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侧面Ⅱ：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冯学荣)_第四章识破讹传（2 / 2）_中国历史的侧面Ⅱ：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二 )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

三 )品行端正者

四 )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

五 )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

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

第四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

第五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

一 )妇女嫁与中国人者

二 )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

三 )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

四 )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

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

第六条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

第七条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

第八条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 )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 )各项武官及军人三 )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

第九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

第十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

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

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 )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 )兵役之义务三 )应纳未缴之租税四 )官阶及出身

第十三条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

一 )妇女嫁与外国人者

二 )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

三 )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

四 )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

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

第十四条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

第十五条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

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

第十七条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

第十八条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

第十九条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

第二十条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

第二十一条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

第二十三条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h3>孙中山博士的由来</h3>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

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

1. 孙逸仙博士。

2. 孙博士。

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 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还有，在此前的 1923年 1月 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 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

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

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

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

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

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

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

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

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 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 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 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

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

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

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 Sun”。

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

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

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这就够了。

附录《孙文越飞宣言》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

<h3>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h3>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 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

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

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

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

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

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

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

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

当年，蒋介石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 间的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

因此，蒋介石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

也就是说，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

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

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

“……（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卒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

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

我们梳理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

1. 蒋介石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

2. 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3.但是，在实习期间，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蒋介石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

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

后来，蒋介石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

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

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

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蒋介石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

在蒋介石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个事情：蒋介石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怎么就没听说过蒋介石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

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

我想，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以下的同一个事实：

我们有些国人对学历的崇拜以及因此所萌发的虚荣心，使得某些成功人士伪造学历的作为，屡见不鲜。问题是，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永世。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关于蒋介石的秃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年轻时得过梅毒，他的秃头，是梅毒的后遗症。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经得起推敲吗……

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妇孺皆知的绰号——“蒋光头”，蒋介石自从步入中年之后，基本上都是以秃头的形象见诸于世。在抗战时期来华助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戏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因为蒋介石的光头，远看着，就像一颗圆不溜秋的花生米。

那么，蒋介石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首脑人物，为什么会是一个光头的形象呢？在这一点上，民间传说纷纭，其中，流行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因为染上梅毒，掉光了头发，从此，终生秃头。

可是，真相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蒋介石是否曾经患过梅毒？让我们先来读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1919年7月26日这一天，有这样的记录：

“近日甚受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

从此，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淋病。蒋介石在年轻时，的确生活“不检点”，这一点，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淋病”毕竟不是“梅毒”。

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所著的《陈洁如回忆录》。

陈洁如在这本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蒋介石染上性病，并且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事情。但是，陈洁如的文字，一会儿说是“梅毒”，一会儿说是“淋病”，自相矛盾，恐怕并不足以为信。

陈洁如在这一件事上，是这样说的：

“作为蜜月旅行的第二部分，我们游览了苏州，回上海之后，我发现身上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油膏擦抹，不但无效，而且越来越糟。后来，突然发现腿上也出现疹块，手腕按脉处也出现两块红疤。它们虽不痒，但看起来很不好，我很发愁，我一生从未得过这种病。

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他是德国留学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做瓦塞尔曼氏反应检查（梅毒血清诊断法）。等了令人心烦的日子，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的血有阳性反应。

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

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我再也不同你在一起了。’我哭喊着，‘你是个坏东西，我要跟你离婚。’‘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要真的悔罪呢？’他哀求着，低头站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阴沉，接着说，‘只原谅我这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向你发誓，为了悔过，永远不再沾一点酒。 ’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同他去大夫那里，赶紧去治，不可耽搁，最要紧的是把那个病从你的血中清洗干净。’于是，那天黄昏，介石再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治疗。在打针前，李大夫对介石说：‘这是个不大好谈的话题，所以请让我和你的夫人单独谈谈，你可不可以在候诊室等一下？’介石出去以后，李大夫向我做了六零六注射，并说：‘你打十次针，就可痊愈。我现在要坦白告诉你，淋病细菌已进入你的身体，说确切点，就是你的输卵巢，这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是轻度的，只要继续坚持治疗，就不必担心。’事毕，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

‘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以前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以完全治愈，因而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坚持治疗以便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这使你不能生育。今后你恐怕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

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

以上，就是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在《陈洁如回忆录》中的叙说。我们从陈洁如的这篇叙述看出来文中开始说“梅毒血清测试阳性”，后来又说那是“淋病”，到底是“梅毒”还是“淋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难怪学界有人怀疑陈洁如的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甚至有人直接断定这本《陈洁如回忆录》是一本“伪书”。也就是说单凭这本所谓的《陈洁如回忆录》，我们也不能断定蒋介石是否患过梅毒这种病。除此之外，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有关于蒋介石患上梅毒的确切证据和相关史料。我们退一步来说就算蒋介石患过梅毒，而即便如此，梅毒和脱发的关系，

仍然是值得考察的一个关键点。梅毒是否能导致秃头？医学告诉我们：因为染上梅毒而得的脱发症，在医学上叫作——梅毒性脱发。据查，梅毒性脱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征：特征一，不容易患上。每100个梅毒患者当中，大约只有4个患者会患上“梅毒性脱发”。特征二，梅毒性脱发并非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

这里的特征二是相当关键的，梅毒性脱发并非是一种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

据此，我们不妨作以下的逻辑推理：

推理一：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不能治愈，那么，蒋介石在青壮年时期，早就死了。因为梅毒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推理二：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已经治愈，那么，蒋介石的头发会迅速再次长回来——也就是说，蒋介石有头发，蒋介石的光头，是自己故意剃光的——并不是“梅毒”所导致的。

上述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清晰的——只有一种可能，蒋介石有头发，光头是自己剃的，与“梅毒”这种病并没有关系。

事实上，蒋介石的身边人所留下来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个推理——蒋介石并不秃头——蒋介石是有头发的。

依据蒋介石的卫士翁元在其所著《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这本回忆录的记载，蒋介石的确是有头发的，但是蒋介石的头发很稀疏，而且也很柔软。

而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有剃光头的习惯，一旦长了头发，蒋介石就立即叫人剃掉，所以，蒋介石其实是“故意剃光头”的，并非是生理性的秃头。

翁元在这本《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中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以上，就是给蒋家当了四十三年卫士的翁元的证言。这个人长期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他的证言，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其实，各位读者只要肯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随便搜寻一下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留下的照片，仔细察看，就不难发现：蒋介石貌似光秃的脑瓜之上，其实，的确是有着稀疏的头发的。

由于照片版权所限，本书未能在此附上一两张蒋介石的“带发”照片，甚为遗憾。

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秃头”这个流传了将近百年的传说，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中，严庆澍所著，1950年出版发行的一部畅销小说《金陵春梦》，在此起了关键的信息传播作用。

在这本小说《金陵春梦》当中，作者严庆澍，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方面的演义描写，其中，对蒋介石“感染梅毒”的这个情节，该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好好。’蒋介石心中计算一会，老是觉得不合算，玩一个女人，要花这么多钱，要花这么多时间，干脆不如打野鸡算了，于是放弃了上翠芳老七那里去的念头。半月之后，戴季陶他们老是不见他请客，而且连交易所也不来了，原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玩野鸡，这回可害上了杨梅大疮，正躺在家里养病。那时候既没有特效药，又没有高明的花柳医生，直把他急得没办法。脓血淋漓，举步维艰，少赚了‘帽子’钱不算，还给黄绿医生敲走了一大笔竹杠。而且余毒未净，深入骨髓，这且不提，更难堪的是翠芳老七向外扬言，说姓蒋的专门揩堂子的油，吃得几回甜头，便舍不得破钞，再也不来了，把蒋介石气得牙痒痒的，一定要设法报复。”

上文中的杨梅大疮，就是指的梅毒。值得注意的是，《金陵春梦》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部影响很广的畅销小说。不难想象，中国的广大文人和读者，在接受“蒋介石患梅毒”这条有欠考证的信息之后，进而推理并得出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掉光头发”的结论。可见，这个传说的演化公式，是这样的：传说患梅毒＋看起来秃头＝因为患梅毒而导致秃头。稍有逻辑思维的人，只要稍加想一想，就应该知道，上述的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既然蒋介石是有头发故意剃光头的，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剃光头呢？难道，他是要节省洗发水的钱吗？

其实，剃光头是早期德国和日本军人的作风。首先是出于活动方便考虑，军训流汗，行动利索，这些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战场上头部负伤，则可以省下剪头发的宝贵时间，直接开刀进行手术，这样就能增加战士被救活的几率——这也是军人剃光头的合理性所在。

蒋介石是日本军校的学生，蒋介石以军人自居，他剃光头，应该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国民党军队带头，培养尚武之风。事实上，蒋介石并非民国时代中国唯一的光头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剃光头的军人，比比皆是。我在此，简单列举如下：汤恩伯、张治中、李弥、谷正伦、张自忠、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

这些军人，都是光头，至少是曾经剃过光头。

这个名单，根本列举不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寻这些人的老照片，看看他们是否有光头的时期。不但在国民党阵营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

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

2. “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3. 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

4. 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

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

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h3>“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h3>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

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

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 ×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 ×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 ×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 ×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 ×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

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

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

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

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

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

“……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 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 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 (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 )。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 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

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

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

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

“……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

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

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

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

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

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

“……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 6月 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 10月 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

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

这是不是很儿戏呢？

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

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

1 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 500名。

2 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

（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 1987年，仍然健在。

（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

（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

（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

（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

（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

（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

（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 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 ……

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

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 46人，夸大到了 500人。

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

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

“……1949年 4月 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

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

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

《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太原战役，自 1948年 10月 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

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 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 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 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

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