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b>

<b>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捍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b>

<h3>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h3>

<b>1791年10月1日，新的国民立法议会开幕，它表示将坚决维护新制度，尊重自由法国的缔造者。开幕会上，立法议会庄严地接受了宪法全文，所有议员起立、脱帽，并向宪法宣誓：不自由毋宁死。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后，立法议会随即开始运转起来。</b>

<b>新成立的立法议会在当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还缺乏稳固性，并且容易受人控制，与国王的关系也并不融洽，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宫廷在制宪会议期间丧失了很多特权，现在希望通过立法议会进行恢复。为了向国王报告立法议会的成立，议会派出了六十人的代表团，但只见到了司法大臣，并被告知第二天中午才能得到国王的接见。宫廷在这件事上的缺乏考虑，使代表团的成员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当受到接见时，身为代表团团长的迪夏斯特尔简短地对国王说：“陛下，我们是来向您报告国民立法议会成立的。”路易十六也相当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后才能到你们那里去。”国王对待议会的这种不明智的态度，严重伤害了人民对国王的感情。议会认为，代表团团长对国王的言行是正确的，并立即决定在迎接国王的仪式问题上实施报复性的行动。以往议会迎接国王时，按照仪式规定，必须称呼国王“陛下”或“主上”，并且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椅供国王落座。国王坐下或起立的时候，代表们必须起立脱帽。现在大多数议员觉得，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没必要向国王这么低三下四。有议员建议将对国王的称呼改为“法国君王”，也有议员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普通扶手椅。尽管还有少数代表不太赞成，但少数服从多数，议会很快表决通过了这两项决议。消息传到立宪派那里，他们认为立法会议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强烈反对这样大不敬的决议。这时也有消息传来，如果议会真这么决定的话，国王将不再出席。最终，议会取消了这项决议。这次的风波算是平息了。</b>

<b>双方终于尽弃前嫌，当路易十六来到时，立法议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尊重。国王发表了主旨为全面和解的讲话。他指出，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互相支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双方都是热爱祖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只有精诚团结，才能粉碎敌人的离间和进攻，才能保障公民的财产和信仰，才能保障行政的公正实施，才能留住那些意图离开的人们。他还就所关心的财政、贸易、民法、工业以及如何巩固新政权等问题向议会提出建议，并承诺将整顿军纪，壮大法国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土。这些话语，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共鸣。</b>

<b>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美好愿望还难以变为现实。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级，由于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处处与革命为敌，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掀起了党派之争。很快，立法议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由于僧侣在国内掀起了骚乱，逃亡贵族开始集结武装，反法同盟也准备进攻，立法议会只得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甚至超出了自身的权限。</b>

<h3>左派右派和中间派</h3>

<b>立法议会成立过程中，由于宫廷、僧侣以及贵族不能左右选举，所以立法议会的成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平民派。同前一个议会相比，本届议会的代表都是反对专制和特权的。由于制宪会议的议员不能连任，选举时要求候选人品德高尚，再加上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原本在制宪议会占少数的平民派，如今却成了议会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议会中很快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各个党派。</b>

<b>立法议会和制宪会议一样，也分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但这三派的性质完全不同。</b>

<b>右派完全是由立宪派组成的，主张用法律保护革命。马蒂厄·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是这一派别的核心人物。右派不但得到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受到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各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的拥护。右派是个温和派，由于在议会中不占优势，很快被政敌左派占据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b>

<b>左派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并组成一个实为从中产阶级向人民大众过渡的政党。由于这个政党的主要人物韦尼奥、戈代、让索内和普罗旺萨尔·伊斯纳尔，都是吉伦特郡的著名演说家，所以得名吉伦特派。该党的主要首领是制宪会议期间曾任巴黎市政机关官员的布里索。布里索对法国内外的形势把握准确，思想敏锐，主张全面改革，拥有很高的威望。秉承民主思想的孔多塞则以深谋远虑著称。左派的活动家是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他谈吐通俗，平易近人，很快便得到巴黎市长这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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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左派中还有一个由夏博、巴齐尔和梅兰·德·提翁维耳等人组成的一个小派别。这些人在吉伦特派里相当于制宪议会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庇尔。作为吉伦特派的辅助组织，这个小派别在议会外掌握着一些俱乐部和群众。但真正的派别领袖却不是他们，而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以及桑泰尔。这个小派别只能以附属地位进行活动，虽然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支持，但要想建立自己的政权，在现阶段还是不大可能的。</b>

<b>完全拥护新制度的中间派作风温和，但力量过于弱小，很难在政治的漩涡中劈风斩浪。国家需要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所以中间派失去了作用，并很快被强势的左派所兼并。</b>

<h3>逃亡贵族和僧侣的反抗</h3>

<b>由于制宪会议时期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层失去了特权，他们便对革命持敌视态度。立法议会面临的处境日益艰难，只能设法压制这些阶层的反抗。路易十六批准宪法时，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提出反对，不建议进行和解。他们认为，国王必须保留旧君主制度时的一切权力。他们的抗议得到王权拥护者的积极响应。军官带领士兵从建制地逃到国外，贵族也放弃城堡出逃。逃亡贵族使出多种手段反抗革命。他们主动接走拖延不走的人，威胁不肯逃亡的贵族，逼迫他们就范，在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法国”。</b>

<b>外国势力对法国内政也横加干涉，庇护甚至支持反革命行径。在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反革命活动竟然已经公开化。各国政府冷落、遣返甚至逮捕法国政府的使节，转而和逃亡贵族的使节打得火热。法国旅客和商人也受到殃及，一旦被怀疑有爱国行动或拥护革命，便会遭到驱逐。瑞典、俄国、西班牙等几个国家，公开表示完全支持逃亡贵族。普鲁士、西班牙、瑞典的军队开始集结，并作好了进攻法国的准备。国外武装势力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将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b>

<b>留守国内的僧侣也蠢蠢欲动，千方百计为逃亡贵族做内应。费里埃侯爵说：“神父们和主教们煽动城乡人民去反对教士法，他们采用狂热信仰的手段。”神父得到主教的命令，要和立宪派的神父划清界限，不能在同一教堂举行仪式。费里埃又说：“除了这些，主教们还四处散布谣言。说立宪派的神父没有资格，不能办理圣事，谁要是参加了，就犯下大罪；立宪派的神父也没有资格证婚，凡是他们证婚的，不但婚姻无效，婚姻当事人和子女也会遭到厄运；人民不能与他们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也不能任用他们，否则就是叛教者；教堂若是任用他们，教堂的管理者和司钟人都应辞职。……通过采用狂热信仰的宣传手段，主教们达到了制造宗教骚乱的目的。”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由于缺少开明的中产阶级，再加上僧侣和贵族对民众的控制，成为爆发骚乱的重灾区。面对逃亡贵族和僧侣对新制度的攻击，吉伦特派计划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反击。布里索认为，对逃亡贵族不能再姑息了，要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对主谋和擅自逃亡的官员，要依法从严惩办，对离国但未叛国的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僧侣的处理意见，吉伦特派人产生了一些分歧，有的认为严格监视即可，有的则认为只有把他们驱出国境才算稳妥。伊斯纳尔性格较急，他着急地说：“采用调解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一再宽容，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只有将他们逼向绝境，他们才无计可施。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明白，革命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b>

<h3>对逃亡者的法令</h3>

<b>立宪派承认现在面临的危险，却又反对以上的所有办法。他们强调，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行动，只要严加防范逃亡者，再对证据确凿的阴谋反抗的教士进行惩办就足够了，否则，就和专制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认为，必须将遵守法律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对待敌人也要这样，否则不公正的先例一开，以后就不可能控制住，革命也必将归于失败。但是，议会已经意识到犹豫不决的危险，即使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仍然在遵守法律和拯救国家之间选择了后者。</b>

<b>10月30日，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亲王路易十八——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必须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否则将取消他的摄政权。可是，在讨论如何处置逃亡贵族和教士时，议会发生了分歧。11月9日，议会向聚集在边境以外的法国人发出通牒，如果他们到1792年1月1日仍不解散，将以阴谋叛国罪判处死刑，其财产将在不侵害合法继承人和债权人权力的前提下充公。20天后，又宣告了对反对派僧侣的类似决定：取消拒绝宣誓的反对派僧侣的年金，并将其看作违法嫌疑人。严格监视仍执迷不悟的僧侣，扣押参加骚动进行反抗宣传的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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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路易十八的法令，国王很快批准。但对其余两项法令，国王选择了拒签。国王亲自给两位逃亡在外的亲王写信，规劝他们回国。但是他的信如泥牛入海，对方毫无回应。对于逃亡国外者，路易十六是持谴责态度的，但也仅仅是援引宪法谴责而已，他拒绝采取任何更进一步的措施。路易十六被认为是与逃亡贵族沆瀣一气，同议会的分裂更是逐渐增大，也引起了吉伦特派的不满。但是，他的做法得到立宪派和郡执政厅的支持。国王如果同立宪派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资产阶级事业，将极大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宫廷势力并没有坚持这样做，他们只是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希望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罢了。宫廷和欧洲各国的联系依然存在，和大臣们密谋反对革命，而且利用并不信任的福扬派反对吉伦特派。这时，领导国务会议的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建立了一个“法兰西俱乐部”。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却披着革命的外衣，表面上遵守宪法，实际上只是玩弄各个党派。宫廷主要依靠这样的人出谋划策，和立宪派渐行渐远，并支持提名佩蒂翁为市长，损害了立宪派的利益。</b>

<b>10月8日，拉法耶特和巴伊分别辞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巴黎市长职务。由于巴黎市长职位的重要性，立宪派打算让拉法耶特接替巴伊任职。但由于宫廷将所有选票投给吉伦特派候选人佩蒂翁，立宪派不但失去了对议会的领导和对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也失去了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11月14日，佩蒂翁以6708票当选，得票率为63.1%。吉伦特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还远远没有满足。他们不想让法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他们先是指责外交大臣德莱萨尔缺乏能力，不能胜任职位，紧接着又将矛头指向陆军大臣迪波塔伊和海军大臣贝特朗·德·摩勒维尔，谴责他们不能有效巩固边防和海防。鉴于全国人民对斯皮尔的主教帮助逃亡者进行军事集结的愤慨，外交委员会建议国王出面，向国境上的亲王们施加压力，使他们在三周内遣散逃亡分子。人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向外界表达法国坚持革命的决心。伊斯纳尔十分赞成这个建议，他说：“是时候向各部大臣、国王和整个欧洲，展示我们的实力和态度的时候了。我们的使命，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以前不令人民满意的大臣们要注意了，今后是为人民鞠躬尽瘁还是抵抗革命，怎么选择全在你们自己。国王也应该知道，国民才是最高主权人。他是受人民委托进行统治的，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我们也要告诉整个欧洲，法国人民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如果各国政府依旧执迷不悟，干涉法国的革命，我们愿同他决一死战。”他的讲话被众人热烈的掌声打断，他接着说道：“请先不要鼓掌，不要鼓掌！我们要告诉欧洲各国，我们是朋友，只不过有无耻的阴谋家在中间挑拨罢了，一旦大家发现真相，就会惩罚阴谋家，握手言和。”议会通过这项提案后，于11月29日派出以沃布朗为发言人的代表团晋见路易十六。沃布朗对国王说：“陛下，由于逃亡分子在国外积极备战，我国的形势不稳。德意志王侯们无视他们与法国签订的条约，背信弃义地支持这些逃亡分子。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不得不将偿还自己债权人的巨款用作军费。陛下，应该以您的身份，呼吁他们停止敌对行动。否则，法国将视其为敌人。虽然我们与他们是友好邻邦，尊重他们的法律和习惯，但是，这种尊重应该是双向的，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将唤醒他们的国民，将革命的热潮引到他们的国家去。”路易十六认可这个意见，几天后告诉议会，他决定发出通知，截止到1月15日，哪个国家境内还有法国逃亡分子的备战活动，哪个国家就是法国的敌人。国王还说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写信，希望他规劝帝国中那些固执己见的人，以免引起大家不愿看到的后果。国王强调，如果这些国家不理会他的声明，那么，法国将不得不诉诸战争。</b>

<b>有关的军事准备也在紧张进行中。12月6日，年富力壮的纳博纳接替迪波塔伊担任陆军大臣，上任伊始，他便赶到国境线，用议会批准的二千万里弗的特别费征集了五万人的军队，还整编了三支军队。最后，控诉了王弟殿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冻结了他们的财产，王弟的摄政权也被剥夺。特里尔的选侯谎称答应解散集结的逃亡分子。本德尔元帅接到奥地利命令，保护受到攻击的选侯。奥地利还批准恢复有采邑的王侯们在阿尔萨斯的权力，要求法国必须在该地区恢复封建制度，且绝不能用金钱赔偿他们失去的权力，否则，奥地利将诉诸武力。维也纳政府已开始采取武力的方式，八万六千人的军队随时准备向法国边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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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新内阁的成立</h3>

<b>形势万分危急，议会觉得皇帝有必要赶快作出决定。负责奥地利外交事务的考尼茨亲王认为保护各王国安全和荣誉的君主联盟是合法的，吉伦特派则希望在2月10日前知道这个联盟对法国的态度。考虑到战争时期有些大臣会靠不住，吉伦特派提前对他们进行了控告。国务会议中反对革命的德莱萨尔和贝特朗·德·摩勒维尔都名列其中，前者被送到奥尔良高级法院，后者则狡辩逃脱。看到议会这样控告国务会议成员，国王惊恐万分，却又不得不从胜利的党派中选用新的大臣。</b>

<b>新的内阁组成了，海军大臣是拉科斯特；陆军先是大臣格拉夫，后被塞尔旺代替；财政大臣是克拉维埃尔；司法大臣是迪朗敦；外交大臣是迪穆里埃；内政大臣是罗兰。迪穆里埃和罗兰是国务会议中的杰出人物。迪穆里埃的政治生活可以划分为两段，前面是追求显达，后面则是保全禄位。他善于把握时势，从革命之前到共和时代，先后扮演过宫廷近臣、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多种角色。他性格果断，敢作敢为，精明能干，符合上流社会的人物特征，当然他有各种短处，比如冒失轻率，思想和方法都反复无常，最显著的缺点是没有政治信念。他实际上是利用各种势力达成自己的愿望，相当于各党派的雇佣。由于缺乏强烈的爱憎，他不可能成为支配者。罗兰则恰恰相反，他思想坚定，热爱自由，行为朴实，在共和时代如鱼得水，但是在革命时期，由于天赋不高，性格拘谨，不善于应付乱局和党争，单凭他是难以胜任的。好在他的夫人机智坚毅，既有雄心壮志，又有远见，弥补了他的不足。罗兰夫人知人善用，是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宫廷关心的事情显然和内阁并不一致。当法国面临危险处境的时候，宫廷似乎对礼制更为关心，司仪官有一次拦住着装不当的罗兰，向迪穆里埃控告。迪穆里埃冷淡地说：“是啊，什么都完了！”</b>

<b>法国面临的形势现在更为严峻了。利奥波德死后，继位者弗朗茨二世好战冒进，维也纳宫廷加快作出了武装干涉法国的决定。奥地利先是集结军队，划分营地，任命将领，紧接着便侵入巴塞尔，并准备打开进入杜郡的通道。奥地利的企图昭然若揭。更多的逃亡分子在科布伦次集结起来。虽然维也纳宫廷暂时解散了这些逃亡者，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法国要求考尼茨亲王解释，结果亲王连面都不露，授权科本泽耳男爵作答，说奥地利还将坚持以前提出的条件：归还教会的财产，恢复以前的君主制度，恢复德意志王侯的一切封建权力，并归还他们阿尔萨斯的土地，向教皇归还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的领地。这也是奥地利的最后通牒。</b>

<b>在这种情况下，一点协商的余地都没有了，想维持和平绝对是痴心妄想。法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整个问题归结在一点：是应该被动应战还是应该先发制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逼迫人民反抗的人，而不是首先宣战的人。</b>

<h3>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战争</h3>

<b>4月20日，在全体大臣的陪同下，路易十六来到议会。他说：“希望大家关注我国的政治形势，下面请外交大臣宣读这份特别的报告。”迪穆里埃随后向各位议员详细讲述了奥地利的所作所为。他指出，奥地利积极扩充军备，组织了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公开庇护逃亡分子，并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些敌对行动，严重侵犯了法国国民的各种权力，是大家所不容许的。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安全，应该对奥地利宣战。这时，路易十六说：“先生们，尽管之前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维持和平，但谁也不能侵犯我们人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我的意见和国务大臣们一致，也和国民议会一致，也和王国各地多数公民一致。今天，根据宪法规定，我提议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宣战。”气氛一时严峻到了极点，听到这样重大的决定，不少议员又激动又紧张，以至于都说不出话来，连鼓掌也都忘了。当天晚上，特别会议在议会紧张召开，并通过了宣战的决定。战争的大幕随即拉开，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竟然延续了二十多年，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b>

<b>对外宣战的消息传出，整个法国都沸腾起来了。大家纷纷请愿参战。到处都是自愿为战争服务的人，招募军队、组织捐献、制造兵器……全国人民都自觉动员起来。这种热情，为战争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但民间力量终究不能代替正规军成为战争的主力。当时法国主要分成三大军区，主张采取守势的罗尚博元帅指挥四万八千人的北路军，负责敦刻尔克到菲利普维尔这一区域；部署在菲利普维尔和魏森堡防线之间的中路军有五万两千人，由拉法耶特指挥；吕克内元帅指挥四万三千人的莱茵军，负责魏森堡防线和巴塞尔之间。另外，孟德斯鸠将军率领少量军队负责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方面的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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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张主动进攻的外交大臣迪穆里埃负责指挥军事，进攻自然按照他的意图进行。主张采取守势的罗尚博元帅的意见未被采纳。由于比利时曾于1790年遭到过奥地利的镇压，他希望通过比利时这个薄弱环节打开局面。三路进攻随即展开，一路是泰奥巴德·迪龙率领的四千人从里尔向土尔内挺进，一路是比隆率领一万人从瓦朗西安向蒙斯挺进，第三路是拉法耶特率领他的部分军队从梅斯向那慕尔强行军推进。但是，迪穆里埃的这个计划并不是最适合的。由于军队适应能力差，指挥官们配合缺乏默契，再加上主力部队不够强大，他们很快尝到失败的滋味。刚和敌军接触，泰奥巴德·迪龙和比隆的军队便溃不成军，迪龙兵败身亡，比隆狼狈回营。看到这两路军队的败绩，拉法耶特认为胜利无望，便下令撤退。这激起了罗尚博的强烈不满，他一怒之下辞去职务。攻守之势随即发生了改变。原来的三个军区压缩成了两个，拉法耶特负责防守海滨至隆维，吕克内负责防守摩泽尔河到汝拉山。在这种部署下，法国作好了迎击反法联军的准备。</b>

<h3>吉伦特派的垮台</h3>

<b>由于战争初期的失利，福扬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将军们指责迪穆里埃的作战计划，内阁却谴责纳博纳麾下的将军们执行不力，将矛头指向了立宪派。雅各宾派则谴责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看到不利于法国的战争形势后，反革命分子个个欣喜若狂，认为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甚至开始幻想旧制度的复辟。人们怀疑，国王禁卫军扩编到六千人，吸收了不少反革命分子，肯定是与反法联军相互勾结。议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宣布进入了战争时期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国家的存亡被放在第一位，法律反而退居次席了。议会不但解散了国王的禁卫军，还颁布法令放逐反对派教士，并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后备军。议会动员一切力量，组织群众武装。</b>

<b>立宪派强烈反对议会的这些措施，特别指出两万人的后备军实际上是一支党派军队，会被用于反对国民自卫军和国王。国民自卫军却予以否认。后备军队很快成立，代表下层阶级的长矛连队也被编入。这更加激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不能容忍用下层的平民代替资产阶级。对流放教士的法令，他们也是强烈反对。</b>

<b>在此之前，国王和大臣的关系已经疏远，彼此开始相互苛求指责。国王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合作，几乎已经走到尽头，他不愿在宗教方面作任何让步，对流放教士的法令，始终未置可否。罗兰上书国王，希望他做革命时期的国王，遵守对宪法的义务。路易十六勃然大怒，决定与吉伦特派彻底决裂。野心勃勃的迪穆里埃在内阁中建立了一个分裂派，在背后支持国王的决定。为笼络人心，迪穆里埃建议国王先批准那些法令，再逐步地清除异己。不过，由于6月13日路易十六免除了大部分大臣，并否定了那些法令，迪穆里埃的阴谋没有达成。</b>

<b>国王开始组建新的内阁。除了拉科斯特和迪朗敦仍暂时留任司法大臣和海军大臣外，新任职的外交大臣西皮翁·商波纳、内政大臣泰里埃·蒙泰尔、财政大臣博利厄、陆军大臣拉雅尔都是默默无闻的福扬派。温和的福扬派夹于革命派和守旧派之间，连立足都成了问题，更别提能有什么建树了。看到他们毫无指望，国王偷偷派马莱·迪庞到同盟国去，希望能从欧洲寻求帮助。国内方面，福扬派分子，以拉利·托朗达耳和马卢埃为首的温和派，在立宪派中威望很高的拉法耶特，他们联合起来，力图压制各俱乐部，强化王权。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旧政党来反对在平民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雅各宾派，拉法耶特写信要求取缔各俱乐部，巩固立宪君主的地位，并指出所有的救国措施都不能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结果，这封信不但引起了议会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也殃及了拉法耶特的威望。</b>

<b>吉伦特派为了保全自己的党和革命，希望利用立宪派的力量再度取得权势。为了把国王拉拢过来，他们采用了组织群众紧急请愿的方式。严格说来，这种方式是违反禁止集会的法令的。但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群众请愿甚至得到了默许和纵容。当时人民异常亢奋，很容易发动起来。6月20日是网球场宣誓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八千余名群众手执武器，打着庆祝公民活动和种植五月桂纪念自由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向议会涌去。</b>

<h3>民众的暴动请愿</h3>

<b>当检察官罗德雷来向议会报告此事的时候，请愿队伍已经来到议会门前，要求在议会前列队游行。在是否接见他们这个问题上，议会中右派和左派又发生了争论。韦尼奥认为，虽然让武装群众进入会场有违原则，但由于以前已有先例，这时再想拒绝是不大可能的。请愿队伍的代表团受到议会接见。代表团发言人态度非常强硬，他声明，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力，谁要是反对人民，将被清理出去。这次请愿的目的，是因为对国王免去爱国大臣、任意支配人民幸福而不满，是对前方军队按兵不动不满，希望议会能够彻查原因并进行处理。议会答应考虑他们的意见，并允许他们在议会内列队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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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妇女、儿童、国民自卫军和手执长矛的人，都加入到请愿队伍，人数已经超过三万。在桑泰尔和圣于吕格侯爵带领下，他们举着革命的旗帜和标语，走出议会后向王宫进发。群众浩浩荡荡，涌入王宫。他们用斧头劈砍国王寝宫的大门，只带了几个随从的路易十六吩咐把门打开，沉着坚定地和群众面对面谈话。当群众高呼要求批准法令时，路易十六指出群众采取的这种方式和请求的时间都不合适。在拒绝了群众的主要诉求后，他可能觉得有所不妥，便放下尊严，戴上了群众用长矛尖挑过来的小红帽。后来，国王口渴了，将群众递过来的水一饮而尽。看到国王有些屈尊的表现，群众十分满意。听到群众冲入王宫后，议会十分紧张，匆匆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并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保护国王安全。最后，在佩蒂翁市长的劝说下，请愿的群众终于撤退了。</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