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基佐)_第一章沟通与决裂（1 / 2）_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议会（1925～1929）

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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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h3>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基；4月2日，宣布召开议会；6月18日，下议院开始集会；6月22日，前朝的反对者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提出了一项议案：从此以后，必须重视维护君民之间的和谐。拉迪亚德爵士解释说：“他做了国王，我们对他也有诸多期望。他天性和善，没有恶习，曾游历外国，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英格兰确实满怀希望，尽情欢乐。一个新国王登基了，自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希望与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是很严肃认真且普遍存在的，也是看起来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毫不放荡，被公认为奉教虔诚，勤俭好学，寡言但不难亲近，庄重但不傲慢。在家庭中，他彬彬有礼，有条不紊；在宫廷上，大臣们敬畏他的仪态与风度；在民间，他以良好品质赢得了人民的敬爱。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他是一个正直高尚、能够主持公道的人。英国人看够了詹姆士一世的卑鄙行径和他的喋喋不休、迂腐不化，以及呆板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现在，英国人有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王，就有了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可是，查理与英国人民并不知道，此时君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造成这种矛盾的诸多根源还在不断发展，不久就会破坏他们相互谅解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此时的英国正在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则是不易察觉却又明确存在的。第一种发生在欧洲帝王的权利方面，第二种发生在英国社会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

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君权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在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帝国等地，君权已经将封建贵族压制下去，也不再去保护平民的自由。原本高傲的贵族们好像连失败感都没有了，他们聚集在国王周围，看着国王华丽的排场，并引以为荣；本性胆怯的人民，更乐于在这样的秩序下生活，因为君主的统治反而带给他们以前不曾享受过的幸福，他们努力致富，增长知识，却不抱有去政府谋求一官半职的想法。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服从的言论盛行。即使对此有不满的地区或人民，也只发生过很轻微的反抗。总之，国内和平与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都粉饰了这种纯粹专制制度的弊端，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信心，老百姓也表现出带有钦佩情绪的顺从。

这是欧洲大陆的整体情况，英国也不例外。自从1485年都铎家族登基以来，就不再有骄横的诸侯与之作对。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弱，无法独自与国王斗争。以前他们团结起来还能维持自己的权利，有时还能共同以武力行使国王之权；但如今这些贵族早已四分五裂，又穷奢极欲，尤其是经过玫瑰战争[　玫瑰战争，又称蔷薇战争，指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支持者之间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内战。这场战争得名于两个家族的家徽——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和约克的白玫瑰]之后，更加势衰力微。就这样，这些长久以来不受节制的贵族几乎毫无抵抗就屈服了，起初屈服于亨利八世的骄横霸道，随后又屈服于伊丽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为教会首领，又拥有很多财产，就大手大脚地将产业分给他所宠幸的家族，贵族于是开始向善于巴结君主的宫廷大臣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还有辉煌的宫廷，这些加起来正好满足了她的个人爱好，并增大了她的权利。贵族们高高兴兴地聚集到宫廷来，却没有激起人民的怨恨。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诱惑：能向一个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时能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上博取女王的欢心。

这样的政府，是有利于国家的，因此人们对专制制度并不计较，大臣奴颜媚骨，人民真心爱戴。女王的全部危难，就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危难，因此绅士们对女王的效忠已天经地义。这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职责所在。

自从都铎王朝以来，历代英格兰王族所走过的道路，斯图亚特家族也亦步亦趋。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有吉斯家族血统。以他的家族历史而言，在感情上应该倾向于法兰西，在大陆寻找同盟；但一个英格兰国王，又常常将欧洲大陆的人看作仇敌。不久，人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已成为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础的原则，对他的影响要比对伊丽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更深。他以神学家的高傲和国王的自命不凡，宣告实行那些原则。他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更为直接的论证，来为他的政府措施、任意监禁人民或违法征税进行辩护。到这个时候，他就以法兰西或西班牙君主为榜样。他的大臣们对下议院说：“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该低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反对宫廷的人也不知如何应对上述言辞。人们都相信，帝王的尊严要求所有的帝王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人民又要求自由，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两件相悖的事情。

查理王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成长；成人之后，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将公主许配给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秘密前往马德里亲自向公主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很合年轻王子的意，但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允许，甚至被气哭了。而最终与其说詹姆士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他对宠臣做出了让步。1623年3月，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查理。查理亲眼看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礼仪一般。纵使有少数人反对，国王也能凭自己的意志进行镇压。当然，查理最终与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约，而娶了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两人的婚事从1624年开始商谈，1625年5月正式订立婚约，同年6月在英格兰举行婚礼]，因为他的父王觉得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相联姻。这门亲事对英格兰王子的影响，同他在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这样一来，平民开始再度对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国王长期享受着某种权利，从未遇到障碍，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这种权利滥用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人质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利吗？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从英格兰一个专制君主的暴政中开始的。改革诞生之初，就不分敌我地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将天主教徒推向断头台，另一只手又将柴草点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对新教会的统治。

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国王的改革摇摆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于信仰，这种改革最终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关乎道德的革命，是从信仰出发的改革。

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时，因共同的苦难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短暂联合；到伊丽莎白登基后，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分裂，继而相互仇视。他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政治。英国国教一旦与天主教会分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利，只能享有国君赋予的权利。这么一来，它就不得不承认政治专制体制的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还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宗教上的对手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国君；要完成教会改革，就必须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国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他们只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

新教徒处在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肩负着反对国教和反对国王的双重任务，因此他们在开始时有点迷茫。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其类似的事物，都是肮脏且非法的，但皇权制还不致如此。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而不敢贸然限制君权。如果有人胆敢向神圣的君权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会在内心感谢他们，却不会跟随他们的步伐。

但是必须有所行动，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为政府阻碍了宗教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内心逐渐变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给了理想勇气。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权利，人民开始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权利？是谁夺走了这些权利？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被夺走的权利？不久前，市民们一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就会低头表示恐惧、敬畏；现在，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严厉诘问主教和女王：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利？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质疑与反抗情绪散播到了民间，因为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们所推动的。宫廷与下级贵族，对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们的维新感到满意，所以不太关心宗教信仰。英国平民与这些利益关联很少，却总因当权者的暴行遭受苦难，于是他们对君主的态度与思想逐渐改变。长此以往，他们的怯懦减少了，雄心增长了。市民们的眼界、地主们的眼界，甚至广大农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们大胆探寻天赋权利的秘密，在《圣经》里解读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寻君权的起源。最终，整个英格兰都在谈论追寻君权的性质以及一切权利的性质，这些权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认定这种掠夺他人的权利是合法的，以及这合法性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出于实际需求而非兴趣的探寻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谈论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前所未有的。伊丽莎白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轻视，却要求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专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无意义的虚荣，却促使人们更加大胆。对于这些情况，他虽然恼怒却无力抑压。群众的思想觉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自由——因为没有任何制约了。君主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宠臣们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在宝座上的人，在宫廷里的人，尽管骄纵无礼，却既无权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行为无耻、政风腐败，激发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深刻憎厌，使这些位高权重的人遭到广大平民的唾骂。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声称拥有和贵族平起平坐、对他们冷静衡量的权利了。反对者不久就显露出和当权贵族一样的骄傲，而且比他们更加自信。此时居于反对地位的并不是大贵族，也不是贵族院，而是下议院。他们决心在国家争取过去未曾占有过的地位，在政府施展从未有过的影响。他们漠视国王虚张声势的威吓，尽管态度傲慢，但在言辞方面还不算失礼，却表示一切已完全改变。他们在思想上自视甚高，决心采取权威的行动。这种思想革命的秘密影响已经广为散播，以致在1621年间，詹姆士在等待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他们是来向他提出严厉抗议的），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呢。”如果他能够预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他的讽刺中会少一点痛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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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h3>

查理一世召开议会时，就像一个绝对君主召集许多位国王来开会。此时，君主和人民，尤其是人民，都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目标，他们相互靠近，真诚地希望能够团结，却不知双方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因为大家在思想上都以统治者自居。

议会一开，下议院就开始细致地检查政府的各部院，包括谈判、联盟、财政补助、宗教情况，以及压制教皇制等外交和内政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过问的。他们对国王的牧师蒙塔古博士不满意（1625年7月7日），因为他竟为天主教会辩护，又劝人消极地服从命令；他们对皇家海军也表示不满（8月11日），抱怨它没有为英格兰的商业提供充分保护。他们期望国王为他们伸张所有正义，又决心干预各方面事务，对各项事宜都要进行调查并发表意见。

查理才刚开始施政，所以这些人只是含蓄地批评他的政府。但他们检查政事所涉范围太广，态度又咄咄逼人，令国王感觉受到冒犯，而且他们的直率言论也令国王很不高兴。他们的发言，虽然语气谦虚，内容却十分大胆。“……我们不过是尽责地说出我们的卑见。既然国王陛下经过仔细考虑已经选出这些明智、恭敬又高尚的大臣来辅佐他办理政事，我们就请他率领大臣们共同商量出一个能够解决国家各种弊端的方案，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轻信缺少经验的青年人及头脑简单的人的意见。”这是罗伯特·科顿爵士于8月6日所说的话，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擅长辞令且为人温和。

国王大怒，但并未公开表示不满。他觉得这样的语言虽然不好听，但还算不上危险，况且他需要得到补助款项。上一届议会曾迫切要求同西班牙打仗，新议会当然也要支持战争。查理承诺消除民间的疾苦，同时议会也应该出钱资助他进行战争，一刻也不容延缓。

但是议会不再相信诺言了，即使这位为他们所敬重的国王至今还未曾背弃过任何诺言。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最初，下议院只议决拨给关税一年，上议院不肯批准。宫廷的人质问道，下议院给予当今国王的信任，为什么还没有他们给予以前国王的多？对于从前的几个国王，都是议决关税可供他们在位之日长期使用。如今，国王陛下表现出罕见的诚意，充分公开财政状况，凡是要求提供检查的，从未拒绝。贵族们认为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惹恼一位年轻的国王，这样不够明智，况且国王已经表示愿意同议会友好相处。

下议院并非不肯提供更多的款项，而是他们决心首先解决人民的各种疾苦。国王则为他们胆敢如此发号施令而气愤，下议院已经侵犯了他的君权，他绝不会容忍他们向君权继续发起挑战。于是，8月12日，他解散了议会。

尽管议员与国王之间不乏善意，但他们一见面就发生意见分歧。双方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双方都相信自己主张的权利是合法的。下议院抗称，他们效忠国王，但决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由权；国王说他尊重臣民的自由，但要由自己来治理国家，议员们不得横加干涉。内阁发出命令，让各郡长官以借款的方式来筹措国王所要求的款项。郡官们计划向各郡富户借钱，若有不肯借贷或迟交的，就将其姓名报告宫廷。同时，派舰队出征西班牙的加的斯——这个海湾聚集了许多满载昂贵货物的船舶。为了讨好人民，国王还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天主教徒。平民们要求自由，得到的却只是君主加在敌人头上的一点点苛政。

人民并不满意国王这种令人讨厌的权宜之计，况且这种制裁，即使对象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情。最终，国王亲自卖给他们免罪票，或予以赦宥。借款一事并没有什么进展，进攻加的斯的计划也失败了。公众将这次失败归咎于海军将领的无能以及军队的贪腐，他们抨击政府既做不到知人善用，又不能节制军人的行动。不到六个月，国王就开始考虑召开第二次议会了（1625年2月6日）。当时仇怨还没有深深植根于这位青年国王的灵魂之中。他的专制，出于过分的自信，也出于怯懦。他认为这么快就重新召开议会，下议院必定感觉很高兴。他希望自己表现得坚决，以便使议员们更容易乖乖听话。况且他已采取措施使最能言善辩的几个议员无法出席议会，其中包括白金汉公爵的对头布里斯托尔伯爵，还有爱德华·科克爵士、罗伯特·菲利普斯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弗朗西斯·西摩爵士等人[　共有七人，其他三人名气稍逊，分别是格雷·帕尔默爵士、威廉·弗利特爵士和爱德华·奥尔福德。

]。国王以为，只要这几个人缺席，下议院议员们就会唯命是从。因为据说，人民是爱戴国王的，只是被几个喜欢犯上作乱的人领着走上了邪路。

但是下议院议员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国王才是被人领着走入歧途，要把他从一些宠臣手中拉出来，领回到人民这边来。第一次议会，他们想通过延付款项的办法，来迫使国王消除人民的苦难。于是，现在议会决心攻击国王跟前最宠信的人，此人也是民间疾苦的制造者。2月21日，议员们提出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

这位公爵天生喜欢在宫廷上出风头，却遭到全国人民的嫌恶。他风度翩翩，自命不凡，但却治国无谋，既不以国家利益为念，也不为个人权力烦心，只是一心想与君主并驾齐驱。查理本来想娶西班牙公主，后来在白金汉公爵的干预下断绝了关系。对他来说，取得公众的爱戴，只是让自己凌驾于国王之上的一种手段，因此即使失去民心，他也不以为憾。过去他曾骄横地挟制过詹姆士一世，现在又继续挟制查理，并为此扬扬得意。他的许多计谋，都是以轻佻的情欲为目的。为了引诱一个女人，他能够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祸国殃民。尽管公爵占据着国内最崇高的地位，但在人民眼中，他只是一个有胆无才的佞幸之臣，一个不光彩的暴发户。

虽然下议院对白金汉公爵猛烈攻击，但要证实他的违法行为却十分困难。4月22日，议会作出决议，只要有公众的报告就足以起诉，于是流言成为指控的主要证据。公爵轻易驳斥了大多数控诉，但他也没有得到多大好处。下议院要求改革政府的施政错误。1626年3月间，布里斯托尔伯爵发牢骚说，白金汉公爵害怕他，因此不许他参加议会。贵族们承认了伯爵出席的权力，查理只好将他的名字加入议会，却仍下令要他留在庄园。伯爵第二次向贵族院陈诉，要求核查自己是否有资格出席议会。5月1日，国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弹劾伯爵。为了自卫，布里斯托尔伯爵反过来弹劾白金汉公爵。于是，查理看到他的宠臣被人民和宫廷老臣同时追逼的情景。

议会最终未能给白金汉公爵定下任何罪名，但这件事情深深伤害了国王的自尊心。查理对众议院说道：“我不许你们讯问我的任何臣下，更不用说是在我身边重要的人物。我看得出你们专与白金汉公爵为难，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你们对他的好感。我清楚地记得，在上届议会里，当我父王在位的时候，那些条约是依靠他才取消的，你们大家都敬重他，认为他获得的荣誉太少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们的想法，但我能向你们保证，他不曾干预公众事务及国家政事。他若是办过什么公事，那都是我命令他办的，他从未因此增加过他的财产，反倒是有所损失。我要你们赶快拨款给我，不然将有祸害发生，对你们不利。”同时，查理禁止法官们答复上议院关于布里斯托尔伯爵一案中的某个问话，唯恐答复有利于伯爵。

法官们保持沉默，但下议院不肯罢手。八个下议院议员奉命与上议院一起开会，支持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5月3日）[　根据下议院议事录，这八个下议院议员是达德利·迪格斯爵士、赫伯特先生、塞尔敦先生、格兰维尔先生、皮姆先生、惠特比先生、旺德斯福德先生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

]。会议一结束（5月11日），国王就命人拘捕议员中的达德利·迪格斯爵士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将他们送往伦敦塔监禁起来，理由是他们说话太无礼。被激怒的下议院议员们抗议说，他们要停止办公，直到这两名议员恢复自由。宫廷的朋友们说这将危及议会的命运，他们暗示国王很可能会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君主们一样不要议会，而由自己独自执政。

两个被囚的议员很快被放出伦敦塔。贵族院也要求释放阿伦德尔勋爵——他在贵族院开会时被国王下令拘捕，查理也做出了让步（7月8日）。

尽管查理努力向议会作出各种礼貌的表示，议会也很高兴接受这样的好意，但一切未能阻止事态发展。查理又听说众议员们正在筹备一篇全面的抗议书，于是决定摆脱自己难堪的处境。外间谣传议会将要解散。这时候贵族院开始讨好群众，立刻上书国王，劝他不要解散议会。查理大声说道：“不，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终于，6月15日，查理宣布立即解散议会，还有一道谕旨说明理由，又当众烧毁下议院所拟的谏书。无论何人，凡藏有这份抗议书，都必须立刻将它烧毁。阿伦德尔勋爵被软禁在自己家里，布里斯托尔伯爵被关进伦敦塔。白金汉公爵以为自己安全了，查理也觉得自己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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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议会的召开与解散</h3>

查理的快乐时光和他的眼光一样短。他仍在同西班牙、奥地利进行着劳民伤财的战争，但又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以既征服外面的敌人，又威慑国内的臣民。他的军队数量不多，又缺乏训练，花费惊人。此时，清教徒已经在海军内部占据优势，但查理仍不敢信任民团，因为民团深受市民和乡绅的影响，不愿意受国王节制。他把不听话的议会解散了，但麻烦和障碍依然存在，白金汉那疯狂的骄傲仍在不断给他制造新的麻烦。白金汉与奥地利的安妮公主[　法兰西路易十四世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