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基佐)_第三章冲锋号的吹响（2 / 2）_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整个英格兰都响起充斥着恐惧与仇恨的反对天主教士的声音。国王在苏格兰得到消息，就赶快告知议会，宣布他在苏格兰人的帮助之下已经开始进行平乱，但是将来对此事的处理完全交与议会办理。查理与暴乱并无关系，费林·奥尼尔爵士拿出的国王委任令只是一份伪造的公文。但是众人都知道，国王与爱尔兰人总是有些不清不楚的联系。他并不帮助叛党，丝毫不想同叛党联络，但也不急于平乱。他把责任交给议会，如果平乱出了差错，就让议会来承担国人的指责，自己则可以避免预知其事的嫌疑。但是民意激昂，他既缺乏真心诚意，就骗不过人民。下议院领袖们的手段更巧妙，他们的不安已经消失，爱尔兰乱党的宣言使英吉利人以为自己陷入危境，议员们正好利用这种高涨的情绪。尽管下议院接受了国王交付的平乱权力，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此，送往爱尔兰的军队和粮饷都不充足，而且还进展缓慢。他们现在准备针对英格兰，采取一个决定性的、出其不意的手段。

11月初，一个委员会奉命撰写一篇《大抗议书》。书中将以往的弊政和疾苦说得漆黑一片，详述了国王的全部罪行，把议会的功德与之相比较，还有议会所克服的困难和艰险，尤其是议会现在仍然面临的威胁，需要竭尽全力来对付。简而言之，这篇抗议书就是向人民发出的一个呼吁，特别是针对处于发狂状态的长老会派。爱尔兰的叛乱已经重新点燃了火苗，这篇文章又加以煽动，要激发他们死心塌地地拥护议会，认识到只有下议院才能够把他们从天主教徒和国王手中解救出来。

当初次宣读抗议书的时候，有许多人表示反对。这样的敌视行动既缺乏公共基础，又没有任何直接目标，反而引起原本对宫廷说不上友好的议员们的诧异与怀疑。他们抱怨说，抗议书的语言过于辛辣，对于已经解决的疾苦表示愤怒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文章对国王太粗暴无礼，又给奉异端的人们太多希望。现在，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需要采取这样激烈的办法？党魁们没有作出正式答复，只是在私下谈话时解释说，他们只想威吓宫廷，使其阴谋诡计难以得逞而已。他们还说，只要议案通过即可，他们并不打算公布它。11月21日，议会在开了几个小时后准备散会，党魁们突然提议将抗议书交付投票表决。他们计算过人数，认为肯定能够通过。但是福尔克兰勋爵、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等人激烈反对这个动议，坚持改到次日投票，本院很愿意地照办了。次日午后3点开会，等到快天黑的时候，辩论好像还没开始。现在已经不是宫廷与人民的对垒，而是来自全国的两个党派相争。两党都说要支持公共利益与感情，都自称拥有高尚和独立的市民作为追随者。共同的希望将他们联合在一起，而方向相反的畏惧却将他们分开。此时，两党互相仇恨，斗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辩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许多人因为疲倦先走了。濒临深夜，他们终于投票了。最终，赞成的一百五十九票，反对的一百四十八票。于是汉普登站起来，提议立刻付印。很多人叫喊道：“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要抬高人民，撵走贵族！”海德说道：“本院不习惯这样刊布其议决案，我认为刊布是不合法律的，且会产生有害后果。若要通过这个议案，请允许我抗议。”他的朋友们同声附和道：“我抗议！我抗议！”贵族院习惯抗议，可这在下议院是前所未闻的，于是引起了对方的惊骇和愤怒。皮姆站起来，证明抗议是非法而且危险的。有人用咒骂打断他的话，他不加理会，继续说下去，就有人以威吓的话对答，于是全体议员都站起来。有几个议员作势拔剑出鞘，好像议会里要展开内战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两个小时，汉普顿温和但严肃地对这场丢脸的混乱表示惋惜，他建议暂时休会，下午再讨论。他们果然散了。

下午的会议比较安静，保王党放弃了胜利的希望；他们的对头认为自己濒临失败边缘，也无意再奋斗下去。在相互解释一番之后，这次斗争就默默平息了。凭着三十二票的优势，最终决定印刷抗议书。但是命令的执行遇到了耽搁，因为需要先送给国王检阅。

国王果然来了，自信而又高傲，尽管他在苏格兰碰了钉子，也对议会最近的刻薄态度有所耳闻。他沿途所经的地方，特别是约克，人民都欢声雷动、兴高采烈，表示亲切和欣喜。他对苏格兰人的让步，在很多地方让人民感到欢喜。保王党无论在乡间还是议会，都聚在一起，表示他们的好感。国王的朋友们选出了伦敦市新市长理查德·古尔尼，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且忠于国王。伦敦准备了一个漂亮的盛会来欢迎他的主人。一群市民骑马持械，在许多商行的旗帜导引下前进，迎接国王；人们在欢呼声中拥着国王回到白厅；国王设筵款待他们，答谢他们的厚意，以爵士勋位赐封给市长和几个市参议员。他到达的次日（11月26日），为了向众议员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他撤掉了埃塞克斯伯爵当初为议会设置的卫兵。

<h3>国王被革命逼离伦敦</h3>

现在时局改观了，从前是举国一致的热忱，现在则继之以党争；从前是改革，现在则继之以革命。领袖们看出这一点，因此他们的行动忽然表现出新的特点。这一年12月1日，议会向国王呈递抗议书。国王很耐心地听完抗议书的内容，表示将思考以后尽快作出答复。下议院议员的领袖们毫不在乎这点。他们随即提出几个计划，内容是抗议书中未曾提过的。他们宣布了一些解除民间疾苦的新原则，不客气地要求革新；他们要求征兵出击爱尔兰，又在议案的前言里加入几句话——“除了外敌入侵的时期，国王在其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强迫自由的人民当兵”；他们提出若遇到组织民团或选派军官等事宜，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进行（12月7日）。在国王回来之前，有一项不许教会教士做官的议案，由长老会派提出，但上议院搁置不理。下议院议员们因此很愤怒，说出一些声讨他们的话，不过几个声望很高的贵族如诺森伯兰、埃塞克斯与沃里克诸伯爵，都对这些反对意见不闻不问。在会外，这个政党的拥护者以同样的热心团结在他们的党魁周围。9月14日，下议院议员们刊出了抗议书；伦敦市宣布，这次空前隆重地接待国王，决不意味伦敦市民对朋友们的好感降低，并表示他们愿与议会共存亡；手工艺人们把贸易及工商业所受的损失，归咎于天主教徒以及行为不良的地方议员们。各郡都成立了许多联合会，专门保卫人民的权利与宗教信仰。下议院议员们每天要求恢复他们的卫队，群众也每天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四周，担任下议院议员们的卫兵，不停地宣称危险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查理也在积极召集他的党徒，除了那些享受专制好处的大臣们、国王的忠诚保卫者，他还吸引到许多市民。这些市民原本都是反对专制的，但由于害怕新事物，又害怕过火行为，便回到国王的宝座下。他们在下议院形成了日益得势的保王党。这派人以福尔克兰勋爵、海德以及约翰·科尔佩珀爵士为首，查理决定拉拢他们。查理在赶赴苏格兰之前，已同海德秘密会谈过几次。由于海德相当聪明，反对一切新事物，又对教会特别忠诚，因此深受查理信任。但国王并不喜欢福尔克兰勋爵，因为他藐视宫廷，不太爱戴国王，又不曾亲近过国王。福尔克兰反对维新人士，是因为维新使执法过于不公，并不是因为君权受到威胁。查理害怕他，觉得在他面前很拘束，却不得不敷衍他，于是派他最亲密的朋友海德担任谈判任务。福尔克兰最初没有同意。他具有不肯苟且的品格，因此不愿支持革命；但他的理想、原则性以及浪漫的想象力，又使他常常靠拢拥护民权自由的朋友们。海德对福尔克兰强调说，如果拒绝帮忙，必会对国王有很大损害。福尔克兰只得勉为其难，为忠君而牺牲自己，担任了国务大臣。科尔佩珀虽然影响很坏，却以富有胆量和足智多谋闻名，他担任了管库大臣。只有海德拒绝担任任何职位，他为人审慎，同时认为如果自己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将可以更好地帮助国王。这三个朋友负起在下议院中为国王办事之责，查理也答应若不先同他们三人商量，就不做任何事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臣仆火速从国内各处赶来保卫国王的名誉和生命。尽管封建制度日趋腐朽，但这种制度所孕育的感情，仍然能够使许多乡绅振奋。他们在乡间的住宅里无所事事，又不喜欢思考或辩论，可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喋喋不休、吹毛求疵的市民。这些市民居然胆敢约束国王，他们的先祖连伺候国王的体面差使都没有呢。乡绅们追忆起自己往昔的荣耀，从而感到骄傲，因此就不在乎民权自由的新需要了。他们也曾发过怨言，反对过宫廷与暴政；但在看到国王作出许多让步之后，他们对缺乏远见和忠诚的维新人士感到愤愤不平。这些维新人士手持军械来到伦敦，在大街上整队游行，炫耀自己；在酒店和公共场所大声发表他们的意见；还常常走到白厅，表示他们愿为国王效力。此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和冒险家加入进来，这些人多半是被遣散的军官，议会使他们失业，因此他们憎恨议会。此外还有青年律师、法律学生、宫廷豢养的人，或急于分享宫廷乐趣的人。这些人咒骂下议院议员，侮辱拥护下议院议员的人，说了许多自夸自赞和挖苦他人的话。他们急于替国王出力，寻找机会证明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从而猎取富贵。

民党的聚会日益增多，而且愈发慷慨激昂。成群的学徒、工匠、妇女每日清晨从伦敦市前往威斯敏斯特，经过白厅时喊道：“不要主教，不要天主教士的贵族！”他们有时站住，有人爬上柱子，对着群众宣读下议院的“心怀不满的代表们”的姓名，或上议院的“奸诈恶劣、腐败透顶的贵族们”的姓名；甚至大胆到公然要求撤去看守宫门的卫士，以便平民随时都可以见到国王。此后不久，两党发生了激烈冲突，于是分别用两个名称——保王党和圆颅党[　参加该党的人都要把头发剪短显得头很圆，因此而得名。

]来称呼对方。保王党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周围寻找他们的仇人，侮辱他们，同时保护离开上议院时受人威胁的保王党议员们。人民的愤怒特别指向上议院，因为不许主教们担任贵族院议员的议案还搁置在上议院里不肯交付讨论。约克大主教威廉斯徒步前往上议院途中，试图捉拿一个跟在后面侮辱他的青年，群众就向大主教冲来，他的朋友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救出来。愤怒的群众随时围在威斯敏斯特四周，使出席议会的主教们受到威胁。上院曾经两次请求下院帮忙镇压，但下议院议员们一声不吭，或者反以保王党本身扰乱治安为答复。贵族们只好找地方官，请他们用法律来反对闹事的人们。地方官奉了印有大玺的命令，才吩咐警察派兵环绕威斯敏斯特大厅，以驱散乱民。下议院议员们却把警察拘来听审，认为那道命令是滥用权利，并将一个地方官送入伦敦塔监禁。同时，下议院投票议决，国王既然屡次拒绝派兵保护议院，只好由每个议员各带一个仆从来，由他们把守议院大门，无论用什么武器装备都行。

这样无休止的吵嚷，无法约束的扰乱秩序，使国王又气又怕。即使在他生平最恐慌的时候，也未曾想到过这样骚乱的情景。现在他不是因为权利而害怕，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尊严而害怕。他实在无法容忍了，决定想方设法阻止或惩办人民的过火行为，于是免除伦敦塔总管威廉·巴尔福爵士的职务，因为他忠诚于下议院。查理变卖王后的珠宝，赚得三千镑，赏给被免职的巴尔福爵士，以平他的怒气。继任者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是在白厅聚会的保王党中最大胆的领袖之一。这时，国王开始对下议院声色俱厉，竭力使用威吓手段。海德写好一篇坚决和有才华的文章，作为对下议院抗议书的答复。查理采用了这篇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刊布出来。当时征兵议案尚在议会讨论中，12月14日，他亲自来到议会，宣布前言里有一段话取消了他的征兵权利，必须删去这段话他才能够接受。爱尔兰事务没有进展，他就要求平民代表务必办好这件事，只要下议院肯给军饷，他愿意召集一万人的义勇队。主教们聚会商讨他们的处境和地位，最终决定以生命受到威胁为由不再出席议会。他们在一篇抗议书上发表不出席的原因，声明无论什么议案，若未经议会全体合法议员们的同意，一律无效。这篇抗议书由十二个主教[　这些人分别是约克大主教，达勒姆、利奇菲尔德、阿沙夫、牛津、巴思和威尔士、赫里福德、伊利、格罗斯特、彼得博罗、兰达夫、诺里奇的主教。

]起草并签字，之后立刻送与国王。国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这个文件为借口，将他无法拒绝的议会法案统统宣告为无效。他没有向新顾问们提到这件事，与其说他尊重这些人的影响，不如说他更害怕听他们的忠告。12月30日，他吩咐掌玺大臣将这份公文送给上议院，自己则因为这篇东西而扬扬得意起来。

贵族们见了大为惊愕，他们不能想象十二个主教居然敢规定议会的命运，妄图以他们的缺席来否定议会。上议院赶紧把主教们的抗议交与下院。下议院议员们收到这件东西，表面愤怒，内心却分外高兴。下院于是立刻提议弹劾主教们共谋反对国家根本大法以及议会的存在，此事很快通过了。主教们的朋友被他们的鲁莽行事激怒了，所以都不声不响。只有一个人起来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因此不必送他们去法官面前，只需送他们到疯人院。上议院批准了弹劾案，把主教们送入伦敦塔监禁。下议院的领袖们急于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发动大规模攻击。国王曾对征兵议案表示不满，议员们就说，这是破坏议员的权力，因为国王不得关注正在讨论中的任何措施。他们抗议国王派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管理伦敦塔，此人声名狼藉，既无财产又无信仰与道德，只以暴虐反对人民而闻名。他们还说，伦敦市民一得到这个消息，无不万分惊恐，商人与外国人再不敢将他们的现金现银寄藏在伦敦塔里。现在国王身边最亲信的人——迪格比勋爵，因为曾说过议会不自由而受到谴责。最后，甚至有传闻说，王后不久可能也要被弹劾犯有叛国罪。

国王好像打算让步，并没有采取援救主教们的行动；他免去伦斯福德管理伦敦塔之职，改派约翰·拜伦爵士。拜伦是个严肃而稳重的人，很受人们敬重。国王不再提到闹事，对最近的辩论也不发牢骚了；王后缄默不语，好像看到了什么希望。迪格比勋爵一向以胆大妄为出名，常常觐见王后，现在则与王后和国王越发亲密了。12月31日，下议院议员们再次请求派警卫队给他们，国王并未答复这个请求，只说下院若有请求，应使用书面申请。众议员们就命人送军械到下议院，好像真有什么危险似的。三天以后，国王答复拒绝所请，但说道：“君王言必有信，我今郑重对你们宣谕，我担保你们人人安全，不受暴力骚扰，如同我保护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下议院却更加惊恐，命令市长和市议会征调伦敦的民团待命。

1642年1月3日，检察长爱德华·赫伯特爵士以国王的名义进入上议院，控告金布尔顿勋爵以及五位下议院议员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罗德、哈斯勒里格以叛逆罪。罪名之一是他们阴谋推翻本国的根本大法，企图剥夺国王的法定权威；之二是他们散播谣言，使人民与国王离心离德；之三是他们兴兵反抗国王；之四是他们勾结苏格兰人入侵；之五是他们取消两院的权利；之六是他们聚众滋事激起民变，意在用暴力手段使他们的罪恶计划得逞；之七是他们招兵置械，向国王宣战。爱德华·赫伯特爵士同时要求上议院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所告各款，并请看管所告各人。

贵族们听了，如同晴天霹雳，从来没有人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金布尔顿勋爵站起来说道：“我愿意服从本院任何命令，但由于对我的弹劾是公开的，因此我要求审判也是公开的。”他坐下以后，众人还是不发一言。迪格比勋爵坐在他身旁，附耳说道：“他们给国王出的什么坏主意呀！我去打听这是谁的主张，我要叫他倒霉！”于是他马上走出议院，好像是去打听消息似的。可是，据说怂恿国王的人就是他，而且他还担保只要检察官一控告，他就立刻拘捕金布尔顿勋爵。

贵族院马上派人送信给下议院，他们听说国王的人已经前往那五个议员的住宅，正将房内的东西贴上封条。下议院当即投票议决，认为这种行动侵害了被控议员的权利，于是命令警察尽职抗拒，并将国王的官吏们解来议会听审。约翰·霍瑟姆爵士被派往贵族院进行会商，倘若贵族院不肯和下议院议员们一起向国王要求派卫兵，下议院议员们就要退往更安全的地方。当下议院议员们正在等待贵族院答复的时候，一个纠察官走来说道：“我奉国王之命前来拘捕五个犯叛逆罪的议员。”接着念出五个人的姓名。这五人全在议院里，但并无一人离座。议长命这个纠察官退出，指定一个委员会，在议会开会时前去告诉国王，说这样重要的信息需要考虑成熟后方能答复。福尔克兰勋爵和约翰·科尔佩珀爵士都在委员会里，他们对于这个计划一无所知。于是召开上下两院共同会议，不到一个小时就联合议决，撤去贴在五个议员文件上的封条，同时还要求派来卫队。国王最忠诚的宠臣里奇蒙公爵将请求卫队的呈文送给国王，国王说道：“我明天作出答复。”下议院议员们暂停会议，定于明天一点复会，吩咐被告们照常来威斯敏斯特出席。

1月4日下午一点，下院按照预定时间开会。现在他们倍加不安与愤怒，人人心里都有一种危险的预感。保王党们坐在那里面带戚容，一言不发。他们的对手中则传播着各种谣言，传说保王党已经开过会，国王要他们准备好，有两桶火药和武器已从伦敦塔送往白厅。众人挤在五个议员周围，作出种种猜测和建议。忽然，兰格里什上尉走进下院，说他看到国王已从白厅出发，由三四百人护卫，亲自来拘捕被告的五个议员。下院立刻沸腾起来，但他们需要决定对策，因此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最终，五人在人们的劝说和逼迫下离开，其余议员全都各就各位。国王穿过威斯敏斯特大厅，从两排随从中走过，但是只有他的卫队随他登楼，到了议会门口，他就不许他们再进一步。他免冠走进议会，只有一个侄儿陪着他。全体议员免冠起立，国王看到皮姆平日所坐的地方无人，就走向议长说道：“议长先生，我请你让我借你的位子坐一会儿。”他坐下后，四围看看，说道：“诸位议员先生，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满怀歉意，我亲自来拘捕那些被指控为叛国的人。我今天必须对你们声明，我愿尽我所能维护和关心你们的权利。但是一个人一旦犯了叛国罪，就无权利可言，所以我想知道被控告的议员中还有谁在这里？他们犯的不是小错，而是大逆不道的重罪，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必定要拘捕他们。议长先生，他们在哪里？”议长双膝跪下答道：“陛下听言，我只是议院的仆人，只能听从议员的指挥。请陛下赦宥，陛下无论怎样问我，我都只能这样答复。”国王说道：“我从来不想使用武力，我将用合乎法律和公平的办法，对他们进行控告。既然他们不在这里，我就先走了。不过他们若到这里，希望你们将他们交给我，不然我就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他们了。”他说完就离座了，帽子还拿在手中。议员们仍然动也不动。但当国王退出的时候，议场的几个地方都有人喊道：“权利！权利！”

国王一走，下议院就宣布休会到第二天。议员们急于了解国王的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以及舆论如何。他们看见外面的台阶上、大堂里、大门口，聚集着他们的仆人和群众，大家有一种情绪，其气氛之强烈一点不亚于他们自己。五个议员退居市内，市民们执械以待，市长尝试平息也没有效果。人民主动组成强大的巡防队，以保卫公共安全。整个上半夜，都有成群的学徒工在大街上巡行，挨户宣传，说国王快要率领保王党来放火烧市区了。

白厅也是一样乱哄哄。国王与王后希望这次政变能成功，他们对此寄予厚望。这天早上，查理答应王后，他将于一小时之内回来。他说自己终于做回王国的主人了。王后看着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直到他回宫。可是现在全盘失败了，虽然国王仍在坚持这个计划，却不指望有什么效果。他最聪明的朋友福尔克兰、海德和科尔佩珀都怒气冲冲，愁肠满腹。他们远远避开国王，也不献什么计策了。于是国王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市民窝藏被告。那五个议员所住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但没人肯去捉拿他们，只有迪格比勋爵自告奋勇，愿同伦斯福德以及几个保王党一起前去拘捕五个议员。查理却拒绝了这个贵族的建议，或许因为他还剩下几分尊重法律的心，或许因为他本来就摇摆于大胆与怯懦之间。他决定明天亲临伦敦市，郑重地命令市政厅交出那五名议员。他原想着他亲自前去说几句好话，就能够平息他们的怒气，可是他对这股怒气的估计远远不够。

国王在1月5日十点左右离开白厅，不带卫兵，表示他完全深信人民的爱戴。群众聚集在他经过的路上，冷淡无言，偶尔有几个人扬声劝告他与议会同心同德；有几处地方，有人一直高呼“议会的权利！”有个名叫沃克的人，将一本小册子摔进他的马车，书名叫《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这是耶路撒冷十个部落向罗波安王造反的口号[　见《圣经·旧约·历代志下》，第10章，第16节。

]。查理到了市政厅，要求交出五个议员。他语气和平，态度和善，并坚决表示他崇奉新教，允诺遵照法律办事。没有人说恭维的话答复他，市政会里从表情严肃而面带愁容。国王对一个执行官说，自己要同他一起进餐，这个官员鞠躬致敬。等到市政会全体人员站起来散会时，他恭敬地欢迎国王到他家里吃了饭。查理返回白厅的时候，群众的反应还是和他出宫时一样。他只能揣着一肚子的气，闷闷不乐。

1月5日下议院议员们开会，他们投票议决休会六天，因为他们的权利受到巨大打击，又没有可靠的卫兵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暂停会议，却没有停止行动。一个被赋予大权的委员会在伦敦市成立，调查议员们最近所受的侮辱以及王国最近的情况，尤其是爱尔兰的情形。1月6日，这个委员会很隆重地在市政厅开始办公，由一队有力的卫兵保护着。市政委员会把本市的全部兵力以及所有服务机关交给他们调度使用。五个议员所在的地方离此不远，因此这个委员会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甚至亲自到过委员会好几次。当他们走过的时候，市民们大声向他们欢呼。议员们与伦敦市民之间的联系愈来愈亲密，而且彼此鼓舞着。1642年1月7日，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宣言，详述其调查结果。市政会于是递给国王一份呈文，内容是抱怨国王任用恶劣的枢密顾问官、保王党、天主教士，同时对五个议员加以崇高评价，此外还要求进行所有的改革，那些都是议员们以前只稍稍提过一下的。

国王被孤立了，独自一人深闭在白厅里，那些比较诚实的党徒们也不再承认他了，甚至保王党现在也感到威胁，一些已作鸟兽散，其余的则默不作声。国王试图写一封回信，答复市政会的请愿书，再次下令拘捕那五个议员。可惜这个答复毫无影响，他的命令也毫无结果。两天之后，他知道议会又要开会了，民团、市民、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要亲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威斯敏斯特，气派得如同凯旋一般。查理被人们抛弃，遭受了屈辱，无人理睬。一想到他的仇人们在他的王宫前凯旋般走过，他就更加受不了。王后一会儿怒不可遏，一会儿又害怕得发抖，她力劝他离开伦敦。保王党在伦敦失败，却夸口说他们在各郡都很有势力，只要国王离开议会，就能够自由，而议会离开国王却什么都做不了了。于是作出决定，一致同意国王先退到汉普顿行宫，随后若有必要，再退远些。他们又打发人将秘密命令送给各处地方官，纽卡斯尔伯爵出发去了北方，因为他在那里很有势力。1月10日，在下议院议员们复会前一日，查理离开了伦敦，同行的只有他的妻儿以及几个仆从。他从此与伦敦永别，直到上行刑场时才能再度回来。

国王出走以后，次日下午两点，泰晤士河上许多有武装的船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到威斯敏斯特。伦敦的民团走在河的两岸，长矛的尖子上插着议会的最后宣言，无数市民跟随着他们。等他们走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时，那五个议员当即颂扬伦敦市热心国事，执行官们被介绍入议院，领受议长的感谢。之后又有四千名骑士、乡绅、地主等走上来，他们骑马从白金汉郡（汉普顿的故乡）递来文件，指控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恶劣的顾问们，并表扬他们尊敬的代表。他们还有第二张文件给上议院，第三张递给国王。四面八方都涌现出欢欣鼓舞、自豪自信的氛围，它容许并号召人民的领袖们作最大胆的决定。在几个小时之内，下议院议员们已经投票表决，若无议会允许，不得用任何借口拘捕议员。同时议决，如有必要，上下两院都有权力暂时休会，改往别的地方开会。他们递呈文给国王，请他免去约翰·拜伦管理伦敦塔之职。接着发信给朴茨茅斯的地方长官戈林，告诉他若没有议会授权，不许在本镇接待军队或接受军火；又命令约翰·霍瑟姆爵士（约克郡一个有钱有势的乡绅）立刻领兵前去防守赫尔，这是英格兰北部的重镇，而且有几处大军械库。1月13日，议院投票议决，已受威胁的王国应该立即宣布进入防卫状态。贵族们不肯批准这样的宣言，但这无关紧要，下议院把他们的意愿告诉人民，就达到了目的。

<h3>国王的秘密备战</h3>

国王现在一心只想为打仗做准备，他在伦敦既无权利又受人侮辱，但他离开伦敦后就只有党徒在他周围，就不会时时刻刻收到自己懦弱的证据。他完全沉醉在用武力征服对手的希望之中。保王党又自高自大起来，他们像是已经宣战似的，急于打第一仗。国王走后第一天，议会得知伦斯福德带领二百名保王党徒正向金斯顿前进，好像要夺取那里作为据点。这个地方离伦敦十二英里，是萨里郡的军械库所在。议会又得知，迪格比勋爵奉国王之命前来欢迎这支队伍，并同他们协商一个攻敌计策。议会立即采取措施，对方的这些企图都失败了。迪格比勋爵受到很大谴责，只好出国躲避。1642年1月12日，查理又前往温泽，伦斯福德及他的保王党徒跟随。他们在这里秘密商定，由王后携带王室珍宝前往荷兰，购买军械和弹药，并请求大陆君主们的援助。借口是送玛丽公主给奥林奇王子，他们在六个月前刚结了婚。国王仍继续同议会谈判条件，同时慢慢退到北方，定居约克，在那里等待机会。1月20日，诸事议妥之后，王后极其秘密地准备出发；国王则请议会起草一篇包罗全部不满的陈诉书呈递给他，并答应一天也不耽搁地解决一切，以便尽快结束君民之间的争议。

贵族院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院中有许多人都是国王的朋友。其他的贵族有感到惊惶的，也有疲于奔命的，都愿尽早结束这次斗争。但下议院议员们对事态看得较为透彻，态度坚决，他们不相信国王会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即使答应了，也不相信他会说话算数。下议院议员们对贵族们如此急于表达对国王的感激之情不敢苟同。若要他们赞成的话，那么国王先要让出伦敦塔、各处堡垒以及民团的指挥权，交给议会信得过的人掌握。贵族们不接受这条修正案，但有三十二个贵族反对拒绝。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下议院议员们用自己的名义将请求上呈国王。1月28日，国王在答复中拒绝交出伦敦塔及各处堡垒的管理权，至于民团，则用含糊其词的说法表示反对交出。国王的用意显然是不再让步，同时拖延时间。下议院却不愿再耽误时机。下议院议员们到处都有侦探和朋友，在温泽也有人帮他们的忙。他们对国王的计划知道得一清二楚，也明白王后出国的用意，以及宫廷在北方和大陆的种种阴谋。危险步步逼近，在民团领导权问题解决之前，国王可能已准备好开战，那么议会该怎样抵抗呢？各种恐慌的猜测传播着，人们谈到从伦敦塔运走了许多弹药，又说有人计划谋害几个领袖们的性命。有人认为，唯有一场新的、有力的舆论热情爆发，才能克服目前出现的种种障碍。于是请愿书雪片似的从王国各郡飞来，艺徒、小店主、贫穷的工人、伦敦的搬运工，还有妇女们，成群结队地环绕着威斯敏斯特大厅，呈递请愿书。所有请愿书说的都是完全一样的话，它们无不要求改革教会，惩办天主教士，镇压保王党。有些说得更详细具体一些，其中包括公然威胁贵族院的。他们说道：“我们从来不怀疑众议员们，但无论什么事，一到贵族院就行不通。我们要求知道那些阻止贵族们与平民代表们和谐一致的人们的姓名。”甚至在贵族院内部，两个党派的语言也开始尖刻起来。诺森伯兰伯爵说过：“关于民团问题，凡是拒绝同意下议院意见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有人叫他解释，他的朋友们就喊道：“我们跟他有同样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些朋友当时其实只占少数。广大群众聚集在门口，贵族们就害怕起来，有几个人出去了，有几个人改变了意见。大法官利特尔顿本人和下议院议员们站在同一立场投票，这个议案最后得到议会的批准。2月5日，搁置近三个月的将主教们排斥于议会之外的议案也通过了。

最后这个议案是单独呈送给国王的。关于民团的法令还没有起草，国王对此大惑不解。他刚刚告诉议会，王后即将启程，为了缓和他们，他正式取消了控告五议员一案（2月2日）。他还应允派下议院所推荐的约翰·科尼尔斯爵士管理伦敦塔（2月11日）。他的目的是避免处理任何重大问题，直到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为止。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的议员，他只是良心上有点过不去；把民团交让出来，岂不是将全国可用的兵力全盘交给仇敌统领？但下院逼得很紧，他的枢密顾问官们也认为无法拒绝。福尔克兰勋爵常常主张妥协，姑且假定他依旧是真诚的。科尔佩珀并不是特别忠心的人，他常常为自己打算，力劝国王批准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议员的决议案，但民团问题先不考虑。国王有些犹豫，科尔佩珀便去见王后，指出国王和她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她在赴外国途中存在的障碍。他的态度诚恳，语气迫切，很快就使她信服，也使她不再那么友好地看待主教们了。她泪如雨下，哀求丈夫考虑他们夫妇以及儿女们的安全。查理不能拒绝她，只好不情愿地让步。他心中的悔恨滋味，有点像从前判决斯特拉福德时。他授权委员们用他的名义，签署批准排斥主教案，而对民团则一字未提。2月16日，他前往多佛，王后要在这个港口登船。

他一到多佛，下议院就派人跟踪送信来。下议院议员们与科尔佩珀一样，认为民团问题远比排斥主教问题重要得多。下议院议员们已经迅速制定了法令，其中规定了统领各郡民团的将领姓名，要求国王立刻予以批准。国王借口需要时间考虑。王后登船启程后，国王在返回途中，又接到另一封信（2月25日），比第一封催得更紧。同时他知道，下议院议员们反对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出国，又听说代表们指控检察长赫伯特，告他听从国王的话控告那五个议员。国王很生气，他已经作出这么多让步，还是遭到那样的怀疑，好像他的让步是出于真诚似的。他怒气冲冲地接见送信人，却未作出任何决定性的答复。2月26日，他在格林尼治看到威尔士亲王，原来亲王的老师赫特福德侯爵不顾下议院议员们的禁令，应国王之召，带着亲王到达这里。现在他对王后和孩子们放心了，就送信给下议院。他应允把民团交给下议院所派的统领们，条件是如果他觉得应该免他们的职，就可以免职，而且声明国内几个重要市镇的民团除外。后来，他不等议会的答复，就启程前往约克。3月1日，他到达西奥巴芝，议会派来的十二个委员赶上了他。议会得到国王的回信后，议决认为这个回信是明确无误的拒绝，他若固执不允许，议会只好不同国王商量，自行处理民团之事。议会还说，只有国王回到伦敦才能够阻止眼前威胁王国的祸事。议会的公文语气粗暴，好像要表示，议会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怕使用它的力量。国王说道：“议会的话使我惊奇得不知如何答复是好。我老实对你们说，你们送来的公文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关于民团问题，我曾再三考虑，我深信我的答复适合于你们所能够提出的任何公平合理的要求，也适合于我所能够提供的任何正大光明的赐予。至于要求我住在与你们相近的地方，你们扪心自问，如果能照顾到安全与不失体面，我有必要离开白厅吗？最后，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我对于人民只祈求公道和太平。”他说完这几句话以后，继续上路。3月9日，他到达纽马克特，又有几个委员来见他。他们带来一篇议会宣言，重新综述了所有苦情和恐惧，重申他们行为的正义性，再次敦劝国王返回伦敦，与人民达成谅解。这几句坚决的话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当国王和委员们相见的时候，也流露出同样的感情。君民谈话谈得很久，很诚恳，就好像是人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决裂时刻，却仍互相苦劝，力图避免最后的决裂。此时，双方显然都觉得，虽然已无和解的希望，将来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必须下定决心奋斗到底，但双方也察觉到这场斗争将带来的痛苦，所以明知无望，却不能不作最后的努力，以阻止它的发生。不过，会议最终没有进展，委员们返回伦敦；国王继续前进，平安到达约克。

议会与国王进行斗争，这是欧洲从未出现过的情况。革命清晰而光荣的道路从此开始，注定要在我们的时代[　指作者所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完成。双方不断进行谈判，但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他们彼此间的宣告与书信往来现在已不是针对对方，而是与全国人民对话。双方就各种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以争取人民的力量，寻求成功。在辩论中，下列问题先后出现，并经过解释和评论：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权利，英格兰的历史、法律和习俗。当议会两党的辩论暂停时，人们可以看到理性和科学所创造的几个月中，双方争相为自己的事业打上合法印记，以寻求人民的支持。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英国不愿，甚至根本不曾想到革命。不奉国教的人只想到教会的革命；国人的唯一企求，就是回到法定的秩序，重享古代自由，改革非改不可的弊政。领袖们尽管比常人更大胆，更有眼光，但也不曾形成如此长远的计划，他们不过是被自己所处地位的事态发展驱使前进，勉强满足迫不及待的需要罢了。当人民宣告他们的反抗时，通常使用法律的名义；过去，在取得权利的过程中，英格兰总是认为它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传统。受到大众自发尊重的只有“法律”和“法定秩序”，这种尊重是不允许讨论的。现在却不同了，双方都以“非法”和“标新立异”来指控对方，而且双方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方违犯了王国的古老权利，不肯否定专制的法律；另一方却以尚乏规定的原则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还不为人所知的自由和权利。全国人民都热烈地参加进来，他们比各自的领袖们更加感情冲动，这些感情好像互相矛盾，其实都很真诚。有许多压迫人民的苛政，曾在他们祖先的法律中被谴责过，但未能有效制止；现在他们刚从这些苛政下摆脱出来，就很热心地追求更有效的保障。许多新见解和新思想正在他们脑子里酝酿着，他们决心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追求真理的胜利，同时又很尊重旧时的各项制度。他们愿意相信，不但没有什么旧事物会改变，还要恢复古代风俗制度的活力。此时的英格兰刊印了许多小册子，风行于全国各地。其中，关于政治、宗教、历史、新闻、经论无所不谈，此外还有计划、建议，甚至还有骂人的文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人提出来讨论。许多人自愿在各处叫卖，人们争先恐后地买来阅读。在当时的作品和纪事中，占中心位置的本质上是国民主权和国王神赋权利之间的斗争，但常引用法令、法律、传统和风俗，作为争论的唯一合法标准。其实到处都在革命，不过没人敢说出口，人们甚至都不愿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人心既然如此，议会便在道义上处于虚伪的地位，因为革命原本是由议会发动，而且是为了议会的利益而进行的。议会被迫进行革命，又拒绝承认革命，导致议会的言行互相背弃，反复无常。如果只当作适用于某个时期的原则和措施，那么议会的根本原则是正确的，它所决定的议案也是合法的。但双方都不肯因暂时的合法性而满足，他们都自认为是以永恒真理的名义来驾驭未来。议会不满足于获得统治大权，不仅不将统率民团之权交给国王，还要作为一个重要原则议决。而且规定，国王不得拒绝人民所要求的议案；两院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而无须经过国王同意。最后还规定，凡申请变更习惯法和现行法令都是可行的，但申请保留旧法的，都应加以拒绝。尽管古代的先例不太确定，但若将这许多通则作为永久性的大众权利，显然和专制政体的历史基础相违背。国王就利用了这点，现在轮到他以旧时英格兰的名义，追溯古代的法律，回顾以往的情况。爱德华·海德仍然住在伦敦，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会同福尔克兰勋爵，起草文章答复议会的各种宣言，秘密送到约克呈与国王。国王又彻夜不眠，亲手抄录，以内阁的名义刊布出来。这些文章写得很有才华，有时说几句讽刺话，如同刀刃一般锋利。其目的在于揭露议会的奸猾手法、矫揉造作，以及违法行为。查理现在已不管国事，因此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专制可解除。他把自己的私人意见、独裁希望和最终目的深藏起来，一字不提，转而征引法律来攻击他的敌人，也就是目前执行专制大权的那些人物。国王的出版物产生强烈反响，以致议会竭力禁止。保王党的力量明显增强，不久就变得更加大胆，以自由的名义来反击对手。伦敦市有个富商乔治·贝尼昂，上了一个呈文，反对两院关于民团的法令；3月25日，巡回法庭开庭，肯特的乡绅们递上一个呈文，主张维持君权和主教制度。保王党的小册子议论辛辣，自视甚高，却大受读者欢迎。他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咒骂下议院议员的领袖。国王的朋友们在两院里神气十足，有些过去不大开口的人，如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和赫伯特勋爵，现在也严词斥责对国王不敬的一切言论。许多人以为国王又得势了，开始坚决拥护国王的立场，采取他的主张，不再迟疑不决。议会恐慌起来，他们在群众的颂扬声中成长，怎么能耐心忍受侮辱和轻蔑？为了对付目前面临的新危险，他们只好使用极端的专制，完全禁止言论自由。3月7日，拉尔夫·霍普顿爵士被监禁在伦敦塔里；3月20日，赫伯特勋爵受到斥责和威吓；3月25日，由肯特地方送来的请愿书被摔在桌子底下。克伦威尔报告下议院议员们，这个文件可能会再度呈送上来。此刻，下议院还没有特别注意到克伦威尔，但是他比别人更有才能，更了解革命的意图。

战争迫在眉睫，这是不容置疑的。双方已不能在一个议会厅内共同议事了，每天都有议员离开伦敦。有人因为厌倦或惊慌，回到自己的庄园；有人去别处寻求新的武力，以对抗他们的敌人。多数人来到国王那里，他的全体枢密顾问官和阁臣已经和他在一起了。此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使双方关系走向更加无可挽回的地步。4月23日，国王率领三百名骑兵向赫尔前进，并传信给守将约翰·霍瑟姆爵士把地方交出。霍瑟姆为人懦弱，优柔寡断。他并不十分反对国王，可是由于没有上面的训令，他便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哀求国王暂等，以便他告知议会。查理没有理会，继续前进，上午十一点就兵临城下。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詹姆士（即约克公爵）、他的侄儿以及纽波特勋爵，都已混进城。市长和市民们想为国王开城门，霍瑟姆却命令他们各自回家，随即带领几个军官登上城楼。国王亲口令他开城，霍瑟姆双膝跪下，却始终不肯打开城门，无论怎样威吓或引诱他们，都是枉然。对话许久之后，国王暂时退到离城很近的地方。过了一个小时，国王打发人去要求霍瑟姆容他只带二十骑入城，霍瑟姆仍不允许。国王回到城脚下，命人宣布霍瑟姆和他手下的人是反叛，同日写信给议会，要求对这样罪大恶极的行为加以惩办。

议会完全赞同守城将领的行动，回复国王说，国内的城堡与军械库都不是国王的私产。当初把这些地方交给他管理，是为了王国的安全，因此议会也可以负起管理之责。这两句答复很坦白又符合法律，却无异于对国王宣战。于是就有三十二个贵族、六十多个下议院议员（包括海德）离开伦敦，前往约克。埃塞克斯伯爵、霍兰伯爵以及宫廷里的头等人物，都奉了国王命令前往陪侍，他想借此削弱议会的势力。但是他们得到议会允许，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国王就免了他们的职。掌玺大臣利特尔顿犹豫许久，才把大玺送给国王，然后于次日离开了。伦敦人民哗然大惊，他们一向认为大玺所在就是合法政府所在。贵族们很惊慌，准备让步，但下议院议员们的毅力阻止了这一切的犹豫不决。于是召集缺席的议员回到议会，有九个贵族正式宣布拒绝回来，立刻受到弹劾。6月4日，议会命令各郡立即组织民团，有好几处地方自发召集并操练起来。议会下令把赫尔地方的军械等运来伦敦，虽然遇到很多阻挠，但终究完成了。国王曾命令威斯敏斯特的各法院在约克审案，以便把全部合法政府集中在他的左右，但是议会抗命，各法院服从了议会。最后，下议院议员们派了一个委员会前往约克，他们全是本郡有钱有势的乡绅，奉命居住在与国王毗邻的地方，将他们观察到的情形统统报告给议会。

委员们态度坚决，他们到达后，常常受到侮辱和威吓，往往不能自由出门，却仍设法探取这里的一切动静送往伦敦。整个约克与伦敦相同，全是一片骚动。国王开始组织卫队，他召集附近地方的绅士们，想依靠他们的热心。5月15日，许多人到会，讨论时一片喧闹，内部也矛盾重重。因为对征集国王卫兵一案，有五十多个绅士签字反对，为首的是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那时他还年轻，并不知名，但日后却证明他是一个勇敢真诚的爱国之士。查理看到这种情形，有点畏惧，只好另外召开一个会议，请所有小地主们参加，但不许议会委员们到场。共有四万多人赴会，其中包括小地主、农民、市民，有步行的，有骑马的，大都成群结队。保王党不久就察觉，他们正在传阅一篇请愿书，其中要求国王彻底打消战争的意图。查理知道后很不高兴，他手足无措，但又不知该对群众说些什么。他读了一通模棱两可的宣言就匆匆离开，以避免答复。

这一郡原是最忠于国王的，如今居然有人胆大包天，敢在国王面前递请愿书，保王党开始害怕起来。他们从伦敦来到这里，虽向国王表示了忠心，但已不愿再继续冒险，所以一到约克，就流露出冷淡和怯懦。保王党尽管人数众多，却不曾办成一件事。约克既没金钱，又没有军器火药，连军粮也没有，国王连自己的膳食和日常家用也有了供给困难。王后在荷兰变卖了一些王宫珍宝，但是由于受议会阻挠，过了很久才将钱送到国王手中。5月27日，他委派各郡重要的保王党，以他的名义征兵。为了缓和影响，他又立即郑重宣告，他并没有战争的念头。在约克的贵族们也发表一篇正式宣言，申明根本不存在关于战争的筹备或意图。自从议会的逃亡议员来到约克以来，查理被许多互相矛盾的见解所困扰。律师、地方官和较理性的人士，都认为应该严守法律，这样就能说议会在破坏法律，从而使议会信誉扫地；保王党却力争，耽延会误大事，应该先发制人。查理无法取舍两派意见，只能尝试轮流听从两派的话，使双方都满意。

议会的情况却相反，许多保王党议员走了，使革命领袖们得以独揽大权。大多数人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就大胆地接受了眼前的局面。不过，他们仍然委派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包含十九条妥协建议的呈文，正式送与国王（6月2日）。但是他们在等候国王回信的时候，已同时开始大力备战。爱尔兰之乱逐渐蔓延，下议院议员们推荐沃里克勋爵当海军指挥，国王拒绝，但毫无效果。伦敦市长古尔尼胆敢在伦敦用国王的名义征召民团，便受到弹劾，被解往伦敦塔，改由一个热心的清教徒彭宁顿当市长（8月18日）。伦敦借出十万镑以平息爱尔兰之乱，两院又进行募捐。保王党出走后，人民的狂热已到达顶点。议会激起市民的爱国心，人们就捐钱，捐金银器皿，捐珠宝，收获远远超过预期。查理听说这个办法，也想照办，可惜爱国热情却是无法复制的。再加上议会的阻挠，国王最终只从那些贵族的乡下住宅里收取了几笔微不足道的捐款。

妥协条件到达约克，超出所有人的意料。议会要求，国王将权力完全交给议会掌握，例如：册封新贵族，任免职官，教育国王的儿女以及他们的婚姻事项；对于军事事务、文官事务以及宗教事务，无论有什么措施，必须先取得议会的正式许可。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有朝一日，这些都将成为革命的无价之宝。但是以议会统治权取代国王统治权还远远没到时候，因为当时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这其实是一个错误而不切实际的想法，不会收到良好效果，徒然陷国家于无政府状况。但这却是此时最有才华的议员们所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国王读过议会提出的条件后，两眼冒出怒火，满脸通红，说道：“若批准这些条件，我或许还保有国王的名号，但早已被权力拒之门外。我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从此，国王中止了一切谈判。

议会本来也不指望别的答复，如今连形式上的迟疑也消失了，于是正式提出内战的议案（7月9日）。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刚开会时反对讨论民间疾苦的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他希望能够阻止战争，阻止流血，但徒劳无功。这一天终于来到，善与恶交织在一起，即使最坚决的人，也无法解开这个结。大家都成为造物主手中的工具，他今日使用人民来惩罚国王，明日又使用国王来惩罚人民。下议院只有四十五个议员和拉迪亚德一样站在审慎的立场，上议院只有波兰特伯爵提出抗议。于是，立即开始战争的准备。两院夺取政府全部财政供自己使用，各郡奉命提供军火器材。1642年7月4日，设立由五个贵族和十个下议院议员组成的保安委员会，负责国防，监督各机关执行议会的命令。最后，组织一个军队，包括二十营步兵，每营约一千人；七十五支马队，每队六十匹马。金布尔顿勋爵、布鲁克勋爵、梅里克、汉普顿、霍利斯、克伦威尔等人奉命统率军队，以埃塞克斯伯爵为大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