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比尔·波特)_第八章朱雀山（1 / 2）_空谷幽兰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在中国古代，每个方向都有自己的神：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

我能够找到的最早使用这些字眼的书是《山海经》。在《山海经》中，“朱雀”这两个字被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巨大的红翅人面的猫头鹰。尽管这些名字的来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它们就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又扩展到那些与它们各自的方向有关的事物身上。

在六百年后的唐朝，朝南的窗户被称做“朱雀窗”，朝南的门被称做“朱雀门”。在长安，皇宫的朱雀门，面对着一座二百万人的城市，朝向二十五公里外的苍蓝的终南山岭。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从朱雀门出发，沿着朱雀街向前行进。朱雀街是长安城最主要的南北大街，街两边住着很多长安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它也是长安城一些最著名的风景名胜的所在地，其中第一个就是小雁塔。这座塔在朱雀门南面的一千五百米处，它是长安第二位最著名的旅行家义净的遗惠。

在玄奘去印度五十年之后，义净也去了印度。公元671年，义净三十六岁的时候，离开了长安。但是与玄奘不一样，玄奘走的是丝绸之路，义净则取海道。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玄奘去印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佛教哲学，而义净则对戒律和修行更感兴趣。二十四年后，即公元695年，他回到新都洛阳，受到太后武则天的欢迎。公元705年，当宫廷迁回长安的时候，义净也搬回了长安，住在朱雀街西侧的荐福寺。

像玄奘在他之前已经做过的那样，义净也修了一座塔，以保护他带回来的经书。公元706年，他在荐福寺南面的那个区，建了一座四十五米高的塔，从那以后，这座塔就一直屹立在那里。1965年，为了确定这座塔是否有足够的支撑，工人们掘开了塔基，他们发现了它能够安然度过地震的奥秘（那些地震将周围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它被建得像一个圆底的玩具，地震的时候滚出去，地震过了又滚回来，回归原位。但是尽管这座塔幸存下来了，它作为宗教场所的功能却没有幸存下来。现在是政府官员在管理，我只待了一会儿，在寺庙里那棵有一千三百年树龄的老槐树下喘了口气，就回到朱雀街那些地方去了。

从小雁塔向南再走一公里，我把自行车停在大兴善寺的大门外。大兴善寺建于公元3世纪末，是中国修建的最早的一批佛寺之一。公元7世纪，隋文帝把它扩建成了都城四十多座寺庙中最大的一座——占据了整整一个区。一个世纪后，就是在大兴善寺，密宗首次出现在中国。这里是外国和尚住得最多的地方。公元8世纪，印度和尚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都把大兴善寺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这三个人都曾经是唐朝历代皇帝的宗教导师。不空的一位学生还教授了日本僧人空海，后来空海在日本创建了密宗。

密宗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曾经是新的；但是就个体的修行而言，它与当时很多已经在流行的修行方法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诸如重复神秘的仪轨、传送超自然的力量、观想法界的图像、普通的气功方法之外的男女双修，以及神通的修炼，等等。很显然，密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密宗大师的神通力，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技巧和教义。因此，当这些早期的大师们入灭以后，宫廷的兴趣又重新回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其他宗派身上。

今天，大兴善寺的密宗历史几乎被遗忘了，而它作为修行场所的功能也被其他功能所掩蔽——它被当做云游僧的旅店，以及陕西省佛教协会的驻地。有一次参观大兴善寺的时候，我与陕西省佛教协会的会长许力工居士作了交谈。许力工曾经出家几十年，但是“文革”期间被迫还俗。尽管政府的新政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许力工仍然保持着居士身份。

通过一位中间人，我们约好在寺庙会面。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我改变了主意。后来他的助手告诉我，在原来的约定时间，三个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到了许力工的门口，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确定我不会来了才走。几天后，我通过更迂回的方式，又安排了一次约会，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见面了，没有任何外来干扰。我问他陕西省住着多少出家人。

许：我不知道。出家人可以随意来去，哪儿有地方就在哪儿待着。我们没有统计。如果我们统计，每一个和尚大概会被统计四五次。还有，现在的年轻和尚可能会在寺庙里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寺庙。有时候很难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和尚。现在进寺庙的人，没有多少人抱定终身住寺庙的主意。

问：隐士怎么样？据我所知，终南山里有好多出家人，把他们一生中的一部分时光用来自己修行。

许：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隐士。终南山里有隐士，至少已经三千年了。但是隐士有几种：道教隐士、佛教隐士和知识分子隐士。当然，我对佛教隐士更熟悉一些。但是即使在佛教里，也有不同类型的隐士。比方说净土宗隐士，通常终生隐居在山里。而禅宗隐士，可能会只隐居几年或几个月。禅宗隐士只在山里待到见道为止，然后他们就下山了。

但是在出家人成为隐士之前，他们通常要在寺庙里待上几年。比方说，很多和尚去扬州的高旻寺，在那里修行三四年。当他们终于在修行中找到入手处的时候，他们就去山里住茅篷。再住上三四年，迟早会开悟的。有些人花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些。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住在寺庙里学习。你必须学习，然后才能知道怎样修行。

在佛教寺庙里，我们还有一个风俗，叫做“闭关”。比如说印光，他就在普陀岛上的一个关房里住了几十年。（印光大师在20世纪复兴了净土法门。）有几十年他没有见任何人。每天寺庙里的和尚把饭和水从他门上的窄缝里塞进去，然后倒掉他的便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坐禅和阅读经典。想修行，你不一定要去山里。

还有知识分子隐士。为了学习或写作，他们喜欢安静和孤独。已经有很多人隐居在终南山里，有些是出于社会原因，有些是宗教原因，有些则是出于做学问的原因。

问：如果一个出家人想在本省隐居，他们要向协会登记或者征得其同意吗？

许：不，任何想当隐士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他们不必告诉我们或者政府。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问：协会起什么作用？

许：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代表本省的寺庙。我们也给出家人提建议，诸如怎样组织宗教活动，哪些活动是允许的，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等等。中国自古就有佛教协会，还有道教协会。每一个县和每一个省都有一座特殊的寺庙或道观，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全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寺庙或道观。只不过现在我们使用“协会”这个词罢了，但是它的功能没有变化。我们料理由单独一座寺庙无法独力完成的宗教事务，或者帮助解决发生的其他问题。

问：这些寺庙属于谁？

许：它们属于管理它们的委员会。一个寺庙委员会可能包括二三人或二三百人不等。委员会决定怎样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是否维修寺庙或者买新毯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任何住在寺庙里的人，都是委员会的一员。每一座寺庙管理自己的事务。协会不介入，除非我们受邀帮助解决某个问题。

问：学校里上佛教课吗？

许：小学和中学里没有，但是有几个大学有佛教课程。过去我们也上课，但是被迫中止了。最近很多人要求我重新开课。我们一筹集够买书本材料的资金，就准备开课。几乎每个省都有某种形式的佛学院。我想现在有二十多所了。我们陕西省还一所也没有，但是我们希望将来能有。

我与许力工的会面是在1989年的秋天。第二年三月下旬，我又一次拜访了大兴善寺。我走过几树迟开的杏花，一大片连翘和一棵已经准备好迎接夏天的古老的葡萄树，来到后面的大殿。在大殿里面，我遇见了寺庙的方丈慧玉（音译）。他七十八岁，自从四十年前从河南省过来以后，就一直住在这座寺庙里，已经出家五十年了。尽管他对自己的坏膝盖作了让步，拄了一根拐杖，但是他仍然精力充沛，几乎用不着陪护左右的那几位弟子。他说，寺庙里的常住和尚有二十位，不过加上云游僧，常常达到一百人。

慧玉的眼睛总是半闭着，这说明他花大量的时间打坐，而且他特别爱笑。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禅宗和尚，可是他却谈起了净土宗的修行。他说，中国仍然有开悟的大师，只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很不巧，他要出席一个会议，因此我们的谈话很简短。但是在弟子们催他离开以前，他建议我去拜访南五台的隐士。在古代，南五台通常是朱雀街上那些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落脚的地方。我谢过了他，向大门口走去。

去年九月，在出门的路上，我曾经驻足观看一场由陕西省气功协会举办的气功治疗表演。气功协会从大兴善寺租了一栋楼做医院，同时作为全省气功协会的所在地。在里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正绕着一个妇人转圈。她闭着眼睛，在疯狂地旋转，时而呻吟，时而大喊大叫。年轻人用手引导着，仿佛在控制她的运动。我看了大约二十分钟，但是这个场面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似的，于是我走了。

距离那次的表演已过了六个月，这一次，我决定停下来进去治治病。自从回到中国以后，我的胳膊上长了一种疹子，它顽固地抵抗着两位普通医生所开的各种药片和软膏。我登了记，付了相当“昂贵”的医药费——三十元人民币，也就是六美元。

医生的名字是何建新（音译）。除了治病，他还是中国国家气功团的团长。这个气功团在各国巡游，用练气功练出来的特异功能，使各国观众目瞪口呆。“气”是一种能量，它是空的，既存在于体内，也存在于宇宙中。何建新给我两只手都切了脉，然后说，这疹子没什么，只是受了风而已。他让我站着，两腿分开，闭上眼睛，然后开始围着我转圈，哼哼着，用他体内气的运动，作出搅动声和嘶嘶声。这样做了几分钟之后，他让我坐下来，然后开始往我体内扎针灸用的针：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脖子后面，胳膊上，膝盖上，以及脚踝上。然后他让我闭上眼睛呼气，我仿佛是一只被针扎了的轮胎。

当我坐在那里“漏气”的时候，他给其他病人治疗，偶尔回来捻弄一下那些针，并喊叫着把他的气泼洒在四周。最后，他给我开了一种草药。两天后，疹子消失了。

在此期间，我决定采纳慧玉的建议。我把自行车换成了一辆小汽车和一位司机，然后沿着朱雀街的现代化身长安路，向南五台进发。长安路在它的古代副本东面的一百米处。

从大兴善寺向南走两公里，我们在杨虎城将军墓前停下来。他的墓保存得很好。20世纪20年代，杨虎城曾经从地方军阀手中解放了西安，并保护了西安不受地方军阀的侵害。后来他协助张学良拘禁了自己的总司令蒋介石。在古代，旅行者们在这里逗留，是为了参观牛头寺。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在了。此外，他们在这里逗留，还为了参观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祠堂。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在邻近的河南省。但是他的祖辈却住在长安南面的少陵原，后来他的创作高峰期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实际上，他把自己称为“少陵野老”，并把他的诗集用少陵来命名。公元770年，当杜甫在长江南岸飘泊的时候，他去世了，被埋葬在湖南省的长沙附近。他死后大约一百年，为了纪念他，有人在这里建了一座祠堂。从那时候起，这座祠堂已经被重修过几次了。

我爬上杨将军墓后的山坡，去参观杜甫祠堂的现代版本。它建于1960年，但是已然被委弃给了荒草和小鸡。在旁边的一栋建筑物里面，我找到了正在切菜的管理人员。他出来了，给祠堂开了锁。在一座空荡荡的大殿中间，有一尊落满尘土的杜甫石膏像，手里握着一片他生前从来没有拿过的玉笏。还有一尊刻在石头上的肖像，它甚至更脏，而且到处是蜘蛛网。

在外面，沿着一条油漆剥落的走廊，我浏览了几块明清两代纪念重修这座祠堂的石碑。很显然，大约每两百年左右，就有人想复兴这座祠堂。但是同样很显然，这样的意图是短命的。将军的生活过得比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好。

我们继续向南又走了一公里，再次停下来。在一所学校的后面，就在少陵原西边的下面有两座塔，它们是华严寺最后的遗迹。华严寺始建于公元630年左右，是中国佛教华严宗历代祖师的驻锡地：杜顺、智俨、法藏、清凉以及宗密。宗密是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也是最后一位祖师。

华严宗的教义是以《华严经》为基础的。根据佛教传说，《华严经》是佛陀觉悟之后第一次讲的法。当他的听众无法理解其含义时，佛陀就把它搁置到一边，开始倾向于比较简单的教法。这部经的中心意思是，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不管是本体还是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是空无自性的。因为空无自性，所以每一件事物都与法是一体的，每个人都与佛是一体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一次三祖把一尊佛像放在中间，在它周围四面八方都摆满了镜子，每一面镜子不仅映现出了佛像，而且还映现出了其他镜子的影像，如此重重无尽。想象一下，不管你朝哪儿看，都能看到一尊佛。

华严寺遗塔

这是一个一流的哲学问题。但是在宗密圆寂之后三年，也即公元844年，武宗灭佛使华严宗走到了尽头。一千年后，在少陵原的边缘地带，除了安放着初祖和四祖舍利的两座砖塔以外，其他一切残存的建筑物都被砸烂和扫荡光了。有人告诉我，重修寺庙的计划正在进行中，可是我没有看到一点儿迹象。除了农夫和渡鸦，没有任何人光顾这个地方。

我向下滑回到少陵原上，回到车里，继续向南开。七公里后，路分岔了。左边的路通向兴教寺，右边的通向南五台。我们沿着西边的那条路，向着南五台苍蓝的山岭开去。

过分岔口后六公里，左边出现了另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太乙宫村，这个村子是因汉武帝在村中所建的一座道观而得名的。汉武帝经常到这里来礼拜太乙真人，当时太乙真人是道教万神殿里最高的神。现在这座道观早已不在了。这条路向南延伸到太乙谷中，并分出一条岔路上了翠华山。现在路两边都是军事设施，于是我们待在主路上。

行驶了三公里后，在南五台村，我们调头向南。继续又开了一公里，来到山脚下的弥陀寺。弥陀寺是一个建筑大杂烩，透露出它混乱的历史。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了前面大殿附近的一棵巨大的、古老的木兰树。另外还有一棵长在后面的院子里。它们一起给大殿蒙上了一层洁白的花瓣，散发出一股微妙的芳香。大殿本身完全被一尊花花绿绿的弥勒佛的石膏像所占据了。它是那样地鲜艳刺激，似乎在乞求红卫兵回来。

后面的大殿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反衬。里面没有常见的供桌或佛像，一座塔占据了大殿的中心。塔周围及沿着四墙排列着五百罗汉的石雕。它们的工艺是一流的。后来我了解到，是香港的佛教徒从南方的沿海城市汕头雇了八个石匠，来干这个工程的。这个工程花了他们两年的时间。塔旁边的塑像里面，有我的老朋友寒山和拾得。

我被这些石雕深深地打动了，几乎没有注意到地上铺着成千上万的木兰花萼片，或者说花壳。后来，方丈告诉我，木兰花萼片可以做治疗鼻窦炎的药。和尚们准备一俟天气好转，就把它们放在外面晾干，然后卖掉。

出去来到院子里，我探头往一间侧室里望去，看见了我六个月前见过的方丈。他一见我，就哈哈大笑起来。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爱笑的和尚。我觉得，他说话从来没有超过两三句，就会停下来咯咯地笑。他的名字叫德成，六十九岁，是在长安县长大的，原来是个农民，三十岁的时候出家了。在一座寺庙里学习了几年之后，他成为沣河河谷上面观音山顶的一个隐士。六年后，他搬到谷口附近的净业寺，最后成为净业寺和附近的丰德寺两个寺庙的方丈。他说，“文革”前，净业寺有四十位和尚，丰德寺有六十位尼师，而在东沟的四十八座茅篷里，很多都住着隐士。

1985年，省佛教协会请德成接管弥陀寺。他说，他刚来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和尚，没有大殿，什么都没有。大殿在“文革”期间被砸烂了，剩下的建筑物被政府官员和士兵占用了。他想方设法使他们都搬了出去。从他几乎不断的笑声中来判断，我敢肯定，这一点，他不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办到的。我问他，人们到他这儿请求开示的时候，他教人们什么，他的回答不时地被频繁的笑声所打断。

德成：我教各种各样零星的东西。你提吧。任何看起来合适的东西。一点儿这个，一点儿那个。这差不多是修行的全部。你不能只修一种法。那是一个错误。法不是片面的。你必须修禅。如果你不修，你永远也不能突破妄想。你还要持戒。如果你不持，你的生活就会一团糟。你还要修净土。如果你不修，你永远也不可能从佛那里得到任何加持。你必须修所有的法。

这就像生火。你不但需要火种，还需要木柴和空气。少了一样，你就没办法生火。开悟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体系。所有的法门都是互相联系的。你不能省掉哪一个法门。心含万法。你无法舍掉任何一法。在心外你得不到任何东西。心要专一。只能容纳下一个念头，没有妄想，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在禅宗里，你没有念头。在净土宗里，你有一个念头。它们都是一样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把你的本来面目指给你看。

我们也谈到了终南山。像兴教寺的方丈和台湾的杜而未教授一样，德成也是这个观点，即终南山一直延伸到印度。他觉得那也很可笑。本来我想跟他多谈一会儿，但是我累了，打起了呵欠。他建议我休息，于是我把车和司机打发回西安。然后他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住着他的一位弟子。

这位弟子是一位比丘，名叫性空。他二十八岁，行动像一个年轻女孩儿一样优雅。在他床边的桌子上，有一尊白瓷的毛泽东半身像。我不禁感到疑惑：它在寺庙里干什么。他看见我盯着它，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曾经是高干。“文革”中期，他还小的时候，他们都去世了，他由亲戚抚养长大。从北大毕业以后，他开始在一家国际贸易单位工作。他曾经去过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他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能讲一点儿英语的和尚。

他说，两年前的一天，他与一些朋友一起到弥陀寺来参观。晚上在这里过夜。那天晚上，大悲观世音菩萨出现在他的梦里，并给他传了法。第二天早晨，他让朋友们回北京去了，自己留了下来。

当他到屋外去几分钟的时候，一位女居士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她悄声告诉我，性空可不是个普通和尚。他有神通。他是一个活佛。她说，自从性空到寺院后的两年里，他已经通过虔信经典治愈了五千多人的病。性空一回来，她就离开了。几分钟内，我就睡着了。那天夜里，我没有梦见观音；我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老鼠们在追逐嬉戏。

第二天上午早饭后，性空把一只装满了僧衣的箱子给我看。那是他在这两年里断断续续为这一带所有的隐士做的。这些僧衣一定有五十多件，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一件甚至是翠绿色的。他说，他是用治愈的病人留下的钱买的布料。然后他说，几分钟后，病人们会在他的门外排起队来，因此他建议我离开。但是在此之前，他给了我一些选票，让我带给去南五台沿路的几位出家人。他们都选择了性空做他们在当地村委会的代理人。

我告辞后，开始沿着台沟往上走。山路就从寺外开始。夜里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台沟被雾半掩住了。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有石阶。大约两公里后，我来到了卧佛寺。两棵古老的槐树守卫在寺前。

在卧佛寺里，我与两位七十岁的老和尚传心和法依攀谈。但是他们的方言我听不太懂，因此我们只是互相作了介绍，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把他们的选票给了他们，他们把寺庙后面的一些台阶指点给我。

这些台阶通到一个山坡上，山坡上长满了冷杉，那是森林服务队最近才栽的。大约三百米以后，台阶在半山腰上中断了。那里是百塔塔院的遗址。名字是“百塔”，但是只有一座塔仍然矗立在那里。那是印光的塔。印光，还有虚云，都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大师之一。虚云革新了中国禅宗，与此同时，印光革新了净土宗。听过他讲法的人都说，那些讲法是空前绝后的。他的塔是空的，他的舍利已经被从中取走了。塔门上是他的名字，是于右任题写的。于右任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他自己的坟墓就在我在台湾所住的那座小山上面。

塔周围是一片落叶松林，那是日本田中首相的礼物。在它们被种到这里的十五年间，已经长到大约八米高了。南面，就在松树林的上面，有一座巨塔。6世纪末的时候，就是这座塔使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塔院的。它是长安地区的第一座巨塔，比玄奘的大雁塔要早五十年。塔旁边是圣寿寺，在那里，我与两位常住和尚中的一位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在里面，曾经用来封过塔门的刻有印光大师像的石雕，断成了两半，靠在一面墙上。

印光塔

我回到主路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经过一个又一个废墟。南五台在长安正南，早在隋唐两代，就已经成为这个地区主要的佛教中心。一直到明清两代，它还依然很兴旺。19世纪末，去顶峰的沿途还有七十二座寺庙。现在只剩下五座了，而且都是重修的。20世纪60年代，当“文革”席卷中国的时候，所有站着的东西都被红卫兵打倒了。

就在卧佛寺上面，山路延伸出了山谷，与一条大路交叉了。红卫兵开始摧毁寺庙的时候，大约与此同时，森林服务队开辟了那条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是与史蒂芬一起开车上来的。这一次，我留在山路上，几度横跨那条大路，最后终于到了停车场，走上了史蒂芬、我，还有我们的司机六个月前爬过的那些石阶。

大约五十米后，我路过火龙洞。火龙洞里曾经住过一条龙，它常常出来骚扰长安居民，后来观世音菩萨把它抓住了，拴在山上远处的龙桩上，把它碾成了粉末，并且把粉末撒到了渭河里。

除了一间小小的大殿以外，这个洞空空如也，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几分钟后，一个东西一声长吼，我僵住了。我突然想起我在火龙洞没有上香。之后，我又听到了一声吼叫。那不是龙。但是我的呼吸并不能因此而变得轻松一点儿——那是一头熊。

我从上一次参观中得知，沿着这条山路往上走大约十分钟，有一座旅馆，于是我加快了脚步。我又听见几次吼声，但是它听起来似乎变得越来越微弱了。当我终于到达旅馆的时候，管理人员说，那头熊刚刚走。也许它刚才一直在抱怨这座旅馆的垃圾质量吧。到处都是荒草。而且，除了那个管理人员之外，这个地方一片荒凉。它是最近在刘澜涛避暑别墅的遗址上建起来的。“文革”前，刘澜涛是中国西北五省的中共书记(1)，也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文革”时，他被打成了走资派。我对刘澜涛选择风景的眼光表示欣赏。

我给了那头熊足够的时间让它离开，然后继续沿着山路往上爬。大约一公里以后，我在紫竹林寺停下来。去年秋天，当史蒂芬和我爬上来的时候，一些年轻和尚正在重修前门外的那段山路。方丈给了我们两块西瓜，抱怨说，来爬这座山的游客太多。

这一次，山上还有残雪，而我是唯一的游客。方丈欢迎我回来。他的名字叫演成。他六十六岁，与另外三位和尚和几个居士一起住在这座寺庙里。来南五台以前，他曾经住在西面六公里处崆河（音译）河谷上的一座茅篷里。我和史蒂芬第一次爬上南五台的时候，我们的司机曾经落在后面，听演成讲他和其他的和尚在山上干什么。我问演成他跟司机说什么了。

演成说道：“我在谈坐禅。我解释我们怎样首先念佛来安心。心只有安了才能静。然后我讲解我们怎样通过问‘念佛是谁’来静心。心只有静了才能止。然后我解释我们怎样通过舍掉佛号来止心。心只有止了才能观。心只有能观，才能达到玄之又玄的境界。我告诉他，这是任何一位修行人都不得不经过的历程。要花多长时间，取决于修行者本人。它就像沿着一条路往前走。这条路不停地变化着。有时候好走，有时候不好走。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住在山里要比住在城市里容易得多。在局外人看来，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本来就不在意舒不舒服。我们到这儿是来修行的。而修行是不拘形式的。大多数游客认为我们只不过是穷和尚而已。”

大雾使得时间显得比实际时间要晚，因此我只待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吃了一碟油炸麻花，给演成拍了一张他师父的塔的照片——那是这座寺庙塔院里仅存的三座塔中的一座，然后就走了。

我继续走了半小时。左边分出三条岔路，通向附近的组成南五台顶峰的五座山峰——南五台就是因为它们而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