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基佐)_第三章冲锋号的吹响（1 / 2）_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议会的恢复与斗争（1640~1642）

国王读过议会提出的条件后，两眼冒出怒火，满脸通红，说道：“若批准这些条件，我或许还保有国王的名号，但早已被权力拒之门外。我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从此，国王中止了一切谈判。

<h3>议会对改革政治与宗教制度的尝试</h3>

国王在指定的日期召开议会。他没有采用盛大的排场，只乘一条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威斯敏斯特，以避人耳目。他的讲话空洞、态度扭捏。他答应缓解民间一切疾苦，却坚称苏格兰人为反叛，还竭力要求把苏格兰人驱逐出境，好像战事仍在进行似的。下议院代表冷冰冰地听他讲话，态度还算恭敬。议会开幕式的出席人数前所未有的多，而他们在国王面前表现这样的傲慢神情，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国王刚走出议会，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就从人们的谈话中明显觉察到公众的愤怒，这种愤怒甚至超过了他们所担心的程度。上次解散议会，就连最温和的议员也发了火。如今没有人谈到和解或谨慎，他们说，时机到了，要运用议会的全部力量来铲除所有滥用权利的事，要斩草除根，不留一点剩余。尽管议员们的力量各有大小，却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团结一致，同国王对垒。国王和教会在这十一年间，千方百计地强迫国人服从他们的统治，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他们发现自身软弱无力，就想求助于议会。可议会却相信他们有能力行使自己的主权，不必受国王牵制。

他们先毫不含糊地宣布了所了解到的全部疾苦。各议员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请愿书读给众人听，建议在议会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议决他们申诉的内容是否合法。几天之中，国内各地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议会把所有的苛政行为——专卖、船捐、滥捕、主教们的擅权横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为，一一加以揭发和谴责。没有人反对这些议案，院内的意见是如此一致，有几个议案还是不久之后就成为国王亲信的人[　指约翰·科尔佩珀爵士、迪格比勋爵、福尔克兰勋爵等人。

]提出来的。

议员们认为这样好像还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于是派出四十多个委员调查弊病，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诉。每天都有商人和农民成群结队地来议会呈递当地的申诉书。无论以什么形式，无论是从哪里送来的，都有人热情地接收；无论是泛泛地控告整个政府，还是指名道姓专门针对某人，议员们全都相信确有其事。委员们权力无限，没人可以拒绝他们，即使沉默地拒绝也不行。枢密顾问官们若被传证，也得直言汇报他们当日商议的是什么事。

凡是替国王办事的人，不问级别高低，只要参加执行过议会所斥责的措施，就被称为“失职者”。每郡都列出了本郡中失职者的姓名。议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立刻传失职者来，勒令他缴纳罚款，或监禁他，或将他的财产充公。

议会在审查议员们的选举时，宣称曾被授予专卖权的人都没有担任议员的资格（1640年11月9日）。1641年1月21日，有四个议员因此被除名，也有因为选举不符合规定而被除名的议员。其实这些都没有合法的根据，只是因为人们不信任他们的意见。有两个声名狼藉的专卖者亨利·迈尔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却因为投靠了占统治地位的一派，而毫无阻碍地当上议员。

国王的臣仆们看见下议院拥有如此大权，又有如此坚定的决心，无不感到危机四伏，防卫无方。国王企图掩饰自己的忧虑不安，而将自己隐藏在无所作为的帷幕之下；法官们害怕得发抖，不敢保护一个罪人；主教们看到新制度、新仪式处处被人抵制，也不敢阻止。牛津主教约翰·班克罗夫特，因为不堪骚扰再加上恐惧，突然去世了。长老会的牧师们，未经任何合法步骤，就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教职和讲坛；所有不奉国教的教派又公然聚会起来；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可以随便流通。国王和主教们的专制表面上仍然存在，但全都无法行使，毫无实权。

斯特拉福德已预料到这样的形势。他曾苦劝国王，免除他出席下议院的任务。他告诉国王，如果自己在议会里，不但不能替国王效劳，反而会妨碍国王事务的正常进行。但是国王急于要斯特拉福德前来，就下了命令，并保证能够使他免受任何危险。斯特拉福德还是犹疑不决，国王再次请他，他只好冒着危险启程。他决心根据最近搜集到的证据，亲自到上议院控告下议院的几个主要议员，控告他们煽动与协助苏格兰人入侵英国。皮姆和他的朋友们得知斯特拉福德快要动手，就决定先发制人。斯特拉福德于11月9日到伦敦。10日，他因劳累而发烧，养病在床。11日，下议院紧闭院门，皮姆突然提议以叛逆的罪名弹劾他。只有福尔克兰勋爵一人虽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却敢说句公道话，认为本案应调查后再进行。皮姆说道：“稍微迟缓，也许就全盘失败；如果伯爵与国王谈一次话，议院也许就要被解散；况且，本院不过是弹劾，又不是当裁判官。”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立刻将弹劾案送到上议院。

斯特拉福德此时正和国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去上议院，而皮姆已先到了。他看见院门紧闭，门官迟疑地拒绝他入院，他就很生气地怪罪门官。他向会议厅走去，打算入座，却被人请出。一小时之后，才传他进来，上议院告诉他，贵族们接受了弹劾他的陈诉，并根据下议院的要求，决定将他监禁到伦敦塔。他想说话，但议院不许，命令立即执行。

接下来，下议院又弹劾了劳德和国王的其他几位大臣。其中有个叫芬奇的，在议院低声下气地忏悔，请求议员们原谅（12月21日）。党人们听了很高兴，这是国王的大臣第一次拜倒在议会的威权之下，于是准许他在限期内出国。有几个议员看到这样不公平，就很诧异，但那两个巧妙的领袖皮姆与汉普登却乐于鼓励反对党的卑劣行为。后来又着手弹劾了两个主教、几个神学家、六个法官。他们拼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弹劾斯特拉福德一案，于是指派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详细调查他的生平，要在他的言语和行动中寻找叛国的证据；在爱尔兰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协助议会调查；苏格兰人发表了一篇刻毒的声明，表示如不对他们最残酷的仇人加以严惩，军队就绝不撤出境外。三个国家居然联合起来反对斯特拉福德这么一个犯人，大众却并不觉得这么做过分。

下议院议员们已从敌人手中得到解放，下一步就是把政权夺过来。他们议决供应的只是零星小额款项，仅够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他们选派几个委员拨发这笔款子。关税也是每两个月议决一次，以后再随时议决重拨。众议员们以自己的名义向本市的同党和本院的议院们借款，以他们的允诺还款作为唯一的担保，这就是公债的起源。国王想要遣散两支军队，尤其是苏格兰军队，国王说他们继续驻扎在英格兰境内是加重北方几郡的负担。下议院却需要这两支兵，而且觉得人民能够忍受这种负担。不仅如此，他们在颁发军费时甚至还优待苏格兰军队。他们还说，苏格兰人曾给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议决送给苏格兰三十万镑的补贴款。同苏格兰谈判议和的是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国王的内阁。现在大权全归下议院，国王的枢密顾问官们甚至不能决定最细微的事，他们无事不请示下议院。法庭已经宣布过的判决，国王及宫廷的私事，都要归平民代表们处理。他们说当初惩办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莱顿以及利尔伯恩等人不合法，命令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7日）。一听说他们回来，就有五千人前往欢迎他们，大街上到处张挂着旗帜，男人们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叶。人民的狂欢和国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们独揽国家大权，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拥戴他们的统治。

他们第一次改革制度的尝试，即使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君临天下的气势，也宣布了他们的独立。1641年1月19日提出一个议案，规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议会。如果国王不召集，那么只要有十二个贵族在威斯敏斯特集会，就可以不经国王同意而召集议员开会；如果贵族们也不召集，郡长与市政官员可以进行；如果郡长忽视不办，那么市民们有权召集人选举代表。不经两院准许，不得解散或停止议会，而且只有在开会五十天后才能解散或暂停议会。同时，选举各自议长的权力，完全属于两院自己。1月23日，国王听见这个议案，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召集议员们到白厅，说：“我喜欢召开议会，它是国王与人民之间沟通的好工具。但你们要把该由我来办的事交给别人，我却绝不能让步。”下议院听了国王这番话，反而催促赶快通过这个决议。2月16日，因为没有拒绝的理由，国王只好让步，又想保持他的尊严，于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来有什么问题要我让步，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让我受到鼓舞，因为你们所进行的事只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你们几乎把政府机关弄得一团糟，简直乱套了。一个巧手的修表匠，为了清洁一个表，把零件拆卸下来，等重新装好后，这个表应该走得更好。现在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

两院议决致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下来议决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等所有非常法庭。没有人反对这几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有的只是关于民间疾苦的申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和影响程度，人人都赞成政治改革，可是没人思考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有一群目光远大的人，例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尔顿等，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利从国王手中夺过来，移交给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的权利，是人民唯一可靠的保证，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许多人跟着他们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异端的人，也有极其活跃但还不知名的议员。克伦威尔和亨利·马丁，曾多次发言反对国王或政体，但他们在议会中还无足轻重。大多数议员以为取缔种种弊政之后，他们就可以恢复到所谓古老英国的情形，国王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是要接受两院的约束，把它限制在法律范围以内而已。这就是大家都同样向往的政治改革，尽管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希望，如今却正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完成。

宗教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人们的见解和愿望就并不相同。1640年12月11日，伦敦市递上一份有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完全废除主教制。几乎同时，有七百名教士只要求废止主教们干预政治之权和教堂里的专制。不久，又有各郡递来的十九份请愿书，据说有十几万人签名，呈请保留主教制。议会中也有各种不同看法。伦敦市的请愿书差点被下议院拒绝，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辩论后才被接受。1641年3月9日，有人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教士都不能担任官职，主教们不许参加贵族院；11日，为了劝导下议院议员们通过此议案，长老会答应不再提进一步的议案。不料这个议案竟遭到贵族院否决。长老会非常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职权、教长职权以及牧师会，同样遭到反对。有段时间，两院好像一致同意制止各地公众礼拜中的混乱问题，不料过了几天，他们又出现了争议。下议院议员们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坛、十字架等偶像崇拜的遗留物品。贵族们听说独立派人士公然再开会议，就召集他们的领袖来听审，还责备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全国并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意见。一些人因为信仰或个人利益，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也有人把主教制看作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中不可缺少的；许多人主张不许主教干预公众事务，却愿意保留主教们做教会的首脑；那些最开明的人则认为，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利，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因此议会永远有权更改它，而公共利益才是决定主教制存留与否的唯一根据；长老会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中所谴责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天主教的礼拜形式，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后的一段时期，这些不同意见阻碍了议会的进展。每当讨论宗教问题时，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一致的立场转入分裂。情况变化不定，没有哪一派能够占主导地位。皮姆、汉普登等政党领袖们，刻意容忍长老会派，支持他们最大胆的议案，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心里只想削减主教们的干政之权，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在最为众望所归的贵族之中，却有许多拥护主教制的人。有几个精明的人就此劝国王利用议会的分歧，大胆地将宫廷大事拿来和政治改革家们商讨，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与宗教改革家的联合。

谈判就是这么开始的。汉密尔顿侯爵对此出力最多，他常常很热心地在各派中居间调停。贝德福德伯爵是个温和的人，在上议院颇有影响，为公众所敬重，他也参与了磋商。国王同意先成立一个新的枢密院，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里克、赛伊、金布尔顿等勋爵奉召进入。他们全是民党，其中还有人很热心地在反对派中办事，地位都很高。新的枢密顾问官们不肯同他们的朋友分离，他们反复向国王说明，他所痛恨的那些下议院领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并不拒绝国王的主动表示，但也并不热心。如果他们接受这个表示，就能达成他们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标，可以取得合法权利，强迫国王承认他们成立的内阁，使国王接受议会的意见；但国王的条件是挽救斯特拉福德并保全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要议会恢复他们最可怕仇敌的自由，和他们最亲密的朋友绝交。双方彼此互不信任，但最终还是提出了明确建议。贝德福德被委以财政大臣之职，皮姆为管库大臣，霍利斯为国务大臣，圣约翰升为总检察长，汉普登做威尔士亲王的老师。

但是双方在谈判的时候，其实都不抱多大希望，也许甚至并不期望能成功。不满情绪逐渐在军队中传播，有几个军官——也是下议院议员——当众表示不满。威尔莫特委员在议会中说道：“倘若苏格兰人要钱，只需一开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么英吉利的士兵就会学他们。”不久，就有人把这种情绪告诉王后，她便积极通过宠臣亨利·杰明在白厅接待英国军人，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王后态度客气，情绪活跃，不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们，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双方多次秘密开会，提出各式各样的计划。有人提议立刻将陆军开往伦敦，将国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他较为冷静明智的人只是建议军队递一份请愿书给议会，表明效忠国王和教会；也曾讨论过寻求外国援助，如在葡萄牙、法兰西招兵。这都是一些轻率的想法，并无什么效果可言。和这些宫廷阴谋有关的，是一些陆军军人。他们也在陆军内部进行一些活动，但都徒劳无功。许多心怀不满的人来往于军营与伦敦之间，小册子在军队营盘中到处流传。不久后，国王召见珀西，他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兄弟，也是阴谋者之一。国王看到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其中有许多威吓议会的话。国王同意了这份请愿书，并违心地签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以便增加和此事有关的领袖们的威望。

请愿书并未递上去，但这件事没能瞒过不信任宫廷的全国人民。一旦他们的不安情绪被激起，他们就会把言辞当作计划，把计划当作行动。大批自告奋勇的侦探，在公众场所收集军官们的不慎言语，然后汇报给皮姆。计划并未付诸实践，可国王竟听信了许多将会招致最可怕灾祸的建议。下议院的领袖们已得知这项建议，却秘而不宣，要等待合适时机。他们甚至不曾中断用国王名义进行的谈判，其内容是委派他们担任官职。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犹豫不决了，他们和狂热的长老会密切联合。他们只信任这派人，认为他们是无限忠诚的，有坚定不移的原则，他们要求完成一项革命，且拥有完成这项革命所必需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下议院已下定决心要杀死斯特拉福德了。

<h3>斯特拉福德的受审与死亡</h3>

3月22日，对斯特拉福德的审讯开始了。下议院全体议员都坚持要出席法庭，以支持这个弹劾案，和他们一起出席的，还有专程为此案前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委员们。八十位贵族充当法官。下议院议员们希望主教们也到庭，但他们辞谢了。国王与王后坐在贵族席位上面的一处厢座里，他们急于看清全场的动静，国王要掩饰他的痛苦，王后则要掩饰她的好奇心。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有男有女，多属上等阶级，他们都是被这轰动一时的场面、审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审人的众所皆知吸引来的。

斯特拉福德经过水路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他从拥挤的人群中走过，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人侮辱他。他因有病在身已经驼背了，但眼睛还是和年轻时一样炯炯有神、傲然自若。群众见他来，脱帽让路，他也对他们还礼。他认为人民如此多礼是一个吉兆。他并没有断绝希望，他曾细心研究过他们的控词，毫不怀疑自己能够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爱尔兰的控词令他惊骇，他不能理解，一直对他唯命是从的爱尔兰，怎么突然间改变了态度？

第二天，一个偶然事件让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当时他说：“我预料我将轻而易举地驳倒那些心怀恶意的仇敌们的诋毁。”办理这件重案的皮姆很生气地训斥他说：“你的这番侮辱性言辞是针对下议院的，你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仇敌，我宣布，这就构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听了一惊，双膝跪地，道歉求饶。从此以后，他完全镇静地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怒意和不耐烦，也不再说一句招人反对的话。

有十三个人轮番控告他，他单枪匹马地进行辩驳，没有人协助他。很多条控诉无可辩驳地证实他犯了不公正与暴虐之罪，还有很多不符事实，都很容易地被他驳回了。事实上，没有一条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叛国罪。斯特拉福德拼尽全力洗刷叛国的指控，他很雅量地批评自己的短处、弱点，他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猛烈攻击，以不带一丝侮辱的语言证明对方采取的审讯过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于法不合。他的对手们使用种种不名誉的方法为他的辩护设置障碍。他克服了下议院的百般阻挠，才找到几个律师来帮助他，但对方既不许律师摆事实，又不许他们询问证人；被告方面要传自己的证人，对方也不许。期特拉福德只要有机会，就要求他的权利。法官们若同意，他就感谢他们；法官们若拒不承认，他也没有怨言。他的仇敌们看到他能干的自我辩护所造成的拖延，就十分生气，他不过回答道：“我认为，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权利对我作致命的打击，我也有同样多的权利来保护我的性命。”

由于他的成功辩护，原告们狼狈不堪，弹劾委员会甚至觉得败局已定，至少叛国的罪名已难以成立。对此下议院议员们十分不安：这个伟大的罪犯，法律条文竟有利于他，他快要胜利了；改革的事业还未成功，又要遭受最危险仇敌的攻击了。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最大胆的突然一击。1641年4月10日，残酷卑鄙的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提议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并以议会决议的形式判刑。这种程序并非没有先例，但所有先例都发生在暴政时代，而且统统被谴责为罪恶行为。下议院找到几张字条作为补充证据，证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国罪。这些字条说他曾在公开会议上，劝国王用爱尔兰军队弹压英吉利，尽管那些话本身不用做那么恶毒的解释，而且已被几个枢密顾问官和阁员的证词所否定。这个议案立刻通过了第一读。有人认为他们为公道而牺牲法律，也有人说他们为需要而牺牲公道。

这些都是在审判进行的时候做的。4月13日，斯特拉福德又开始为自己进行辩护。他的发言很长，他以卓越的雄辩才能表明，无论根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证明他犯了叛国之罪。在法官们的心中，对被告人发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在场的听众听完他的辩白，也开始可怜他、称赞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着他，露出极端轻蔑的神情。皮姆为之不安，两手发抖。他眼前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他已准备好的答话，却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内容。最后终于把这段话匆匆念完，却没有人听，答话和议员的感情也格格不入。

激情过去了，但愤怒还在！皮姆与他的朋友们愤怒到极点，4月14日，他们匆匆通过了剥夺犯人公权的议案。一些有声望的人反对这个议案，但都归于枉然。现在他们只能采用这个办法了，因为他们清楚，法官们不会定斯特拉福德有罪。他们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审讯，不听取斯特拉福德律师的发言。贵族们坚持听取律师们的陈诉，可众议员不作答复，甚至不听他们讲话。四天之后，尽管迪格比勋爵（他原本一向最反对斯特拉福德）竭力反对，那个剥夺公权的议案仍然通过了第三读。

国王得知此事后，只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拯救斯特拉福德。他写信给斯特拉福德说：“你尽管放心相信我，无论你的生命、财产还是名誉，都不会受到损伤。”他向下议院议员的领导人作出种种让步，还与人商定让斯特拉福德逃走的阴谋。但是这些阴谋损害了谈判，谈判又损害了阴谋。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计划出现，又一个个宣告失败。最终，国王不理会斯特拉福德自己的判断，召集两院来，承认斯特拉福德的错误，答应永远不再起用他，甚至连一个警官也不给他当；同时却宣言，无论什么辩论和恐吓，都不能使他同意处死斯特拉福德。

但是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的胆大妄为超过国王的想象。自从剥夺公权的议案送达上议院，群众每天携带武器，喊着“我们要公道！”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威吓迟迟不投票的贵族们。阿伦德尔[　蒙哥马利勋爵。

]被逼下车，他答应推动议会满足群众的要求，央求群众先退下。有五十九个众议员投票反对这个议案，群众就把他们的姓名张挂出来，还写道：“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德的同党，他们是卖国的叛徒！”5月3日，贵族们奉国王的命令，对这类不合规矩的行为向下议院表示不满，下议院议员们却置之下理。议案还是毫无着落，就有人决心使用当初保留的那决定性的一击。皮姆利用复仇心理和恐怖心理，宣布宫廷与军官们正阴谋攻打议会。议院与人民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5月11日，议决关闭议会大门，拆开每一位议员的书信。到处都流传着荒诞绝伦的谣言。就在人心动摇的时候，下议院巧妙地巩固了它的力量。两院议员们效法苏格兰人盟约的模式，也宣誓订立一个同盟，以保护基督教和公众自由。下议院议员们想把这个同盟推广到民间，他们宣布，凡是不肯宣誓参加盟约的，一概不许在教会和政府中任职。5月7日，又提出一个议案，宣布若不经议会本身的同意，议会永远不能解散。贵族们想修正这个议决案，也徒劳无功，上议院已被下议院征服。法官们宣告，斯特拉福德已在法律上构成叛国之罪。5月7日，剥夺公权的议案交付最后评议，参加审判的贵族有三十四名缺席，出席的人中有二十六名投票赞成，十九名投票反对。现在只等国王批准啦。

查理还在反抗，他招来斯特拉福德的妻舅霍利斯，痛苦地问道：“怎样才能救他呢？”霍利斯说，斯特拉福德应呈请国王特赦，国王则亲自到议会面交斯特拉福德的呈文。霍利斯当场替国王写下一篇演说词，同时答应尽力劝他的朋友们给斯特拉福德以放逐处分了事。布置好以后，君臣就分头行动。有人说霍利斯的计划本已有几分成功，可王后向来仇视斯特拉福德，又听说斯特拉福德为保命，正要揭发他所知道的王后的阴谋，王后就害怕起来，用她的怀疑和恐惧来纠缠国王。查理被王后的眼泪所打动，自己做不了主，就召见顾问官和主教们。只有伦敦主教贾克森劝国王服从良心的指导，其余的主教们，尤其是一向爱好阴谋的林肯主教长期反对宫廷，力劝国王牺牲一人以保全君位。这个主教才走出议事厅，就有人将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给国王，其中说道：“陛下，经过长时间艰苦的思想斗争，我得出唯一合适的结果，就是一切私人的利益都要让位于陛下以及国家的幸福。我请求陛下批准议案，以清除阻挠国王与臣民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碍。陛下，我既在这里表示同意，那么陛下便不会愧对上帝和良心。我的灵魂快离开我的肉体了，蒙上帝施恩，现在我以无限的满足宽恕所有人对我做的所有事，我只求陛下施恩于我可怜的儿女们。”

次日，国务大臣卡尔顿代表国王告诉斯特拉福德，国王已同意那件决定他命运的议案了。国王本答应霍利斯亲自前往议会请求特赦伯爵，此时便只打发威尔士亲王送去一封信，信尾附言：“倘若一定要处死他，请暂缓至星期六再执行。”议会没有理会国王这个冷冰冰的要求，吩咐次日便行刑（5月11日）。

斯特拉福德在伦敦塔总管的陪伴下赶赴刑场。他徒步走出狱门，走在卫兵前头，四处张望，好像他正大踏步走在一列军队前面似的。当他走过劳德被囚的屋子时，劳德已在窗口相候。此时斯特拉福德鞠躬说道：“大主教，请你祈祷，请你赐福。”大主教两手伸向他，不料他的心不如他的朋友那么坚强，年纪又老，精力不济，便朝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继续往前走，说道：“大主教，我向你告别啦，但求上帝保佑你的无辜！”他走到断头台，毫不迟疑地登台，跟随在后的有他的兄弟、教会牧师以及几个朋友。他跪下一会儿，随即站起来对群众说道：“我愿我们的王国享受人间一切繁荣。我在世时，一直为此不断努力；在临死之时，这也是我的唯一愿望。但是对于听我说话的各位，我请求你们扪心自问，认真审视，在开始改革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否就要用血写出这个改革？希望你们回家之后，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切勿让我的血，成为你们之中任何人的罪过。但是，我怕你们正在走错的道路。”他又跪下，祈祷了一刻钟，随后转过头来，向他的朋友们告别。他脱下袍子，说道：“感谢上帝，我并不怕死，也不会被任何失败吓倒，现在我很高兴地脱下我的夹衣，如同我平日上床前脱衣时一样高兴。”他喊刽子手过来，宽恕了他，祈祷了片刻，把头放在砧上，自己给刽子手做出动手的信号。他的头最终落下，刽子手高举这个头给众人看，说道：“上帝保佑国王！”人们一阵狂呼乱喊，有几群人散往市中，大声叫喊，庆祝胜利；也有些人不声不响地散去，他们虽然亲眼看见仇敌人头落地，心里却充满怀疑和不安，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公道。

<h3>爱尔兰暴乱</h3>

上议员们看到许多人的怀疑与不安，自己也感到心绪不宁，只能全力将这种感觉抑压下去。下议院的势力从未像现在这样雄厚，但他们还需要得到保证。他们的权力越大，就越发趋向于专制。下议院重新审查民间疾苦，具体宣布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审院等所有专制独裁法庭。7月5日，国王在犹豫了两天之后，还是允许废除。政治改革，至少是最初所设想的政治改革，好像已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问题的斗争却越来越明显。一切反对教会的议案又重新提出来，苏格兰人甚至公开要求两国采用统一的礼拜仪式。两院在宗教改革上一事无成，又被许多感情和五花八门的宗教计划弄得头昏脑涨，使他们在审议程序时显得毫无把握，疲惫不堪。不奉国教的派系胆子越大，正统教会就越动摇。上议院一向是教会的坚定支持者，而现在所有情况都显示出教会的衰落。提案上不再特别列出主教们的姓名；上议院的职员宣读提案时，背对着主教们的席位；在公开的典礼上，非教会的贵族位次也排列在前面。这种情形瞒不了长老会派的目光。他们不停地攻击，充当政治改革派的领袖，支持改革派所取得的权利。表面上看，长老会派在宗教改革中好像失败了，其实正趋向胜利。

国王忽然想起访问苏格兰的计划，他说两国要签订和约，需要他亲自到场。这时又有人说，王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准备前往欧洲大陆。国人早已疑心王后与大陆诸国暗中勾结，如今国王与王后突然同时出行，更加重了人们的怀疑。人们的疑心是有道理的。查理在伦敦无权无势，身边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大臣和顾问官，他的思绪自然就转向他祖先的王国与欧洲的专制帝王们。下议院议员们并没将他们的怀疑表露出来，但他们要求王后不离开伦敦，同时要求国王暂缓启程（6月26日）。查理因此流露出不悦的神色，为了假装他自己的答复无足轻重，就要下议院议员们去问苏格兰的委员团和王后。苏格兰人自愿同意国王暂缓启程，王后也答应不走。下议院议员们暂时放心了，于是催促查理遣散军队，在此之前他们有意推迟了这个要求。下议院给军队写信保证立刻发给他们所要求的军饷。为了筹措军饷，许多热心市民熔化了他们的金银器皿，国王又下令借款及抽收新税。但是遣散军队进行得很缓慢，一来钱款不够，二来许多军官有意为难。国王暗自庆幸，因为这样能让下议院议员们再度焦急。8月8日，国王答应暂缓出行的期限已到，下议院议员们又要求国王再次延期，可是国王声称他要尽快动身。下议院便要求国王出国的时候，指派一人摄政，以便国事不致停顿。国王却只是委任埃塞克斯伯爵为特伦特以南的大将军，他觉得不需要再做其他事了，便于8月10日离开伦敦。他满怀希望，但谁也不知道希望的根据何在。

下议院决定在国王出行的时候，严密注视他的行动，并重新激发各郡党人们的热心。8月27日，在开会两个星期毫无收获之后，暂时休会。许多议员想料理私事，或略作休息，但领袖们却不肯偷懒。汉普登带领一个委员会前往苏格兰，要在国王身旁密切留心议会的利益；另一个委员会以皮姆为委员长，于议会休息期间坐镇威斯敏斯特。上议院也有许多议员散往国内各处，传播他们的意见和忧惧。两党都以暂时的休战作掩饰，各自在外寻求新的力量，考虑展开新的战斗。

英吉利军队正在遣散，苏格兰军队则在回国途中。国王想联络他们的意图流露得太明显，以致办理遣散的霍兰勋爵写了一封信给埃塞克斯伯爵，表示对此事很不放心。查理一到爱丁堡就向议会和苏格兰教会的所有要求让步，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放弃国王的古老权利，惩办反对《盟约》的重要人物，连议会要干预国王选派阁员之权也答应了。国王屈尊参加长老会的礼拜仪式，做得很严肃，毫无迁就之色。他优待誓约派领袖们，无论他们是教徒还是教士，是贵族还是市民，他毫不吝啬地赐给他们头衔、官位以及年金。

10月初，忽然有谣言传遍爱丁堡，说议会里最有势力的贵族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已离开议会，躲进金内尔堡（汉密尔顿兄弟兰拉克伯爵的住宅）以逃避拘捕或暗杀。国王大发牢骚，说这些谣言侮辱了他，要求议会逐出汉密尔顿，直到国王恢复荣誉为止。议会下令调查，最终作出报告说，国王没有必要要求赔偿名誉，逃亡者也没有必要恐惧。两个贵族果然回到议会来，对此事却一言不发。查理也是这样。

双方都不愿让人知道更多的情况，那事实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王想争取苏格兰来反对英格兰，因而作出许多让步，并想设法打倒两个王国内的仇敌。他知道，英格兰中心怀不满的人曾同苏格兰誓约派秘密通信，或许这就是苏格兰兴兵入侵的原因。他亲自来寻找证据，打算回国后指控议会的领袖们，他深信法官们会判这种私通外国的行为为叛逆。蒙特罗斯伯爵是个年轻而大胆的人，原效忠于誓约派，后来重新得到国王的恩遇。他答应替国王找出证据。但是查理到达北方之前，阿盖尔截下一封密码信，这就引起苏格兰人的怀疑，将蒙特罗斯监禁起来。后来，蒙特罗斯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监狱，把他知道的消息全部告诉国王，他控告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参与阴谋，说服国王立刻拘捕这两个贵族。查理一向冲动行事，完全没想到这样粗暴的举动会对他想言归于好的人民产生怎样的不良后果。他同意了蒙特罗斯的全部意见，阴谋与让步同时进行。不料计划执行时，两个贵族早已得到警告，公然离开，使全局失败。

苏格兰议会很明智地尽力压下这件事，议会不怕有危险，但也不敢走极端。国王想掩饰此事，便提升了两个贵族，晋封汉密尔顿为公爵，阿盖尔为侯爵，并封莱斯利为莱文伯爵。但是汉普顿和他的委员会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赶快报知伦敦，当时议会即将开会。议会领袖们很恐慌，他们虽然不信任查理，却没料到会有这种危险。领袖们一直以为关于苏格兰叛乱的所有事情已在和约中得到赦宥。国王既然这样执拗不化，他们也决不能妥协，尽管这些人都是不走极端的温和人士。下议院议员们第一天开会，就请求埃塞克斯伯爵派卫兵保卫议会安全。伯爵立刻照派。两院领袖们在开会时互通消息，商量对策。纽波特勋爵说道：“国王若阴谋反对我们，他的妻室和儿女全在这里。”大家听了这话反而更加恐慌，因为他们还不敢利用国王的妻室和儿女来煽动人民。苏格兰既然不曾发生什么事变，伦敦就没有什么可揭露的。

11月1日，忽然传来消息，爱尔兰发生暴动，势态凶猛，基督教和议会都受到威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各处起事，要求礼拜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们出示了所谓的国王委任令，并宣布要将国王从英格兰的清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这个阴谋酝酿已久，只有都柏林在爆发的前两天晚上听到风声，但政府已没有更多时间采取保护措施。变乱一起，乱党势如破竹，在各处都没遇到什么障碍。爱尔兰的基督教徒，随处都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攻击，受尽种种折磨。伦敦得到最令人难过的消息，听说有无数人死去了，受尽前所未有的痛苦。事实上，这场灾祸如此之大，即使按照各人的恐惧加以夸大，仍然与事实相符。他们是一个半野蛮的民族，死抱着野蛮制度不放，压迫者们还阻止他们摆脱这种制度。现在压迫者出现内讧，半野蛮人自然是欣喜欲狂地抓住解放的希望。他们的过火行为，使得旧主人张皇失措。英格兰的当权者们此刻简直无法抵抗。议会心中只有对斯特拉福德与国王的仇恨，一心倾注在英国确立民权自由的计划上，却忘记了还要在爱尔兰保留专制虐政。那里国库空虚，戒严法已废除，陆军缩小成一支微不足道的队伍，君权也被解除武装；政府甚至违反国王的意图，被禁止遣散的爱尔兰兵投效外国，这些士兵就成为暴动的力量。当时，莱斯特伯爵已奉命接任斯特拉福德的职位，不过还没有驻扎到爱尔兰；总督公务暂时归两个法官办理，他们既无才能又缺乏影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热心的长老派，才取得这样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