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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中也充斥着很多伪善和残忍，甚至还有大量的种族情绪和傲慢自大的种族主义。但是当时公众的感情取舍却走向了另外一面，认为带有伪善的理想主义是值得坚持的。当调查显示，在刚果为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工作的代理人使用十分类似于奴隶制的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来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欧洲的公共舆论一片哗然。利奥波德被迫放弃了他的个人投资，比利时政府在1908年接管了刚果。

欧洲人对于在刚果揭露的强迫劳动反应非常强烈，因为从19世纪开始，废除奴隶制度是军事干涉非洲事务的推动力之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论证欧洲人控制非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终禁止奴隶贸易，以此说明欧洲人出现于非洲内陆是公正合法的。

但是欧洲人的道德观、人道主义意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野蛮的奴隶制、多神教信仰和专制的法律制裁都是通过非洲国王的行政人员和护卫执行的，但是对于出现在非洲的“工资劳动”非洲人几乎没有任何认识，并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或寻找另外一种可替代的雇佣关系。事实上文明的发展需要非洲的劳动力，而由于奴隶制直接诉诸武力在欧洲人看来是非正义的，所以帝国行政官员通常采取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荒谬的借口。他们要求非洲人用现金支付税收。但是大部分非洲人为了交付这种新的税收只能挣取由欧洲雇主所提供的现金工资。这样欧洲雇主就能确保其将要实施的任何项目，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都会得到充足的劳动力。

在迫使非洲向欧洲文明开放方面，两个彼此竞争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英国。法国1830年开始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战争，并首先获得了非洲的领土。为了尽力守卫这块殖民地开放的沙漠地带，富于冒险精神的法国士兵深入了撒哈拉沙漠，在那里，他们与位于塞内加尔的法兰西帝国代表汇合。法国军队和法国传教士有一种教化非洲的梦想，并梦想通过建立从大西洋到红海横跨北方大陆的庞大帝国让法国变得强大。

法国的帝国野心同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相冲突。这种对非洲未来设想的伟大斗士是塞西尔·罗得斯（1902年逝世），他早年在南非的金刚石矿中致富，之后投身政治。罗得斯努力争取英国大众对他的非洲政策的支持。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出现了与这种广泛流传的基督福音派的认识相对立的观点：新的冷酷学派思想，认为对于所有历史和人类生活来讲生存是关键，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英国殖民者占领土地的面积和英国移民的规模。

受到英国为生存而奋斗的思想影响较晚的德国，1884年也出现在非洲，但是它以在非洲（坦噶尼喀、西南非洲和喀麦隆）和大洋洲（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更加残忍的侵略态度去弥补这一点。意大利也像法国和英国那样，但是在红海取得些许胜利之后，1890年意大利耻辱地败于重振雄风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手中，这也是非洲国家成功驱逐欧洲侵略者的唯一例子。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组织了一个“探索和教化”刚果盆地的国际协会。这个国际协会很快成为掠夺这一地区资源的私人工具。同样葡萄牙也重申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领土所有权。

这些急切的欧洲殖民主义者间的冲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起初的主要竞争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危机开始于1898年当法国殖民者占领了一个位于尼罗河上游沿岸的荒凉村落法绍达时。法国对上尼罗河的控制看起来似乎威胁了英国对埃及地区的间接控制（1882年实现），并打乱了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通过英国调动在埃及的军队为镇压大量的激进马赫迪穆斯林派追随者并阻止法国向东非移动就可以看出，英国实际上已经预计到了法国将向尼罗河开进。英国为埃及再次征服苏丹动用了数目可观的兵力，但是在法国人到达法绍达之前，一支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已经开始行动，并在脆弱的法国工事建立后不久就到达了这里。在极其紧张的几星期之后，法国在两国之间战争一触即发时退让了；法绍达危机结束。

在之后的几年中，两个主要殖民帝国和平解决了它们之间在一些重要地区的领土争端。这是由于欧洲局势迫使法国和英国结盟去遏制德国力量的兴起。后来在非洲的冲突往往加强了英法的重新修好。德国首先通过对英国在激烈的战争（1899～1902年）中打败的布尔人表示同情来激怒英国。之后德国做出支持摩洛哥苏丹反对法国对其控制的姿态（1905、1911年）来向法国挑衅。这些帝国的争执极大地加剧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局势。

尽管在1875～1914年，欧洲殖民地管理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它们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仍然是肤浅的。在南非和阿尔及利亚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但是在其他地区只有少数欧洲人定居点，并且在很多地区欧洲人只是扮演一种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规则和制度很难实施到日常生活的事物中。

两种不同的帝国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殖民管理。一般来说，英国倾向于间接统治。这是基于印度的管理模式，在印度，英国的顾问置身于当地统治者的宫廷之上，足以长期地控制所有重要的事物。将这种模式运用到非洲，意味着先前的酋长和国王仍然存在于政府之中，并服从于来自英国常驻官方的偶尔干涉和很多意见。

法国倾向于直接统治。也就是他们委任地方官员按照中央殖民政府的意见处理事务。这些官员有些是白人，有些是黑人；在理论和某种程度的现实层面上来讲，符合条件的人不是因为肤色，而在于教育和技能。

法国殖民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文化同化，在法国学校受教育的非洲人至少从原则上来讲会成为法国人，尽管其皮肤是黑色的。倾向于间接统治的英国为当地文化传统的保护留有更大的空间。而实际上英国殖民管理者有时发现，当大多数有政治意识的非洲人不再支持那些没有信誉的首领和国王时，他们仍然支持陈旧和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但是帝国理论只是决定殖民管理实际特点的小部分因素。而财政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非洲是贫穷的，而且非洲的税收收入不足以满足欧洲殖民者想要实施的项目。因此，承诺增加税收的任何事情都会受到热切欢迎。这意味着要鼓励人们在非洲投资的愿望。无论对欧洲的投资者还是殖民管理者来讲，矿业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开采黄金、铜和其他金属能提供最可靠的利润和最适宜的税收资源。因此，一旦当地非洲人同矿业和类似的发展发生冲突时，本地非洲人的利益就被漠视。

但是，当地非洲人经常反抗欧洲的行动。有时首领和国王调动他们的各种资源去反对或击退欧洲势力。阿特拉斯山的柏柏尔人全民皆兵反抗法国人达几十年；西非的阿散蒂王国对英国掀起了四次反抗，直到1901年才被英国最终吞并进黄金海岸（现代加纳）。同样在南非，直到在战场（1879年）上摧毁了最高首领的军事力量之后，祖鲁人才最终屈服于英国的间接统治。

这些抵抗和其他相关的努力都失败了，只有1896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击败意大利是唯一的例外。很多非洲统治者认识到，武装反抗欧洲军队是没有效果的，他们或多或少自愿地开始同欧洲殖民者进行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间接统治模式是最富成效的。事实上，有时非洲统治者可以在欧洲殖民管理机构的庇护之下来强化和巩固政权，例如布干达王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其他例子中，欧洲殖民统治者帮助濒临分裂的非洲国家，并且承认统治者对领土所具有的合法权力以及他一贯所享有的特权。例如巴苏陀兰就是一个例子，英国殖民统治者在1868年进行干涉，搭救了布尔人所破坏的部落。

即使拥有最完备的官僚制的直接殖民统治也并没有摧毁原有社会结构。具有亲属关系的群体、村庄和氏族纽带仍旧保持着，而且殖民管理者必须通过这些机构来管理所有居民。因此，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之间的区别很容易被夸大。任何事情都依赖于殖民管理者所认识和利用的当地社会结构的领土规模。处理这些事务的政策只会起到有限的作用。殖民官员通常只是在对付从各种地方局势中所涌现出来的本土领导者。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除此以外的地方事务有足够的控制。因此，例如法国，无论他们理论上如何偏爱统一的官僚政治机构，但是实际上他们必须接受间接统治的做法。例如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情况，欧洲外交斗争要求他们维持政府中的本土穆斯林统治者。

尽管事实上欧洲的殖民政府长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但是它的建立仍然为非洲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明确的边界被划定并且所有欧洲列强势力都一致接受时，暴力冲突的规模迅速降低。直到大约1900年，流血冲突仍然广泛存在。在欧洲渗透到内陆前几十年中，非洲一直深陷在流血冲突中。事实上很多著名的非洲国家都是由于战争而建立，并且几乎每年都进行战争。但是一旦欧洲远征军证明了当地非洲军队和欧洲军队在正面交火中是如此的不平等（这是由于欧洲武器、训练和后勤体系的作用）时，大规模的暴力活动的机会迅速减少了。从前的敌人必须共同生存，而且经常是在同一个殖民管理机构中。非洲的好战部落劫掠家畜和搜捕奴隶的现象被有效地取缔了。这在社会风气和道德价值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变化。有时通过中止战争和暴力，两个曾经军事力量平衡的不同非洲民族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肯尼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例如马赛人曾经是家畜的饲养者和战士，失去了传统职业和存在的理由，而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库尤人则人口增加，很快超过他们的敌人——马赛人。

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被压制通常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各种农业进步也有助于人口增长，如尼罗河谷建立了更多的灌溉设施，一些新的经济作物出现，例如西非的可可豆和花生，东非的甘蔗和咖啡，南非的香蕉和桔子等。不久在大陆的部分农村地区产生了人口过剩问题，人们开始涌向城市。这些人从宁静的乡村涌入到新涌现出的欧洲式的喧闹的城市中，但是面临着适应和习惯城市环境的困难。

然而，直到1914年，打破非洲传统生活模式的现象都不是很常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只给非洲大陆造成了很少的骚乱。德国殖民地轻易地就被英国和法国占领，并且在战后再次毫无悬念地由胜利者瓜分。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辉煌时期。支持帝国主义者奋斗的思想和理论在1918年以后削弱了，热心的鼓吹者曾经允诺给欧洲贪婪的投资者所预想的利润几乎很少实现。事实上总体来讲，帝国主义从未真正得到现金回报。非洲殖民地管理和发展的代价可能超过了从非洲出口到欧洲的货物的价值。当然个人的矿厂和其他公司有时为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创造了惊人的利润；但是其他投资都失败了，公共投资很少完全从地方财力中支付。一切取决于哪些被计作成本，只有充满偏见和天真的人才会认为，白种人是通过压榨非洲取得了巨额财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和平景象。殖民管理者很少遭遇叛乱，不同殖民势力之间的冲突也很小。非洲有三个独立的国家，分别是南非联邦、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是英国皇室的自治领，建立于1908年，并且给予布尔人和英国人这样的白人完全的政治自治。1847年在西非海岸建立利比里亚，是曾经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回到非洲后的家园。利比里亚作为一个共和国，通过一部效仿美国的宪法进行统治。

从西奥多（1855～1868年在位）开始，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皇帝都是一些精力非常旺盛、充满野心且残酷的人，他们一方面利用军事力量，一方面通过提倡体现于阿比西尼亚基督教会的古代文化传统将阿比西尼亚高原这些难以驾驭的民族融为一体。无论如何，1934年意大利侵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洗刷在1896年失败的耻辱。这次他们在飞机和毒气的帮助下将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赶下王位，并且使埃塞俄比亚成为这个短命帝国在非洲的主要支柱。

英国在1922年从法律上确认埃及的独立，后来在1936年通过条约保证迅速地撤出尼罗河畔的全部英国军队，这些标志着英国开始退缩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平衡了那些后起的欧洲帝国列强的扩张成绩。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历史最重要的方面不是体现在政治上，而是在经济和心理方面。在1918～1945年之间，非洲人所经历的各种新体验深刻地削弱了所有传统的社会模式。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军队中服役的人学习了新的技术、看到了新的景象，这使他们不愿意再回到乡村生活。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孩子通常也有同样的反应，特别当他们可以进入中学或者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学习时。更多的是那些离开本地社群到一些矿井或城镇中工作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在新环境、新工作中经历了这种与旧风俗迥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当这些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每天都彼此密切交往时，所要关心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互相适应的基础。亲属关系和部落行为规范显然完全不再适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欧洲法律和习惯所提供的模式具有很大优势。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于欧洲人来说没有什么新鲜的，学校和行政官员都鼓励非洲人越来越遵从欧洲的规范。城市生活唯一有效替代的模式是伊斯兰教。在非洲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那里的人们仍然顽固地坚持他们的传统。然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甚至在那些先前伊斯兰教统治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地方（例如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式的文明生活与西方模式竞争时表现得并不很成功。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有萎缩的趋向，因为它同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政治结构相联系，而生活在现代城市的非洲人将非洲的衰弱和贫困（以及欧洲的剥削）归咎于此。

这种过程造就了少数但战略地位优越的一批非洲人，他们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而充分地学习西方知识和技能。在不同殖民地之间他们的数量和自觉性组织的水平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普遍存在并准备从欧洲行政官员手中接管统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帝国政府相继决定放弃非洲殖民管理的包袱时。

大洋洲的土著居民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命运。在大洋洲所有的较小岛屿和澳大利亚，随着白人的到来，接踵而至的是疾病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当地的土著濒临灭绝。白人定居者占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像南非一样分别在1901年和1907年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一样，新西兰的毛利人在同白人首次接触后经历了人口迅速下降的过程，但是大约在1900年之后人口数量开始增加。从那时起毛利人迅速增长。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并以马铃薯为生。最初起源于南美洲的马铃薯是白人引进到新西兰的新作物。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另外一个大的群岛夏威夷，土著人几乎灭绝。从1810年开始，这个群岛被统一在土著王朝之下，但是在1893年美国人策动了一次政变，并且在1898年宣布这个群岛被美国吞并。在统治转变前后，接连不断的移民到达这个群岛，并在美国企业家建立的种植园中工作。这些移民中日本人数量最多，但是也包括各个人种和民族。原有的波利尼西亚群体崩溃了，幸存者成为少数民族。

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如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原始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改变，这主要因为西方人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其他的岛屿中，如菲律宾的土著居民成功地适应了外国统治，首先是西班牙（自1571年），继而是美国。只有少数岛屿（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全部灭绝。但是西方的入侵将先前独立的民族和源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移民融为一体，因此，削弱了每一个地区的本土文化和种族特性。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东南亚高原、西伯利亚北部和巴西雨林），直到19世纪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仍然设法维持生存。因此，整体上来看，现代人运用在工业革命中所取得的运输和通信的新手段不断向外拓展，加速了人类均匀分布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的这一过程往往依赖于跨越文化、地理和基因遗传的界限、长距离的人口迁徙和货物贸易。

因此，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规模和速度与之前不同。而欧洲人和具有欧洲血统的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扮演着推动革新的主导者，从各个文明中心在欧洲和亚洲诞生以来，他们的主导角色在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

为了完成对世界历史的概述，应当在最后两章中对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作一个更加仔细的考察，而这也是作为独立审视主导当代局势的不断增强的世界范围互动进度的开端。

[1]祖鲁军事专制王国的建立者沙卡（1787～1828年）通过以近距离使用的重矛代替了传统的投掷器来武装士兵，并改革军事战术。产生的结果非常类似于古代希腊引进方阵战术一样，实际上沙卡的军队以不同的年龄段来组织，并使军队常年保持战备状态，与古代斯巴达莱格古的体制不太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