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爵留下的公、卿、大夫、士概念，在汉代仍被使用着。但汉廷不是以公、卿、大夫、士的概念为架构，来确定官职等级的。“六百石”就是“大夫”的尺度，“中二千石”则是“卿”的尺度，是秩级左右了“大夫”、“卿”的认定，而不是相反。从品位结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动。它意味着周朝的公卿大夫士这种品位性官阶，被新兴的禄秩官阶全面取代了；在其之间，新兴吏职的崛起，是决定性的变迁动力。

上文对诸卿与丞相的考察显示，它们都是新兴吏职，早先的地位并不很高。战国官职体系开始发生整体性更新，涌现出了大量新兴吏职。统治者随时根据政治行政需要，依其权责大小、统属关系为其定俸禄、定秩级。权责轻、统属于他官者，其俸额就较小，其秩级就定得较低；其权责重、统辖他官者，其俸额就较厚，其秩级就定得较高。由此，官职就自然呈现出几个大的层次，中级官吏如诸署令、诸县令，其秩级如五百石、六百石、八百石、千石；高级长官秩级定为二千石，后来是中二千石。然后，再用传统的公、卿、大夫、士概念，去指称那几个层次。二千石、后来是中二千石的中央官为“卿”，低一层次千石、六百石的诸署令则称“大夫”。公、卿、大夫、士在周是贵族品位概念，在秦汉却不是。此“卿”已非彼“卿”，此“大夫”已非彼“大夫”。它们由“人”而“职”，变成了官职层次概念了。

总之，战国秦汉间存在着一个“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和“以秩级为公卿大夫士”的转变过程。周爵公卿大夫士体制，由此被彻底突破。秦汉不是按公卿大夫士体制来安排新兴等级秩序的，那些品位概念本身，并没有构建新兴等级秩序的能力。那只是一种“借用”，借用为秩级层次的“标签”，名同实异。从逻辑关系上说，首先出现的是新兴吏职的科层架构，然后是管理新兴吏职的秩级架构，随后才是对公、卿、大夫、士概念的借用，或说“贴标签”。

在借用公、卿、大夫、士概念来“贴标签”时，汉廷的态度也相当实用主义。按，所谓卿、大夫、士，先秦列国各行其是，礼书也莫衷一是。例如在一些国家，上大夫在卿之下，二者非一事(50)。而在《周官》中，“上大夫”就是卿，另有中大夫、下大夫。《孟子·万章》中卿与大夫只两级，《礼记·王制》说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诸侯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下大夫(51)。那汉代呢？西汉把千石、六百石视为“下大夫”，把二千石官视为“上大夫”。卿、大夫共三级，但没用《周官》概念；“上大夫”、“下大夫”之名称同于《王制》，但《王制》所云乃诸侯之制，没说天子之大夫也分上、下。那么西汉之“上大夫”概念，既非《周官》，也非《王制》。可见汉廷是从实际出发运用卿、上大夫、下大夫概念的，并不寻求与经书的一致性。

有人把公卿大夫士体制，说成汉代等级秩序的主干。我们不那么看。什么是品位结构的主干？配置了最多“品秩要素”的位阶，就是主干。“品秩要素”即权责、资格、报酬、特权和礼遇。权责、资格、报酬是配置于秩级上的，而非配置于公、卿、大夫、士上。特权也有很多配置于秩级之上。六百石以上吏的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吏的任子权，还有舆服等级，都依秩级而定。二十等爵分侯爵、卿爵、大夫爵、士爵四大段落，也是政治等级和社会分层决定的，不是由卿、大夫、士概念创造出来的。颁授田宅的额度因爵级而定，其他多种特权也因爵级而定。在这个角度中，来自周朝的公卿大夫士名号，其分量和价值远不能跟秩级、爵级相比。

爵级与秩级才是帝国等级秩序的主干，“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和“以秩级为公卿大夫士”，宣告了周朝公卿大夫士体制的终结。

【注释】

(1)参看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2)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90页注、第144页注。

(3)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以下，“四、俸钱与口粮”。

(4)参看安作璋：《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467页。

(5)吴幼潜编：《封泥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古玺部分；罗福颐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官印部分；罗福颐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战国古玺部分；来一石编：《古印集萃》战国卷，荣宝斋出版社2000年版，有关部分；庄新兴编：《战国鉩印分域编》上海书店2001年版，各国玺印官名部分；戴山青编：《古玺汉印集萃》，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古玺部分。

(6)《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4、79、80页。

(7)叶其峰：《战国官署玺——兼谈古玺印的定义》，收入《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第22页。

(8)如朱师辙引《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以注“若干石之令”。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页。

(9)《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六八《商君列传》。

(10)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148页。

(11)H.G.C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The Origin of Hsie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XXII，1964.

(1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3)《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吕氏春秋·处方》：“（韩）昭厘侯至，诘车令。”又《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有“关令尹喜”，学者或说其官为“关令”。《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则称“关吏”。在疑似之间。又《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记楚庄王时事，有“市令言之相曰……”按楚无相，称相应属比附。吴永章《楚官考》认为春秋无“市令”，这个“市令”是司马迁用战国制度比附的。引自《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14)据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98页。

(15)许慎：《说文解字》卷九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7页。

(16)王慎行：《古文字与殷周文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以下。

(17)王玉哲先生说：“我们认为‘卿士’的性质属于后来的爵位，某贵族有这种爵位品级，才有权做某种官吏。”见其《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8页。

(18)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9页。

(19)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20)列国似乎也有“卿士”之称。《左传》哀公十六年：“楚王与二卿士皆五百人当之。”“二卿士”指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都是执政大臣；又《史记》卷三五《管蔡世家》：“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

(21)参看顾栋高：《春秋列国官制表》，见《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册第1033页以下；又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以下。

(22)如鲁国以“三卿”任三官。《左传》昭公四年：“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叔孙氏）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可见季孙氏为司徒，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司空。三家卿大夫各领一司。《左传》襄公二年：“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又二十六年：“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七穆”中的子良、子罕、子驷、子西、子展、子皮、子产等都曾当政。（“七穆”，可参骆宾基《郑之“七穆”考》，《文献》第21辑，第40页以下。）又《左传》哀公二十六年：“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筏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六卿分属戴氏的乐、皇两族，及文公后裔灵族。

(23)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第1册第109页；又《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册第178页。

(24)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4页；1998年版，第252页。

(25)王宇信、杨升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白刚主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页。

(26)《说苑·复恩》：“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赐之千金，革车百乘，立为上卿。”《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齐威王使淳于髡为“诸侯主客”。

(27)《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秦及汉初都有中大夫令，其制看来是上承三晋的。还可参看下编第四章第四节。

(28)劳榦：《秦汉九卿考》，《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第865页。

(29)《说文解字》卷十上，第208页。

(30)《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以尉士大夫心。”颜师古曰：“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后流俗乃加心耳。”

(31)《左传》成公十八年（前574年）：“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

(32)参看董说《七国考》卷一，缪文远《七国考订补》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缪文远：《战国制度通考》卷一《职官考》，巴蜀书社1998年版。

(33)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6页。

(34)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第73页。

(35)陈直：《读金日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邦尉印”条。

(36)缪文远：《战国制度通考》卷一《职官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8页。

(37)安作璋说：“战国时的御史属于末僚这话也是不错的，他们不过是国君身边记事和掌文书的人，甚至是受大臣召唤的人，……可见在王左右的御史还管接受文书，地位不会很高。”《秦汉官制史稿》，上册第48页。

(38)杨宽：《西周史》，第338页以下。

(39)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作为家臣的相室，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相室谏曰”，《战国策·秦策三》中的“其相室曰”。称相室而实指相邦之例，如《管子·地图》：“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韩非子·孤愤》：“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同书《内储说下》：“国君好内则太子危，好外则相室危。”均见李书所引。

(40)王宇信、杨升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先秦卷），第436-437页。“……家臣就成为国家官吏，家臣与主人间的这种主从关系，就成了新国家官制制度的基础。这样，旧的等级制、世官制，就为一种新的、适合中央集权的官制所替代。”

(4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索隐》：伦侯“爵卑于列侯，无封邑者。伦，类也，亦列侯之类”。

(42)《汉书》卷一《高帝纪》。

(43)《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

(44)《汉书·百官公卿表》叙王国官制：“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丞相、群卿、大夫构成了文职系统。

(45)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80页以下；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页以下。

(46)《法律答问》，《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5页。

(47)劳榦：《秦汉九卿考》，《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第861、864页。高敏：《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文物》2002年第9期。

(48)卜宪群说：“很多人认为中二千石官皆是九卿，或者九卿都是中二千石，不确。应当说九卿秩为中二千石是王莽和东汉的制度，西汉未必如此。”见其《秦汉官僚制度》，第128页以下。他举证说，被刘熙称为卿的将作大匠，在《汉表》中就是二千石。然而刘熙《释名》中的十二卿之说，只是一家之言，非王朝制度。《秩律》中的中央二千石官，就是卿。卜氏又云太守黄霸以治行尤异而秩中二千石，王延世、张汤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这些官都不是九卿。然而那都属“增秩”之例，不能与官职的定秩混为一谈。

(49)后汉有个别二千石官仍视为卿的。《续汉书·百官志四》：“太长秋一人，二千石。”张晏曰：“皇后卿。”皇后的宫官被视为卿，属特例，也属泛称。

(50)俞正燮指出：“《左传·成三年》臧宣伯语，则上大夫在卿之外。郑子产数游楚曰，驷黑上大夫。及驷黑与六卿盟，称七子，则曰于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见其《癸巳存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51)《礼记·王制》云“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似乎上大夫就是卿了；但接着又说“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这里是有“上大夫”的；随后《王制》又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这里头又没有“上大夫”，小国变成了“二卿”而不是三卿。编写《王制》的儒生似乎头脑冬烘，转眼就忘记自己前头说什么了。这就给注家添了麻烦。郑玄云：“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孔颖达疏云：“按郑注言‘小国亦三卿’，差次而言，应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惟言二卿，则似误也。郑何以得知应三卿？按前云小国又有上中下三卿，位当大国之下大夫，若无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参看《十三经注疏》，第1325页下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