，蒋介石无法对参政员交代，遂密令财政部代部长俞鸿钧密查，断定孔“授意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券事”，并查得他们此次共鲸吞国币20多亿元，且有证据无法抵赖。蒋介石大怒，经不住宋美龄再三求情，最终处理结果只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
与处理美金公债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不顾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亲自布置，从重、从严办理了林世良贪腐案，赢得了短暂的喝彩。林是孔的亲信，因贪污150万元而被处以极刑，震动政坛。或许，蒋介石试图以此立威，整饬纲纪，严惩贪污，修明政治。194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以增强对贪赃枉法者的震慑力，加强战时非常时期的统治。同时，为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在监察院内创立了纠举权和建议权。还设立了税务督察专员制度，分区督察，加强对地方的监视与震慑。而作为战时“民主窗口”的国民参政会，尽管没有实际制裁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震慑作用。
到了抗战后期，又有了新花样。那就是国民党部队经商和军队将领“吃空饷”“营走私”。蒋介石对此异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在他授意下，战区巡察团四下逡巡，及时惩戒各战区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尤其对抗战不力或贻误战机的军政机关人员，随时予以建议或纠正。但这种威慑力是有限的，军队里的贪腐行为依旧盛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抗战的进程。
<h3>登峰造极的“五子登科”</h3>
1945年8月，抗战苦熬八年，胜利一朝到来。对于经历了长期动荡生活的国民政府大小官员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利益。接收沦陷区后，大量的财富呈现在内地飞来的“胜利者”面前，房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无一不刺激着这些道德缺失者们的贪欲。“在财富面前，很多持重的人也失去了自制，补偿心理掩盖了廉耻心，甚至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和从众的心理，也一再麻痹着他们的神经”。接收时，事先并未做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管理有效的计划，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腐败横行。
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这是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国内外许多人愈发认识到，体制腐败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很有代表性：“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经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即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提出“反对个人利己主义，抨击升官发财观念”，要求“随时淘汰投机分子、动摇分子、腐化分子及恶化分子，以保持党员成分之纯一”，同时提出“加紧监察工作”。六届四中全会甚至规定党员及政府机关干部皆需登记财产，不登记者开除党籍。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规定最终未能见到天日。
以“五子登科”的“劫收”为标志，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恢复好转。随即解放战争开始，投机者借机操纵图利，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8年的上海，一包米6月售价法币670万元，8月就涨到法币6300万元，人们用麻袋装满纸币，却只能兑换一点点大米。
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言及战后接收中的贪腐乱象时，捶胸顿足地呵斥：“你们这样乱来，不想想党国，不想想自己的前途，也要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面对愈演愈烈的态势，蒋介石也曾想办法来进行制止，但一旦牵涉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豪门利益，最终往往就是不了了之。时人对此曾评论说：“目前的法律，我不敢说保障不了人们，却确确实实地做了贪污大吏们的护身符。法律既失效用，贪官气焰，更一发不可收拾。清查‘豪门资产’的呼声于是应运而生，甚嚣尘上……但事实上，呼者自呼，听者还不是当作耳边风。”
<h3>介石与戒石</h3>
蒋中正，字介石，与“戒石”谐音，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何尝不知道“戒石”寓意着戒贪？但他这个“介石”，在执掌国民政府的岁月里，是否真正把“戒石”精神贯彻到底呢？
除了戎装，蒋介石日常生活总是一袭粗布长袍，一杯白开水，简单低调。不论时人还是后人，在评价他时，大多都认为他本人是不贪腐的，他和宋美龄也少有贪腐的传闻和行为表现。但是，蒋介石本身不贪不占，就能跟国民政府糜烂透顶的贪腐现象撇清关系吗？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脱不开干系。
蒋介石最大的责任就在于嗜权与独裁，“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据说蒋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朱汉国《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一个腐败且不被惩治的官员，往往是颗有毒的种子，最终被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权贵者效仿，慢慢地，有样学样，贪腐无孔不入，荼毒整个官场，再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而当官僚习气日重，贪腐糜烂遍地之时，蒋介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8年，蒋介石越发感到贪污问题的严重和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但只能将他的全部愤慨与忧虑，倾吐在日记中了。
1月16日：“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6月8日：“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提倡民主法则，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恶习，与铲除豪门资本。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
1949年8月13日，蒋介石翻读旧日记，对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的情况，感到“悲愤之至”！这时的蒋介石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又是出台法规，又是成立机构，但最终收效甚微。
蒋介石到底也没能为国民政府立好那块“戒石”，他所有的反贪努力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他和他的政权最终覆灭、败退台湾的主因。在那悬于海外的孤岛上，他痛定思痛，训斥那帮恨铁不成钢的败军之将：“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结束训话的手势依然坚定。不过，倘若真是实至名归的“革命军队”，又何至于此？！
<h2>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h2>
“闻一多案”后，政治的贪婪彻底左右了司法。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
闻一多被暗杀时，梅贻琦正在埋头处理西南联大的复员事务，傍晚五点多，潘光旦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了，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
这一天是1946年7月15日，听闻这一消息，身为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当场呆住了，立即派人前往闻家照料。在离家门仅十余步的地方，闻一多的鲜血淌了满地；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枪，被送往医院抢救；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受此巨大的刺激，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
同时，梅贻琦急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余重伤。同人极度惶恐，谨先电闻。”这一天的晚上，梅贻琦在日记里写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也很快接到了消息，这个突发事件让正志得意满的蒋迅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不仅仅是梅贻琦和蒋介石，还有更多的人在闻一多事件发生之后，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曾倾倒在南京国民政府一侧的政治天平，此刻又在发生新的微妙的逆转。
<h3>群情</h3>
闻一多是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暗杀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局刚刚走过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急剧转变；闻一多之死，对于众多关注政治走向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更大的刺激。
1946年1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几经周折后，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决议。这是自国民党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平等、公开地决定国家大事。
眼看中国即将踏上宪政之路，人人都为此兴奋不已，马叙伦用生动的语言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希望它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让他们吃惊连连，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既无与其他政治团体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政协会议闭幕未几，即遭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强力反弹，在重庆较场口还有西安、南通和南京下关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闻被暗杀更是发生在“一城之内，五日之间”。
在闻一多被刺次日，消息传至重庆，正候机北上的西南联大教授非常震惊。17日清晨，汤用彤、金岳霖、叶企荪、周炳琳、黄子卿、汤佩松、姚从吾等34位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转国民政府：“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7月17日，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也发表了李、闻惨案抗议书，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认罪，并由政协委员派员陪审。
<h3>栽赃</h3>
身为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也被闻一多案深深震动，“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7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后他又写下：“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
整日“忧闷”的蒋介石百般琢磨，考虑着如何化解这个公共危机，让他和国民政府渡过难关。
担负“调处”国共纷争之重任的马歇尔也因闻一多案而压力大增。7月17日，在见过周恩来后，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即刻从南京飞赴庐山去找蒋介石。马歇尔对蒋介石说，这次暗杀针对了闻一多这样的留美知识分子，所以美国的舆论肯定对蒋不利；司徒雷登坦率相告，蒋介石应采取三项措施：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解除新闻管制；建立宪政政府。
不能无视公愤的蒋介石，于7月17日当天，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纸保障公民安全的命令。命令声称：“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在发出这项命令的同时，蒋介石下令让刚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
此时，舆论已把怀疑对象投向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7月17日，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将矛头直指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次日该文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和《新华日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报纸刊出，随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
唐纵在动身前往昆明前也怀疑李、闻案都为陈诚系的霍揆彰所为。因在当年5月份，霍揆彰就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制定了五十多人的黑名单。6月28日，霍带着这个名单到了南京，向国防部长陈诚汇报，准备带给蒋介石圈定，但当时蒋正和马歇尔会谈，没来得及接见霍，霍只好把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5日，霍揆彰接到了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7月17日晚，唐纵与吴铁城、陈诚商议李、闻案，陈首先而坚决地表示，“此事件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唐纵日记》）
唐纵将行，友人嘱托他办案要“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为他担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唐纵日记》）心思重重的唐纵没有直接赶赴昆明，而是先和毛人凤商议办法，又飞到重庆去找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
此时各界正对唐纵的调查拭目以待。重重压力之下的唐纵和沈醉商议，想“将计就计”制定一套栽赃中共的计划来息事宁人。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到这个“好办法”：“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就在沈醉挑选“人犯”的时候，毛人凤突然有电话来，说军统云南站已找到线索。23日，唐纵、沈醉等飞抵昆明，军统云南站站长王巍当天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沈醉《军统内幕》）
军统特工程一鸣此时也被蒋介石派至昆明协助唐纵查案。根据云南省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有关闻一多案的材料，程一鸣亲自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证据。经过各方人士的指证，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的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经过综合调查研究，“各种证据都指向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他是闻一多谋杀案的指使人。”（《程一鸣回忆录》）
程一鸣把调查结果告诉唐纵，唐纵非常为难，因为他和霍揆彰既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这可如何是好？
<h3>还是栽赃</h3>
7月24日，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整个上午霍揆彰都在说他对李、闻案毫不知情，还要唐纵帮助破案。唐纵就接着霍揆彰的话头说，他此行带来了军统的几名老练特工，可以帮助霍揆彰做侦查。
同时，唐纵把军统调查到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并说霍企图抵赖，因此他处理起来很棘手。沈醉没唐纵那么多顾虑，建议把军统查获的材料展示给霍揆彰，唐纵不赞成，怕和霍揆彰闹僵了不好收场。（沈醉《军统内幕》）
霍揆彰此时也在抓紧“破案”。他一面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悬赏缉凶启事，一面散布谣言说龙云集团乘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前线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并于7月20日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闻一多年谱长编》）
霍揆彰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但杨死不承认，霍揆彰没有办法。7月24日，蒋介石决定召见霍揆彰，霍揆彰飞到庐山，次日即在庐山被蒋介石大骂。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情况：“彼（霍揆彰）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出具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临睡时已十二时矣。”
但外间沸沸扬扬的传言已把怀疑指向了龙云。龙云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声明：“无论为外人所投或自行采访，而一涉私人，即应负法律责任。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30日，马歇尔到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谈了近一小时。
唐纵也觉得霍揆彰的做法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劝他不要这么干了，另想他法。
<h3>两个替死鬼</h3>
一直密切关注李、闻案的民盟，不满政府的动作，7月20日，民盟主席张澜表示：“同人等对此事件，万难再忍。”要求组织“公民调查团”。同日，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等向国民政府提出，民盟参加调查惨案真相及审判主凶之要求，并再次提出立即取消特务制度。（《闻一多年谱长编》）
马歇尔在与蒋介石会谈中，也把民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其（马歇尔）意中欲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查也，余婉却之。”此时的蒋介石仍然期望政府的运作可以平息闻一多案带来的风波，“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仍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
7月27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总司令张镇等被蒋介石派到昆明，全权处理李、闻案。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顾祝同、张镇、唐纵等人商议此案该如何解决。张镇认为，如果直接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将对政府和“老先生（蒋介石）”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说是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会场，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拔枪射杀了闻一多。两个宪兵这样做乃是“激情杀人”，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需要惩办这两名宪兵，案件即可了结。（《程一鸣回忆录》）
顾祝同赞成张镇的建议，派人到庐山向蒋报告，由蒋作出最后决定，蒋决定照办，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共同编造一个“激情杀人”的假案。
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再次召见霍揆彰，将之又一次“痛骂”，并决定拉两个小特务“挺胸做烈士”。霍回昆明后，即以升职和奖励五百万元，并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鼓励手下参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出来“自首”。汤世良、李明山两名特务被“特别开导，晓之利害，动之以感情”，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愿意“自首”。两人编造了一套假口供，并改名为汤时亮、李文山，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明还抓了两个从四川流落到昆明的人，用麻醉药麻醉后，关在西站营房，准备在刑场上替换汤、李。（《闻一多年谱长编》《唐纵日记》）
<h3>调查团</h3>
唐纵、顾祝同等国民党大员一拨拨地到昆明调查，但真相仍是不明，司法仍是缺席，这让密切关注闻一多案的民盟方面非常不安，不断催促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民盟的“调查团”成行，但是一直“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调工作’。”（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3日，民盟派出的梁漱溟、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对于蒋介石加派顾祝同到昆明调查，梁漱溟认为这是别有用意，“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梁漱溟、周新民到昆明后，立即约见顾祝同等，但后者故意拖延，屡次推脱，改动会见日期，到了8月9日，梁漱溟、周新民才见到顾祝同等人。“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民盟调查团，冷欣和张镇等作陪。顾祝同对梁漱溟说，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梁漱溟等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他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顾祝同通知梁漱溟的乃是军法审判，依照当局制定的军法审判规则，受讯人不得委托律师出庭辩护并禁止旁听，这自然有利于顾祝同等人把事先的“安排”在法庭上全盘表演出来，但对梁漱溟等人而言，这根本算不上“法庭”。
约见政府人员没有多少收获，梁漱溟等人在民间的调查也多受阻扰。梁漱溟等人在昆明住在商务酒店，许多“客人”也前前后后住了进来，把民盟调查团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有一天梁漱溟在酒店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作家孙伏园的兄弟孙福熙，两人就寒暄了几句，在他们二人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
事事都被掣肘的梁漱溟只能感叹：“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h3>审判秀</h3>
8月1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合组军事会议审判法庭，对刺杀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进行“公审”。这次审判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各大学教授、省县参议员、市商会理事长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采访。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参谋次长冷欣以“伤势未好”为由拒绝。（《闻一多年谱长编》）
梁漱溟对这种安排出来的军法审判很不满意，“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之，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等这场“审判秀”结束，中央社当天便发出电讯，表可以结案之意。但是，民盟方面坚持将凶手“移京公开审判，由各方参加”，反对“草率在云南解决”。梁漱溟、周新民等更认为，出现在审判席上的不过是假凶手。
梁漱溟还在“观审”后致函顾祝同，说明民盟调查团在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顾祝同始终不曾出示抄件。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民盟调查团。饭罢谈话，梁漱溟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说：“我也还做不得主。”（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梁漱溟等人只得于8月22日返回南京。
8月25日，梁漱溟等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报告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与结果，用“吞吞吐吐”四字说明当局态度。民盟认为案件未了，坚决主张把凶手移至南京审判，但当局对此无动于衷。同一日，顾祝同也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称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
在舆论的质疑中，李、闻案第二次审判也于8月25日在翠湖云南省警备司令部举行，判决汤、李二人死刑。随后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判汤、李在昆明枪决。本来汤、李二人要按原计划用两名替身在行刑前换下，但是顾祝同不想再弄巧成拙。第二天早晨，汤、李二人被灌醉，拉至东站外执行枪决。汤、李二人知已受骗，但为时已晚。行刑人员把他们枪决后随即掩埋。
而王子民等参与暗杀的其他十几名特务则被送到大理，名为关押，实则保护，并进行特务训练。1947年春，蔡云祈等人被“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但很快即获得释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重要凶手落网记》）
这次审判后，中央社立刻发出《顾祝同在昆发表闻案审判经过》《陆军总部昨发表闻一多案判决书》的专电。
<h3>崩溃</h3>
一个多月来，蒋介石一直在为闻一多案大伤脑筋，在日记里数次写下为处理该案“甚费心力”，待到最后的处理方案确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如此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舆论就闻一多案对政府的质疑并没有随着两次“公审”而止息。8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闻案感言》，认为此案并未了结。30日，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宣判事致函政府代表，称民盟对审判结果不能完全接受。9月28日，民盟政协代表再次致函政府代表和蒋介石，要求对闻案逃犯限期缉获，到南京公审。（《闻一多年谱长编》）
这些，都没能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回应，闻一多案就这样在司法缺席与暗箱操作中不了了之。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国共内战去了。虽然司徒雷登曾经在闻一多案审判前就告诫过蒋介石：“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国民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但是从蒋介石随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司徒雷登的这句告诫特加留意。
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主编，恰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按语中写道：“闻一多之死，其影响绝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镇的沦陷之下。”
<h2>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距离</h2>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只知道一门“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这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乐趣。传统士大夫从来就以谈论天下国事为己任和使命，因此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到了近代，随着政治专业化，特别是随着传统士大夫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型，政治成了专门的职业，学术也日趋职业化，学术语言成了专业语言，政治家或许能够从中读出一点意思，但很难完全理解。然而，近代中国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却并不顺畅，知识分子总是和政治发生种种纠葛，以至于历史的轨迹因此而屡屡更改。例如洪宪帝制与筹安会，历史一再指责是杨度一班人误导了袁世凯，弃共和改帝制，而杨度则在洪宪帝制结束后坦然面对，以为“兄弟没错，错的还是大总统”。
杨度对洪宪帝制倒行逆施没有丝毫忏悔，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探讨有问题，反而指责是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和他身边的宵小曲解了他们筹安会的真意。按照杨度的说法，君主立宪才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真正追求，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才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辛亥年间，中国在仓促匆忙中选择了民主共和，经过几年实践，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认为这样的民主共和有问题，如果不适度调整，就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导致毁灭。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杨度的这些假设性前提毕竟没有实践的机会，因而也就无法验证。不过，杨度这些辩解中确实涉及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为洪宪帝制“临门一脚”的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也有同样抱怨。古德诺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宪法顾问，接受政府“委托课题”，研究何种政治架构更合乎中国国情，他的结论是：最适宜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并不是民主共和，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培育出一个足以支撑这个政治架构的新生阶级。然而，中国是否应该从“名义上”的民主共和政治架构向君主立宪政治架构转换，古德诺提出了几个限制性条件。然而，袁世凯对于古德诺的限制性条件不感兴趣，或者无意中选择了漠视。而对于古德诺的研究结论，则欣喜若狂，原本不太自信的帝制复辟思想因这“临门一脚”而坚定。看，连外国专家都这样说了，而且这个专家既是世界一流，又来自民主共和体制的美国。
结果等到帝制复辟失败，追究“帝制罪魁”的呼声日高一日时，古德诺也坦然面对，他表示，我是说过现在这种虚假的民主共和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但中国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重建君主立宪体制，我并没有说，我只是表示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国政府和民众公开辩论。现在走到这一步，我能有多大责任呢？类似的情形还有严复。严复在理论上也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君主立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洪宪帝制之前的那些问题，都被严复不幸言中。但是严复并没有主动介入筹安会，他只是在杨度拿着“上峰”旨意说事时，半推半就地上了贼船。所以，等到洪宪帝制终结，严复也是有口难辩。他在公开场合选择了沉默，听之任之，相信政界的那些朋友一定会帮忙，一定不会把他当作“帝制罪魁”收监关押。
所有参与筹安会的人，都有各自缘因，不能说他们都是投机分子。但他们确实没有弄明白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永远隔着一道鸿沟，即便政治家非常尊重读书人，他也不可能忠实地将读书人的意思转化为政治实践。政治有政治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门道。政治家按照需求选择读书人提供的方案，但决不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那一种，因而读书人不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厢情愿地为政治家出谋划策，可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政治家只要你的结论，而不要你的前提。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为政治出谋划策，而在对政治保持适度张力，保持适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