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侧面(马勇)_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1 / 2）_中国历史的侧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h2>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h2>

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

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

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

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

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

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

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

《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

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

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

<h2>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h2>

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

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

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

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

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

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

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

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

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

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

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

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

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

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

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

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

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

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

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

<h2>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h2>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

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

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

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

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

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

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

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

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

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h2>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h2>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

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

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

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

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

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

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

<h2>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h2>

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

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

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

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

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

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启示、思想资源。

<h2>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h2>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

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