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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前后，工业革命最初起源于英国。继而东边的德国和西边的美国开始追赶英国的工业技术。以后的1789年，民主革命发源于法国。皇室官僚统治的缺陷和公众批评情绪共同激发了一次长久的、充满激情并且经过周密计划的尝试，这是依据理性和（所推测的）人民意愿来重建传统的政治结构。这些伟大运动都从发源中心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不久之后也传播到了西方文明以外的地区。

随着这些革命的出现，与此同时陈旧的社会、文化和政府模式得到了彻底改变——因此，许多观察家都倾向于将现代的工业文明视为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形式的事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其他地方。另一方面，人们将人类生活方式的这一巨大改变视为近来在欧洲（西方）文明一系列自我转变中最重要的一次变化。这两种看法似乎都很合理；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尚缺少足够的时间视野在二者之间做出坚定的选择。

然而，我们足以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内，认识这一时期西方人发展的一些主线。在总计125年中，欧洲和海外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财富得到了极大扩张。这部分归因于旧殖民化进程的延续以及在千年之前就开始的贸易扩张。例如数百万拓荒农民迫切的西进运动贯穿了北美大陆，这些农民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到19世纪末期整个北美大陆都被坚定地带入到了西方文明的社会主体中。

南美的部分地区（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发生了类似的殖民化过程。但这种跨洋移民在规模上要少于最终定居在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地区、黑海和咸海之间的地区、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农民和拓荒者向东和向南的移民。直到19世纪末期正如同时在北美地区所发生的一样，在中亚大部分适宜农耕的优质土地同处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地区一样都得到了开垦。当俄国定居者从北部森林向南推进时，他们遇到正在扩张的说汉语、朝鲜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农民并与这些人混合。同样在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定居者和西班牙人、印第安农业群体相遇，在没有将他们从土地驱逐的情况下与他们不断地融合。活动于西伯利亚的原始采集和狩猎群体并不比美洲少，而他们更多地在先进的殖民者面前几乎毫无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被融合了。

随着美国西进运动和俄国东进运动在阿拉斯加相遇，阿拉斯加随后在1867年被美国购买，原本属于沙皇统治的权力被转让；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化运动的结果是将西方文明的地理基础从完全存在于西欧中心地区扩张到了全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俄国和美国都各自保持了处于边缘地位的重要标志。直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和1863年美国废除奴隶制，两个国家都一直存在强迫劳动的压迫系统制度。美国同奴隶制的斗争十分激烈。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年）林肯总统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实际上根除了拥有奴隶的南方各州反对联邦的基础。

美国内战中北方军队胜利导致了美国奴隶制的废除，是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奴隶制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第一次巨大胜利是在1833年，英国在其统治的所有地区中废除了奴隶制；最后一个效仿西方国家的巴西于1888年宣布奴隶制非法。更保守的穆斯林国家，例如也门，奴隶制一直持续到近期。但世界大部分地区，目前迅速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即便是最危险的工作也有充足的、自愿的劳动力可以利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在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中为维持生活而劳作并不比以前的奴隶好多少。不过，法律上废止奴隶制应该被恰当地视为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之一。

发生在西方文明中心的革命性转变加速了西方社会模式的地域扩张。18世纪后半期惊人的技术发展浪潮发展成为人们普遍了解的“工业革命”（19世纪8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创造了这一术语）。另外，西方政府和国家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内部重组。这些变化可以被概括为“民主革命”，尽管这个表述产生于近期（创造于20世纪50年代）而且没有像前一术语那样被很好地定义。但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仍应得到同样的礼遇，因为它们都使得西方人比起以前更有可能以不断增长的规模，跨越更长时间和距离来动员人力和物力。

其他民族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转变。因此，旧体制下所显现出的西方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在1850年前后阻碍西方渗透的所有传统障碍崩溃的19世纪中叶凸显。西方人利用新确立的力量进入到了世界上任何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因此，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世界显然第一次进入到了全球性世界主义的征程之中。20世纪的我们仍然处在它的早期阶段。

为方便起见，我们以三个主题分析西方文明从旧制度到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转变：（1）经济，（2）政治，（3）文化。但是任何方案都是人为且不完善的，都倾向于将这些分类关系变得模糊。例如在某种意义上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人类理性力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单纯反映。相反，工业革命取得巨大增长的财富，较之以前让更多的人有时间在文化和艺术上有所追求；民主革命打破了身份限制，向具有才能的人开放经济、政治和艺术事业。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在极其复杂和紧密的关系中相互渗透。因此，西方经历的三方面转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h3>工业革命</h3>

18世纪英国惊人的技术进步尤其集中在纺织业；当1769年瓦特首次被授予专利后，蒸汽机的发展足以带动纺织作坊的机器。19世纪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不仅扩展到所有已确立的制造业部门，而且也创造了大量的新工业部门和产品，这些都是传统行业中所没有的。

工业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直到1870年前后，应用发明主要是有创新才能的技术工人和勤奋的企业家的成果，他们更多地依赖于日常观察和传统技能，而不是系统研究和理论科学。当铁路为陆路运输提供了全新的速度和效率，海洋运输的发展导致了钢铁船身和蒸汽驱动的螺旋桨取代了木材和船帆时，这就进入到了煤和蒸汽的时代。这也是英国无可置疑地在一切技术和工业阶段都保持领先地位的时代。纺织机和蒸汽机、铁路和轮船以及煤和钢铁工业为新技术提供了必要基础，而所有这一切源于英国的发明并最早在英国实现了大规模发展。

化学工业的兴起迅速引发电力技术发展，这标志着工业革命性质和方向的转变。但可以确定的是传统的无计划的发明仍然延续着。例如美国亨利·福特开始批量生产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在长期的创造性思考后制造了第一架飞机（1903年）。但是这种彼此隔绝的个别发明不断地让位于系统的研究，这种系统的研究是将科学理论和技术过程保持密切联系的科学家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中进行的。

德国是最早将理论和实践习惯性结合的国家。在德国欣欣向荣的学校和大学体系确保能够输送源源不断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论家，而手艺人的传统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技能。有时这种回报是非常大的。例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成为很多工业化学制品的唯一供应地，同样在电力工业的技术创造性和效率上引领世界。对其他地区和具有成熟完善工业的企业来说，维持一支以制造对公司没有利益的机器和仪器而工作的团队，并为其支付大量金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对于企业的利益没有帮助。因此，1914年以前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之间系统的相互影响已经开始展现潜力。经过详细周密设计的发明决定性地开始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不是之前。

然而，19世纪的技术发明和发展浪潮与早些时候发生的变革相比极其显著。那些20世纪生活中令人熟悉的如照相机、自行车、打字机、缝纫机、电话、电灯、汽车、留声机和电影等都发明于19世纪，尽管后来发展和设计的变化使得这些发明的早期样式在今天几乎无法辨认。1914年以前录音机和飞机同样都处于开创性阶段，但主要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

每种重要的新产品所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都要求或者说允许为其他新产业的产生留下空间。以汽车为例，轮胎的需求为橡胶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电器工业对作为电流常见导体的铜也产生了同样影响。

伴随着这一浪潮中工业的多样化，旧制造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根本变化。总体说来是手工制造让位于机器生产。这导致了生产机器和制成品的标准化；从工人标准化这个层次来讲，就是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开始工作并以适当的速度完成生产过程中所分派的任务以确保整个工厂顺利运作，这样工人也就标准化了。无论是人或机器的任何延误或故障都要比以前付出更高的代价。新的大规模的生产要求将大量原料、资本、劳动力集中组织，而且稍有中断就会使整个过程无法运作。

但是一切正常运行时，由复杂机器生产过程的中断引起的不断增加的损失，更多的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得到弥补。物品流通迅猛增长，不仅在西方世界，也在其他社会和文明中冲击着古老的手工制造。纺织工人、金属制造工人和数不清的其他行业的工匠很快发现，他们无法与价格低廉的大量生产的机器制品相竞争。

很显然，工业革命首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规模上的扩张。更多的能源、原料、制成品、垃圾、运输、职员都时刻掌握着工业和商业流程的线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进行购买和更多商家进行出售，拥有更多资本和更多人力的大公司都迅速地采取行动。比较陈旧和简单的制造业模式被廉价但有时是高质量的工厂产品所取代。

工业规模的逐步扩大需要运输和通信得到极大增强。远距离的原材料供应和制成品所需的远端市场是机器大生产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欧洲很多地区和美洲的美国，道路和运河的发展极其重要。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网的建设，在50～60年代进入繁盛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一直吸引着大量的资本（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成于1903年；柏林—巴格达铁路在1914年开始修建，但并未最终完成）。铁路让其他形式的陆路交通黯然失色。铁路让内陆地区变得开放，并且能够长距离地运输如铁矿和煤等大量原料。由于陆上铁路运输开辟了新的机会，西里西亚煤田和宾夕法尼亚州煤田首先进入到最早开采之列。其他位于美国和俄国腹地的煤矿后来得到了大规模开采，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西部和中亚。

海洋运输革命的来临要滞后一些。早在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蒸汽轮船，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船在使用时对煤的消耗量使其无法在长途海洋航行上同帆船竞争。直到大约在1870年之后，更好的锅炉和更大的钢铁船身使轮船可以定期地应用于跨海货物的运输中。这导致了大批携带谷物的欧洲人（在新机器的有力协助下）开始远航海外，并在北美、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肥沃草原上进行种植。

1861年苏伊士运河和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将人类居住世界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飞机运输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当中的活动。

在新近不断加剧的工业化进程中，通信在联系参与者方面几乎与运输同样重要。英国政府便士投递的建立（1804年）是近代邮政系统发展的先驱。1875年万国邮政联盟使得国家邮政投递系统实现跨国联合。在1837年电报被发明。随着连接各地的电线支出相对适宜时，电报系统迅速地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第一条跨大西洋电缆贯通于1866年）。当1895年伽利尔摩·马可尼首次演示通过广播传播无线电报后，就迅速地在长距离的通讯中发挥实际作用。通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支撑了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广泛传播的报纸。这转而又影响到了政治和外交，对政治家来讲利用和产生并表现于报纸版面中的公众舆论是必要和有益的。

<h3>工业革命的后果</h3>

总体上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加了西方世界的财富，使其清洁、健康和舒适标准得到根本改善。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可以确定的是拥挤的工厂出现在了新的工业城镇，而这种旧城市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很多在传统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为卡尔·马克思（卒于1883年）的观点提供了基础：即繁荣期间无产者却变得贫困，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848年马克思明确而系统阐述其主要观点时，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是看似合理的。当一群暴民袭击巴黎的巴士底狱而点燃伟大的法国革命火炬时，这种源于城镇居民力量的革命暴力从1789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经历的显著动力。

但是1848～1849年一系列群众起义以失败告终。此后不久，各种社会发明开始调节并修正早期工业社会的苦难与丑恶。作为城镇政策动力的现代公共秩序的基本结构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存在。管道系统、垃圾收集服务、公园、医院、健康和事故急救设施、公立学校、劳工社团、孤儿院、精神病医院、监狱，以及以缓解贫困、病痛和不幸的痛苦为目的的多样的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都显示了重要性。整个19世纪后半期，这些以及其他的发明几乎与为其创造需求而不断膨胀的城镇一样迅速地开始运行。结果革命形势往往在大部分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趋于衰退，而在工业主义扩展的边缘地带则显得特别明显，尤其在俄国，那里的沙皇官僚统治对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社会需求反应迟缓、冷漠。

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根本特征是人口加速增长。以欧洲为例，1800年整个欧洲人口约为1.87亿。直到1900年增长到约4亿人口，尽管有近6000万人在19世纪移民海外以及无数家庭跨越乌拉尔河从欧洲的俄国移民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死亡率急剧降低是造成上述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医学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食品供应扩大、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英国出现大部分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居住的情况。直到1914年其他的主要国家中自古所依附的土地以及种植和收割的规律仍继续支配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然而，从土地到工厂和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在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出现。这表明生活模式脱离新石器时代确立的基本规律，并向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转变，而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潜力和局限性仍有待发展。

当人们不再是简单的掠夺成性，转而开始生产食物时，这种从土地大规模的退却所暗含的人类经验和习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将会从根本上引起社会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高估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无法确认，最终被证明是最好的适应工业经济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的方式已经显现。

<h3>法国民主革命</h3>

美国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向全世界宣示了一个原则，即政府合法的权力只能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认可。在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这一民主观念一直指导美国的宪法实践。不只是在英国，欧洲许多国家都强烈地呼吁这种观念。从1688年以来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表明，有议会选举权的财产所有者的有限群体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法国，新的政治学说促进了反对王室专制主义的激烈革命。

18世纪的法国政府是墨守成规的。理论上国王保持专制，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行政改革的努力都因为各种特殊利益的反对而夭折，这种利益经常运作于官僚机器内部。战争失败同国内萧条一样，1778～1783年法国成功地打掉了英国的锐气，并帮助美国走向独立，结果是将政府拖入到了破产的境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缺乏行政改革，财政收入仍旧缺乏灵活性，而军费开支随着一系列的军备精细化而保持倍数增长。

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多少同情政府改革观点，并且认为政府应当和全体人民保持紧密联系。当他试图增加税收而遭到普遍的严重反抗时，他决定重新召集法国古老的代议制议会——三级会议，希望说服大多数人批准新税收以减少政府财政困难。但1789年5月1日三级会议召开时，大部分成员认为，在批准任何新税收之前应实现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改革。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使法国政府对人民负责，实际上是意味着对财产拥有者负责。

在第三等级议员中，换句话说是平民的改革情绪最为强烈。但一些教士和贵族也赞成改革方案，在没有稳定和连贯的皇家政策的状况下，这就打破了平衡。因此，6月三级会议自行改组为国民议会，担负起草法国宪法的任务。

改革的拥护者很快激发了普通群众的热情。国王准备镇压国民议会的流言促使起义者攻打巴士底狱（7月14日）。此后这一事件被作为革命开端来庆祝。之后巴黎组成革命政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共和国的权力直接依赖巴黎人民，在危急时刻他们召集人民进行大量的游行示威。巴黎人民常用表达主张的呼声威慑任何反对或看似反对人民权威的人。

骚动从巴黎蔓延到乡村。7月到8月间，农民开始烧毁贵族庄园并拒绝缴纳贵族按照惯例有权取得的农产品和租税。1789年8月4日晚，国民议会在高昂的情绪中做出了废除封建特权和债务的决定。实际上，正是这一决定在随后几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赢得了大多数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制定法国新宪法的工作被证明是困难的，而且国民议会为处理一些紧迫的、突发性的问题而经常中断工作，尤其是要补救政府的财政破产。国民议会针对从教会中没收的土地决定发行一种纸币——指券。他们设想随着这些土地被卖出，指券也就会退出流通。然而，事实上是尽管有更多的纸币被印刷，而物价仍盘旋上升。而工资增长总是显得滞后。因为低工资收入者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说服只有“人民公敌”才会抬升价格，所以现实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刺激了巴黎群众的游行示威。

直到1791年新宪法才颁布。新宪法确立了有限制的、依赖于立法议会最高权威的君主立宪制，这种立法议会是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的，换句话说是每年的税收缴纳额超过特定金钱数目的人。

1791年宪法最具持久（影响）的一面是废除了大量长期阻碍法国政府的特殊地方性的行政管理，转而将法国分成规模大致相等的、新的地理单元，称为地区行政部门（département）。各地确立行政、司法和教会管辖范围与完全人为划分的新的地区行政部门的边界相一致。

1791年宪法最具争议的方面是有关教会的规定。主教和教士从国家领取薪俸，并且由每个教区居民和教士选举，这与任何公民性的地方法官的选举极其类似。教皇及大多数主教和教士都公开谴责它背离了教会法，并要求归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此后作为一种对教会律法有所影响的《神职人员的公民宪法》被呼吁而出，这将法国人鲜明地分为支持新观点者和坚持古老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