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如今日益发展的贫民化趋势(在《格调》一书中分析过),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重拍老片子带来的恐惧几乎总会导致某种精神沉沦。只要比较一下 1964 年的《夜幕必须降临》(<cite>Night Must Fall</cite>)和 1937 年版的好片子,1962 年的《叛舰喋血记》(<cite>Mutiny on the Bounty</cite>)和 1935 年的原版,1959 年的《人猿泰山》和 1932 年约翰尼·韦斯默勒24主演的那一版,或者 1950 年迪斯尼版的《金银岛》(<cite>Treasure Island</cite>)和 1934 年版的好片子(前者背景音乐中采用的极其突兀的拨奏曲片段很像电视搞笑节目的惯用伎俩,总在暗示观众该如何作出反应,后者却为旷世奇才莱昂纳尔·巴里摩尔25和华莱士·比里26提供了性格表演的机会),你就会不断地感到失望。拙劣重拍定律的一个例外,是 1978 年版的《人体异形》(<cite>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cite>)。这部片子对 1956 年唐·希格尔那令人伤心的努力之作27进行了新的思考,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的表演和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的导演中那旧式的精妙和对观众的尊重,也使影片获得了改善。尽管重拍《摩登时代》、《公民凯恩》、《卡萨布兰卡》、《正午》(<cite>High Noon</cite>),甚至《码头风云》(<cite>On the Waterfront</cite>)和《原野铁汉》(<cite>Hud</cite>)都是显而易见的愚蠢之举,但肯定有人(见“恶俗人物”)要一试方休。结果呢,当鄙视蜂拥而至时,他们就会反击说那些批评者都是“<strong>精英分子</strong>”。
上面所说的都是昔日的景象了,如今恶俗当道,也就是说,现在是重磅炸弹的时代,比如卡通片似的《星球大战》及其续集,《超人》及其续集,《外星人 E.T.》,《蝙蝠侠》以及《至尊神探》(<cite>Dick Tracy</cite>)等等。如托德·吉特林28所说,这类影片“花在宣传上的钱比电影本身占据了更多的文化空间”。在一个时期内,公众的注意力范围都会为一部电影留有空间。因此,在大肆宣传之下,这类电影中的某一部肯定会成为占据公众注意力的那一部。不论习惯注意广告还是蔑视广告,美国(通常还有欧洲和亚洲)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部电影。
投放重磅炸弹的理想时间是每年的 6 月。到了 6 月,这类电影的观众——青少年刚从学校里涌出来,早就准备好揣着他们攒的零花钱奔向影院售票处了。但猛烈的宣传攻势早在临近春季学期时就开始了,第一批宣传材料早已散发完毕,第一批 T 恤衫开始堆满批发商的仓库,第一批洋娃娃和新颖小巧的小玩意儿开始出现在各大购物中心。每到 6 月,孩子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29一样馋得直流口水,最新上映的恶俗电影几乎早已胜券在握,不论它有多么糟糕。我用“几乎”这个词,是因为这套办法偶尔也有不奏效的时候。1980 年迈克尔·西米诺拍摄的《天堂之门》(<cite>Heaven’s Gate</cite>)耗资 4400 万美元,本该成为这种幼稚却成功的重磅炸弹,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到头来竟“完全没有条理”,专栏作家文斯·斯塔腾(Vince Staten)则评论道:“总的来说,这应该归功于快要破产的联美公司30。”(旁白:真是苍天有眼啊!)其实,电影《现代启示录》也一样恶俗,但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人发现这一点。
重磅炸弹电影体现了恶俗的完整理念,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就缺乏人类的价值观,完全依靠夸大其辞,获得成功全靠大肆宣传。再者,这类电影的叙述方式和表演方式都不成熟,只是提供连环漫画式的刺激,并且几乎完全依赖特效,所以只能满足那些只会因技术而兴奋的没受过教育的人(见“恶俗大学”)。正因为如此,电影公司才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电影,观众们却认为它们很有趣,并且意义重大。如彼得·毕斯肯德31所说,这类重磅炸弹的目的是“将观众重新塑造成小孩”,有教养的成年人也应该看一看。由于这类电影水准太低,明显造成了“选民的幼稚化”,从而导致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当选,并出现亵渎国旗的煽动行为等等后果。究其本质,重磅炸弹绝不只是电影,马克·米勒32强调说,它们更像推销其他商品的促销工具,所以时代华纳公司能凭借《蝙蝠侠》电影推销“蝙蝠侠的鞋子、短裤、帽子、餐具垫……时代华纳出品的摇滚音乐录影带……时代华纳出版的平装书……《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33等商品。米勒说,如今的电影只是“庞大的偶像生产体系中的一粒骰子或筹码,这个庞大的体系包括电视制作公司、联合化公司、有线电视网、唱片公司、主题公园……还有图书出版公司、各大杂志和许多报纸”。
重磅炸弹电影就像其他极富表现力的典型美国发明(比如淡啤酒)一样,缺乏成熟理智的内容,这一点没什么可奇怪的。与必须接受审查且必须适合全家人观看的电视剧相比,这类电影中更多的,只有暴力。这些暴力由电锯杀人狂和踢裆动作构成,你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也恰恰是观众希望在电影院里看到的东西。过去,人们观看加里·格兰特34和艾琳·邓恩35衣冠整齐地以诙谐的方式在室内社交剧中表现微妙的调情,如今,在同样的舞台上,你看到的尽是强奸、殴打、砍掉四肢、面部被毁、流血、眼珠外挂在脸颊上、鲜血从动脉喷涌而出、鲨鱼吞噬儿童的画面,这完全是雅各宾派或恐怖剧那种残忍成性的表演技术。这类画面唯一的技巧就是过分的强调(见“恶俗对话”和“恶俗音乐”),这会贬低观众的身份。如马克·米勒所说,今天的电影,无论是重磅炸弹还是普普通通的制作,都喜欢“广告(及其他一切宣传活动)中使用的那种有计划有步骤的过分强调。每个镜头呈现出来的都是封闭、自成一体的内容,就像一记恰好击中面部的重拳。这些镜头包括大枪、大车、好看的屁股、满月……巨大的破坏(血、玻璃)等等”。所有这些暴力垃圾都放完后,还会有一串没完没了的荣誉名单,仿佛他们真做了什么值得居功的事。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知道所有与这部恶俗电影有关(哪怕只有一丝遥远的关联)的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家属和性伴侣的名字:
<blockquote>
第三舞台助理:
第三舞台助理的助理:
灯光师:
灯光师助理:
灯光师助理的女友:
</blockquote>
恶俗图书也有类似的情形,在矫揉造作的序言和致谢中,作者会感谢整整一个兵团的恩人,他们的名字越显赫越好,感觉就像作者在推卸责任。
<h2>恶俗电视</h2>
尽管不时会努力掩饰其羞耻心,还装腔作势,电视大体说来仍是贫民媒体。电视最善于推销假牙清洁剂、不能自理的人用的尿布、啤酒、通便剂、汽车和洗涤用品,一旦涉及书籍、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明对话中所有的复杂性、精妙性和讽刺性,电视就会死得很惨。在一个有关“文化”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彩排中,我被要求给“
<strong>人类学</strong>”找一个简易的同义词,我确信,这是因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法理解“人类学”这个词,所以电视台也不打算将那个节目做成大众“娱乐”节目,因为大众“娱乐”节目都很恶俗。
女子摔跤、奥普拉·温弗里脱口秀、黄金时段幼稚的情景喜剧,以及所有角色都像连环漫画的动作方式一样夸张表演的“戏剧特别节目”,这些电视节目自然很糟糕,但对理智的人几乎构不成威胁,因为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被发现还在看某个已播过 32 次的节目。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比拥有抽水马桶的美国家庭还要多,并且平均每个家庭每天要看七个半小时的电视,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会从每天下午的 4 点半一直看到午夜的 12 点,从“富人与名人的生活方式”节目中学习价值观,从“异国风情”节目中领略艺术之精妙。这真的很糟糕,但也还不至于恶俗。
要找恶俗,你首先得转到新闻频道。那个频道要么将新闻事件感性化,要么将其改编成通俗剧,以避免观众换台。或者好不容易说到事件的核心,广告却又接踵而至了。同样恶俗的还有特别新闻节目,平庸之辈在里头没完没了地摆出很有智慧、假装分析的样子,“专题讨论”得出的结论则自相矛盾。这种节目的虚伪之处在于,节目的氛围跟过去那种小圈子聚会或专题讨论会一样自由,主持人和嘉宾却说着一套套一成不变的个性化陈词滥调,对话也是<strong>从个人偏好出发</strong>设置的,这决定了这种讨论不可能产生任何新鲜或不肤浅的东西。刘易斯·拉帕姆指出:“尽管看上去很流畅,电视其实是一种非常死板的媒体,只会采用即兴喜剧中的角色那样一成不变的主持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恶俗事物的表象与实质之间总存在着距离。
查尔斯·兰姆36很久以前对报纸的评论可以拿来评论如今的电视:没有一次,你不是怀着一丝期待的兴奋打开一份报纸(打开电视);没有一次,你不是满心失望地合上它(关掉那个糟透了的东西)。就算你聪明绝顶,刚开始时的一丝兴奋也会很快被下面这些东西赶跑:庸俗老套、表象持续不断地掩盖着实质、没完没了地播放经过尝试和检验的东西而没有任何原汁原味的东西。除了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电视里不可能有任何激动人心或有趣的事。印地赛车37会不会撞毁?篮球场上会不会发生一次比以往更有意思的斗殴?奥运会上那对冰上舞蹈家会不会失足跌倒?那个被撞晕的足球运动员还<strong>能不能</strong>爬起来?或者显然已经死了,即将被抬出场外?这种节目或许还能激发观众的一点好奇心,但也只能让人满意一小会儿,总会有一个声音插进来评论、解释、叙述、证实——实况评论员以为观众弄不清赛场上的状况,所以他们必须解说每一场比赛——“球高高飞向左半场,瑞恩正在追——靠墙了,靠了,靠了”等等,其实我们看得一清二楚。评论员的观点很明白:如果没有解说与评论加以证实,任何事情都不是真的。
同样的毛病也折磨着电视新闻节目。每件事情都必须编成“故事”,哪怕是显然无须评论的独立事件:一座火山爆发了,一条鲸鱼浮出了水面,球迷打起来了,15 辆被撞毁的车停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条高速公路上。曾担任过报社记者的汤姆·沃尔夫承认,电视节目的确能将这类事件“处理”得很好,他说,这类事件及其类似事件就是电视应当报道的所有“新闻”,“事实上,我们应该<strong>彻底</strong>停止电视新闻制作,让电视台只播放听证会、新闻发布会和曲棍球比赛,这才是真正地服务于全国人民,那种节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节目。如果真能那样,至少公众不会对现在这种‘电视新闻’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那真是在报道新闻。”现在的电视新闻节目正体现了恶俗的本质:主持人会以人们熟悉的自我介绍的方式(“丹·拉瑟<strong>现在为您播报新闻</strong>”),每周表演 5 次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其实主持人什么也没报道,只是在表演和朗读——读电子提词机上的内容。正如拉帕姆所说,电子提词机上的内容是用“六岁小孩都能理解的”语言编排的。毫无疑问,丹·拉瑟的表演只是一个小骗术,只是这个令人厌倦的表演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伪装成了真实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变成了电视节目的原料。正如托德·吉特林所说,即便是著名的丹·拉瑟,也在“为一种生活方式作贡献,这种生活方式将平庸和欺骗提升为一种文化理念”。毕竟,如果你的主要工作是大量销售没有价值也毫无必要的商品,谎言和平庸就必然会掌控你的生活。它们不只是电视不幸的副产品,它们还是电视存在的原因。
一旦受到利益的驱使,谎言的魅力就会变得很强大,以致现在竟然渗透进了一度很纯洁、与公开交易和残酷无情的手段绝缘的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不得不承认一个规定的节目背后有强大的赞助商时,就意味着公共电视台里肯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是根本不能被注意或被提及的。羞耻心会让它避开“<strong>赞助</strong>”一类用语,而选择委婉的套话,比如“本节目之制作承蒙××<strong>基金</strong>厚爱”,好像说了“<strong>基金</strong>”这个词,整个节目就都是在基金会、大学和类似的清白机构那高尚无私的环境里制作出来的。
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与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不一样,前者更倾向于糟糕而非恶俗。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专门使用单个的明星主持人,比如拉瑟或彼得·詹宁斯38,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则要求其主持人强调,没有哪个主持人是卓越超群的,相反,他们只是一个“新闻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一定会有:
<blockquote>
一名女性(往往是亚裔)
一名黑人
一名白人男性新闻播报员
一名白人(有时是黑人)体育新闻播报员
一名气象播报员(往往是女性)
</blockquote>
这种结构似乎暗示着团队是由普通人构成的,他们既不比观众好,也不比观众机灵,但他们扮演可信赖的仆人时例外。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跟其他节目一样,必须在广告丛林中挣扎求生,这就意味着主持人不得不将新闻改造成过去人们称为“趣闻特写”(human-interest features)的东西,比如猫和狗被人从起火的大楼里救出来,兄弟姐妹多年之后重聚,金婚,有趣的巧合等等。托德·吉特林还说:“‘大众’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是基本的标准,电视台的所有价值观最终都以这一标准为准。”成功地依照大众商业原则行事后,电视节目终于完美地将最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与最感性的平民主义融合在了一起。那些亲切仁慈、坚信电视能作出“文化”贡献的人们很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电视被指责为贫民媒体时,这一事实更令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生气。但要保住饭碗,电视台就<strong>必须</strong>奉承愚钝和容易轻信的大众。
尽管现实生活偶尔会迫使电视节目正视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电视新闻节目却永远保持着乐观(就像它们的报业同行《今日美国》报一样),男女主持人也从不吝于展示他们的微笑,这是约定俗成的演艺界人士的义务。商业上的乐观主义与“报道”中的乐观主义没有差别,正如马克·米勒察觉到的:“要想让广告看上去像‘奖励而不是对电视节目的打断’,就要以多种微妙的方式调整电视节目,使之令人难以察觉地吸收商业广告的特性。”当<strong>泰德</strong>·亚布拉姆森将其夺冠的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命名为“<strong>美国梦</strong>”时,他无意中验证了米勒的观点:美国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恶俗,那是我们最拿手的事情。
<h2>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h2>
娱乐业离不开虚幻、夸张和欺骗,所以与娱乐业有关的一切都是恶俗的。事实上,娱乐业宣传、歪曲和夸张(比如“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的主要技巧,都为其他领域的恶俗提供了一个典范。“公爵”和“国王”就都很符合美国的气质。
属于无可救药的恶俗之列的,几乎都是美国视若珍宝的演员,比如阿尔弗雷德·伦特、琳·芳丹39、海伦·海丝40,他们都是过度宣传的低能模仿型演员,戏路狭窄,几乎无法驾驭别人的声音与风格,几乎没有能力表演比美国剧团剧目(只能以“现代”形容)更宽广、更有趣、更为有益的悲剧保留剧目。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褊狭的演员,他们的局限性如此明显,以致只有猛烈的宣传才能拯救他们。二三十年前的许多男演员均属此列,比如布吉斯·梅迪斯(Burgess Meredith)、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理查德·韦德马克(Richard Widmark)、罗伯特·斯塔克(Robert Stack),当然还有尝试扮演亚哈船长41的格利高里·派克。这一糟糕传统的继承者还有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ll)、尼克·诺特(Nick Nolte)、里察·基尔、夸张大师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和 23 岁就成为扮怪相大师的加里·柯尔曼(Gary Coleman)。与阿诺德·施瓦辛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身材相似的人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阶层,他们是唐·莱塞姆42法则的典型范例:“声音越大、越无能,就越有名。”汤姆·汉克斯、海伦·斯雷特(Helen Slater)、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彼得·法尔克(Peter Falk)、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罗西妮·巴尔(Roseanne Barr)、里卡多·蒙特尔班(Ricardo Montalban)、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奥马尔·沙里夫(Omar Sharif)、伯特·雷诺兹(Burt Reynolds)、帕特里克·斯威兹(Patrick Swayze)也不应该被忽视,还有琳达·达内尔(Linda Darnell),这些人个个都擅长扮怪脸、大喊大叫,放大自己的每一丝情绪,唯恐观众看不到。
有些演员局限性实在太大,以致只能扮演跟他们一样的人,比如芭芭拉·史翠珊和卡洛尔·伯纳特(Carol Burnett)。空前经典的恶俗演员之一罗纳德·里根尤其符合这一点,他极其娴熟地扮演着电影里的角色,但他扮演的“总统”却是灾难性的。还有胖子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和马龙·白兰度,他们都曾经优雅而能干,最终却被美国式利欲心43和享乐主义所定义的好生活给骗了,以致除了表演静坐于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44,他们再也无法登大雅之堂了。美国恶俗演员总能迅速使自己扮演的角色变得很夸张。夸张的女演员玛格丽特·哈米尔顿(Margaret Hamilton),就是影片《绿野仙踪》45中扮演邪恶女巫的那个女演员,在她所有的保留剧目和夏季轮演剧目中夸张做作、扮怪脸、大喊大叫,一直折腾到八十多岁,使得戏剧评论家约翰·西蒙对她的一次表演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玛格丽特·哈米尔顿现年 82 岁,但看上去还要再老一些。”虽然说得有些残酷,却精彩至极。
如果你想了解美国演员有多恶俗,只要努力想象一下欧内斯特·博格宁(Ernest Borgnine)扮演的道格培里46、休姆·克罗宁(Hume Cronyn)扮演的俄狄浦斯、唐·阿米契(Don Ameche)扮演的李尔王、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扮演的麦克白夫人和汤姆·克鲁斯扮演的埃古47,你就明白了。尽管很有才华,但保罗·纽曼如果想尽力让我们相信他就是培尼狄克48,或者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要我们相信他就是答尔丢夫49,都会引起国际级别的尴尬。达斯汀·霍夫曼或许不够完美,但他至少会不时表现出一个真正的演员想扮演夏洛克和威利·洛曼50的冲动。
似乎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提供的恶俗演员还不够,交响乐指挥台上也有大量的恶俗演员,他们站在交响乐队前面痛苦地扭动、装模作样、极尽夸张表演之能事。必须承认,这种表演难度很大,因为你的观众在你身后,你所有的手段都被局限在双手、后脑勺和燕尾服的背面。因此,指挥们极富戏剧性的过分表演或许是出于他们想克服表达局限的自然冲动。
一个非常努力克服这些局限的人是雷昂纳德·伯恩斯坦51,他几乎使自己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人物和扮演恶俗乐队指挥的世界冠军。多纳尔·汉奈恩52是众多点名批评伯恩斯坦的音乐评论家之一。伯恩斯坦敏感的虚荣心促使他去指挥“B”字头作曲家的曲目,比如贝多芬和勃拉姆斯,这样,他就可以假装是被头韵法53所迫,只好顺便将自己的曲子放入演奏曲目中。多纳尔·汉奈恩指出,粗俗的听众崇拜伯恩斯坦,是因为他的指挥“与音乐紧密相连,他用手势传达音乐含义的表演技巧是如此地生动,以致聋子都能轻易欣赏他的音乐会”。可惜伯恩斯坦常常表演得太过,并总是设法“以表演偷偷取代音乐”来结束音乐会。汉奈恩看厌了他那个十分简单的绝技,这个绝技出现在他对勃拉姆斯第四交响乐的指挥中,只见“他的双臂软绵绵地垂下来,他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肩膀意味深长地耸动着……完全是欧洲指挥家的那套老把戏”,但却使观众注意到了“这位牺牲掉音乐,却还奇怪地失了业的指挥家”。伯恩斯坦看来是不可救药了,因为,正如汉奈恩观察到的,“我们时代还没有哪个乐队指挥像伯恩斯坦先生那样,会享受与自己之间那绝妙的默契。”
交响乐队指挥曾经是毫无个性的打拍器,瓦格纳对贝多芬作品的诠释改变了这一切,并帮助建立起乐队指挥与作曲家一样伟大的恶俗现代传统。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罗马尼亚的指挥家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以“在指挥台上煞费苦心地与乐手共享掌声”著称,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令人钦佩的音乐天才,只是“太自负了,他本应为乐队服务,却夺取了乐队的创造力”;莱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是另一个自负的指挥;查尔斯·明希(Charles Munch)则自负得有点过了,他坚信是他而不是乐队,当然更不是音乐,才是“上千人从中寻求温暖和光明的火炉”。
当今最受欢迎的一些恶俗指挥家要维持其敏感、渊博的声誉,就要做煞费苦心和持续不断的宣传。祖宾·梅塔(Zubin Mehta)被一位专家称为“没有深度的庸俗指挥家”,在恶俗排行榜上可谓身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肤浅的小泽征尔(Seiji Ozawa),其图像记忆力使他无须琢磨就能马上理解一份乐谱。据说,小泽征尔领导下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乐手们有一次差点反叛,称他们“从他那儿什么也没学到”;再往下是莱奥纳德·斯拉特金(Leonard Slatkin),还有内维尔·马里纳爵士(Sir Neville Marriner),他没能使明尼苏达交响乐团给有见识的听众留下印象,如今却到伦敦经营起了相当成功的演艺事业,为大家能看到的所有小型表演录制唱片。与恶俗演员一样,恶俗指挥家知道听众太愚钝,并且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将他们揪出来,也不可能怀疑公关顾问(从前叫新闻代理人)的赞誉之辞。
没被雇用的交响乐队指挥会做什么呢?有人猜得到,他们会在某地狭小破旧的音乐学校里教小提琴,或在最不起眼的美国女子寄宿学校(见“恶俗大学”)里教授音乐欣赏课。没被雇用的演员的命运就没有那么神秘了。大多数糟糕的演员如果没有足够的演出和曝光率,无法晋身恶俗之列,就只能充当男女侍者了,这类人在“恶俗餐馆”中有讲到。
<hr/>
1 Frank Conroy(1936—2005),美国作家、艾奥瓦大学教授。执掌美国著名的艾奥瓦作家工作坊达 18 年之久,其著作《停止时光》影响了无数年轻作家,奠定了其美国文学界传奇人物的地位。——编者注
2 Corinth,旧科林斯城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个古希腊城邦,以淫靡奢华之风闻名。现在的科林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部,临近科林斯湾,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编者注
3 Saint Paul,天主教称为圣保罗,新教通常称为使徒保罗。他是神所拣选,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也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对早期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编者注
4 Lech Walesa(1943—),波兰政治活动家、团结工会领导人、波兰第一任总统(1990—1995 在任)、1981 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1983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89 年美国“费城自由勋章”获得者。——编者注
5 均为美国男性成人杂志。——译者注
6 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全球第一个扶轮社于 1905 年创立于美国芝加哥。——编者注
7 <cite>Le Monde</cite>,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在法语国家中颇有影响力,国际知名度较高。主要读者是法国和法语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及专业人士。——编者注
8 华盛顿特区的一条大街,白宫所在地。——译者注
9 纽约金融街,美国商业的象征。——译者注
10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20 世纪美国报业巨头,曾拥有 25 种日报、17 种周日报和 24 种杂志。——译者注
11 原文为 DEER NIBBLING AWAY AT ONCE—DEAR IMAGE,其中的 DEER(鹿)与 DEAR(可爱的)发音相同。——译者注
12 Babbitt,美国作家辛克莱尔·刘易斯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专指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译者注
13 Dan Rather(1931—),美国记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编者注
14 指句子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首字母相同,从而形成悦耳的读音。——编者注
15 此处指美国各州。——编者注
16 COASTER,丰田豪华客车。——编者注
17 原文为 clam,指蛤蜊,俗语中也有“一美元”的意思。——译者注
18 Pat Robertson(1930—),美国传媒大亨、电视布道者、基督教福音派牧师,曾预测世界将于 1982 年毁灭。——编者注
19 Barry Morris Goldwater (1909—1998),美国商人,曾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1964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编者注
20 Simmons Market Research Bureau,成立于 1950 年的一家美国独立市场调研公司。——编者注
21 这节标题的原文为 BAD Newspapers,作者的意思是恶俗报纸不止一家。——编者注
22 film 是英式英语,除了“电影“外,还有”胶片、胶卷、拍电影“的意思,相对而言更富艺术性;movie 是美式英语,只表示“电影”,更富消费性和商品性意味。——编者注
23 参考电影《性感小猫上大学》(<cite>Sex Kittens Go to College</cite>),参阅“恶俗大学”。
24 Johnny Weissmuller (1904—1984),美国游泳运动员,退役后成为好莱坞电影演员,曾在 12 部影片中出演人猿泰山一角。——编者注
25 Lionel Barrymore(1878—1954),美国演员、导演、编剧、作曲家,第四届奥斯卡影帝。——编者注
26 Wallace Beery(1885—1949),美国演员、导演、编剧,第五届奥斯卡影帝、第二届威尼斯电影节影帝。——编者注
27 指 1956 年唐·希格尔导演的同名影片。——编者注
28 Todd Gitlin(194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者、小说家、文化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和社会学教授。——编者注
29 伊凡·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通过狗实验揭示了条件反射的基本原则。——编者注
30 United Artists,1919 年由四位著名导演及演员卓别林、范朋克、毕克馥、格里菲斯出资创建,逐步发展为控制美国电影生产和发行的八大公司之一。1981 年并入米高梅公司,改称为米高梅–联美娱乐公司,以出品 007 系列电影知名。——编者注
31 Peter Biskind,美国资深影评家,电影杂志《首映》前主编,《名利场》特约撰稿人。——编者注
32 Mark Crispin Miller,纽约大学媒体研究、文化和传播学教授。——编者注
33 时代华纳公司横跨影视娱乐、音乐制作、出版等领域,《时代》周刊是时代华纳拥有的品牌之一。——编者注
34 Cary Grant(1904—1986),英裔美籍影星,早期曾在百老汇演出戏剧。——编者注
35 Irene Dunne(1898—1990),美国演员、歌手,早年是一位戏剧演员,后进入电影界。——编者注
36 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散文家。——编者注
37 是印地车赛的比赛用车。印地车赛是汽车场地比赛的一种,也叫印地方程式赛,设有世界锦标赛。起源于美国,原为美国汽车协会主办的锦标赛,1979 年举办了第一次比赛。——编者注
38 Peter Jennings(1938—2005),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主播,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和全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布洛考(Tom Brokaw)并称为美国三大新闻主播。——编者注
39 Alfred Lunt(1892—1977),英国演员,早期是舞台剧的导演和演员。Lynn Fontanne(1887—1983)是阿尔弗雷德·伦特的妻子,美国演员。——编者注
40 Helen Hayes(1900—1993),美国女演员,被称为“美国戏剧界第一夫人”,获得过奥斯卡奖、托尼奖、葛莱美奖和艾美奖。——编者注
41 Captain Ahab,美国名著《白鲸记》里的主人公,是一名意志坚定、聪明、自大的捕鲸人。1956 年格利高里·派克主演了同名电影。——编者注
42 Don Lessem(1951—),美国大众科普读物作家,专门研究恐龙。——编者注
43 20 世纪 70 年代初,马龙·白兰度陷入债务危机,只为还债而演戏,每分钟索要 100 万美元的片酬。——编者注
44 指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的一些场景。——编者注
45 这里指的 1939 年朱迪·嘉兰主演的那一部。——编者注
46 Dogberry,莎剧《无事生非》中不朽的丑角,是一个愚蠢、滑稽的警长。——译者注
47 Iago,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狡猾残忍的反面人物,暗使毒计诱使奥赛罗出于嫉妒和猜疑将无辜的妻子苔丝狄蒙娜杀死。——译者注
48 Benedick,莎剧《无事生非》中的男主角之一,是狂放高傲的少年贵族。——译者注
49 Tartuffe,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同名讽刺喜剧中的主角,后泛指伪君子。——译者注
50 Shylock,莎剧《威尼斯商人》中冷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Willie Loman,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代表作《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达斯汀·霍夫曼曾主演这两部同名电影。——编者注
51 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美国指挥家、作曲家,曾长期担任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他认为“真正的指挥应该以身体的动作代替语言”,在激动或处理高潮时,他甚至会跳起来。——译者注
52 Donal Henahan(1921—),美国音乐评论家、记者,曾长期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和《纽约时报》合作,1986 年获得普利策奖。——编者注
53 贝多芬、勃拉姆斯、伯恩斯坦的首字母都是“B”。——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