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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古代中国的中心，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是一个北起朝鲜、南至越南，东起太平洋、西至波斯的大帝国的中心。直到后来，它的光辉才被洛阳、开封、杭州和北京这样的城市所遮蔽。公元七、八世纪，在长安的巅峰时期，它是当时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移民最多的城市。它是“大海”，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和经济潮流都汇入其中，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市场。长安位于丝绸之路的东端，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公元前200年，长安刚一建好，就已经成为一个旅行者的城市。
西安是长安的现代化身，我对西安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戴着白帽子走来走去，就像朵朵白云，飘浮着，打着旋涡，流淌过街道。这个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源自中亚，而白帽子就是在所有伊斯兰教文化中常见的头巾的另一种形式。这里还有规模很大的满族人、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团体。一本旅游手册中列出了三十八个少数民族。199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是三百万。而六十年前则是不到二十万。
西安现在仍然是一个旅行者的城市，与此相协调的，它的城市标志是一只大雁。这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旅行家玄奘的遗泽。玄奘对佛陀“世界唯心”的教义心存疑惑，为了解决这个疑问，公元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动身去印度。两年后，玄奘到达印度，开始向瑜伽宗最后一批大师学习唯识的教义。十五年后，即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宗用专门欢迎得胜还朝的将军的盛典，欢迎玄奘归来。
唐太宗想知道玄奘在旅途中见闻的所有事情，于是玄奘别无选择，只好满足太宗的好奇心。结果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两人之间的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记述被演绎成了《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之一。然而，玄奘对写小说或编撰旅游地名词典不感兴趣，他急着动手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公元648年，太子邀请他在都城的慈恩寺建起了一个译经中心——慈恩寺是太子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
玄奘搬进去之后不久，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火灾或风暴有可能会毁掉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收集的无价之宝——佛经。他请求太宗同意建一座塔，用来储藏佛经，太宗恩准了。后宫的嫔妃们把自己的珠宝首饰布施出来，用以支付建这座塔的费用。公元652年，它竣工了。
这座塔建起来之后不久，进士们就开始在塔的高层拱廊附近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拱廊那里可以眺望四面八方的风光。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使人们联想到雁阵，于是人们开始把这座建筑物称做“大雁塔”。公元752年，杜甫和其他人一起到那里去签名，他写了一首诗，以纪念此事。在此诗的结尾，杜甫写道：
黄鹄去不息，
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
各有稻粱谋。
这个名字被叫开了，从那以后，这座塔就一直被称做大雁塔。现在它仍然在城市的东南角——方圆六十四米。但是雁群已经不见了。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名字，都不早于两百年前：清朝的信笔涂鸦。在外面，我停住脚，去读门两侧的两块石碑，石碑上是玄奘译经的序言。这两篇序言是太宗和太子拟制、褚遂良书写的。褚遂良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我练习书法的时候，有好几年，都是用这两篇碑文做临摹的范本。在这里看到它们，就好像遇见了一位昔日的老师。
在唐朝，这座寺庙还因为牡丹而闻名。牡丹四五月份开花。现在，在大殿的下面，沿路排列着几十丛牡丹。一位和尚告诉我，花期的时候，这些牡丹仍然能吸引到很多游人——尽管寺庙的庙基已经缩小到过去的十分之一，尽管住在那里的三十位和尚看起来像一座纪念馆的管理人员。其中一位和尚告诉我，玄奘的舍利在终南山附近的另外一座寺庙里。于是我雇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向山里开去。
路从慈恩寺北开始，我们沿着这条路向东南方向开去。一公里后，我们路过一个名叫曲江池的村庄——在古代，曲江池是长安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地。
开始的时候很简单，那是在秦朝和汉朝，那时候曲江池只是一个由一眼天然泉供水的池塘，周边种满了树木花草。在此后的朝代里，这个池塘被扩浚得规模很大。公元七、八世纪期间，它变成了一条曲曲折折的水路，包括瀑布、河流和池塘等各种水文景观，东西占地两公里，南北四公里。为了保证曲江池的水源供应，人们修建了一条水渠，把水从终南山一直引到这儿来。沿岸亭台别墅林立。春天，皇室成员都到这里聚会，来观赏西岸的杏花。夏天，他们来观赏沿着东岸盛开的荷花。
一个饮酒游戏（曲水流觞）也是在这里起源的。玩这个游戏要依赖水和风的变化。游戏开头是用一壶酒放在一个木头器皿（觞）上，然后让它沿着水池漂流，一直漂到某位参加者的面前，这位参加者就得给自己斟一杯酒，在一卷准备好的条幅上匆匆题上一行诗，然后把那个木头器皿（觞）再推出去。当所有的人都醉得题不成诗，或者酒喝光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当水枯竭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则永远地结束了。10世纪到过长安的旅行者们说，那些亭台楼阁已沦为废墟，曲江池已经种上了庄稼。但是记忆还存留着，人们仍然把这个地方称做长安八景之一。
刚刚经过这座村庄，我们拐上一条土路。一分钟后，这条土路在一个叫寒窑的地方终止了。寒窑是一条沟，向黄土高原深处蜿蜒几百米。王宝钏就是在这里等待她丈夫的，一等就是十八年。
王宝钏是唐朝一位丞相最小的女儿。这位丞相急着要给她安排一桩政治婚姻。宝钏拒绝嫁给她父亲提议的任何人，于是她被迫去爬大雁塔，向下面扔绣球。谁抓到那个绣球，她就得嫁给谁。前一天夜里，她曾经见过一位贫穷的流浪者，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就把绣球扔给了他，他抓住了它。他的名字是薛平贵。然而，宝钏的父亲拒绝承认薛平贵，把他打发走了。宝钏却不肯接受父亲的决定，于是她也被赶走了。年轻的夫妇无处安身，只好搬进一座废弃的窑洞里，这座窑洞的黄土墙上刻着“寒窑”二字。
之后不久，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之间爆发了战争，薛平贵从军了。很不幸，军队是由王丞相的一位女婿所领导的。他给薛平贵设了一个圈套，导致薛平贵被敌人俘虏了。
尽管有人向宝钏报告了薛平贵的死讯，可是她还是继续待在寒窑里，忠贞不渝地等待丈夫的归来。十八年后，唐朝与东胡和解了，薛平贵被释放了。当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窑洞外面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在采摘一种叫荠菜的野菜——荠菜又被称做“羊倌的钱包”。薛平贵不在的这些年里，她一直靠它维生。
参观了宝钏的窑洞之后，我们停在寒窑这条沟入口处的一个小食摊前，早早地吃了午饭——煮饺子。饺子馅儿是新摘的“羊倌的钱包”，味道有点儿辣。我想象着，至少王宝钏没觉得它单调乏味。
我们回到主路上，再次向东南进发。但是没有开多久。一分钟后，我们向右拐上一条土路，这条土路穿过长满了粟苗和谷子的田野，经过两座砖窑，向上经过凤栖原的土坡，来到胡亥长满了刺藤的小坟墓前。
胡亥是秦始皇的儿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了。作为第二个皇帝，胡亥统治了三年。这三年都是按照太监赵高的意愿行事的。有一次，赵高把一头鹿带到年轻的皇帝面前，说它是一匹马。没有人敢驳斥这个太监，于是皇帝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两个星期后，赵高安排了另一次“幻觉”事件，他命令士兵们装扮成强盗，“袭击”宫殿。皇帝迅速地自杀了，被另一位傀儡所取代。
毫无疑问，尽管盗墓者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但是胡亥的坟墓一直没有被掘开，而且也很少有游客参观。它位于一度是曲江池的那个盆地的南端。我仍然能够辨认出坟墓下面的那一块高地，在那里，皇帝们在紫云楼款待进士。御宴后，进士们会沿着曲江池岸，缓步徐行到大雁塔，签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变成大雁。
回到主路上，我们沿着古代黄渠的路线，继续向南行进。黄渠曾经给曲江渠供过水，将来也许会再次这样做的。胡亥墓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我，政府已经拟定了计划，要修复曲江渠，建一座大型的公园。他说，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在终南山的大峪入口处修建了一座堤坝。
过了胡亥墓四公里，我们又一次停下来，恰巧停在东伍村前。我们的左方杜陵原上，坟冢累累。其中的一座离路不到二百米，于是我们穿过脚踝高的粟苗地，去考察那个地方。它包括一座中心坟墓，左右两侧是两座小坟墓，还有一条丹墀，两侧排列着十二座马和官员的石雕，欢迎着来访者。它们都是用整块的花岗岩雕凿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明显处于良好状态。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地方被撂给当地村民管理。我拾起一片屋瓦，把它给一个农民看。他说，历史学家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不能断定这是谁的坟墓。后来，我找到了一张老地图，上面注明这是献帝墓。献帝是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公元220年驾崩。
从献帝墓向东走不远，有一座大得多的陵墓，它比这片平原至少要高出一百米。那个农民和那张老地图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说这是宣帝陵——宣帝卒于公元前49年。我用望远镜浏览了一下周围的平原。到处都是坟墓。
我们回到汽车里，向东南开了十五公里，来到一个集镇——引镇。从这里开始，我们脚下的路和昔日的黄渠水道都向南延伸了六公里，一直通到大峪入口处的新大坝前。过了大峪是嘉五台，从唐朝起，嘉五台就因为山峰险峻、环境清幽而在佛教徒中享有盛名。我已经跟史蒂芬一起游览过两次嘉五台了，现在我想再爬一次。
但是首先，我想在引镇东面八公里处的兴教寺稍作逗留。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兴教寺长长的红墙外。兴教寺位于少陵原的西部边缘。二十三米高的玄奘塔是它最主要的建筑。玄奘塔像一棵巨柏的主干，屹立在红墙后。公元664年，玄奘圆寂后，他的舍利被安放在都城附近白鹿原上的一座塔里。但是时时能看到玄奘塔，使皇上很悲伤。公元669年，它被迁到了这儿。从那以后，它就一直矗立在这儿——都城南面二十公里处，在终南山的注视之中——有一次，玄奘曾经把终南山形容为“众山之祖”。
玄奘塔比它的原型大雁塔要小得多，但是它却高高地凌驾于邻近的两座三层塔之上。那两座塔里是玄奘最著名的两位弟子窥基和圆测的舍利。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唯识宗的三位创始人的舍利塔，成功地经受住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幸存了下来。殿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们数度被毁，又数度重修。最近的一次是在1939年，是蒋介石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主要建筑的状况仍然相当良好——这要感谢周恩来，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下令要保护兴教寺。
在大殿的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兴教寺”三个字。这是诗人、哲学家康有为题写的。1898年，光绪皇帝委托康有为按照现代纲领来改革大清帝国，但是这个计划被慈禧太后和她的党羽破坏了，康有为不得不流亡日本。虽然最终康有为还是回来了，但是他却在幽居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这块匾额上的书法落款是1923年，即他去世之前四年。他是六十九岁的时候去世的。
大殿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但是后殿里却存放着一些令人难忘的珍品。在几幅明代的佛菩萨画像旁边，有三尊铜的唐代大悲观世音菩萨塑像。在玄奘的旅途中，每当他遇到困难，他都是祈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我上了一些香，然后问侍者，我能不能跟方丈谈谈。
几分钟后，侍者回来了，把我领进方丈的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面是一大块黄玛瑙板——那是蒋介石送给兴教寺的礼物。方丈的名字是常明。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解释说，我正在这一带参访隐士。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得知，常明七十四岁了，咸阳人——咸阳就在西安的西面。1937年，他出家后，搬到了终南山，住在南五台上的紫竹林。在那里，他与师父佛尘一起，待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政府开始驱逐和尚出山为止。1956年，他行脚到了北京，在首都的佛学院学习。两年后，重新回到佛尘身边。那时候，佛尘已经被任命为兴教寺的方丈。1981年，佛尘圆寂了，常明接任了方丈的职位；他也是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我问他，开始修行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终南山。
常明回答：“自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人们一直就来终南山修行。甚至中国南方的和尚和尼师也来这儿修行。他们待上三五年，然后回到南方，建立自己的修行中心。这儿是为法出家的和尚和尼师来的地方。修行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你要花费很多年时间，才能真正有所得。这不容易。但是来这儿修行的人都不怕苦。这正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座山里开悟了，还有很多人继续修行，将来会成为大师。在现代，虚云和印法（音译）曾经住过嘉五台；印光和来果住过南五台。这儿是他们开悟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山是修行的好地方。这就是我选择它们的原因。”
尽管常明很热心，却不太健谈。他领我参观了寺庙东厢的藏经楼。里面有很多重要佛经的翻印品，但没有一本是玄奘的原稿。后来，在寺庙流通处，我买了一张拓印的画，上面是玄奘，背着他精致的佛经袋。它是从寺庙的一块石碑上拓印下来的，这块石碑刻于1933年。
常明说，尽管他和佛尘都曾经在南五台上住过——南五台在兴教寺西南十五公里处，但是兴教寺却与嘉五台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嘉五台在兴教寺南面不到十公里处。他说，当嘉五台的隐士们病得很重，或者年纪大到无法照料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兴教寺来，而兴教寺的年轻和尚们也仍然去嘉五台，加深自己的修行。
常明让我在大殿外等一会儿。几分钟后，他带着一位老和尚回来了。他介绍说，这位老和尚是光善。他说，光善在嘉五台后山的一个茅篷里住了四十多年。他的茅篷在19世纪末虚云住过的那个茅篷的上面不远。光善九十八岁了，是前年下山的，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种地了。我问光善，嘉五台上是否还住着其他的隐士。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回答，因此常明不得不重复一遍他所说的话。光善回答说，是有几个，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问：您原来住在哪儿？
光善：在佛慧茅篷，就在狮子茅篷上面。
问：虚云过去的茅篷——狮子茅篷怎么样了？还有人住在那儿吗？
光善：自从虚云走了以后，有几位和尚住过那儿。但是我不知道现在那儿有没有人。路不好走。一位大学生曾经爬上去过，不久就下来了，他想搬进去住，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住没住。
常明：大约一个月前，两个和尚搬到虚云的茅篷里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想待多久。
问：如果路那么难走，你们为什么还要住在那儿？
光善：为了安静。禅和子喜欢安静。
问：嘉五台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光善：它仍然很安静。出家人仍然到那上面去修行。已经有一些小寺庙和小茅篷修复起来了。人们仍然在修行。山脚下还住着一些出家人。
问：您住在那里的时候，诵的是什么经？
光善：我不诵经。我只念佛，阿弥陀佛。我还打坐，修禅。禅宗的和尚不诵经。
问：您是怎么得到足够多的食物的？
光善：每一个住在山里的人都自己种菜，种几种蔬菜，还采集野菜。我需要的一切都自己种。没有好理由，我就不下山。我有足够的食物。
问：您多长时间下一次山？
光善：不一定。有时候每两年下来一次。现在我太虚弱了，不能再住在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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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岁的老和尚光善
光善精疲力尽了，常明便搀着他回里面去了。
我已经跟史蒂芬去过两次嘉五台了。那两次，我们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从引镇的南面经大峪村，爬到一个小山上，来到一座大坝前——这座大坝现在封住了大峪的入口。然后乘渡船到水库的尽头，再沿着一条岩石路走到一座石头桥上。石桥附近就是五里庙的遗址。河对岸的一条路沿着大峪的一条岔谷而上，最后通到嘉五台的东坡。这一次，我想爬西坡。常明回到外面以后，同意给我带路。
我们开车回到主路上，穿过乡村，曲折前行。有两次，常明都不得不向农民问路。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到达终南山麓。当山坡太陡、车上不去了的时候，我们便停了下来。
上嘉五台西坡的传统路线是取道北道峪，现在北道峪就在不到一公里处。回头望去，常明把新庵寺的旧址指给我们看——它就在我们刚刚路过的那座村庄的南头。他说，新庵寺曾经是终南山最重要的寺庙之一，直到1949年以前，里面住了几百位出家人，现在是村小学。常明转过身来，面朝着山说，这条路继续沿着北道峪再向上几公里，成了一条石阶。他说，在上面的一些岔谷里住着几位隐士，但是他们很难找到。而且，如果我想在日落时分到达嘉五台，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估计我到嘉五台要花三个小时。
司机把车掉头回去的时候，常明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些字。他说，也许我愿意把一位同修的隐士写的一首诗，收到我所搜集的资料中。这首诗是常慧（音译）写的，常慧也是佛尘的弟子。我们道别后，常明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我开始读常慧的诗：
独立高峰上，
白云去复还。
群山拥足下，
岚雾出岫间。
坐观天地阔，
静听古今闲。
无真亦无妄，
明暗落山前。
现在是四月上旬，北坡上还有一片一片的残雪。我沿路走进北道峪，大约走了两公里以后，来到一座冒充太白庙的石头堆前。它是根据8世纪的诗人李白的名字命名的——李白字太白。在庙里，我遇见了常花。常花是一位六十六岁的比丘尼，兰州人。她说，她出家四十多年了，最近的十年，她一直住在太白庙。她说，她刚来的时候，太白庙还是一片断墙残垣，然后又补充说，好地方对修行不好。墙现在有了顶，但是整个地方仍然是一片废墟。她告诉我，五年来，她一直穿着同一套衣服，不过她对她的茶和糖却很慷慨。我解了渴以后，给李白上了些香，向常花告辞，继续前行。
又走了一公里，在一个叫二天门的地方，我路过另外一座小庙。里面有一间新的大殿和一座新的小土房，但是没有人在家，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刚刚过了这座寺庙，山路在一个叫凉水泉的地方终止了。然后我开始爬一段长长的石阶。三十分钟后，我追上了一个和尚，他肩上正扛着一袋二十五公斤重的面粉。我们俩都停下来休息。他说他的名字叫遇缘，四十三岁，西安人。原来他就是虚云过去在嘉五台后山的茅篷——狮子茅篷的新主人。我问他多长时间能吃光一袋面。他说，一袋二十五公斤的面，两个和尚通常能吃四十天左右。
我说，我听说有两个和尚住在嘉五台的后山。他说另外一个和尚叫印慧，宝鸡人，也是四十三岁，是一个新茅篷的主人，这个新茅篷在狮子茅篷下面的几百米处。遇缘说，为了找一个合适的修行地方，他和印慧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终于决定在嘉五台的后坡落脚。他说，他们已经把卧具和一些其他的生活必需品背上去了，现在，他们正在贮存给养，这样他们就不必常常下山了。他们计划需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谈了几分钟修行，然后一致同意，我们最好继续往前走。
二十分钟后，我到了一个平顶的山岭上，它的名字是分水岭。上面有一座小关帝庙——关帝是战神。从分水岭的西坡向下望去，我能够看见遇缘正背着那袋面粉，艰难地爬着台阶——那袋面粉，他和印慧最终会把它变成馒头、煎饼和面条。从分水岭的东坡向下望去，我能够看见去年九月份史蒂芬和我所走的那条路。
去年九月，我们没有走通向分水岭的那条路。就在路最后一次从河上经过之前，我们向左走，来到山谷深处大约一百米处的一座农舍。农夫在家，同意给我们当向导，带我们到嘉五台后坡的虚云的狮子茅篷去。路就从他家的上面开始，然后沿着一条长长的山谷，向上而行。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左右，我们听到一阵金属的叮当声。几秒钟后，从遮蔽了小路的杂草丛中，闪出一个和尚。那阵叮当声就来自于他的木头拐杖。拐杖顶端有几个金属环，以驱赶恶神恶鬼，以及警告野生动物让路的。拐杖底部安了个小铁铲，是在爬比较滑的山坡时用的。他说，他叫果善，山阳县人——山阳在此地东南大约一百公里处。他六十七岁了，最近的十年，他一直住在大意洞。我问他住在山上的苦况。
果善：对我来说都一样。只是对你来说显得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