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基佐)_第一章沟通与决裂（2 / 2）_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正大胆恋爱，他想回巴黎与她相见，黎歇留大主教却阻止他到巴黎。白金汉为了泄愤，便劝查理和法兰西打仗，借口是基督教的利益。当时，罗歇尔正遭到包围，如果英格兰不派兵救援，法兰西的基督教徒就会失败。查理希望这个理由能让人民积极地武装赴援，至少不会有所抗拒。

于是查理下令进行大借款，数目就是议会曾经答应但没有作为议案正式通过的。他派了几个委员前去质问议员中的强硬分子为什么拒绝借款，存在什么阴谋。大批军队分驻在几个郡的老百姓家里。海岸与近海各区奉命提供有武装的船只，这是初次尝试征收海军捐税。伦敦市也被要求筹备二十条船。伦敦市政会回答说，以前伊丽莎白女王驱逐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也没有用到二十条。国王回答：“从前的先例，是顺从听命，而不是指手画脚。”

为了替这样的话进行辩护，国王命令教士们到处宣讲，要求人民俯首顺从君主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博特是个受群众爱戴的人，他拒绝在自己的教区内卖一篇西布索普博士拥护绝对权力的布道集，于是国王下令将这位大主教停职，并将他交坎特伯雷处理。

不过，人民并未因为宗教信仰就忘却自由，况且他们还不确定这种新的热情是否真诚。如果让他们重新召开议会，他们必定会给欧洲大陆上进行宗教改革的兄弟们更多支援。许多市民拒绝付出借款；有些无名无权的人被强拉到军中服役，有些人被监禁，有些人奉命出差远方，人们无法抗拒，只得遵命。人民的不满虽然还没积累到公开暴乱的地步，却也不再是敢怒不敢言了。内阁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五位绅士[　这五人分别是托马斯·达内尔爵士、约翰·科贝特爵士、沃尔特·厄尔爵士、约翰·赫文宁翰爵士和爱德华·汉普登爵士。

]，他们知道凡是英格兰人都有权保释，就向高等法院提出行使权利。专横的国王与愤怒的国民都逼着法院作出判决。国王坚持，凡是国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许取保；人民却要求知道，是否所有保卫自由的人，今后都没有保障了。最终，法院没有批准取保的请求，将这五个人送回了监狱（1627年11月28日），但是法院也没有确立国王所要求的原则。法官们面临着双重打击，他们竭力避免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对于专制，他们不表示同意；对于自由，他们又不给予帮助。

在国内的这种骚乱不安中，人民虽然还没有掌握太大的力量，却日益发展着。不久后忽然传来消息，白金汉亲自率军前去援救罗歇尔的军队（10月28日），却以失败告终。失败源于统帅的指挥无方，他一方面没有取得雷岛，另一方面又在撤退时损失了精锐部队。英格兰已经很久没有为这么丢脸的事情付出过高昂代价了。无论乡下还是城市，许多被人民所敬爱的家族，都在悲悼举哀。农民离开田野，工匠离开店铺，去看望他们的东家（乡绅或资本家）是否有儿子或兄弟阵亡，然后回来就咒骂白金汉，谴责国王，并向邻居们讲述他们听到的灾祸及亲眼看到的忧愁。此外，敌人的海军阻断了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众多商船停泊在港口不敢出海，失业的水手们大谈皇家海军的失败。乡绅、资本家、群众，因这共同的怨愤而团结得更紧密了。

白金汉回来时，虽然仍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却也察觉出人民已对他恨之入骨。他急需想办法拯救自己，况且宫廷也要想办法扫除障碍、筹得款项。民党中以罗伯特·柯顿爵士最为温和，于是他被国王请去磋商。他的话语明智而坦白，向国王力陈人民的不满有充分理由，因此必须解除他们的疾苦，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劝告国王重新召集议会，以化解白金汉公爵与人民的矛盾。这个议案应由公爵提出，然后由内阁正式通过。国王听从了罗伯特爵士的建议。

于是牢门大开，凡是因抗拒苛政而被监禁的人，全部释放[　此次共有七十八人被释放。

]。群众欢天喜地迎接他们出狱，其中二十七人被选举为议员。1628年3月17日，议会召开。国王说：“现在人人都得凭良心办事，如果你们不肯各尽其责贡献国家所需，我为对得起良心，只好采用另外的方法来弥补国家可能因某些人的愚蠢而遭受的损失。我说这几句话不是恐吓，只是一种劝告，因为我一向以你们的安全与荣耀为己任。”掌玺大臣接着说：“国王陛下已经告诉你们，他选择这样的方法充实国库并非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这只是最合适的方法。这样既符合他的恩情德义，又符合人民的愿望福祉。你们若耽误时间，不予供应，国家的需要和敌人的刀剑将逼迫国王使用其他方法。请牢记陛下的劝告吧。”

查理企图用语言来掩饰他的窘境，明明有求于人，却反而表现得盛气凌人。他已经被所有沉重的错误与失败压得抬不起头，却仍在虚张声势，自以为是地卖弄君主威严。他沉醉在这种想法中，完全没想到他的国家可能会遭受损伤；他的自豪发自真心，以为他的荣耀与地位应该使他保留自己的权利。即使正求助于自由，他也舍不得抛弃专制暴君所专属的语言。

下议院议员们对国王的这番恐吓完全不为所动。他们内心的高傲绝不亚于国王，因此同样不肯退让半步。他们决心庄严地申明自由的权利，迫使当权者承认人民的权利是天生独立的，不再允许任何权利变成一种妥协，也不允许别人的枉法变成权利。现在要实现这个伟大计划，并不缺乏领袖与战士。全国人民都支持议会。在议会内部，有才智和胆识的人们都在为国家的利益而商讨。议员中有学识丰富的司法明星爱德华·科克爵士；有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这个热忱的青年长于辞令，天生就是发号施令的人，当时却满足于得到国人的称赞；有克莱尔勋爵的小儿子登齐尔·霍利斯，他是查理孩提时代的朋友，但自由才是他的真正朋友，自尊心不允许他在一个宠臣手下做事；有博学的律师皮姆，他熟悉议会的权力与传统，是一个冷静而大胆的人，最适宜做代表群众热情的谨慎领袖。此外还有很多人，他们将来注定要在各个方面做出不同的事业，也会依附于政见截然相反的政党，而此时却为共同的原则和希望联合起来。面对这样可怕的联合，宫廷只会使用习惯的力量——白金汉的鲁莽以及国王的傲慢与固执。

国王与议员们打交道，最初是很友好的。虽然查理的态度仍带威吓，但觉得有让步的必要；下议院议员们一面决心要恢复他们的全部权利，一面还是全心愿意忠于国王。查理并不介意他们的畅所欲言，因为他们的言论虽然自由，却不失忠诚。B.拉迪亚德爵士说道：“我很谦卑地请求议会要特别注意避免一切争执。国王胸襟广阔，正如他的财富那样广大。我们对他让步，他自然也会对我们让步。要让国王面上光彩，臣民们屈膝臣服，这才不失体面和传统。我们若要表现自己的明智，就该走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正确道路。我认为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成功，我们信任国王，这样就可以使国王也对我们产生信任。”这种和平的想法，并没有激起所有议员的共鸣。其中有一些较为激进的人，他们猜测再度产生分歧未必是件坏事，而且更能了解专制君主不可救药的本质。但是，大部分议员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议会一方面要考虑解除人民的疾苦，一方面也要考虑国王的财政需要，两者并重，不分轻重。开会两星期后（4月14日），议员们作出一致决议，供给国王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但并没有将此决议案变成法律。

查理十分高兴，他召集内阁会议，把议会决议案告诉内阁，他说道：“我原本是喜欢议会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议会了；但是现在我又喜欢了，我爱议员们，我将为能经常见到我的人民而高兴。今天我在基督教世界里赢得的名声，要超过我打许多次胜仗所取得的。”枢密院也表示了同样的愉快。白金汉认为他和查理都有必要郑重表示他们的满意，他庆幸国王与议会取得一致，说道：“这不仅仅是供应五笔款项，而是打开了供应的矿藏，那是藏在他们心里的矿藏。现在我要敞开心怀，抒发愁苦。我必须坦白承认我过了很长一段的痛苦时光，恩宠与富贵也不能使我安心。仇人们把我看成离间国王与人民的人，误以为我是一个兴风作浪的小人，但是我希望将来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错误。如果陛下允许，我将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臣，除全心全意为他们出力外并无二心。”

4月7日，大臣库克向议会报告国王的满意，又传达国王将在一切问题上向议院广施恩泽。下议院对此感到很庆幸。但是，库克又以一个大臣目光短浅的恶意，提到白金汉公爵在内阁会议上所说的一番话，于是就得罪了下议院。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说道：“是否有人认为，只要提到几个人，无论他们品质如何，就能够鼓励我们为陛下更加尽忠尽职？就能够给他们更大程度的自由？就能够使国王陛下更愿意施恩于我们？我当然不敢如此相信。我们不需要有人居间调解，用不着别人帮忙来使我们沐受陛下的抚爱和恩泽。我们自己能够讨论如何为陛下效劳。我相信，他终将看到我们的真心。”

这番颇为合理的自豪，在查理看来则是傲慢无礼，在白金汉看来简直是新的危险信号。但是他们俩谁也不提这件事，议会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下议院与上议院会商，共同决议人民应得的正当权利，要求国王予以批准（4月3日）。下议院的委员团在会议中透露了他们的计划，有人告诉了查理，他大为不满。他派人力劝下议院赶快投票议决财政供应问题，他的一个大臣说道：“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们，我已察觉到，下议院好像不仅要限制君权滥用，而且要限制君权本身。这就侵犯了国王以及国王身边的大臣们。国王乐于听取任何关于权力滥用的建议，但我们千万不要反对君权的扩大。如果我们只干预权力的压制和滥用，那么国王将会给我们最满意的答复。”（4月12日）

奴性又胆小的贵族都力劝下议院满足于要求国王发表一项宣告，申明《大宪章》以及确认这篇《大宪章》的各项法令仍在有效实行，申明英国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权利和往日一样，而国王行使君权，也是为了造福人民（4月23日）。

国王召集两院，很郑重地开会。他宣称，《大宪章》是不能违反的，旧时的法令也不能违背。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他要求议会信任自己。他说，他的话比任何新法律都更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保障。

下议院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上当受骗。国王最近滥用君权，是向权利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旧时法律所能预见的程度。因此，现在必须有新的、明确无误的、得到整个议会批准的保障。空泛的新承诺无济于事，况且随着时间推移，很多旧法律早已被人遗忘。关于这件事，下议院并未浪费多少唇舌，只是毕恭毕敬地写好那篇著名的《权利请愿书》，在本院通过后，便交付上议院要求同意（5月8日）。

这个议案尊重一直以来所承认的权利，也抑制受到普遍谴责的滥用君权，上议院自然无话反对。但国王又重提旧的指示，坚持他说过的话可以信赖，愿意用一个新议案来肯定《大宪章》及旧时法令的效力。国王一再劝说上议院，对下议院也送去了好几次信息。尽管国王很气恼，说话却小心温和，他宣布坚决拒绝限制他的任何权利，同时声称不会滥用他所享受的权利。

贵族们十分惶惑不解。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既保障人民的权利，又不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利。他们尝试采用修正的办法，通过议案时附加一条：“我们向陛下谦卑地呈上这份请愿书，不但关心保持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且注意君权的完好无损。陛下受托拥有这种权利，是为了更好地给予人民保护、安定和幸福。”（5月17日）

当这条带着修正条文的议案到达下议院时，奥尔福德先生说道：“我们来看看案卷，‘君权’是什么？博丁说过，君权是没有条件束缚的。我们就根据这点来认定国王（regal）与法律（legal）的权利吧。法律给国王多少权利，我们就给国王多少权利，不能更多。”皮姆说道：“我对这个问题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请愿，是为了追求法律的自由平等，而这种权利好像是有别于法律的一种独特权利。我知道怎么将‘无上的’这几个字加于国王的身份，却不知道怎么将‘无上的’加于他的权利，因为我们自己手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说道：“如果我们承认附加条款，就会置人民于更坏的处境。我们的法律不知道‘无上的权利’是什么。”（5月17日）

下议院议员们坚持立场毫不让步，公众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贵族们既没有足够胆量公开要求自由，又没有足够胆量公然批准专制。为顾全下议院的面子，他们取消了修正条款，代之一句无意义可言的话。于是上下两院都通过了权利议案，并郑重地呈与国王。查理最终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答应接受它（5月28日）。

他的答复既空洞又模糊，他没有批准议案，只是重述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表示对议院满意（6月2日）。

下议院开始时好像胜利在望，现在似乎又变得希望渺茫了。翌日（6月3日），重新开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满怀愤激地把所有民间疾苦申诉一番，纠察员奉命守门，不让议员离开，如有违抗就送入伦敦塔监禁。最终议决送一份总抗议书给国王，由管理供应款项的委员会起草。

此时，有些议员看到将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发生，便害怕起来。当激进的议员怀着急躁情绪向前猛冲的时候，他们却要求停下脚步。他们责备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被私怨所激怒，责备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行动欠妥，责备爱德华·科克爵士固执而无法控制情绪。国王听说这种情况，认为就算不能趁机恢复他的威信，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下令从此以后严禁下议院干预政事（6月5日）。

这反而引起全体议员的公愤，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认为这是对议会的侮辱。全院长时间寂静无声。后来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终于发言道：“我们罪孽深重，上帝已离我们愈发遥远。过去我们诚心诚意，发自内心地想取得陛下的信任！陛下对我们如此不满，我怀疑是受人挑唆。这么说，好像是我们败坏了大臣们的名声，但我不相信，一个大臣无论怎样亲近，能够……”

议长听他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含泪说道：“我奉命阻止大家说毁坏大臣名誉的话。”埃利奥特听到这话就坐下了。

达德利·迪格斯爵士接着说道：“除非我们能在议会里对这些问题畅所欲言，否则，还不如站起来离开，不然，就坐着什么也不做。”全院于是再次寂静无声。

后来还是纳撒利尔·里奇爵士打破了沉寂，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讲话，不然就永远不要开口了。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保持沉默，就能得到安全吗？我知道沉默对我们自己来说比较安全，但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却不安全。我们应该为他们设想一下。有些施政工具需要改革，我们担心陛下和国家的安全。难道我们就这样坐着不动，然后各自分手么？让我们到上议院去，说明我们的危险处境，以便带着我们的请求，一同去见国王。”

下议院突然从目瞪口呆变成一片狂怒。议员们全部站了起来，秩序混乱到极点，大家同时发言。柯顿先生说道：“国王原本是个很好的国王，是国家公敌把他变成这样。我们要将这些仇敌找出来，我相信上帝将帮助我们杀尽他与我们其他的仇敌。”年老的科克回答道：“我们不许你们干预国政，也不许你们干预大臣。这句话不是国王说的，是公爵说的。”（全场听了这句话，都大声喊道：“是他，是他。”）议长离开位置，现场一片混乱，没人想让大家安静下来，因为最谨慎小心的人也无话可说。即使那些从来不曾动怒的人，也认为此时真该发火了。

当沸腾的议院正要议决最激烈的议案时，议长偷偷走出去，将国王即将面临危险的消息传达上去。恐惧从议会传到宫廷。翌日，有人来议会传达一些温和的信息，以解释昨天激怒议员们的那番话。但是空言不足以平息众怒，议员们仍然很激动。他们讨论白金汉招募日耳曼兵的问题，说公爵不久就要登舟出发了。有一个议员证实前天晚上有十二个日耳曼军官到达伦敦，又说还有两条英国船奉命运兵。国王需要的款项仍然没有着落。查理和他的宠臣们害怕再次激怒势力渐长的反对派，他们深信批准《权利请愿书》便可以平息一切。国王到达贵族院，下议院议员们也聚集在那里。国王说，他们猜想他的第一次答复有别的意思，他们想错了，他现在愿意提供一个没有任何怀疑的答复。于是国王重新宣读《权利请愿书》，用习惯的形式答道——“如大家所愿，定此为法律”。（6月7日）

下议院议员们得胜归来，他们终于取得国王对英吉利人民权利的庄严承诺。议会决定，将《权利请愿书》连同国王最后的答复刊印出来，散发全国；不仅在上下两院备案，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诸法庭备案。之后供给款项的议案也明确通过了。查理以为他的苦难终于过去，他说：“我已尽了我本分，这个议会若是得不出好的结果，那是你们的问题，与我无关。”

不过，仅仅通过权利法案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只是确定了改革的原则，如果不同时进行实际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则也没有用。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对国王的内阁或枢密院进行改革。现在白金汉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国王接二连三地不经议会认可就抽取关税。众议员们经历过拖延的危险，明白他们不能被激情所蒙蔽，于是决定尽快做出最后的反击。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起草了两篇抗议书，一篇反对公爵；一篇声明吨税、磅税与其他捐税一样，只有依照法律，才允许征收（6月13日、21日）。

国王很不耐烦，为了使自己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于是他宣布议会休会。

两个月后（8月23日），白金汉被人暗杀了。刺客名叫费尔顿，在他的帽子里缝着一张纸片，上面提到上议院之前的抗议。费尔顿行凶后既不逃走，也不为自己辩护，只说他认为公爵是王国的敌人，最终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死亡。

查理见公爵被刺，大为震动，并因群众对此事表现出的欢乐而大发雷霆。在议会闭幕的时候，他曾努力博取公众的欢心，具体办法就是约束消极服从的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国王与人民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总是被当作替罪羊。刺杀白金汉公爵，人民认为得到了解救，却使国王再次采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宠幸起议会的对头们：遭到议会控诉的蒙塔古博士被提升为奇切斯特主教；贵族院曾经谴责过的梅因沃林博士得到一个肥缺；劳德主教[　劳德主教，1573年生于雷丁，当时任巴思和韦尔斯的主教。

]曾因狂热崇拜君权和教权而闻名，现在已升任为伦敦主教。国王的行为基本与当时宫廷的利益相符合：雷厉风行地征收吨税和磅税，不合法的法庭继续使法律脱离正轨。查理不动声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而且现在又比从前更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从民党中分离出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最超群的雄辩家——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不顾以前朋友的责备甚至威吓，受封为男爵，参加枢密院。皮姆最后一次和他以朋友身份相见的时候，说道：“我将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相见！”温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气昂，拼命往上爬，一心追求荣耀，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将来有一天，他会变成遗臭万年、阻碍民权自由的历史罪人。其他变节的人也纷纷出现[　包括达德利·迪格斯爵士、爱德华·利特尔顿爵士、诺伊、旺德斯福德等。

]。查理现在有一班新的顾问环绕左右，这些人比白金汉更稳重，更有才干，又不像白金汉那样被人鄙视。因此，查理对议会第二次召开（1629年1月20日）充满信心。

下议院议员们一开会就查证《权利法案》产生了什么效果（1月21日）。他们这才知道，附加在《权利法案》后面的，并不是国王的第二次答复，而是那条因规避问题被议员们拒绝的第一次答复。国王的印刷官诺顿承认，就在议会休会的第二天，他就奉命改换了法案的文字，印有真正答复的印刷件被全数压下。查理对于这个真正的答复曾夸口说“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别的我就不管了”。

下议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证实了偷换事件。他们没有说什么，或许觉得要把这样严重背信弃义的事公布天下，实在太难为情了。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却并不表示一切已经平静下来。

议员们重新开始反对政府对天主教徒的容忍，反对纵容错误的教义，反对道德沦丧，反对用人与授勋不公，反对非正规法庭的枉法行为，反对对人民权利的藐视。

下议院情绪十分激动。不过有一天，他们却很安静地听取了一个新人物的演说。这个人衣冠欠整，仪容普通，也是第一次对他们讲话。他用愤慨激昂却满不在乎的语调痛斥一个主教过于纵容一个无名教士，他称之为“一个臭不可闻的天主教徒”。这个新人物就是克伦威尔。

查理尝试从下议院手中取得对吨税及磅税的让步，他召集下议院原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眼下却毫无进展。他就开始新的劝说，他承认所有的捐税都是人民对他的惠赐，他还承认只有议会才有权合法征收，不过，他再三坚持这几种捐税应该让他终身享用，就像以前的大多数国王一样。但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手里只剩下这一项抵抗专制权利的武器了。他们一再以种种借口拖延，每天申诉民间疾苦，却没有明确目的，不像以前开会一定会提出确切的议案。此时他们都被一种强烈又说不出来的惊惶所困扰，觉得好像将大祸临头，却又无法阻止，于是心神不定。国王不耐烦了，他们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却不要求他做什么。若是议会提出要求，他还可以拒绝或批准，此时他觉得议会里的气氛是一片恶意，存心要阻挠政府的工作。有人提到他想使议会休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立刻提议（3月2日）做出一项抗议，反对抽收吨税及磅税。议长借口奉国王命令，对提案不交付议决，而议会则力主交付表决。议长离了席，议员霍利斯、瓦伦丁等人又强迫议长回到主席位子。霍利斯说道：“你得坐下，等到本院同意你离开，你才能走。”议长喊道：“我不想说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议员们怒不可遏，逼他坐回位子上。国王听说议院喧闹，下令弹压官从议院取出权杖。按照习惯，这样就会使全体议员停止讨论。议员们逼弹压官坐在椅子上不准动，就像逼迫议长时一样。他们把会议厅的钥匙也取来，交给议员迈尔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国王第二次派人去宣布解散议会，这个人发现几处的门都从里面锁上了，他无法进入。查理暴跳如雷，立即命侍卫去攻门。但是当侍卫到达时，下议院议员们已经离开，而且在离开以前作出决定：宣布吨税及磅税是违法的，无论征收者还是交纳者都将以叛国论罪。

无论什么妥协此时都已经不可能了。4月10日，国王到达贵族院，他说道：“我曾多次到这里来，但这次是最不愉快的。我今天来这里目的是解散议会，下议院不听话，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他们若以为我是归罪于下议院的所有议员，那也大错特错了。我知道，在平民代表中有很多忠义之人，他们不过受到几个阴险的人的蛊惑，以致引起不和。那些受邪恶影响的人虽难逃罪责，但我也会对上议院的忠诚贵族们予以保护和优待。”之后，宫廷发布一篇宣言书，称：“国王屡次与人民相见，表示国王喜欢议会的作用。尽管如此，近期议会权力的滥用，暴露了一些不良目的，迫使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因此无论什么人，若胆敢要求国王召集议会，就将以擅权论处。”

查理果然说话算数，现在他终于要实行独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