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791年宪法的最大缺陷是它将广泛权力（例如，对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否决权、军事官员的委任权等）授予早就丧失对一切革命事业同情的路易十六。事实上他已经开始积极同国外王室（奥地利和普鲁士）和逃离法国移居国外的贵族进行密谋。1792年4月，反击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爆发，最初法军遭遇失败。这引起对国王的怀疑，直到1792年8月，巴黎人民再次果断干预，并使立法会议将路易十六排除在实践宪法权力之外。选举产生新的议会——国民公会肩负起制定另一部宪法的任务。
这开辟了革命的第二个也是更彻底的阶段。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并且为了反对“人民公敌”而实施恐怖统治；有几千人被当场裁决为有罪，以符合科学效率的方式被斩首，而这得益于吉犹坦医生发明的斩首机器。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救国委员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安委员会。很快为保卫国家而招募所有强壮公民的积极努力开始发挥作用，不久法国军队到达莱茵河将革命的原则传播到比利时和德国西部。
同时在法国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别为寻求辩护并巩固其权力而组织了富有激情并极为有效的宣传。从1793年到1794年上半年最成功的是雅各宾俱乐部，活跃的、富有雄心的革命者聚集在这里聆听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和其他寻求以“共和原则”的名义开创一种高尚的道德统治的人热情洋溢的演说。反对派不满于在国民公会的议员席上用对话和投票解决分歧。为了帮助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逐一战胜并摧毁“叛国者”群体，起义者的游行示威和断头台开始被应用。但随着革命军队击退外国入侵者，这种高压暴力的公正性削弱了。当在一次出乎意料的国民公会的表决导致罗伯斯庇尔被捕并处死刑时，1794年7月（革命历法“热月”）国民公会成员对政治事务做出新的回应。尽管至少是罗伯斯庇尔的一些敌人对此毫无预料，但代表革命激进主义者被免职却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不久公安委员会也被废除了。
国民公会最终在1795年完成了制定一部法国新宪法的工作。随即成立的督政府在此后的四年中管理国家。1799年的“雾月政变”使法国年轻军官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掌权。他制定一系列法律，每部法律都让他比前任者拥有更强大的绝对权威。即使在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皇帝后，他费尽心机为了证明自己的声望，坚持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批准他不断提出的法律。
事实上拿破仑在很多方面是革命真正的继承者。他完成法国法律（《拿破仑法典》）的修订，这些法律成为日常法律的实践，其中很多原则在革命演说者常见的术语中得到了确切的阐述，如契约、公民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废除法律面前的阶级差异等。《拿破仑法典》为那些由于拿破仑军队的胜利而处于法国影响下的国家的法律改革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样板。一旦这些改变简化了地区或国家的日常事务和法律关系，复辟混乱的旧制度和特权阶层被证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352M.jpg" /><h3>欧洲其他地区的民主革命</h3>
因此，即使拿破仑最终被几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所打败（1812～1815年），也无法消除整个欧洲所经历的革命性巨变的痕迹。事实上直到1815年那些拿破仑最根深蒂固的敌人都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之后欧洲君主们知道如何通过效法法国臣民呼吁他们国民的感情和兴趣来激发爱国热情，这让他们的军队和臣民有能力面对和摧毁拿破仑的军队。
可以确定的是维也纳会议（1815年）所达成的和平条约没能像许多德意志爱国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并再次将政治分裂的意大利置于奥地利和罗马教皇的影响下。
奥地利首相、《维也纳和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克里曼斯·冯·梅特涅试图以战败的法国制衡俄国，而比起拿破仑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对重建欧洲的想法更加漠视。梅特涅成功地挫败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强烈的抱负，并在很多年中坚信需要谨慎地抑制群众革命，以防再次破坏欧洲的和平。
但自由和革命的愿望仍旧活跃，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间。在1830年，之后又在1848～1849年间，在欧洲很多重要地区民众的兴起推翻了旧权威。但是并没有像革命者所希望的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直到拿破仑三世效法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以全民投票作为保证，将他的总统选举转变为个人皇帝选举之前，法国再次成为共和国（1848～1852年）。英国虽然避免了革命，但是当几近普遍的成年男子选举权被提出时，也着手开始部分的政策改革，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到1884年间逐步扩大了选举权。
1848年革命的失败让很多人对依靠人民意愿来真正彻底实现政治变革感到绝望。然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执政）和一些受到影响的英国政治家都认为，输出自由主义和议会政府对其他的欧洲民族来讲是件好事，应该得到支持。1848年后俄国成为中欧政治局势的主要后盾。当俄国鲁莽地陷入到与土耳其的战争（1854年）之中，法国和英国热心地援助土耳其，并在俄国自己的领土克里米亚将其打败。
沙皇独裁专制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虚弱表现使俄国容忍了两个大胆的政治冒险家：撒丁王国首相卡米罗·加富尔（1861年去世）和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98年去世），他们在1859～1871年期间以各自君主国为中心统一了意大利和德意志。俾斯麦通过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的三次迅速的胜利战争而获得成功。前两次战争没有留下长久的遗留问题，但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所签定的和平条约（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让所有爱国的法国人都渴望复仇。然而，只要俾斯麦一直保持着对德国政策的控制，法国在欧洲大陆是无法找到同盟的；而且党派纷争也削弱了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被击败的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尽管罗马教皇不断地表示反对，并且对失去在意大利中部地区领土的统治感到极为愤怒，君主立宪制在意大利还是被接受了。然而，在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一个新君主化的德国（1871～1918年）制定了一个将无法调和的政治思想相融合的宪法；它虽然经过精心的设计，但结果却产生了不稳定的状态。民主原则以全体具有选举权的成人选举产生国会的形式被接受，这保证了批准预算的权力。然而，并没有放弃专制的原则（以神的权力统治）。德国皇帝保持着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全权，主要的大臣、首相不对国会负责，且仅对皇帝一人负责。
不像与之敌对的普鲁士那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认为，在民选代议制的政府中不可能达到这种被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状态。在他们的帝国中居住着众多民族，彼此激烈的争执以至于不会出现任何的民主共识。尽管如此，在1914年欧洲的主要国家甚至在俄国（从1906年开始）都存在着一些议会选举的机构。每个政府都寻求在官方政策和通过报纸和政党表达并产生的“公众意见”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
表面上这种民选政府的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种源于1789年的思想对于大多数致力于时局的人们来说不再是一个疯狂和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实际上随着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传遍整个欧洲，它在与一些旧制度成分的混合中遭到了削弱。这尤其体现在中欧和东欧，那里源于上层的官僚控制比起奥地利、俄国和德国政府所显示出的议会困境来讲，其更富活力的现实依然未变。东欧社会的主要变革通常是由官方行为的附带结果所导致的，例如农奴制的废除（奥地利于1848年，俄国于1861年）和在匈牙利（1867年）所确立的广泛的政治自治。从80年代开始在俄国变得重要的铁路建设和主要矿业以及工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方牵头或政府给予的特殊许可。
在西欧一些的确比较自由的国家中，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公司、企业联盟（卡特尔）、工会、政党、教会，以及特殊的职业团体如军官、官僚、律师和其他行业等，都在19世纪捍卫人民主权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其方式正如在大革命前夜乱作一团的既得利益者捍卫国王主权一样有效。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革命者当然要为自由而奋斗，这个曾在19世纪初期激发了很多光明希望的民主政府变得破败。民主的理想与其影响力惨淡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权阶层从不畏惧为民族奋斗的毫不掩饰的革命者，反而更可能像俾斯麦那样知晓如何通过在幕后操纵大量民主化政治活动的杠杆来扩大并强化自己的权力。
因此，在19世纪后期革命者的热情（或至少是革命的言辞）从自由主义转到了社会主义方向。1848年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发表了作为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何注定要夺取政权，从而开创真正自由、平等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一直伴随着混乱的争吵，直到马克思逝世后相对稳定的组织——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才得以运行。
但是大量的、纪律相对严明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意味着这些组织也面临着与此时议会政体的妥协。因此，在1914年当战争降临欧洲大部分地区时，尽管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宣称国际主义原则，但是当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重新振奋时却又陷入了相互倾轧之中。只有小部分激进主义者拒绝违背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被正式承诺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原则。
<h3>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和民选政府</h3>
整体上考察这种政治演变可以明显地发现，法国革命者和他们自由思想的继承者完成了两件事情。
第一，革命者打破了所有质疑，证明政府实际上是人创造的，并且至少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和操控。“神创政府”和上帝指定某些人掌握统治权的旧观点，在宣称成功地依据人民意愿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面前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的思想独立于自由政治观点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如果贫困或不公正继续存在，就可以对局势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来进行补救。因此，社会开始被看作可以无限塑造，可以通过适当的改变标准而慢慢地调整，而且也需要开始被重新进行建构。
所有这一切都与旧观念有很大差别。1789年以前，大多数人都承认生活在根据神的意志所建立、不能也不应被改变的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因此，随着新自由思想浪潮的传播，对这种由快速工业化社会所创造的社会需求显著的回应显得更加迅速，并较之以前来说没有产生激烈的抵制。
第二，法国大革命和所有欧洲政府在之后几十年中的政治经验表明，如果政治领袖在他的控制之下有足够的手段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政府可以获得比旧制度的统治者更大的权力。最突出的例子是全民兵役制，全体人民支持的政府可以征募人力的规模是旧制度的君主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同样表明了民选政府可以有效地扩大活动范围，即一个稳定的税收规模，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则未能建立一种与其臣民的有效关系。
增强政治适应性和扩大权利是西方文明民主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因此，成为工业革命的孪生兄弟，而工业革命也增强了适应性，并且扩大了西方人的实际权力。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共同的结果是导致了西方式生活权利和财富的兴起，以至于所熟知的其他形式的文明再也无法抵制西方的入侵。
<h3>知识和文化的革命</h3>
西方优越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秘密不单是物质优势和政治组织的问题——尽管这些很重要。另外，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追求真理的西方科学知识成就和西方人渴望对美丽的艺术表达所达到的深度、影响力和复杂程度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匹敌的。
对发生在1789～1914年间西方世界文化活动的规模和多样性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通常并不困难。对于19世纪早期阶段开始获得赞扬、注重个人的自我展示和具有创意的浪漫主义艺术和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对欧洲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独特的历史进程中的兴趣，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互激发，同时正在兴起的具有差异性的民族价值把文学划分成了不同的民族流派。
另一方面，科学依旧是国际性和公共性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让我们可以更容易追溯科学发展的主线。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两个对立且根本不可调和的见解（科学和文学、艺术）都历经非同寻常的苦心经营。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一系列难题和矛盾开始使人们意识到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各自的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就是经典牛顿学说。四个基本概念（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看似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这个成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由分子、原子和亚原子（1897年之后）所组成的物质不灭对应了一种同样的能量守恒，而且似乎所有化学和物理变化都能被解释为不灭的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永久和无限的整合或重组。
之前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现象都成为这个伟大设想的一部分。特别是化学变化的过程开始从分子、原子和电子相互作用的层面来理解；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其中每一种发生变化，其他的就会吸收或释放能量。我们知道这种认识通常可以让化学家控制并改变自然进程，因此，就可以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创造新产业和改进旧产品。同样作为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无线电波、X光和高能辐射等多种现象开始被视为不间断的电磁波谱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对这些电磁波谱的掌握和操纵也成为拓展人类力量的显著手段。
然而，在19世纪末期，以前未曾怀疑的缺陷开始给一个优雅、明晰的世界梦想蒙上阴影。随着起初将分子而后是原子分解为震荡于浩瀚的空间之中的微小粒子时，物质就失去了稳定性。同样能量有时也似乎在粒子或量子中发生作用。然而，这一切最让人意外和沮丧的是意图通过太空测定地球速度的试验而产生的奇怪结果。阿尔伯特·迈克尔逊（1931年去世）用极其精密的仪器发现，光在任何方向都以同样的速度传播，即便是从快速移动的地球平台上发射。1887年首次得出的这个结果似乎与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完全不一致，根据普通的逻辑，在地球运动方向发射的光的速度应该要比从其运动反方向发射的要快，因为光传播速度在前一种情况中应加上地球速度，而第二种情况中应减去地球速度。
为了把数学规则应用到这一意外的结果中，在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提议应该将空间和时间变成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它的本质就是在任何两种物体相对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在排除另外一个物体的状态下会影响到对其中一个物体的测量。外行人和少数科学家很难接受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熟悉而直观的看法的曲解。同样在20世纪前10年中开始迅速出现的大量亚原子粒子和量子的发现使科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早期优雅、简单的理论需要修订。1890年左右这个看似被充分理解、实践检验和无数次实际应用证实的但只是缺少细微的现实解释就彻底完整的绝对科学真理系统，在这些与牛顿原理不相符合的、细致得不可思议、大量难以想象的令人困惑的混乱现象面前迅速瓦解。
19世纪欧洲第二个世界观强调时间的基本特征，并且将所有现实（自然、生物、社会）看成是无休止的、连续发展的不稳定状态。持这种现实观念的人不希望得到诸如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的绝对、普遍的规律，而是寻求在特别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去理解进化的革新模式。这种人相信当能够创造出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事物）的机会来临时，在任何表现得极富吸引力的现实面前，他们有能力抓住一些特别的战略时机，因此，偶然、优先占有的理由和约束，或者至少是制止，乃至以后的努力仍然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831年去世）是致力于把所有现实看作一个不断变化过程的先驱。后来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与先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比较中，在人们惊愕的眼神下共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无法想象的巨大历史景象。地质年代、生物进化（1859年达尔文首次提出）和人类历史似乎都是属于一体的。甚至连基督教学说和恒星都在此时被纳入进化论的范围。这种经过一代又一代古典和中世纪《圣经》教义研究者塑造的极为敏锐的历史和哲学批判主义的工具，被神学家用来审查《圣经》。结果《圣经》的经文似乎成为蕴含许多不同思想的作品，与不同时代和情况相契合的上帝和宗教信仰都反映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仔细的审查就可以发现，在传统教义中那些确定无疑之事趋于消失，并且随着天文学家开始思考恒星和银河系的诞生与毁灭时，永恒的天堂开始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消失。
这一个包罗万象的不稳定状态很难与一般的人类所经历的范围相一致，就像与同时打开人们脚下、令人不可思议的、微小的亚原子物理世界一样。在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除了变化本身没有什么是绝对永恒的世界中，将人类价值维系于特定地点和时间看似的确不可靠。
<h3>艺术革命</h3>
艺术也反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欧洲思想为特点、范围不断扩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居住在巴黎的少数画家，扭曲并彻底抛弃将透视法作为艺术的组织原则。帕布洛·毕加索（1881～1973）、乔治·布拉克（1881～1963）和其他画家为了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一种氛围，采用了视觉经验中的一些杂乱元素，并加之在所观察的现实中可以回忆的一些模糊外形。除此之外，他们拒绝将绘画作为描绘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的工具，或将绘画超越于艺术之外。
与语言相联系的文学与绘画相比缺乏国际性，对传统的形式也没有激进的反对。然而，在俄国古老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和新兴的西方思想和情感风尚之间的冲突，驱使小部分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去世）、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和安东·契诃夫（1904年去世）等各自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道德世界。19世纪俄国文学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很多优秀作品的产生，而这些作品与在20世纪面临相似问题的很多读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关联。但除了俄国，西方国家的文学沿着惯常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基本奠定的线索，并得以很好延续地思想和情感的模式中持续繁荣发展。
尽管西方文学具有相对保守的特点，但发生在科学、思想和艺术上的变化，以及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日常生活的巨变、在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促发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以致在1914年有些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的欧洲人的确通过投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来摆脱这一困境。但是人们也可以对此采取一种更乐观的看法，相信这些矛盾不过是一些向新事物发展的标志，还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趋势。以后的事情可能就在这两种解释之间做出决定。
与此同时至少在短期内，已经非常明确的是，西方文明在20世纪早期阶段所陷入的困境并没有阻碍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的传播。反而大量新生力量使得西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对于人类主要文明在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对峙下将如何反应的描述将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