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0</td>
</tr>
<tr>
<td>
公元前600年</td>
<td>
22 000</td>
<td>
23.97</td>
<td>
</td>
<td>
</td>
<td>
</td>
</tr>
</tbody>
</table>
<h5>
图3.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h5>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42393.jpg" />
<h5>
图3.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h5>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42W7.jpg" />
<h4>
不远的过去(1700~2000年)</h4>
公元2000年的统计数据质量很好，据此可以得出西方核心地带（美国）的人均获取食物+非食物总能量为（每人每天）大约230 000千卡。按照第二章中介绍的方法，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史上最高的能量获取水平——可得到满分250分，意味着在指数中，每人每天920千卡得1分。
我们关于1900年甚至1800年西方最先进的经济体（大西洋北岸一带）的资料，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完备的。有可回溯至1700年的关于欧洲某些部分的工业产值的比较丰富的资料，但主要难题是怎样将这个信息与用作燃料、房屋和衣服等的生物量结合起来。最依赖于生物量的农民往往不会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这就迫使我们关注那些根据比较证据所做的估计，再与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定性证据进行对比核实。定性证据通常极其丰富，但又必须将不同来源的资料汇集起来，这不可避免地会扩大误差。
将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数字，与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人口数据相结合，显示西方核心地带典型的能量获取数字为：1900年，每人每天约92 000千卡；1800年，每人每天约38 000千卡。据我的大致估计，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41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8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43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7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6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25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这两个数字，都与库克所估计的1860年的先进西方经济体为每人每天77 000千卡的数字完全相容，在这样的数据可等同的范围内，与遗嘱检验记录和工业考古学所提供的关于家庭用品增长的证据，看来是一致的。1800年和1900年的数字比2000年的数字所容纳的误差幅度要大，但与历史文献中关于能量使用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所重新确定的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也是相符的。
我所估计的西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在1800~1900年有242%的增长，低于已被广泛接受的发达的欧美核心地带工业产值增长的统计数字。那是因为在估算工业产值时，生物量和肌肉力量通常完全不纳入计算，使得总体能量获取的情形被扭曲了。19世纪工业产值的一个重要剖面是在向着取代生物量和肌肉力量，而不是增加它们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容许工业核心地带有比以往高得多的人口密度，而又不至于产生环境灾难。
当我们回顾1800年之前时，不确定性无疑大大增加了，但我们的估计仍然有强大的约束力。西方的能量获取在18世纪比在19世纪显然要增长得慢，但比在17世纪或16世纪则要增长得快；如果库克的推断——中世纪晚期先进的农业社会已能获取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的能量——是正确的，1700年左右早期现代化的西北欧所消费的能量，一定在每人每天30 000~35 000千卡。
1700年和14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比率大致为5∶4，这一猜测是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做出的，内容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房屋质量的改善，家庭用品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改善，西北欧地区实际工资的上涨，昂贵热量消费的增长，工作时间的增加，等等。
安格斯·麦迪森估计西欧的人均GDP在1500~1700年，从798美元（以国际元来表示，这是一种与1990年的1美元具有同样购买力的假设单位）增长至1 032美元。有好几位经济学家都认为麦迪森的数字低估了，但其总体趋势似乎没有错误——只要我们记住几乎所有的计算结果似乎计算的只是非食物热量。成人的身高是反映儿童营养水平的强有力的指标，但在1700年与在1400年似乎变化不大。
我的数字——1700年为32 000千卡——当然是个推测，但我认为误差不超过10%，原因如下：
一是，如果西北欧的消费在1700年时已经超过了每人每天35 000千卡，但是到1800年时只增长到38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工业和运输业上消耗的所有额外的能量从何而来（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艾伦所展示的，实际工资在1750~1800年也许是下降了，随后也增长得很缓慢，直到1830年，因为新的经济精英获得了大量利润，又进行了再投资）。
二是，西北欧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时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假如在1700年仍然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贸易、工业、农业和林业在15~17世纪，怎么可能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迅猛发展，而能量获取增长得却这样缓慢。
三是，假设西方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后迅猛上升，在1700年左右却仍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将1400年的数字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压低至每人每天20 000千卡，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或者承认，（按前现代化的标准）生产力极高的1400年左右的欧洲社会，在能量获取方面还不及大约3 000年前青铜时代的地中海东南地区，这似乎不大可能；或者承认，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能量获取还要低，或许在每人每天15 000千卡左右，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将更早的数字压得更低。由于我们可以为后冰期时代的能量获取设一个至少每人每天4 000千卡的下限，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压低到每人每天15 000千卡，这么一来，像公元前1500年左右乌尔这样的考古遗址有坚固的房屋，而像公元前12000年左右以色列的恩马拉哈这样的遗址只有非常简陋的栖身所，两者之间生活水准存在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解释了。
<h5>
图3.4 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h5>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42Y9.jpg" />
<h4>
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前200年）</h4>
过去几年，有几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尝试量化古典时期地中海地区的实际工资和人均GDP。这些计算虽然与本书所定义的能量获取不是一回事，但是迈出了非常有益的一步。
<h5>
实际工资</h5>
我们有关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工资和食物价格的信息，参差但有用，据此也能计算出部分时期和地方某类人每天能买得起的小麦的数量。在最近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循早期现代史学家扬·范·岑登（Jan Van Zanden）之例，将古代的工资数据换算为“小麦工资”，借以表示一名工人一天收入可以买到的小麦的公升数。掌握了这样的信息，以及1公升小麦（0.78千克）含2 574千卡，我们就能计算出由工资水平代表的能量获取情况了。
沙伊德尔证明，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不久，一名雅典成年男子的实际工资，每天可以购买含有超过22 400千卡能量的小麦，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上升到相当于每天33 500~40 000千卡。这是极高的数字了，接近于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了。
沙伊德尔关于公元前几个世纪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的数据，变化要大得多。其中罗马城的工资居于相当于每天15 500~43 000多千卡，而庞贝的每日工资是12 000~30 000千卡。这些数字的平均值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但正如沙伊德尔所指出的，考虑到变异量，很难过多相信这个数字。
这些数字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但在将实际工资与能量获取相关联的道路上，也有后退的两步。首先，正如沙伊德尔本人所强调的，数据点如此分散，我们无法判断数据是否典型。这种情况只有一例，在古代欧亚大陆的西部，即公元前385~前61年的巴比伦，我们知道许多商品的真正详细的一系列价格，然而价格波动得也很剧烈。由于我们经常不得不面对一连几个世纪无资料的情况，只搜集到单独的价格点，我们很可能会被零星信息误导。
其次，工资水平与总体的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很不明朗。我们只有少量行业的工资信息，许多人也许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在非货币化经济中从业的，他们在家庭农场或家庭商铺中谋生。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工资数据是由诸如军饷和担任公职的俸禄之类的国家雇佣主宰的。在这些部门，国家担任了独家垄断买方的角色，这就使得工资水平与私有领域的关系变得很难琢磨了。
罗马的数据没有如此严重地偏斜于国家付酬，但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无记录的行业和有记录的行业的对比情况如何，也不知道家庭通常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收入来源来补充文献中提到的工资收入，或者典型的家庭在能量获取方面有多少来自完全在货币化经济之外的生物量。
<h5>
人均GDP</h5>
还有一个办法是计算古代社会的GDP，再除以其人口规模。有多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对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估计（见表3.2）。这个办法避免了实际工资的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其自身的一些新难题，最明显的是计算须依赖于一系列消费情况。沙伊德尔和弗里森（Friesen）甚至承认“研究罗马世界的学者们，如果不熟悉我们的方法，也许会倾向于把这种项目贬斥为一团乱麻般的臆想”。
<h5>
表3.2 罗马人均GDP估计</h5>
<table>
<tbody>
<tr>
<td>
</td>
<td>
千克小麦当量（人·年）</td>
<td>
千卡（人·年）</td>
<td>
千卡（人·天）</td>
</tr>
<tr>
<td>
霍普金斯</td>
<td>
491</td>
<td>
1 620 000</td>
<td>
4 438</td>
</tr>
<tr>
<td>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td>
<td>
843</td>
<td>
2 780 000</td>
<td>
7 616 仅算意大利：12 712</td>
</tr>
<tr>
<td>
特明</td>
<td>
614</td>
<td>
2 030 000</td>
<td>
5 561</td>
</tr>
<tr>
<td>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 （经沙伊德尔、弗里森的数据调整）</td>
<td>
620</td>
<td>
2 050 000</td>
<td>
5 616 仅算意大利：9 370</td>
</tr>
<tr>
<td>
埃及“概况” （沙伊德尔、弗里森）</td>
<td>
390</td>
<td>
1 290 000</td>
<td>
3 534</td>
</tr>
<tr>
<td>
埃及“可观数字” （沙伊德尔、弗里森）</td>
<td>
940</td>
<td>
3 100 000</td>
<td>
8 493</td>
</tr>
<tr>
<td>
沙伊德尔、弗里森</td>
<td>
714</td>
<td>
2 360 000</td>
<td>
10 710</td>
</tr>
<tr>
<td>
301年，戴克里先价格法令（根据艾伦的资料）</td>
<td>
204</td>
<td>
670 000</td>
<td>
1 836</td>
</tr>
</tbody>
</table>
<h6>
资料来源：霍普金斯，《罗马帝国的税收和贸易》(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戈德史密斯，《规模和结构的估计》(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麦迪森，《世界经济的轮廓》(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特明，《估算GDP》(Estimating GDP）；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经济的规模》(Size of the Economy）；艾伦，《罗马究竟有多繁荣？》(How Prosperous Were the Romans？）</h6>
最重要的假设是估计最小食物需求量，这一“提高”能表现出非食物消费情况；另一个假设是要表现出政府开支情况，还要推测出每年工作日的典型数字。关于所有这些数据，意见都很不一致。公元最初两个世纪人均GDP的估计结果，低至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提出的相当于每人每工作日7 364千卡，高达经济学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和安格斯·麦迪森提出的每人每工作日12 636千卡。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强调研究一系列估计的必要性，但他们的确提出了每人每工作日10 710千卡，作为总结性的数字（17 000万人口在220个工作日中生产了5 000万吨小麦当量）。将估算方法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资料相结合后，他们认为实际的数字必然在每人每工作日5 864~14 091千卡，好几种不同的方法也都会合于这一范围。
这些能量获取的分数比从实际工资推算出来的要低得多，这似乎出于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人均GDP的估算法是运用于整个罗马帝国，而不是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这又一次提出了关于单位选择的“彭慕兰问题”。我们需要专注于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在此应该是意大利。麦迪森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流入意大利的税收和贡赋提高了其NDI，使之比帝国其他地区高出2/3，这将使麦迪森对意大利能量消费的估算被推高到每人每工作日12 712千卡（或者，使用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对他的分数提出的调整，每人每工作日9 370千卡）。
然而，意大利的这个分数，甚至仍然低于沙伊德尔所使用的从罗马和庞贝的实际工资推算出的能量获取数字范围的最低值，接近于库克计算的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业社会）的分数。对此的解释是，用于所有对GDP数字的“提高”，非常严重地低估了罗马经济中用于燃料和建筑、风能和水能，以及原材料的生物量。霍普金斯只提高了33%，试图覆盖种子和损耗，即使戈德史密斯给出的最高估计（得到了麦迪森、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的同意）也只有75%。关于能量获取的对比数据表明，真实水平一定高得多。
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其对生物质能量精妙的研究中，以能量密度为标准将生物质燃料分成了两类（见表3.3）。他的极低密度类（泥炭、生材、草类）每千克产生5~10兆焦（相当于1 200~2 400千卡），而低密度类（作物残茬、风干木材）每千克产生12~15兆焦（相当于2 880~3 600千卡），看来与古罗马最为相关。煤炭的使用在罗马帝国并非无足轻重，尤其是在北方省份，但化石燃料的确还不是主要的燃料来源。
<h5>
表3.3 能量密度</h5>
<table>
<tbody>
<tr>
<td>
密度</td>
<td>
能量</td>
<td>
能量密度（每千克兆焦）</td>
</tr>
<tr>
<td colspan="3">
<b>食品</b>
</td>
</tr>
<tr>
<td>
极低</td>
<td>
蔬菜、水果</td>
<td>
0.8~2.5</td>
</tr>
<tr>
<td>
低</td>
<td>
薯类、牛奶</td>
<td>
2.5~5.0</td>
</tr>
<tr>
<td>
中等</td>
<td>
肉类</td>
<td>
5.0~12.0</td>
</tr>
<tr>
<td>
高</td>
<td>
谷物和豆类</td>
<td>
12.0~15.0</td>
</tr>
<tr>
<td>
极高</td>
<td>
食油、动物脂肪</td>
<td>
25.0~35.0</td>
</tr>
<tr>
<td colspan="3">
<b>燃料</b></td>
</tr>
<tr>
<td>
极低</td>
<td>
泥炭、生材、草类</td>
<td>
5.0~10.0</td>
</tr>
<tr>
<td>
低</td>
<td>
作物残茬、风干木材</td>
<td>
12.0~15.0</td>
</tr>
<tr>
<td>
中等</td>
<td>
烟煤</td>
<td>
18.0~25.0</td>
</tr>
<tr>
<td>
高</td>
<td>
木炭、无烟煤</td>
<td>
28.0~32.0</td>
</tr>
<tr>
<td>
极高</td>
<td>
原油</td>
<td>
40.0~44.0</td>
</tr>
</tbody>
</table>
<h6>
资料来源：斯米尔，《大众能量学》（General Energetics）</h6>
我们当然没有罗马帝国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统计数字，但我们的确有一些具有提示性的比较证据。20世纪热带狩猎－采集群体通常靠每人每年不到500千克的生物质燃料就能过活，其中大部分估计是极低密度类型的，也就是说，其能量获取量大概为每人每天1 300~2 600千卡。气候较冷地区的农业社会化通常使用的生物质燃料约为每人每年2.5吨，估计既有低密度类的，也有极低密度类的；假设低密度类/极低密度类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约为每人每天12 329~22 191千卡。18世纪西北欧和北美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的使用量为每人每年3~6吨。如果我们再次假设低密度类和极低密度类燃料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将为每人每天21 699~43 397千卡。
这些关于其他社会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数据，与库克对西欧中世纪晚期先进农业社会的非食品能量消费的估计——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在这个范围内需要摆在什么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
<h5>
考古证据</h5>
考古方法包括调查古人为获取能量所留下的实际物质残存，其形式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骸骨、碳化的种子、花粉、房屋、人工产品和污染留下的化学痕迹。这种实地考察的办法比更程式化的实际工资法和人均GDP法麻烦得多，但更具有实证效力。最重要的是，比之非常抽象的人均GDP法，这能描绘更清晰的画面，并显示出无论实际工资法还是人均GDP法，都严重地低估了古代社会的能量获取能力。
考古证据证实了实际工资法产生的数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按照古代社会的标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获取能量的能力很高。他们的饮食相对较好，肉类的含量通常较低，尽管地方与地方之间差别较大。橄榄油、葡萄酒、水果、大蒜和鱼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鱼类的消费量像肉类一样，一地与另一地之间差别很大。食物消费不足以将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提高到168厘米以上，但鉴于“昂贵的”热量的数量，按照地中海地区古代社会的标准，典型的希腊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一定是相当高的，也许能达到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
典型希腊人的饮食好（人口增长也快），部分也许是因为太阳活动减弱，使得公元前800年气候从亚北方气候转为了亚大西洋气候，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更凉爽、更湿润的天气，有利于依赖冬季的雨水种干谷的农民。然而，最近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80份论文的综合研究，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区域差异，而在大约公元前800~前200年，只有细微的变化。
无论气候扮演着什么角色，希腊人的行为变化似乎的确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地调查的考古学家们就认识到，对希腊农业模式的旧看法，即认为其效率低下和规避风险，绝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农业体系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古希腊世界的人口密度。
关于聚落形态和发掘出来的农庄的证据，表明公元前500~前200年可能出现了邻近土地上形成集中劳动群体的变化，使得肥料得到大量施用，通常生产是为了适应市场，通过干谷耕作获得的收益至少要到19世纪才能与之媲美。孢粉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谷物和橄榄生产的巅峰时期，在大约公元前500~前200年，不仅出现在希腊，而且遍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甚至深入到亚洲的伊朗西部。
古典时期希腊的房屋又大又舒适，通常都有240~320平方米的屋顶空间。关于房屋价格的资料存在争议，但一般来说一座房子的成本大概是1 500~3 000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当时5 000千卡的日常饮食需要约半个德拉克马——这意味着一座普通房屋的成本相当于1 500万~3 000万千卡。按30年的房屋寿命期平摊，相当于每天将近1 375~2 750千卡。（我们无从得知希腊人预期的房屋寿命是多久，但30年似乎大致符合从考古遗址观测到的房屋重建率。）
更难量化的是窑炉、熔炉、作坊等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正是这些窑炉、作坊生产了我们在希腊人的房屋中，在神庙、堡垒、武器和盔甲、战船、公共建筑、私人纪念碑、道路、港口、艺术作品，以及考古学家们发掘的无数其他目标旁发现的所有人工制品。还有从远到乌克兰和埃及等地的农场运来的大量食物，其运输成本所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然而，对比古希腊定居点（如毁于公元前348年，如今已被发掘得很详细的奥林索斯）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北欧地区的定居点（如英国的沃勒姆－珀西）的房屋质量和手工艺品的丰富程度，更不用说对比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希腊，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古希腊人享受着极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同样惊人的还有，古希腊人不仅承受得起相当高水平的非食物消费，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的爱琴海一带也承受得起较高的人口密度。在希腊的好几个部分，公元前4世纪的人口密度都无法望其项背，直到20世纪。如此多的希腊人居住在城镇或小城市里，而不是住在小村或农庄中，这个事实一定意味着他们的能量获取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杰夫·克朗（Geof Kron）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利用住房证据，论证了在许多方面，普通的希腊人实际上过着比18世纪普通的英国人都要好的生活。
希腊考古资料清晰地指向高能量获取量（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我估计公元前4世纪的这个数字在每人每天20 000~25 000千卡（更可能接近于较高的数字而不是较低的数字），是从“黑暗时代”的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每人每天接近于16 000千卡——突然跃升上来的。
大量关于罗马证据表明，公元1~2世纪意大利地区的能量获取，比公元前4世纪时的希腊还要高。农业产量的水平仍然存在争议，尽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埃及的灌溉农业的产量似乎极高。对于消费的定量研究——包括从定居点发现的牲畜骸骨，到船只残骸的数量、因工业活动而产生的铅和锡污染的水平、森林采伐的程度、公开铭刻石头的频率、流通中的钱币数量，以及沿德国边境发现的考古出土物的数量在内的一切——也指向了同样的结果：地中海的人均获取能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增长迅猛，其巅峰时期是公元前100~公元200年，然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出现下跌。图3.5展示了船只残骸数量的升降（通常被视为海上贸易水平的表现），与西班牙潘尼柳–韦柳地区年代确定的沉积物中铅污染水平的高低密切匹配。
每类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没有一个论点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非食物消费有很惊人的增长，以及为何其巅峰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船只残骸的资料和罗马城周边的运输用陶器的巨大垃圾堆（其中仅泰斯塔西奥山就包含2 500万个陶器的残片，这些陶器曾被用于装船运输两亿加仑橄榄油），也证明了非食物能量被用于增加食物供给，而且“昂贵”食物热量的消费水平异乎寻常地高。一些学者还探明了公元头两个世纪人们身高有所增长，尽管另外一些学者比较悲观，认为罗马帝国早期意大利成年男子的身高普遍不到165厘米，这使得他们比铁器时代或中世纪的意大利人要矮。更多的证据，以及更多的与之相应的统计技术的运用，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格尔杰·克莱恩–戈尔德维克（Geertje Klein-Goldewijk）的罗马人骨骼数据库的面世。
<h5>
图3.5 船只残骸和铅污染情况所显示的公元前后第一个千年经济增长和下跌情况</h5>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42953.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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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帕克，《古代船只残骸》（Ancient Shipwrecks）；许兰德等，《精炼前工业化时代》(Refining the Preindustrial）</h6>
像在希腊的情况一样，房屋证据的信息量也许是最大的，罗伯特·斯蒂芬（Robert Stephan）和杰夫·克朗目前正在搜集和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自埃及和意大利的资料已经表明，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典型的罗马房屋甚至比古希腊的房屋还要大，而且（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复杂精细的水管设施、排水系统、屋顶和地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房屋。
罗马考古遗址物质产品的激增甚至更令人惊讶。轮制的、烧制得很精美的陶器，装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双耳瓶，还有贱金属的饰物和工具的大规模生产，在公元头几个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分布图也显示，到公元200年时，贸易网络之广大和密集，远超后世，至少要到17世纪才又恢复到那时的水准。与帝国正式边界之外很远的印度的贸易规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考古数据表明，通过考察实际工资，尤其是人均GDP的办法来研究罗马经济，会低估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使用情况。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均GDP计算均以人类对食物热量的生理需求为出发点，对非食物消费进行了随意的“提高”，既没有考虑生物质能量的比较证据，也没有考虑非食物消费异乎寻常的激增的考古证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至今出现的最大的“提高”为75%，但比较证据表明，对于复杂的农业经济来说，这个数字甚至都太低了。
库克总结说，即使对于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提高”的幅度都应在300%以上。考古证据很清楚，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绝非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目前还没有办法非常精确地确定应当对其“提高”多少，但考古证据给我的启示是，应当比古希腊高出许多，很可能应提高400%以上。因此，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总能量获取能力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这一估计使得公元100年左右的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能力，仅比公元1700年的西北欧核心地带稍稍落后一点。
对罗马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比人均GDP的估计更乐观的评定，但能解决对罗马经济观察方法不一致的问题。麦迪森的数字显示公元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与1500年的西北欧最相当，不过他随后又指出，罗马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与约1700年的西欧更接近，而不是约1500年。虽然沙伊德尔和弗里森也曾总结说，公元2世纪时整个罗马帝国范围的经济不像1580~1600年的荷兰或1680~1700年的英国的经济那样复杂、精细，但他们的确提到过，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表现要好得多。经济学家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只知道另外还有两个人，曾试图用我在这里使用的术语，计算整个罗马帝国的能量获取。第一次讨论是瓦茨拉夫·斯米尔在其《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Why America Is Not a New Rome）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旨在彰显当代美国和古罗马之间的不同。斯米尔非常正确地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两者在能量获取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然而，斯米尔在试图证明这个非常有效的观点时，所提供的罗马人能量使用数据是难以置信地过分低估了。他认为当代美国人使用的能量比罗马人高出30~50倍，这将使罗马人的总能量获取数值定为每人每天4 600~7 700千卡。如果我们假设其中大约2 000千卡是食物（这意味着忽略考古证据所显示的来自肉类、食用油和葡萄酒等的相当高的昂贵热量消费水平），那么就只剩下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来涵盖所有其他能量消费了。为了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斯米尔提出罗马人使用的燃料每人每年只有相当于180~200公斤的木材，或者说大致为每人每天1 750~2 000千卡的热量。
这些数字与关于罗马人的消费状况，或罗马时代沼泽、冰蕊和湖床的铅污染程度的考古证据不相符。斯米尔的数字与他在《世界历史的能量》（Energy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使用的前现代时期生物量的数据，也不兼容。斯米尔对罗马的估计，使其能量获取能力与一些有记录的最简单的农业社会为伍。我本人的估计与洛·卡西欧（Lo Cascio）和马拉尼马的计算大致相当，我们都将巅峰时代的罗马（约公元100年）的能量获取能力与1700年的西北欧相提并论，而麦迪森和沙伊德尔、弗里森则认为其与16世纪的西北欧相近。然而，斯米尔在《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一书中提出罗马人获取的非食物能量只有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这就将罗马人的水平降至不足斯米尔本人在《世界历史的能量》一书中估计的18世纪的西北欧能量获取数字（每人每天21 700~43 400千卡）的1/8了，使罗马人更接近于狩猎－采集社会，而不是早期现代农业社会。所有其他类的证据都使之显得实在太低了。
第二个讨论是保罗·马拉尼马在他的论文《罗马世界的能量消费和能量危机》（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risis in the Roman World）中提出的。这篇论文是其在2011年罗马美国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该论文的附录之一直接回应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论点，提出罗马人获取的能量在巅峰时期为每人每天6 000~11 000千卡。这大致是斯米尔所估计的数字的两倍，却不及我的数字的1/3。
我们的计算之间的某些差异是明显的。正如上文所述，不同类型的食物能量有不同的成本；通常要耗费大约10千卡的饲料才能产生1千卡的肉食，这意味着向肉类消费转变的时期，也是人均能量消费增长的时期。以面包和水为食的人，也许会像以牛排和香槟酒为食的人一样，吃掉同样千卡数量的食物能量，但食用牛排/香槟酒代表着高得多的总体能量消费水平。考古证据表明，罗马时期大多数人的饮食成本都有巨大增长。这在罗马本地最为显著。葡萄酒和橄榄油消费的爆炸性增长创造了泰斯塔西奥山，但即使在最简陋的村落遗址，也出现了向更昂贵的食物热量转化的惊人证据，覆盖的人口达数千万。虽然普通罗马人的饮食并非牛排和香槟酒，但的确他们至少有橄榄油和进口葡萄酒。
马拉尼马将用于建筑、工业和运输的材料排除在了能量内容之外。在罗马时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这种定义上的差异不会对计算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的建筑、工业和运输业一直非常简单。但考古证据又一次清晰地显示，罗马时代与前罗马时代最巨大的反差之一就是所有这些领域的活动的蓬勃发展。
马拉尼马在定义上的判定，不断地创造着比我的分值要低的能量获取分数。而同时这种情况又不少见，那就是当他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猜测（例如，对于罗马帝国役畜的数量及因此而消耗的饲料量的人均数值，或者对人均消耗的木材量的猜测），而选择了较低的估计数字时，我们的差异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些差异合起来，就会使我们每个人所估计的提高的幅度越发不同。
如果争论纯粹是定义上的，那倒不是很重要，因为马拉尼马和我都竭尽全力地做到了清楚、直白，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想了解的问题，选择使用相关指数。然而，马拉尼马还提出，我所得出的罗马帝国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了。他认为我的数字意味着罗马人获得了比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还要多的能量，而且罗马帝国早期的能量强度（即消费的能量与GDP的比值，或者基本上是耗费1千卡所能赚取的美元数）是1800年的西欧的两倍。
马拉尼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将我对罗马帝国核心地带能量消费所做的每人每天31 000千卡估计，与他本人的欧洲人在1800年只能获取大约每人每天15 000千卡的估计进行了比较。他的数字比我得出的1800年左右西欧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为每人每天38 000千卡的数字低了很多。我的数字来自库克、斯米尔和麦迪森的计算，因为纵观19世纪前的时期，马拉尼马定义的能量获取比库克的和我的都狭窄得多。结果，马拉尼马计算的1900年前的分数，始终只有我和库克计算的一半左右，所以，将我计算的100年的能量获取数与他自己计算的1800年的数字进行比较，只能产生荒谬的结果。我们的设想当然是不同的——按照马拉尼马的计算，西方核心地带的普通人在1800年消费的能量要比100年时的多大约75%；而依据我的计算，只多25%——但是，在罗马帝国使用的能量比英国廉价的情况下，马拉尼马认为我的分数是荒谬的，纯粹是因为他坚持将术语定义不同的指数直接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将定义上的分歧视为看待数据的两种不同方式，马拉尼马的定义将导致较低的结果，而我的定义则导致较高的结果。那么引人注目的是：总体的画面何其相似。马拉尼马和我都认为，欧洲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之间的这段时期，能量使用是稳步增长的这种旧看法是错误的。能量获取状况自罗马帝国之后曾一路下跌，最快也要到1700年时，欧洲人才刚刚赶上罗马人的水平。甚至到20世纪时，我们的画面仍大致是相似的。依照我的定义，在西方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5）；而依照马拉尼马的定义，在西欧，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41 5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4）。
然而，这种将马拉尼马的计算和我的计算相对比的方法，会忽略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当我们只观察过去2 000年时，这两种方法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情景。但是，当我们观察自最后一个冰期以来的历史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从拉斯科时期到泰斯塔西奥山时期，人均获取能量一定大致翻了一番（从养活能生存的人口所需的最低水平，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约8 500千卡），而我则认为应当增长了七八倍，增长至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马拉尼马倒不像格里高利·克拉克那样离谱。正如我前面曾提到过的，克拉克曾说，“（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然而，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在公元前14个千年间，能量获取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05%。而我的数字意味着年平均增长率为0.02%，这个速度也不算快，但使前现代的经济发展展示出一幅非常不同且更真实的面貌。
在本章较前面的部分我曾提到过，对罗马世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试图探究罗马的实际工资或人均GDP，却很少有人关心考古记录的杂乱的细节。其结果之一便是他们似乎往往对罗马世界与史前社会之间的鸿沟，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马拉尼马对度量什么和如何度量所做的设想，没有抓住罗马帝国的生活与像耶利哥那样一万年前的农业城镇的生活，以及像南非的平纳克尔角那样10万年前的定居点的生活之间的反差。观察非常长期的能量历史，需要更完备地研究考古记录，也需要采用像库克那样的先驱人物们创新的方法。能量流之类的问题对研究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至关重要，而库克等人的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比马拉尼马的方法要敏锐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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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h5>
贯穿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均获取能量都有所增长，在1世纪时达到最高点，约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达到极高的水平，接近于1700年左右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不过按现代的标准仍算很低，也许连当代美国15%的水平都达不到。图3.6显示了我对古代时期（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现代时期（1700~2000年）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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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估计数字</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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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现代之间（200~1700年）</h4>
下一个挑战是填补古代地中海地区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数据之间的漫长鸿沟。我把这1 500年分成了3个阶段： 200~700年、700~1300年、1300~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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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200~700年）</h5>
图3.5显示了在这第一个阶段中，工业和商业活动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意味深长的衰退，说明能量获取也在下降。
原则上讲，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于301年颁布的关于价格和工资的著名法令，应当能使我们了解4世纪初时的实际工资情况，从而为我们提供起点，但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这样简单。根据沙伊德尔的计算，从该法令所推测的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每人每天9 376千卡，低于1~2世纪时意大利的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不过存在很大的变量，12 000千卡上下）。然而，罗伯特·艾伦的计算显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 439千卡，和18世纪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一样低，即使把工资全部用于购买食物，也维持不了太久。无疑，这个法令似乎说明从公元150~301年，实际工资下降了，但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建议将其中的数字权当痴心妄想，与真实世界中的价格相距甚远，他们恐怕是对的。
最近几项对考古证据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公元200~700年间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印象，不过这些研究也表明，变化的详细情况和速度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表现殊为不同。一些新的能量获取手段，例如铧式犁和水车的使用，在公元200年后变得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罗马核心地带其他方面都相当落后的北部边缘地区，但是总体趋势是显著地在向另一个方向变化。
除非罗马晚期考古的专家们能够更精确地对考古证据进行量化，否则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公元200~700年的概貌是：由石头和砖头盖成的高大房屋被木头和泥土建成的矮小房屋取代了；铺砌的街道被泥土道路取代了；排水沟和高架渠被废弃了；人的寿命、身高和数量都下降了，存活下来的人们从城市流向了农村；远程贸易衰落了；简陋的手制陶器取代了精致的轮制陶器；木制和骨制的工具使用增多，而金属工具减少；工厂纷纷歇业，被乡村匠人或家庭手工业者取代。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提出，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下降，是从1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穿越大草原的人口迁徙，使得欧亚大陆东西端原本迥然不同的细菌融合了起来。图3.5显示，这种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突发疾病，在公元200年前就已经开始拉低能量获取水平了。随着气候开始恶化，到公元3世纪时，这种下降的趋势日渐明朗，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但是从5世纪开始的第二轮暴跌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公元450年，不列颠岛的极西北部便显示出物质财富的骤降。到500年时，高卢也出现了这种情况。600年时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到700年时又吞没了北非和爱琴海沿岸的拜占庭核心地带。
公元400~700年，崩溃的浪潮从西北席卷东南，通常呈现出各种纷繁复杂的模式，正如新近对6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西部的萨迦拉索斯遗址的公共厕所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所证明的。研究显示在当地农业越来越精耕细作的同时，城市结构却在瓦解，呈现出明显矛盾的画面。然而，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过程中，整体效应却是明显无误的。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收缩了，缩小到今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地域的缩小是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是相应的。
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认为公元200~7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的下跌并非是灾难性的。在埃及和伊拉克，灌溉系统、城市和基本的国家形态仍然是完整无缺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许反而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在其他地方，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如意大利地区的6世纪，或安纳托利亚地区的7世纪），人们仍然采集木头，生火做饭，做着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致相同的事情。然而，总体能量获取水平肯定是下降了。例如，最近对英国所做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7世纪时，非常简单且千篇一律的谷物食物，代替了罗马时代更加丰富多彩的饮食。
在当前的证据状态下，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考古发掘报告，进行大致的猜想。从公元200~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可能下跌了10%（核心地带从大约每人每天31 000千卡降至大约28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500~700年，又下跌了10%，降至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其实，公元200~700年，埃及和伊拉克的人均能量水平即使真有下降，恐怕也降得很少，但是意大利、北非和高卢南部等地区的暴跌，却导致了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700年时比200年时低了20%。
这个下降程度远没有图3.5所显示的那样剧烈（原因是图3.5也许主要反映的是变化最大的非食物热量和昂贵食物热量），但在一些罗马史专家看来，似乎仍然被夸大了。在整个19~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晚期古代社会的总体观点是正确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批评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按照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说法：“撰写晚期古代世界（公元200~700年）的历史简直是太容易了，好像那就是一个关于‘衰落和瓦解’的悲伤故事。”布朗抛弃了吉本的黑暗画面，他主张：“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这个时期是与令人震惊的新开端相连的……对于被一个敏感的欧洲人如此珍重地视为其自身文化中最‘现代’和最有价值的……‘当代’特性，我们表现得极度敏锐。”
布朗意在提醒历史学家们，不应让衰落和瓦解的叙事，遮掩了晚期古代社会文化转变的复杂而迷人的事实，但经过30年的提醒后，许多历史学家如今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安德烈娅·贾尔迪纳（Andrea Giardina）曾评论说：“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诸如‘衰落’或‘颓废’之类的词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因而也就成了对人们的误导。”布朗主张我们应当将公元200~700年这个时期视为从古典文化进入早期中世纪文化的转型时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太多历史学家任由这种新观念蒙住了自己的双眼，无视这也是政治和经济崩溃的时代这一事实。战略学家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最近曾说，“新的时尚观点将晚期古代社会的转型几乎说成了和平的迁徙与温和的渐进式转变，然而却遭到了详细的考古证据的反驳。考古证据中充满了暴力、破坏，以及上千年都无法恢复的物质享受和教育成就的灾难性的损失。”我发现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个结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对渐进主义模式的最好的修正办法，就是直接将对2世纪时罗马帝国任何部分的遗址考古报告和调查数据，与7世纪时同一地区的报告和数据进行对比。所有遗址（甚至包括比罗马帝国所有其他部分都更好地渡过危机的埃及的遗址）都显示出物质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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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的600年（700~1300年）</h5>
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600年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在总体上呈现缓慢上涨的趋势，但详细情况却难以说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能量获取的关注度相比同行要低。
在公元7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已收缩至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地区。有一些证据表明，8世纪或9世纪是叙利亚，9世纪或10世纪是伊拉克，11世纪塞尔柱人入侵时是整个亚洲西南部地区，能量获取水平都下降了，但是在700~1300年这段时期，似乎埃及始终保持着能量获取的高水平，而西班牙地区有所上升。欧洲基督教地区在900年后显然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到1300年时，最富裕的地区意大利赶上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埃及的水平。
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也显示出经济迅速复苏的迹象。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一篇极具价值的论文中，利用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计算出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拜占庭核心地带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为大约每年68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的购买力平价）。像罗马的人均GDP的计算一样，这个数字对食物热量之外考虑很少。米拉诺维奇特别对非食物收入进行了小小的提高。然而，他的确注意到了，他得出的拜占庭人均GDP数字比大多数人估计的罗马帝国早期人均GDP数字低大约20%，比扬·范·岑登计算的1086年英国人的收入和格里高利·克拉克计算的13世纪初英国建筑匠的收入高20%~25%。所有这些人均GDP研究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说明即使绝对数字低估了能量获取水平，随时间推移的相对变化仍然可以准确地反映实际状况。
从这些对比推断，再为非食物热量做较大的提高，如果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的话，那么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的能量获取水平则约为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而如果米拉诺维奇所采纳的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的论断——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和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相当——是正确的，西方核心地带整体水平也应当达到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而公元第二个千年早期，英国遥远边缘地区的能量获取水平约为21 000千卡。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么通过罗马和拜占庭人均GDP和实际工资的对比，也许会稍稍低估了公元100~1000年能量获取水平总体的下降情况，因为这一下降也许对非食物热量的影响比对食物热量的影响要大得多，而戈德史密斯–麦迪森–米拉诺维奇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这些非食物热量。
如果这一系列推断都是正确的，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700~1000年只有极小提高，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6 000千卡。尽管这个数字无疑与希腊的发现是相符的，但考古证据的匮乏使得这点很难得到验证。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在700~900年比较平稳地保持在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在10世纪时开始攀升，在1000年时增至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然后可能在1300年时达到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欧洲的考古证据似乎与此相符，有家庭财产增多、坚固房屋增多、贸易加强，以及政府开支大大增多的显著迹象。甚至在遥远的波兰边缘地区，11~12世纪的饮食也比以前要丰盛得多，花样也繁复得多，但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似乎仍然是意大利。
我们不可能对13世纪的意大利和埃及进行直接的考古对比，这是令人沮丧的，但经济史学家谢夫凯特·帕慕克（Sevket Pamuk）搜集的实际工资数据显示，1300年时意大利北部的工资水平（可以推测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经赶上了埃及，并领先于拜占庭；而到1400年时，意大利连埃及也超过了（见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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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1300~1800年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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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帕慕克，《黑死病》（Black Death），第297页，图2</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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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1300~1700年）</h5>
如果对中世纪和近代的能量获取水平的这些估计大致是正确的，那么在1300~1700年这段时期，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增长了大约23%，从大约26 000千卡增至大约32 000千卡。这比同样时间跨度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快，除了公元前400~前1年这段时间，当时增长了29%——从24 000千卡增至31 000千卡。古代和近代早期增长率和总体分数的近似，说明历史学家们喜欢将这些时期做类比，并非是不合时宜的。
欧洲许多城市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极其详细的实际工资系列数据，如今都可以得到。这些数据表明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总体减少了；1350年，黑死病加大了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后，工资得到了巨大回升；随着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人口增长，实际工资又逐渐下降了，但是到1600年时，西北欧和南欧、东欧的工资水平拉开了距离：西北欧的工资呈回潮之势，而南欧和东欧仍在继续下跌；1700年时，阿姆斯特丹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比在1350年时高出了30%，而伦敦的非熟练工人高出了80%，这两地的工资增长都高于前面提到的能量获取水平的提高。
安格斯·麦迪森对人均GDP的估计使得1500~1700年这段时期呈现出极其不同的面貌。按照麦迪森的计算，除了意大利，整个16世纪西欧的生产率全面持续增长。在他看来，1700年时荷兰和英国取得了领先地位，并非因为它们在17世纪复苏了而其他地区却倒退了，而是因为它们比欧洲的其他经济体发展得更快。他确定在1500~1700年西欧生产率增长了29%。
像古代时一样，实际工资和人均GDP情况之所以有所不同，很大程度上应解释为，度量的是非常不同的事物。西欧的领主们在黑死病肆虐后无法再任性妄为，使得资源配置大大地向穷人转移，实际工资的增长比生产率的增长快得多；但随着16世纪人口回升，实力又转回贵族那一边，尽管人均GDP仍在增长，实际工资却下降了。
1350年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实际工资飙升，也遮掩了14世纪的广泛大衰退的事实。衰退在很多方面损害了贸易和工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像以往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严重，但14世纪的灾难和不稳定似乎仍然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但下降幅度不大。从1300年的每人每天27 000千卡降至1400年的26 000千卡，但由于缺乏关于定居点的可量化的考古证据，这只是猜测。
1300~1700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呈现上升（见图3.8），这方面的考古证据非常明显，似乎也符合我在前文中提出的23%的涨幅，尽管考古证据还没有详细到能够验证我所提出的每人每天的能量获取水平在14世纪下降了1 000千卡的看法。西北欧农业产量增长的证据非常清楚，文字资料和实物证据都表明，13~14世纪在城市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捕鱼量有显著增长，渔场也得到了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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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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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热量的增加仍不足以明确地影响成年人的身高，但在非食物热量中，变化要惊人得多，特别是在1500年后。遗嘱和诉讼文书中显示的细节和发掘出的遗物，全都表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1700年时西欧的房屋比1300年时的更大、更精致，物质产品也更丰富。工业生产在增长，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诸如泥炭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开始贡献巨大的能量。虽然对比肯定仍然是猜测性的，不会很精确，但17世纪时西北欧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罗马巅峰时期（约公元100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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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期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年）</h4>
尽管也许令人吃惊，但我们在估计冰期末期的能量获取水平时，较之其后到18世纪前的任何时代，我们有更充分的立足点。尽管自农民将最后的食物采集者逐出最早的西方核心地带（侧翼丘陵区）已过去了数千年，同时，该地区的气候和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研究仍能相当准确地确定能量获取的可能参数。
颇具盛誉的生物能量学和灵长类动物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我们最近的进化邻居类人猿的能量使用情况的生动画面，而经济人类学家也测出了从炎热的非洲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当代世界各地的食物采集者的能量获取情况。
已知最早的作为物种的人，180万~250万年前生活在东非地区。他们的能量需求近似于黑猩猩，但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能人”吃肉的次数比黑猩猩要频繁，他们甚至可能已经成为活跃的猎手，而不是拾荒者。通常需要植物与太阳能的光合作用产生的大约10千卡的化学能量，才能使动物产生1千卡的动能，所以，能人已经在用昂贵热量取代廉价热量了。即便如此，能人由于身材矮小、脑容量较小、物质文化简单，可能通常也只需要大约每人每天1 500千卡的能量。
随着180万年前东非的能人进化成直立人，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得到了巨大飞跃。直立人的脑容量增长了大约40%（从610毫升增至870毫升），体重增长了75%（从35千克增至62千克），身高增长了近50%（从1.15米增至1.7米）。直立人可能已能随心所欲地生火，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非食物能量获取的能力，并使他们通过改造食物从中吸收了更多热量。由于大约5万年前的考古记录太少，证据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最近在以色列的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地区的考古发现强而有力地证明了79万年前直立人已经懂得使用火了。假如从木头中释放能量烹饪食物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技术，那么直立人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升至大约2 000千卡。
随着原始人类北迁越过北纬40°线，他们必须摄入更多能量以应对更为寒冷的气候。英国的山毛榉坑和德国的舍宁根都发现了4万年前的人类经常使用火的确凿证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尼安德特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昂贵的肉类热量，特别是在较寒冷的地区和时间。生物能量学家估计他们通常每人每天要消费至少3 000千卡，也可能接近5 500千卡。
冰期晚期的现代人需要用于食物的热量相对较少，因此用于燃料的热量也较少，但其他类非食物能量的获取极大地增长了。对虱子的基因分析表明，人类至少在5万年前，也可能在15万年前，就开始穿合身的衣服了。对化石脚骨所做的解剖研究也表明，至少在4万年前，人类也普遍穿鞋了。大约5万年前，智人也开始将少量的能量用于个人装饰，将相对较多的能量用于建设栖身场所。考古学家们至今仍未发现关于原始人类盖房子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但至少自5万年前起，现代人开始将能量投入建筑了。从最早的时候起，修建这些建筑物就需要数千千卡的非食物能量，但是人们在没有山洞可以使用时，有了遮风避雨之所，就可以借助火炉取暖，使这种努力得到了回报。
到冰期末期，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亚洲西南部西方核心地带，像欧哈罗这样的考古遗址，人类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食物+非食物）一定是在每人每天4 000千卡左右。我做出这样的估计，是因为食物能量不可能长期远少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假如非食物能量获取远低于此，纳吐夫人的物质文化就要比考古记录所显示的简陋许多；假如非食物能量获取远高于此，考古记录也会比实际显得富裕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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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14000~前500年）</h5>
正如图3.9所清楚地显示的，关于冰期晚期西方核心地带狩猎－采集社会能量获取水平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与下一个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500年的地中海东岸城市居民，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可以为这13 500年简单地假设一个平稳的增长率，或者是算术的，或者是几何的。但实际上，将实地考古资料与文献数据相结合，借助经济人类学方法，再对比公元前500年之后的分数，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数字的（见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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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公元前14000年和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的西方能量获取情况</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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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6个阶段，先简要地概括一下每个阶段的大致发展情况，再努力对这些变化对于能量获取的意义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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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采集社会（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h5>
考古证据似乎非常清楚，亚洲西南部随着冰期末期气候越来越温暖、越来越稳定、饮食越来越丰富，棚屋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精致了，物质文化在发展。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的考古发现表明，用于种植的黑麦在公元前11000年时，更大种子已被选出来。亚洲西南部的人仍然是采集者（不过越来越多地成为定居者），到公元前11000年时，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仍然更接近于冰期晚期时的每人每天4 000千卡，而不是库克所认为的早期农业社会所应达到的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这3 000年至少就百分比而言有了相当大的相对增长，即便没有按照后世的标准，认为在千卡的绝对数量上有较大增长的话（见图3.10），也会得出这一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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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每千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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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仙女木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h5>
被称为新仙女木期的长达1 200年的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对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公元前10000年时，很多永久性村落似乎被遗弃了，居民回到了更具流动性的生活，在建筑和物质文化方面投入的能量也减少了；另一方面，最早的重大公共建筑出现在像柯尔梅斯德雷、杰夫–阿玛和穆赖拜特这样的考古遗址，意味着能量获取的增加。在我看来最稳妥的办法是，至少在相关证据得到重大完善之前，先假设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基本是持平的。这样与平稳的算术增长模式和几何增长模式都有了较大差异。这两种模式都认为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17%（算术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9 000千卡增至10 500千卡；几何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6 000千卡增至7 000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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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的革命（公元前9600~前3500年）</h5>
公元前9600年后，随着天气变暖和定居生活的普遍化，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耕种恢复得相当快。在公元前9000年时的约旦河谷、幼发拉底河谷和底格里斯河谷的多个考古遗址，都出现了非自然生长的小麦和大麦的大种子，到公元前8500年时就变得更普遍了，在很多考古遗址都能看到完全是人类种植的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坚硬的叶轴和外壳都还没有碾碎）。到公元前8000年时，沿着今伊朗、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的边境地区延伸的侧翼丘陵地区，将近半数的碳化的谷物种子都是人类种植的了。到公元前7500年时，几乎全部的种子是种植的了。
驯化动植物的定居生活提高了平均每公顷耕地能量获取量，并且至少在短期内，提高了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然而，多余能量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生养了更多婴儿，这就引发了第二个趋势。村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几何级的人口增长超越了算术级的食物供给增长，使得人均食物供给跌回最低限度。这两个趋势共同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结果，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显然得到了巨大提高，总体食物供应的最好情况也就是停滞不前。种植谷物的廉价热量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基于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的更为丰富的饮食。人们的骨骼记录表明，总体而言，早期的农业人口健康程度不及农业产生之前的狩猎–采集群体。
过去30年的考古发掘情况也表明，自新仙女木事件后，能量获取的变化率比原先想象的要慢得多。我们不应想象发生了一场单一的农业革命，也许应当认为从用全部时间采集食物，到采集与耕种相结合，再到用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生产出的食物逐渐替代野生食物，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最新的研究也表明，在侧翼丘陵区，这一过程大致发生于公元前9600~前7500年，经历了大约2 000年。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阶段，驯化植物和动物这一转变之后，跟随而来的是时间更为漫长的食物能量的副产品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农民们逐渐加强实践，发现了驯化的动植物的新用途。人们花费了很多世纪，才学会了轮换种植谷物和豆类以恢复地力；去除杂质，更有效地处理谷物；更有效地烘烤面包；约束动物用于取奶或牵拉，而不是在它们尚幼小时就把它们全部吃掉；制造更高效的犁和装有轮子的车；储藏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打井技术为溪水流不到的地方提供了水。
完整的古代干谷农业在亚洲西南部至少直到公元前4000年时才就位。到那时，除草、轮种和为庄稼施肥才全部成为常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每公顷能量获取量，即使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能量盈余都转换成了更多的人口，而不是更多的人均获取食物能量。
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依然缓慢，但已经明显得多了。就像计算后罗马时期的能量获取量一样，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比不同时期的定居点遗址。来自阿布胡赖拉的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见图3.11）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顶部是一座小而结实的房子的一部分，建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底部是一个脆弱得多的棚屋的残存，建于大约公元前12000年。如果我们将时间继续推移，我们发现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时，房屋更加牢固——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恰塔尔休于。到公元前45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欧贝德时期越发令人难忘。迈克尔·罗亚夫（Michael Roaf）曾描绘过一个相当典型并且也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例证：伊拉克的玛德胡遗址，面积170平方米。那时的房屋已经用泥砖建得很坚牢了，通常会围成一个阴凉的院子，有防水的屋顶，还有很大、很好的仓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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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叙利亚阿布胡赖拉的房屋遗迹。底部为公元前12000年左右的棚屋的柱坑；顶部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泥砖房屋遗存</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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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摩尔（A.M.T. Moore）、莱格（A. J. Legge）和希尔曼（G. C. Hillman），《幼发拉底河畔的村落：阿布胡赖拉，从采集到农业》（Village on the Euphrates：From Foraging to Farming at Abu Hureyra）（2000年版），第107页，图5.4</h6>
典型的家居产品也同样在增长。陶器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开始使用，自那以后不久就有专业的制造者开始使用陶轮了。编织似乎也在稳步发展成熟，铜质的饰品、工具和武器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使用。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考古学家对亚洲西南部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居产品进行过系统的定量分析和比较，但阿布胡赖拉（约公元前12000~前8000年）和玛德胡遗址（约公元前4500年）家居产品内容的反差，还是很引人注目的。
各种各样的重大公共建筑所消耗的能量也急剧增长。耶利哥有一些早至公元前9000年的作为防御工事的塔，但是与公元前3500年埃利都的精美神庙或者苏萨的堆积的巨大土台相比，就要逊色多了。图3.12是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埃利都神庙序列的复原图，能够像阿布胡赖拉的房屋图片一样形象地说明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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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伊拉克埃利都神庙遗迹。最底部是建于约公元前5000年的神庙；最顶部是建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神庙</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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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迈克尔·罗亚夫，《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近东文化地图集》（Cultural Atla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the Near East），1990年，第52页</h6>
用于运输的能量也在增加。将畜力与带轮的车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确凿证据，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所绘的牛车图。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坟墓中，出土了真实的车辆。风力和水力也得到了利用。独木舟于公元前5000年被用于打鱼；在埃利都，公元前4000年时就开始使用正经的船了。
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增长非常明显。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就公元前14000~前11000年丰富的采集社会而言，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在百分比上变化很大，但在绝对数字上，按照现代的标准却并不大。甚至到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末期，西方核心地带的人们仍然是村民，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处于图3.1中库克所谓的“早期农业社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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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家（公元前3500~前1200年）</h5>
公元前3500年后，随着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的创建和扩张，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增长率开始加速。但由于没有对人体骨骼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讨论又一次无法进行，就像对旧石器时代饮食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及其他人类学分析不足一样。零散资料给人们形成的总体印象是，食物热量摄入的总体变化相对不大。
对于西方核心地带不同部分的饮食和营养，我们可以勾勒出非常简略的画面，但细致研究后会发现，地区间的差异非常大。高产可能是长期趋势：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的结实率上涨了（在公元前20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大麦种植可能达到了30∶1），但人口似乎增长得同样快，抵消了收益。
然而，像较早的时期一样，人均非食物热量获取也有极大增长。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属器具的普及。这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标准名称：青铜时代。据皇家官方档案记载，宫廷里有很多青铜铸造坊；考古发掘者也发现了大量的私人铸造坊；自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核心地带的石制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
著名的埃及金字塔、亚述和巴比伦金字形神塔，以及青铜时代的宫殿和神庙，无疑消耗了巨额的能量。约公元前2600年修建于埃及吉萨的大金字塔，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重的建筑物，重约100万吨。长距离贸易的规模也在迅猛扩大，尤其是在公元前1600年后，在土耳其海岸外发现的船只残骸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大量新增人口所消耗能量的增长。公元前3500~前1200年，在西方核心地带的所有部分，房屋标准和家居产品的数量和工艺都有较大的改善。
像其他时期一样，这段时期内也存在强烈的地区差异，以及突发的地方性崩溃事件。例如，爱琴海克里特岛的新宫殿时期（约公元前1800~前1600年）是一个十分富足的时期，有很大的房子（中等规模房屋的楼层平面都有130平方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然而，公元前1600年后，克里特岛上的非食物财富似乎下跌了，而与此同时希腊大陆却仍在持续增长。
这一时期最大的突发性崩溃事件，似乎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后的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被焚毁了，其庞大的物质文化区瓦解了；还有公元前2200~前2000年，发生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叙利亚和黎凡特到埃及的整个地区（地中海沿岸很多地区也受到了冲击）。然而，尽管这两次崩溃都留下了清晰的考古痕迹，但却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能量获取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似乎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两次崩溃实际上发生的地点都非常分散，一些遗址被毁灭并放弃了，而另一些却依然繁荣（例如在叙利亚，今塞赫那城和斯维哈特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被放弃了，而布拉克丘和莫扎却发展得更大了）。对于崩溃的根本原因，考古学家们意见不一，有些人甚至质疑使用“崩溃”这个词是否合适。
另一个原因是公元前3100年时在埃及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尼罗河谷没有受到公元前3100年崩溃的影响，尽管公元前2200年后的灾难的确给埃及造成了重大冲击，但与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作用时间不同。公元前2100年，埃及的古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王国都已经瓦解了，但强大的新国家乌尔第三王朝重新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乌尔王国也崩溃了，但中王国重新统一了埃及。尽管公元前2200~前2000年这个时期留下了明显创伤，但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始终在增长。公元前1800~前1550年又一轮动乱发生时，能量获取似乎仍在增长。
还有一个原因，我界定能量获取的办法也许低估了危机对此的影响。在早期历史的这段时期，公元前2500年前，我每500年计算一次分数；公元前2500~前1500年之间，我每250年计算一次分数。公元前3500年的分数度量的是乌鲁克崩溃之前的能量获取水平。虽然美索不达米亚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3000年时也许低于公元前3100年之前（证据并不清楚），但埃及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3000年时肯定比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500年时高。同样，对公元前2250年的能量获取的计算，显示的是大崩溃开始前的水平，而且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2000年时仍处于混乱中，埃及的秩序已经恢复了。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在两个分离甚远的时间点之间进行度量，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抹平现实的变化。
既然我们为城市化设置了低门槛（大约5 000人），可以说到公元前125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了，而欧亚大陆西部的大多数人已经生活在有行使职责的中央政府的古代国家中了。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库克的图表（见图3.1）中早期农业阶段的水平——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了。即使将最富裕的青铜时代晚期定居点，如乌加里特（毁灭于约公元前1200年），与一流的希腊定居点，如奥林索斯（毁灭于公元前348年）相比，青铜时代社会的能量获取水平仍无法与古希腊的每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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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00~前1000年）</h5>
公元前1200~前1000年，席卷了整个西方核心地带的崩溃提供了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证据。在受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今希腊和土耳其），城市和精美的经典建筑一起灰飞烟灭，甚至在受危害最小的地区（埃及），社会上层的活动也锐减了。
至今尚无很多证据证明埃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但在叙利亚、以色列和爱琴海地区，住房的标准、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贸易网络的规模都急剧下降了。缺乏人体骨骼的大规模系统性对比，又一次造成了问题，但至少在爱琴海地区，成年人的死亡年龄下降了；同时，发病率增长的一些证据也肯定了成人身材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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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前500年）</h5>
能量获取水平一定是急剧飙升了，才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青铜时代后的低谷期蹿升至公元前500年的约25 000千卡。而公元前500年，正是地中海古代社会经典时期的开端。
大多数可用的资料和早期阶段所用的同属一类。像通常一样，经典建筑是最明显的证据：公元前6世纪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和巴比伦的神庙、宫殿，使此前几个世纪的所有建筑都黯然失色，就像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和罗马卡皮托林山的朱庇特神庙对扩张的核心地带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一样。
在核心地带，房屋说明不了太多问题。那里有多间屋子、方方正正的房子一般面积都在50~100平方米。这种情况好几个世纪来都很普遍，但在以色列，结实的两层楼“柱屋”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变得更普遍、更大，也更豪华。再往西到地中海地区，多间屋子的方正房子逐渐取代了面积较小、曲曲弯弯、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这一过程在希腊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到公元前500年时大致完成；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始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到公元前400年时告一段落；在法国南部始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0年时基本完成。
在希腊，关于成人身材的证据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但公元前1000~前500年，成年人的平均寿命明显提高了，发病率也可能下降了，说明作为其基础的能量获取水平也在增长。然而，关于饮食的直接证据仍然不清楚，因为目前遗址中在食物方面的变量使得仍不可能探求现象变化。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铁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肌肉力量的效用。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很早的时候，金属就已经偶尔被使用了，但公元前1100年后不久，塞浦路斯地区的锻工们开始更加系统地打造铁器。这可能是因为公元前1200年贸易道路崩溃后，获得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锡出现了困难，不得不采取对策。到公元前800年，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之后，铁的优势（尤其是其含量丰富和成本低廉）已经尽人皆知了，于是铁被继续当作工具和武器的标准原料。公元前1000年，希腊几乎所有的武器都是铁制的了；公元前700年，最早的铁制工具也在希腊出现了。当时铁制武器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也已得到普遍使用。
公元前800~前500年，对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兼并，是西方核心地带最迅速的扩张。尽管亚洲西南部的老核心地带的经济活动无疑仍在增长，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和今天突尼斯所在的地区发展得更为迅猛。最容易量化的证据是船只残骸和污染记录（见图3.5）。
对希腊以外地区的人体骨骼、住房以及其他形式的证据缺乏系统性的搜集，又一次妨碍了估算，但总体面貌似乎是清晰的：公元前1000~前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上升——也许像以前一样快。在地中海盆地的中部和西部，上升得尤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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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记分牌</h5>
要填补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到公元前500年（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13 500年的能量获取分数的鸿沟，办法之一是索性假设一个固定的增长率，无论是算术的还是几何的（见图3.13）。然而，本节讨论的证据显示，那样做将遗漏大量重要信息。
考古证据显示得非常清楚，公元前最后几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比冰期晚期和冰期刚刚结束的时期，增长得要快得多，意味着算术增长曲线肯定存在严重的误导。如果设定一个几何级的固定增长率（每年0.013%），会更大致符合实际，但即便如此，也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如公元前10800~前9600年新仙女木期能量获取的中断、约公元前3500年后的显著加速，以及公元前1200年后的下跌。最好的估计曲线无疑是几何曲线和算术曲线下方的那条曲线。其增长率是指数的，但指数总体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看法，我们没有确凿的一个点，继续推进的唯一办法是估计，然后将估计结果与实际的考古证据、比较证据，以及我们为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期间估计出的分数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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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估计公元前14000~前5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可供选择的办法</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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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能量获取水平也增长了，但极其缓慢。像新仙女木期前的阿布胡赖拉这样的定居点，相比于像欧哈罗这样的冰期晚期的考古遗址，人们获取的能量似乎更多。我猜测增长大致在每人每天1 000千卡，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5 000千卡（即3 200年间增长了25%，平均每年增长0.007%）。我这样假设并没有确凿的根据。房屋面积和精致程度、食物准备的复杂程度和物质文化的扩展程度的增长，也许只代表每人每天500千卡的增长（即12.5%的增长率）；也许能代表每人每天2 000千卡的增长（即50%的增长率）。虽然这两个数字都过于极端了，但即使两者中有一个比我估计的每人每天1 000千卡更接近于现实，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的变化量仍然非常小，假设公元前10800年时的能量获取水平为每人每天4 500千卡，或者每人每天6 000千卡，而不是每人每天5 000千卡，对于随后的计算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正如前面的章节提到的，新仙女木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证据有相互矛盾的迹象，所以我决定将这1 200年的能量获取情况视为没有变化。当然，这也许又是错误的。能量获取水平也许下降了（不过不可能一直跌到公元前14000年的水平），也许在继续上升（不过不会像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那样快）。不过，像较早的时期一样，所涉及的数量微乎其微，估计误差更可能是相互抵消，而不大可能相互掺和。
公元前9600~前3500年，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似乎远大于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库克估计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经升至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了，只比上面的几何曲线所指示的每人每天13 000千卡低一点。但目前可用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似乎太高了。库克也许犯了20世纪中叶的考古学家们偶尔会犯的错误，以为农业革命只是一场单一的、极其迅速的转型。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耕种和驯化是一个长达大约4 000年的过程，而且这还只是在亚洲西南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不间断的革命副产品的第一阶段。在公元前9600~前3500年，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翻了一番，从大约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13%，几乎比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翻了一番），而不是像库克认为的那样到公元前5000年时就翻了一番还要多。按照库克的估计，公元前10800~前5000年的年增长率为0.017%。如果以这样的年增长率，到了公元前3500年，分数将达到每人每天15 500千卡。按照我的设想，如果能量获取在公元前3500~前1200年几乎又翻了一番，那么青铜时代晚期的能量获取水平就将达到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几乎相当于1世纪罗马帝国全盛时期、12世纪中国宋朝，或者大约1600年时西欧和中国核心地带的水平了。
这恐怕根本不可能。假如库克估计的公元前5000年的为每人每天12 000千卡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与后来的数字保持看似合理的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设公元前5000年后能量获取的增长率急剧减缓。假如增长率降到只有每年0.015%（也就是说，比库克估计的公元前9600~前5000年的0.017%的年增长率还要低），那就将把公元前12000年的分数拉低至每人每天21 000千卡，像我估计的一样。然而，考古证据却很难与公元前5000年后增速减缓的说法相吻合。库克对大约公元前50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估计（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一定是过高了。如果能量获取在公元前10800~前5000年大致增加了50%，也就是从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加到大约8 000千卡（而不是像库克认为的那样翻了一番还要多，从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至12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前5000~前3500年又增长了大约1/3（从每人每天8 000千卡增至11 000千卡），那么我们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能量使用情况，及其与青铜时代的关系的图画，就合理多了。所以，公元前5000年时，能量获取水平增长至每人每天8 000千卡，然后到了公元前3500年，增长至每人每天11 000千卡。
公元前3500~前1300年——大致是从乌鲁克时代到拉美西斯大帝的时代——能量获取水平大约又翻了一番，从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增长到21 5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29%，恰好是公元前9600~前3500年增速的两倍，是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增速的4倍）。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所估计的增长曲线就在公元前13世纪赶上了几何曲线（见图3.13）。公元前1300年的数字当然有可能或高或低，但任何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低于每人每天18 000千卡，或高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都将意味着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必须假设一个奇慢或奇快的变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