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祭品(1 / 2)

<h3>1</h3>

那是1945年秋天的一个周三下午,二战刚结束不久。灰狗巴士照例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停了一站。米德是位于哥伦布市以南一小时车程处的一个造纸小镇,弥漫着臭鸡蛋味。初来乍到的人抱怨这股恶臭,但本地人却喜欢吹嘘说这是钞票的甜美味道。巴士司机是个五短身材、肥肥软软的男人,穿着内增高鞋,打着软趴趴的领结。他把车停在车站旁边的小巷里,宣布休息40分钟。他想喝杯咖啡,可胃溃疡有点犯了。他打了个哈欠,仰头灌了一口放在仪表盘前面的粉红色药水。小镇另一头的大烟囱是这里迄今为止最高的建筑,又喷出了一股肮脏的棕色烟雾。你从好几英里外就能看见它,喷得像火山一样,快把尖顶都吹掉了。

巴士司机靠在椅背上,拉下皮帽遮住眼睛。他住在费城边上,觉得自己要是非得住在像俄亥俄州米德镇这样的地方,还不如开枪自杀算了。在这样的小镇上,连一碗生菜都找不到。这里所有人吃下去的似乎除了油还是油。要是让他吃他们那种泔水,两个月就得送命。他老婆跟她的朋友说他有个金贵身子,但她说这话的腔调让他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同情他。如果不是因为胃溃疡,他一定会去前线和其他男人并肩作战。他会干掉一个排的德国兵,让她看看他有多他娘的金贵。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失之交臂的那些勋章。他老爷子有一次拿到了一张奖状,因为他在铁路上班,20年来没有缺过一天勤。接下来的20年里,他每次看到自己病恹恹的儿子,就要唠叨一遍这件事。终于等到老头儿翘辫子的时候,他劝老妈把这张奖状粘在棺材里陪着尸体,这样他就再也不用看到它了。但她坚持把它留在客厅里,作为例子证明只要无惧小小的消化不良,一个人这辈子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巴士司机期盼已久的葬礼差点儿毁于这么一张破纸引发的争吵。只有等这些退伍士兵到站下车,不用再看见这群闷蛋杂种,他才会快活起来。别人的功勋总是叫你恼火。

二等兵威拉德·拉塞尔坐在巴士后排,一路都在跟两个佐治亚州来的海军陆战队员喝酒。不过其中一个醉过去了,另一个吐在了他们的最后一罐酒里。他一直在想,等他到了家,他再也不会离开西弗吉尼亚的煤溪了。山里是有些糟糕的事情,但根本无法和他在南太平洋目睹的那些事相提并论。在所罗门群岛的一个岛上,他和所在小分队的另外几个人撞见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被日本兵活剥了人皮,钉在两棵棕榈树搭成的十字架上。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身体上,黑压压地爬满了苍蝇。他们还能看见这个士兵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一个大脚趾的残存部分上挂着他的名牌:枪炮士官米勒·琼斯。威拉德做不了什么,只能发个善心,从耳朵后面一枪打死了那个陆战队员。他们把他放了下来,用岩石掩埋在十字架脚下。从那以后,威拉德内心深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一听见矮胖的巴士司机喊了声休息,受够了两个水兵的威拉德起身就往车门走去。在他看来,海军应该是部队里严禁饮酒的那一支。在他服役的3年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酒量好的水兵。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被喂了硝石,免得他们出海的时候发疯,互相乱搞。他在巴士站外面闲逛,看见街对面有家名叫“木勺子”的小餐馆。窗户上塞着一张白色纸板,上面打着35美分肉卷特餐的广告。在他离家参军那天,妈妈也给他做了肉卷。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他进去找了个窗边的卡座,坐下点了支烟。屋里摆了一圈架子,上面放着旧瓶子、过时的厨具和开裂的黑白照片,积满了灰。卡座旁边的墙上钉着一张褪了色的剪报,写的是一位米德镇的警官在巴士车站前被银行劫匪开枪击倒。威拉德凑近一看,发现日期是1936年2月11日。刚好离他12岁生日还有4天,他算了一下。除他之外,小餐馆里唯一的客人是个老头,坐在屋子中间的桌旁,俯身稀里呼噜地喝着一碗绿色的汤。他的假牙就放在面前的黄油棒上。

威拉德抽完烟准备离开,一个黑发女招待终于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从收银机旁边的一摞菜单中抓了一本递给他。“不好意思,”她说,“我没听见你进来。”威拉德看着她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和修长的双腿,发现她问他想吃点什么的时候,自己的嘴巴直发干。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这种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哪怕在布干维尔岛鏖战正酣的时候也没有过。在她把点单送进厨房、给他端咖啡的当口,他脑中思绪万千——几个月前,他还确定自己一定会在太平洋中间一块雾气蒸腾、毫无价值的岩石上送命,可现在他还活着,呼吸自如,离家只有几个小时车程,面对着一个长得像墙上海报里的电影明星幻化成真的女招待。威拉德认定,那就是他坠入爱河的时刻。干巴巴的肉卷、烂泥一样的青豆和硬得像5号煤块一样的面包都无关紧要。在他看来,她端上来的是他这辈子最棒的一顿饭。可等他吃完回到车上的时候,连夏洛特·威洛比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巴士在亨廷顿河对面又停了一站,他找到一家卖酒的商店,买了5瓶陈年威士忌藏在背包里。现在他坐在前排,就在司机后面,想着小餐馆里的那个姑娘,搜寻着快到家的迹象。他还没完全醒酒。冷不丁地,巴士司机问道:“带回勋章了吗?”说着从后视镜里瞄了威拉德一眼。

威拉德摇了摇头:“只带回来这身瘦皮囊。”

“我想去参军,可人家不要我。”

“算你走运。”威拉德说。他们遇到那个海军陆战队员那天,岛上的战斗快结束了,中士让他们去找些能喝的水。掩埋了剥皮米勒·琼斯几个钟头之后,4个快饿死的日本兵从岩石堆里钻了出来,砍刀上带着新鲜的血迹,举手投降。威拉德和其他两个战友把他们往十字架带的时候,士兵们跪了下来,开始求饶或是道歉,他也搞不清楚是哪一种。“他们想逃跑,”事后威拉德回到营地,对中士撒了谎,“我们别无选择。”他有一个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战友,成天在脖子上戴着一只用来挡飞弹的沼泽鼠脚。他们处决了日本兵之后,他用一把直剃须刀割下了他们的耳朵。他有一个雪茄盒子,装满了已经晒干的耳朵。他打算等他们重返文明世界之后就把这些战利品卖出去,每只5美元。

“我有胃溃疡。”巴士司机说。

“你没错过什么。”

“我不知道,”巴士司机说,“我倒是很想拿一枚勋章。或者好几枚。我觉得我肯定能干掉不少德国酸菜佬,至少够拿两枚吧。我手可快了。”

威拉德看着巴士司机的后脑勺,想到自己在船上忏悔了打死海军陆战队员帮他解脱之后,和那个阴郁的年轻牧师之间的对话。牧师已经受够了自己所目睹的死亡,受够了对着一排排阵亡战士、一堆堆残尸做的祈祷。他告诉威拉德,哪怕一半的历史是真的,那么这个腐化堕落的世界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你做好准备,进入来生。“你知道吗,”威拉德对司机说,“罗马人曾经把驴子的内脏掏空,把基督徒活生生地缝在驴肚子里,扔在太阳下,任他们腐烂?”那个牧师一肚子都是这样的故事。

“这他娘的跟勋章有什么关系?”

“想想看。你就像锅里五花大绑的火鸡,只有脑袋从死驴的屁眼里伸出来,蛆虫一点点把你吃空,直到你去见上帝。”

巴士司机皱了皱眉头,把方向盘握紧了一点:“这位朋友,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刚才说的是胸佩勋章荣归故里。那些罗马的家伙把人塞进驴肚子之前给他们发勋章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威拉德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意思。按照牧师的说法,只有上帝才能明白人类的行为。他舔了舔自己干干的嘴唇,想起了背包里的威士忌。“我的意思是世界末日总要到来的,每个人最后都要受罪。”威拉德说。

“哦,”巴士司机说,“那天到来之前,我还是想拿到我的勋章。见鬼,我家那口子每次见到勋章就跟疯了一样。说到受罪,我每次跑长途都担心得要死,生怕她被哪个戴紫心勋章(1)的家伙拐跑了。”

威拉德往前探了探身子,司机感觉到士兵灼热的鼻息喷在自己肥脖子后面,闻见了威士忌的酒气和一丝廉价午餐的余臭。“你觉得米勒·琼斯会他妈的在乎老婆出去乱搞?”威拉德说,“伙计,他巴不得自己能跟你换换位置。”

“米勒·琼斯是谁?”

威拉德望着窗外,远处已经能看见绿蔷薇山雾蒙蒙的山顶了。他的双手颤抖起来,额头上汗水晶亮:“就是个可怜的杂种,被骗着去打仗,没别的。”

就在威拉德几近崩溃、差点打开威士忌的时候,他舅舅伊尔斯科尔终于把吱嘎作响的福特车停在了路易斯堡华盛顿街和法庭街交界处的灰狗巴士站前。他已经在露天长椅上坐了快3个小时,端着一纸杯冷掉了的咖啡,看着先锋杂货店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为自己那样和巴士司机说话而感到羞愧,为自己提起那个海军陆战队员的名字而感到歉疚。他发誓,尽管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他,也决不再跟任何人提起枪炮士官米勒·琼斯。他们开车上路之后,他伸手从行李里掏出一瓶威士忌,连同一把德国鲁格手枪一起递给了伊尔斯科尔。退伍之前,他在马里兰州基地用一柄日本礼仪佩剑换来了这把手枪。“应该就是希特勒爆头自杀用的那把。”威拉德说着,忍住不让自己咧嘴笑出来。

“扯淡。”伊尔斯科尔说。

威拉德笑了起来:“怎么?你觉得我被骗了?”

“哈!”老头儿说着,拧开酒瓶盖猛灌了一口,打了个激灵,“乖乖,真是好酒。”

“尽管喝。我包里还有3瓶。”威拉德也开了一瓶酒,点了支烟。他把胳膊伸出窗外:“我妈还好吧?”

“老实说,小卡佛的尸体被运回来的时候,她神经了好一阵子。但现在已经没事了,”伊尔斯科尔又猛喝了一口,把酒瓶放在两腿之间,“她就是担心你,别的都还好。”

他们缓缓爬上山坡,往煤溪驶去。伊尔斯科尔想听点战争故事,但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他外甥只顾说自己在俄亥俄州遇见的那个姑娘。这也是威拉德一生跟他说的最多的话题。他想问日本兵是不是真的会吃自己死去的战友,就像报纸上写的那样,但他知道自己最好再等等。而且他得集中注意力开车。威士忌太顺口了,他的眼睛也不像过去那么好了。爱玛等儿子回家等了这么久,如果还没等她见上,他就失手让两个人送了性命,岂不是太丢脸了。想到这里,伊尔斯科尔不禁暗自一笑。姐姐是他见过的最敬畏上帝的人之一,但要是真出了事,她会追到地狱里让他赔儿子。

“所以,你到底喜欢那个姑娘什么?”爱玛·拉塞尔问威拉德。当他和伊尔斯科尔把福特车停在山脚下,沿着小道爬上小木屋的时候,已近午夜了。刚一进门,她便紧紧搂住他哭了好一会儿,泪水打湿了他的制服前襟。越过她的肩膀,他看到舅舅溜进了厨房。和威拉德上一次见她相比,她的头发白了不少。“我本想叫你跟我一起下山去感谢上帝的,”她用围裙边拭去脸上的泪水,“但我闻到你喝酒了。”

威拉德点了点头。从小到大他的家教都是要相信,如果你沾了酒,就不能和上帝对话了。一个人必须永远对上帝真诚,否则真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不会显灵了。就连威拉德的父亲、私酒贩子汤姆·拉塞尔也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一辈子都很倒霉,麻烦缠身,最后因为肝病死在帕克斯堡的监狱里。不管境遇有多绝望——他老爸总是置身这样的境遇中——只要喝了一滴酒,他就不会开口向上帝求助。“好啦,到厨房来吧,”爱玛说,“你们先吃东西,我煮点咖啡。我给你做了肉卷。”

到了凌晨3点,他和伊尔斯科尔已经干掉了4瓶威士忌,外带一杯私酿的白威士忌,又喝起了最后一瓶商店买来的威士忌。威拉德的脑袋有些发晕,说起话来词不达意,但很显然已经跟母亲提过了在小餐馆里见到的女招待。“你问我什么来着?”他跟她说。

“你刚才说的那个姑娘,”她说,“你喜欢她什么?”她又给他倒了一杯锅里现煮的咖啡。虽然他舌头发麻,但还是很确定已经被烫了不止一次。屋顶梁木上挂着一盏煤油灯,照着整个房间。母亲拉得很长的影子在墙上摇曳。他洒了些咖啡到桌面的油布上。爱玛摇了摇头,从身后摸出洗碗布。

“她的全部,”他说,“你真该见见她。”

爱玛觉得这只是酒话,但她儿子宣布自己遇见了一个女人,还是让她感到不安。米尔德丽德·卡佛跟煤溪其他虔诚的女教徒一样,每天都为自己的小儿子祈祷,但还是只盼来了一具棺材。她听见抬棺材的人怀疑说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东西,怎么这样轻。自那以后,爱玛就开始寻找能告诉她如何保全威拉德的天兆。就在她还在寻找的时候,海伦·哈顿家里起了场火,几乎全家都烧死了,只留下这个可怜的姑娘,孤苦伶仃。两天之后,爱玛考虑再三,跪下向上帝承诺,如果他能保佑儿子平安回家,她一定让他娶海伦为妻,好生照顾。而现在她站在厨房里,看着他一头浓黑的鬈发和轮廓分明的脸,意识到自己立下那样的誓言是多么不理智。海伦总是戴着脏兮兮的无边软帽,带子系在方下巴下面,长长的马脸跟她奶奶瑞秋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她这位奶奶被很多人认为是绿蔷薇县有史以来最丑的女人。那个时候,爱玛还没想过如果自己无法遵守诺言,将会发生什么。要是她生的是个丑儿子该多好,她想。上帝想让人们知道他不开心,还真是有一套。

“样貌不是全部。”爱玛说。

“谁说的?”

“闭嘴,伊尔斯科尔,”爱玛说,“姑娘叫什么来着?”

威拉德耸了耸肩。他眯起眼睛看着门上背着十字架的耶稣画像。从进厨房到现在,他一直避免看它,怕想到米勒·琼斯会破坏了他回家的兴致。但现在,这一瞬间,他还是向这幅画投降了。从他记事起这幅画就挂在那儿,装在廉价的木头画框里,带着岁月的痕迹。在煤油灯闪烁的光亮中,它像是要活了过来。他仿佛听见了鞭子的抽打声,还有彼拉多(2)手下士兵的嘲笑声。他低头瞟了一眼伊尔斯科尔餐盘旁边的德国鲁格手枪。

“什么?你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没问,”威拉德说,“不过我给她留了1美元小费。”

“这她肯定不会忘的。”伊尔斯科尔说。

“好吧,也许你该在溜达回俄亥俄州之前做个祈祷,”爱玛说,“路可不近。”穷其一生,她都相信人们应该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愿望。一个人应该相信世上凡事各有其数。而如今爱玛却放弃了这个信念,跟上帝讨价还价,就像他是个嚼着烟草的马贩子,或是个衣衫褴褛的补锅匠,沿街叫卖着坑坑洼洼的厨具。现在不管结局如何,她至少应该努力兑现自己许下的价码。再往后,就交给上帝吧。“我觉得没什么坏处,你说呢?做个祈祷?”她转身用一块干净的布盖住剩下的肉卷。

威拉德吹着咖啡,喝了一口,做了个鬼脸。他想着那个女招待,想着她左边眉毛上方小小的、几不可见的疤痕。两周,他想,然后他就开车去跟她说。他瞥见舅舅正努力卷着一支香烟。伊尔斯科尔的双手因为关节炎鼓包变形,指关节大得就像25美分硬币。“没坏处,”威拉德往咖啡杯里倒了一点威士忌,“从来没有一点坏处。”

<h3>2</h3>

宿醉的威拉德浑身发抖,独自坐在煤溪圣灵教堂后面的长椅上。这是个周四傍晚,快7点半了,但礼拜还没有开始。今天是教堂为期一周的年度奋兴会的第四晚,主要面向不再追随上帝的人和尚未被救赎的人。威拉德回家一周多了,这是头一天呼吸里不带酒气。昨晚他和伊尔斯科尔去路易斯剧院看约翰·韦恩演的《反攻班丹岛》。电影放到一半他就出来了,被里面的虚假恶心得不行,最后在街上的台球室里跟人打了一架。他站起来环顾四周,活动了一下酸痛的手。爱玛还在前面跟人聊天。墙上的煤油灯烟雾缭绕,右边过道中间有个坑坑洼洼的木头炉子。松木长椅被20多年来做礼拜的人磨得发亮。尽管教堂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起眼,但出国打过仗的威拉德怕是已经变了很多了。

阿尔伯特·塞克斯牧师1924年创建了这座教堂。在那之前不久发生了一次煤矿坍塌事故,他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被困在黑暗中,那两个人当场殒命,他的双腿多处骨折。他好不容易从菲尔·德鲁里的口袋里摸出了一包五兄弟牌嚼烟,但他实在够不到那块黄油果酱三明治,虽然他知道它就在伯尔·梅德思的外套里。他说自己在第三晚感知到了圣灵。他觉得自己就快和身旁的人殊途同归了,他们已经开始散发出尸臭味,不过他已经不在乎了。几个小时之后,救援队伍在他睡着的时候穿透了碎石。那一瞬间,他确信他们照进自己眼里的光就是上帝的面庞。这个故事特别适合在教堂里讲,在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总会响起一片“哈利路亚”。威拉德觉得这些年来他已经听老牧师讲了不下一百遍了,看他拖着瘸腿在只上了一层清漆的小讲坛前踱步。故事最后,他总会从旧西装外套里掏出那个五兄弟牌空烟盒,捧在掌心里,高举向天花板。他去哪里都带着它。许多来自煤溪的女人,特别是那些老公和儿子在矿上的,都把它当作宗教圣物,一有机会就亲吻。玛丽·艾伦·汤普森躺在床上快咽气的时候,想见的不是医生,而是这个烟盒——这可是真事。

威拉德看着母亲跟一个瘦削的女人交谈。那女人又窄又长的脸上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已经褪了色的蓝软帽系在尖尖的下巴上。几分钟之后,爱玛抓起女人的手,带她回到威拉德坐的地方。“我请海伦跟我们坐在一起。”爱玛告诉儿子。他起身让她们进去,姑娘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一股浓烈的汗酸味直辣他的眼睛。她拿着一本磨破了的皮面《圣经》,爱玛介绍她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母亲过去几天总在说为什么长得好看并不是那么重要,现在他明白个中因由了。多数情况下他表示同意,但见鬼,就连伊尔斯科尔舅舅偶尔也会洗洗胳肢窝。

因为教堂没有钟,到了礼拜开始的时间,塞克斯牧师只能走到敞开的大门前,喊那些还在外面闲逛抽烟、八卦质疑的人进来。一支由二男三女组成的小合唱队起身唱了《罪人,你最好做好准备》。随后塞克斯走向了讲坛。他看着人群,用白手帕拭去额头上的汗水。坐在长椅上的人有58个。他数了两遍。牧师不是个贪心的人,但他还是希望今晚篮子里能有个三四美元。他和夫人过去一周只有硬饼干和感染了皮蝇的松鼠肉吃。“呼,好热啊,”他咧嘴笑道,“但一定还会更热,对吧?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和上帝同在的人来说。”

“阿门。”有人说。

“没错。”另一个人说。

“好,”塞克斯接着说道,“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今晚由两个从陶波维尔过来的小伙子带大家做礼拜,每个人都告诉我,他们讲得真好。”他瞟了一眼坐在祭坛旁边阴影里的两个生面孔,他们用一块磨毛了的黑帘子遮着自己,躲着教堂会众。“罗伊兄弟、西奥多兄弟,过来吧,帮我们救赎那些迷失的灵魂。”他边说边举手示意他们到前面来。

一个高瘦的小伙子站起身来,推着另外一个坐在吱嘎作响的轮椅里的胖小伙子,从帘子后面钻了出来,走到祭坛中间。腿脚灵便的那个穿着宽大的黑色西装和一双笨重、破旧的短靴。他棕色的头发用发油往后梳得服服帖帖,凹陷的双颊坑坑洼洼,带着痤疮留下的紫色疤痕。“我叫罗伊·拉弗蒂,”他用平静的声音说道,“这是我的表弟,西奥多·丹尼尔斯。”跛子向人群点头微笑。他大腿上放着一把带伤的吉他,发型像个汤碗。他的背带裤打着从饲料袋上剪下来的补丁,细瘦的双腿以锐角盘在身下。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衣,系着一条鲜艳的大花领带。后来威拉德说,他俩一个看起来像黑暗王子(3),另一个像不走运的小丑。

西奥多兄弟默默地在轮椅上调好了弦。有几个人开始打哈欠,还有些人窃窃私语,显得坐立难安,觉得这两个新来的家伙害羞、不中用,这场礼拜肯定很无聊。威拉德多希望自己在礼拜开始前就溜到停车场去,找到个带酒的人。他向来不习惯跟陌生人一起在屋子里拜上帝。“我们今晚不会传递篮子,乡亲们,”罗伊兄弟等跛子点头示意准备好了,才开口说道,“为上帝工作,我们不想收钱。如果需要的话,我和西奥多仅凭甘美的空气就能生存,相信我,很多次我们都是这样。拯救灵魂和肮脏的美元无关。”罗伊看向老牧师,他好不容易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勉强点头表示同意。“今晚我们要在这间小小的教堂里召唤圣灵,我向你们发誓,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至死不渝。”话音刚落,胖小伙子就拨弄了一下吉他,罗伊兄弟往后一仰,发出一声高亢、刺耳的哀号,听起来像是要把天堂的每一扇门都给震松。一半会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威拉德感觉到母亲猛撞了他一下,忍不住噗嗤一笑。

年轻的牧师开始在过道中间来回走动,大声问人们:“你们现在最怕什么?”他挥舞双臂,描述着地狱的可憎——肮脏、恐怖和绝望——永恒地延伸在每个人面前,永无止境。“如果你最深的恐惧是老鼠,撒旦保证会给你足够多的老鼠。兄弟姊妹们,它们会啃噬你的脸,直到你躺倒在地,连举起一根手指对付它们的力气也没有,而且这种折磨永无尽头。永恒中的一百万年还不如煤溪的一个下午那么长。永远别指望能数得清。没有一个人的脑容量大到可以算清这些悲惨遭遇。还记得去年米勒斯堡被杀害在床上的那家人吗?眼睛都被疯子挖出来的那家人?想象一下这种事情绵延一万亿年——那是一百万个一百万年,大伙儿,我查了字典——遭受那样的折磨,却永远不死。用一把血淋淋的刀子一遍又一遍地把你的眼睛从脑袋上挖出来,永不止歇。我希望疯子从窗户溜进去的时候,那些可怜人和上帝同在,我当然这么想。真的,兄弟姊妹们,我们无法想象魔鬼将如何折磨我们,没有一个人的邪恶可以与之匹敌,就连希特勒那个家伙,也绝对想不到撒旦会用什么方法让罪人在审判日付出代价。”

罗伊兄弟布道的时候,西奥多一直用吉他的旋律和着他的话,目光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罗伊是他妈妈家那边的表哥,但有时候这个胖小伙子真希望他们不是亲戚。虽然他陪他一起传播福音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但他一直没有办法通过祈祷赶走自己心中的情感。他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但他无法接受上帝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爱就是爱,西奥多就是这么看的。天呐,难道他还没有证明吗?还没有向上帝展示他比任何人都更爱他吗?他服毒受伤变成一个跛子,向上帝展示他的信仰,虽然现在有时候他忍不住会想自己也许太过狂热了。但是眼下,他有上帝、罗伊和他的吉他,这就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一切,哪怕他再也无法站立。如果西奥多必须向罗伊证明自己有多爱他,他也乐意之至,他提任何要求都可以。上帝就是爱,他无处不在、无所不包。

接着罗伊跳回了祭坛,从西奥罗兄弟的轮椅下面拿出了一个一加仑装的玻璃罐。长椅上的每个人都往前探了探身子。里面似乎躁动着一团黑漆漆的东西。有人叫了起来:“赞美上帝!”罗伊兄弟说:“对了,我的朋友,说得对。”他举起罐子猛晃了一下。“大家伙儿,我告诉你们,”他接着说道,“在我找到圣灵之前,我怕蜘蛛怕得要死。对吧,西奥多?从我还是个躲在妈妈长衬衣下面的小不点儿开始就是这样。蜘蛛从我的梦里爬过,在我的噩梦里产卵,如果没有人牵着我的手,我连厕所也不敢去。它们到处张着网等着我。那样活着真糟,总是在害怕,不管是梦是醒,都是如此。那就是地狱的模样,兄弟姊妹们。那些八条腿的恶魔让我永无宁日。直到我找到了上帝。”

随后罗伊跪了下来,又晃了一下罐子,把盖子拧开。西奥多也放慢了音乐,只剩下悲伤、不祥的哀怨曲调,让屋里静了下来,听得大家脑后汗毛直竖。罗伊将罐子高举过头,看着众人,一个深呼吸后,将罐子翻了过来。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蜘蛛,褐色的、黑色的,还有橘色黄色条纹的,都一股脑掉在他头顶和肩膀上。他的身体过电般猛然一震,起身把罐子砸在地上,玻璃碴子四散飞去。他又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开始晃动四肢,蜘蛛掉在地上,飞快地向四面八方爬去。有个裹着针织披肩的女士跳起来向门口冲去,还有好几个大叫起来,在一片骚动中,罗伊往前走了一步,汗湿的脸上还挂着几只蜘蛛,大声喊道:“记住我的话,人们,只要你们愿意,上帝会带走你们的全部恐惧。看看他为我做了什么。”然后他干呕了一下,吐出嘴里一个黑色的东西。

另一个女人开始拍打裙子,哭喊着说自己被咬了,还有几个孩子号哭起来。塞克斯牧师跑前跑后,试图恢复秩序,但惊慌的人们已经你推我搡往窄小的大门跑去。爱玛抓着海伦的胳膊,想把她带出教堂。但海伦挣脱了她,转身走向过道。她把《圣经》搂在扁平的胸前,盯着罗伊兄弟。西奥多继续拨弄着吉他,看着表哥若无其事地拂去耳朵上的一只蜘蛛,对着这个瘦弱、难看的姑娘微微一笑。他就这么弹着,直到看见罗伊招手让这个贱人过来。

开车回家的路上,威拉德说:“哈,他们那个蜘蛛把戏真不赖。”他悄悄伸出右手,手指沿着母亲胖乎乎、颤巍巍的胳膊轻轻往上移动。

她尖叫起来,一把打开他:“住手。再这样我今天晚上要失眠了。”

“你以前听过那个小伙子布道吗?”

“没有,但他们在陶波维尔教堂就做过一些疯狂的事情。我打赌塞克斯牧师正在后悔请他们过来。那个坐轮椅的喝了太多士的宁(4)还是防冻液什么的,所以走不了路。可怜啊。他们说那是在考验他们的信仰。我看也太极端了吧,”她叹了口气,脑袋往后靠在椅背上,“我真希望海伦跟我们一起走。”

“至少布道的时候没人睡着,这点算他厉害。”

“你知道,”爱玛说,“要是你多注意她一点,也许她原本会跟我们走的。”

“哦,照我看,罗伊兄弟就足够让她高兴了。”

“那正是我担心的。”爱玛说。

“老妈,再过一两天我就去俄亥俄了。你知道的。”

爱玛没理会他:“她会是个好妻子。海伦会的。”

威拉德去俄亥俄州找女招待的几周后,海伦来敲爱玛的门。那是11月一个暖和的日子,刚过中午。老太太正坐在客厅里听着收音机,把早上收到的信又读了一遍。威拉德和女招待一周前结婚了。他们会住在俄亥俄州,至少目前如此。他在肉联厂找了份差事,说是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猪。收音机里的男人把不应季的天气归罪于为了打赢战争投放的那两颗原子弹。

“我第一个就想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一直很担心我。”海伦说。这是爱玛头一回见她没戴软帽。

“告诉我什么,海伦?”

“罗伊向我求婚了,”她说,“他说上帝给了他旨意,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爱玛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威拉德的信,想着自己未能兑现的诺言。她本来担心自己会听到什么暴力事故或是可怕的疾病,结果却是个好消息。也许事情最终峰回路转了吧。她感到双眼被泪水模糊了。“你们打算住在哪儿?”除了这个,她想不到还能说什么。

“哦,罗伊在陶波维尔的加油站后面有个住处,”海伦说,“西奥多会跟我们住在一起。至少这阵子是这样。”

“就是那个坐轮椅的?”

“对,太太,”海伦说,“他们俩在一起很久了。”

爱玛走到门廊上拥抱了姑娘。她身上隐约有象牙牌香皂的味道,像是刚洗过澡。“你想不想进来坐一会儿?”

“不啦,我得走了,”海伦说,“罗伊在等我。”爱玛往她身后的山下看去,只见一辆乌龟形状的屎黄色小汽车停在路边,就在伊尔斯科尔的旧福特后面。“他今晚要去米勒斯堡布道,就是有人被挖了眼睛的那个地方。我们一上午都在外面捉蜘蛛。感谢上帝,这样的天气里,还是很容易找到蜘蛛的。”

“你自己当心点,海伦。”爱玛说。

“哦,别担心,”姑娘边说边往门廊下走去,“蜘蛛也没那么糟,习惯了就好。”

<h3>3</h3>

1948年春,爱玛接到俄亥俄来的信,她终于当上了奶奶。威拉德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起名叫阿尔文·尤金。这时,老太太终于心满意足了,觉得上帝原谅了她短暂的失信。3年过去了,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个月之后,她还在感谢上帝没有让她的孙子生下来就失明、智障,就像住在土豆溪的伊迪丝·马克斯韦尔家3个孩子那样。就在这时,海伦出现在她的门前,带来了自己怀孕的消息。自从这个姑娘嫁给罗伊、搬去陶波维尔的教堂之后,她就很少见到她了。“我想顺路来看看你,让你知道这个消息。”海伦说。她的四肢依然苍白纤细,但肚子却因为怀了孩子高高隆起。

“仁慈的上帝啊,”爱玛说着,打开了纱门,“快进来,亲爱的,歇歇脚。”天色已经晚了,灰蓝色的阴影笼罩着杂草丛生的院子。有只鸡在门廊下轻声咯咯叫着。

“现在不行。”

“哦,不用这么着急吧。我来给你弄点吃的,”老太太说,“我们好久没说说话了。”

“谢谢你,拉塞尔太太,改天吧。我现在得回去了。”

“罗伊今晚要布道吗?”

“不,”海伦说,“他好几个月没布道了。你没听说吗?他被蜘蛛狠咬了一口,脑袋肿得像个南瓜。太惨了。他一个多礼拜都睁不开眼睛。”

“唉,”老太太说,“也许他该去电力公司谋个差事。有人说他们在招人。很快这儿就要通电了。”

“哦,估计不行,”海伦说,“罗伊是不会放弃布道的,他只不过在等上帝的讯息。”

“讯息?”

“他有一阵子没有传来讯息了,罗伊很担心。”

“谁没传来讯息?”

“啊,是上帝呀,拉塞尔太太,”海伦说,“罗伊只听他一个人的。”她开始往门廊下走去。

“海伦?”

姑娘停下脚步,转身问道:“怎么了,太太?”

爱玛迟疑了一下,不太确定该说什么。她看着姑娘身后山下那辆屎黄色的小汽车。她能看见方向盘后面坐着的黑影。“你会是个好妈妈的。”她说。

罗伊被蜘蛛咬了以后,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卧室衣帽间里等着天兆。他相信,上帝让他放慢步伐,是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对西奥多来说,罗伊让那个贱人怀了孕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开始喝酒,夜不归宿,在乡下的私人俱乐部和非法娱乐场所弹吉他。他学了几十首邪恶的曲子,关于伴侣出轨、冷血的谋杀和在铁窗后虚度时光。不管他和谁混在一起,最后总免不了被丢回家门口,醉醺醺地尿了一身。海伦得在天亮的时候出来把他弄进去,还得听他诅咒她和自己坏掉的双腿,以及跟她睡觉的假装牧师的家伙。很快她就开始害怕他们两个,于是跟西奥多调换了房间,让他睡在主卧里,罗伊的衣帽间旁边。

孩子出生了,是个小姑娘,他们给她取名叫莱诺拉。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下午,罗伊走出卧室,确信自己能让人起死回生。“胡扯,你就是个疯子。”西奥多说。他正喝着一罐没冰过的啤酒安抚肠胃。他大腿上放着一把金属小锉刀和一把工匠牌螺丝刀。前晚他在饥饿谷的一个生日派对上连续弹奏了8小时吉他,就为了挣10美元和一瓶757毫升的俄罗斯伏特加。有个杂种拿他的痛苦寻开心,想把他从轮椅上拖下来,让他跳舞。西奥多放下啤酒,又开始锉螺丝刀头。他恨整个世界。下次要是再有人这么捉弄他,他会在那个狗娘养的肚子上开个洞。“你江郎才尽了,罗伊。上帝离你而去了,就像他对我一样。”

“不,西奥多,不,”罗伊说,“不是这样的。我刚和上帝对话了。一分钟之前他就和我一起坐在里面。他也不是图画上的样子。他没有胡子。”

“疯得可以。”西奥多说。

“我可以证明!”

“怎么证明?”

罗伊来回踱了几分钟步,划拉着两只手,像是要在空气中激起灵感。“我们杀只猫,”他说,“然后我会让你见识我起死回生的本事。”猫是罗伊除了蜘蛛外最怕的东西。他妈妈一直说,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捉到过一只想把他呼吸吸走的猫。他和西奥多这些年里干掉了好几十只猫。

“你在开玩笑吧?”西奥多说,“一只破猫?”他笑了起来。“不,你得动真格的,我才会相信你。”他用拇指按了按螺丝刀头。很锋利。

罗伊用一块换下来的婴儿尿布擦了擦脸上的汗:“那怎么办?”

西奥多往窗外瞟了一眼。海伦站在院子里,抱着那个脸蛋粉红的小屁孩。她今天早上又对他发火了,说她已经受够了他总把孩子吵醒。她最近脾气很大,太大了,在他看来。妈的,如果不是他给家里挣钱,他们早就饿死了。他给了罗伊一个诡诈的眼神:“你让海伦起死回生怎么样?那样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是疯话了。”

罗伊猛摇着头:“不,不,那可不行。”

西奥多嗤笑了一声,拿起啤酒:“看见没?我就知道你在瞎说。你一直在瞎说。你并不比每天晚上听我弹吉他的酒鬼更像牧师。”

“别这么说,西奥多,”罗伊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因为我们以前过得好好的,该死,然后你非要跑去结婚。这耗尽了你身体里的光和热,你个傻逼还看不出来。让我看到你的本事又回来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去传播福音。”

罗伊回想着刚才衣帽间里的对话,脑中上帝的声音依然清晰,像钟声回荡。他看着窗外,妻子正站在邮箱边,轻声给宝宝唱歌。也许西奥多说得有道理。毕竟,他告诉自己,海伦是和上帝同在的,据他所知一向如此。这对施展复活术有益无害。但他还是要先在猫身上试一试。“我得好好想想。”

“不许捣鬼。”西奥多说。

“只有魔鬼才会这么做。”罗伊从厨房水槽里喝了点水,润了润嘴唇。他精神一振,决定再多做些祈祷,便往卧室走去。

“如果你成功了,罗伊,”西奥多说,“想听你布道的人会多到西弗吉尼亚任何一间教堂都装不下。见鬼,你会比比利·桑戴(5)还出名。”

几天之后,罗伊让海伦把孩子放到她朋友拉塞尔太太家,跟他们开车出去。“只是离开这间臭烘烘的屋子透透气,”他解释道,“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呆在衣帽间里了。”海伦松了口气。罗伊突然又变回了以前的他,说要继续去布道。不仅如此,西奥多晚上也不再出去了,而是练习新的宗教曲目,只喝咖啡。他甚至还抱了一会儿孩子,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把莱诺拉放在爱玛家后,开了半小时车,来到煤溪往东几英里处的一片树林。罗伊把车停好,让海伦和他去走走。西奥多在后座装睡。才走了几码,他说:“也许我们应该先祈祷。”他和西奥多为此争论过,罗伊说他想和妻子单独度过这段时间,但跛子坚持他必须亲自看到灵魂离开她的身体,确保他们没有弄虚作假。他们在一棵山毛榉树下跪倒之后,罗伊从他宽大的衬衣下掏出了西奥多的螺丝刀。他揽住海伦的肩膀,搂紧了她。她以为他情之所至,就转头吻他。就在这时,他猛地将刀尖深深插入了她脖子侧面。他松开她,她歪倒下去,接着又起来,发疯般抓住螺丝刀。她把螺丝刀拔出来的时候,鲜血从伤口喷溅出来,染红了罗伊的衬衫前襟。西奥多从窗户里看着想要爬走的她。只爬了几英尺,她就扑倒在了落叶里,接着又扑腾了一两分钟。他听见她喊了好几次莱诺拉的名字。他点了支香烟,等了几分钟,挪下了车。

3个小时后,西奥多说:“没用的,罗伊。”他坐在离海伦尸体几英尺远的轮椅上,手里拿着螺丝刀。罗伊跪在妻子身旁,握着她的手,还想哄她活过来。一开始他的祈求响彻树林,充满了信心和热情,但这么久过去了,她冰冷的尸体没有一丝动静,他的祈求也开始变得颠三倒四、胡言乱语。西奥多头痛欲裂。他真希望自己带了喝的。

罗伊抬头看着自己的瘸腿表弟,泪如雨下:“上帝啊,我想我杀了她。”

西奥多凑了过来,把脏兮兮的手背贴在她的脸上:“她死了,没错。”

“你别碰她!”罗伊喊道。

“我只是想帮忙。”

罗伊用拳头捶打着地面:“事情本不该这样。”

“我不想这么说,但如果你因为这个被抓住了,芒兹维尔的那些伙计非得把你当培根煎了。”

罗伊摇了摇头,用衬衫袖子擦去脸上的鼻涕。“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很有把握……”他的声音小了下去,放开了她的手。

“见鬼,你就是算错了,仅此而已,”西奥多说,“谁都可能算错。”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罗伊说。

“总可以逃跑呀,”西奥多说,“遇到这种情况,逃跑是上上策。我的意思是,他娘的,逃跑能有什么损失?”

“往哪里跑?”

“我坐着想了半天了,我觉得你要是好好宝贝那辆旧车,差不多能跑到佛罗里达吧。”

“我不知道。”罗伊说。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西奥多说,“你看,等我们到了那儿,就把车卖掉,重新开始布道。我们早该这么干了。”他低头看了一眼面色苍白、浑身是血的海伦。她叽叽歪歪的日子总算结束了。他恨不得亲手干掉她。她把一切都毁了。否则他们现在也许已经有了自己的教堂,说不定都上广播了。

“我们?”

“是啊,”西奥多说,“反正你需要一个吉他手,对吧?”他一直都梦想着去佛罗里达,住在海边。瘸子住在这种周围都是讨厌的山丘和树林的地方,太不容易了。

“那她怎么办?”罗伊指着海伦的尸体说。

“你得把她埋深点,老兄,”西奥多说,“我在后备厢里放了把铲子,就是为了防止事情不如你意。”

“那莱诺拉呢?”

“相信我,孩子跟着那个老太太反而更好,”西奥多说,“你不想自己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当个逃犯吧?”他抬头从树间看去。太阳消失在墙壁似的乌云后面,天空变成了灰烬的颜色。空气中闻得到雨水的潮气。从岩石峡谷那边隐约传来了缓慢的隆隆雷声。“你最好赶紧挖,免得我们被淋湿。”

当晚伊尔斯科尔进门的时候,爱玛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摇着莱诺拉。已经快11点了,雷雨终于渐止。“海伦说他们只出去几个小时,”老太太说,“她只留了一瓶牛奶。”

“哎呀,你知道他们那些布道的,”伊尔斯科尔说,“他们也许出去找乐子了。见鬼,我听说那个瘸腿小子能把我喝到桌子底下去。”

爱玛摇了摇头:“我们要是有电话就好了。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老头儿俯身端详着熟睡的婴儿。“可怜的小家伙,”他说,“她长得可真像她妈妈,对吧?”

<h3>4</h3>

阿尔文4岁的时候,威拉德下定决心,不让儿子在米德这样一个腐化堕落的地方长大。他们结婚以来一直住在干洗店楼上夏洛特原来的公寓里。在他看来,似乎南俄亥俄所有的变态都在米德。最近报纸上都是他们恶心的把戏。两天前,一个名叫卡尔文·克莱特的男人在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被逮捕,大腿上系着一英尺长的波兰香肠。据《米德公报》称,疑犯身上只穿着撕破了的背带裤,对着年长的女性蹭来蹭去,记者将其描述为“行为下流、过激”。威拉德认为这个叫克莱特的狗杂种比那个退休的州议员还要坏——警长在小镇外高速公路边上停着的一辆车里发现那个家伙的命根子卡在一只鸡里,那是他用50美分从附近农场买来的罗得岛红羽鸡。为了和鸡分开,他被送进了医院。人们说送那家伙进急救室的时候,副警长出于对其他病人或是对受害者的尊重,用自己的制服外套把母鸡盖了起来。“那个杂种祸害的可是别人的母亲啊。”威拉德对夏洛特说。

“谁?”她问道。她正站在炉子旁边翻炒着一锅意面。

“上帝啊,夏洛特,就是那个香肠男,”他说,“真该把那根东西从他嗓子眼捅进去。”

“我不知道,”他妻子说,“我觉得这没有跟动物乱搞那么糟。”

他看了一眼阿尔文,他正坐在地板上开着一辆玩具卡车。一切都预示着这个国家很快将陷入地狱。两个月前,母亲给他写信说海伦·拉弗蒂的尸体终于找到了,起码是一点残余部分,就埋在煤溪几英里外的林子里。连续一周,他每天晚上都要读一遍这封信。夏洛特注意到,从那以后威拉德看到报纸上的新闻愈发沮丧了。尽管罗伊和西奥多是头号嫌犯,但他们已经3年音讯全无,因此警长依然未能排除他们也被杀害抛尸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也可能是之前米勒斯堡的那个杀人凶手干的,”警长带着海伦墓穴被采参人发现的消息来见爱玛时告诉她,“他也许先杀了这个姑娘,再将小伙子们碎尸丢弃。干掉轮椅上那个很容易,而且人人都知道另一个简直傻得不透气。”

不管执法人员怎么说,爱玛都坚信那两个人还活着,逍遥法外。如果他们不被绳之以法或是一命归西,她死不瞑目。她告诉威拉德自己尽力抚育着那个小姑娘。他给她寄了100美元帮忙安葬海伦。威拉德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儿子,突然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要祈祷。虽然他已经多年未和上帝对话,自从在战争中遇到十字架上的海军陆战队员之后再也没有祈求或赞美过上帝,但此刻却能感觉到内心涌动着这种欲望,迫切地希望造物主与自己同在,以免厄运降临他的家庭。但环顾逼仄的公寓,他明白自己无法在这里与上帝沟通,就像在教堂里也永远不行。他需要在林子里用自己的方式祈祷。“我们得搬出这个地方。”他把报纸往咖啡桌上一放,跟夏洛特说。

他们租下了米歇尔山顶上的一处农舍,月租30美元。房东是亨利·德拉诺·邓拉普,一个肥嘟嘟的娘娘腔律师,指甲闪闪发亮、洁净无瑕。他住在米德乡村俱乐部附近,把涉足房地产业当成兴趣爱好。虽然起初夏洛特并不赞成,但很快就爱上了这座漏水的破房子。她甚至不介意从井里打水。他们搬进去几周之后,她就开始说有朝一日要把它买下来。她5岁的时候父亲死于肺结核,刚升上9年级,母亲又死于败血症。她一直住在阴暗的、爬满蟑螂的周租或月租公寓里。她唯一在世的亲人是姐姐菲莉斯,但夏洛特并不知道她人在何处。6年前的一天,菲莉斯头戴新帽子走进木勺子餐馆,把姐妹俩合住在核桃街干洗店楼上的三房公寓钥匙递给夏洛特。“嘿,妹妹,”她说,“我把你养大了,现在要去过自己的日子了。”说完就出门离开了。拥有这座农舍意味着她的人生最终有了些许安定,这是她最想要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当了妈妈以后。“阿尔文需要有一个一直能称为家的地方,”她跟威拉德说,“我从来都没有过。”他们每个月都想方设法多存下30美元,攒起来做首付款。“你等着瞧,”她说,“总有一天这房子会是我们的。”

然而他们发现跟房东打交道并不容易。威拉德总听别人说律师多数都是坑蒙拐骗、诡计多端的人渣,但亨利·邓拉普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发现拉塞尔家有意买下这座房子,就开始耍手腕,这个月涨价,下个月又跌价,然后又掉头暗示他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想卖。而且每当威拉德来他办公室付房租,把他在屠宰场卖命挣来的血汗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律师总会告诉他自己具体会怎么花这笔钱。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有钱人总是觉得有必要让穷光蛋明白,这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会对威拉德咧开猪肝色的嘴唇笑笑,吹嘘着这点钱还不够给周日晚餐割几块好肉,或是给他儿子网球俱乐部的朋友买冰淇淋。这么多年过去了,亨利还是对奚落他的租户乐此不疲,每个月都要想个新招损他,给威拉德又一个揍他的理由。他忍住没有动手的唯一原因就是夏洛特,想到她坐在厨房桌边守着一杯咖啡紧张地等他回来,带回他们不会被赶出去的消息。她一次次提醒他,这个大话精说什么都无关紧要。有钱人总觉得你想要他们的生活,然而并不是这样,至少威拉德不是。每当他坐在宽大的橡木办公桌旁听着对面的律师满嘴跑火车,威拉德就会想到他在林子里安置的祈祷木,想到他回家吃过晚饭去祈祷的时候,它会给自己带来的宁和与平静。有时他甚至会在脑海里排练每个月去完办公室之后在木头边的祈祷:“感谢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没有掐住亨利·邓拉普的肥脖子。感谢你让那个狗杂种拥有他生命中想要的一切,虽然我必须承认,上帝,我绝不介意有朝一日看他自食其果。”

威拉德并不知道,亨利·邓拉普只是在用夸夸其谈掩盖他人生可耻、怯懦的混乱真相。1943年他刚从法律学校毕业就娶了一个女人,新婚之夜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个女人对陌生男人欲求不满。伊迪丝多年来一直在他眼皮底下乱搞——送报纸的、修汽车的、销售员、送牛奶的、朋友、客户、他以前的合伙人——名单之长数不胜数。他忍下来了,甚至开始接受现实。但不久之前,他雇了个黑人打理草坪,换下了一直被她糟蹋的白人少年,相信她不至于放低身段到这种地步。但一周之内,他中午没打招呼回了一趟家,却发现她趴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屁股翘到了天上,被又高又瘦的园丁用尽全力撞击着。她发出了他从没听过的叫声。看了几分钟之后,他悄悄溜回自己办公室,喝光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脑中一遍遍回放着刚才看到的那一幕。他从抽屉里掏出一把镀银的德林加手枪,沉思良久,最终还是放了回去。他觉得最好还是先另谋方法解决问题。不到万不得已,没必要爆自己的头。在米德从事法律业近15年之后,他在南俄亥俄还是有几个熟人的,他们也许知道谁会收几百块小钱除掉伊迪丝,但他觉得这些人他一个都信不过。“别着急,亨利,”他对自己说,“欲速则不达。”

几天之后,他全职雇用了那个黑人,甚至每小时加了25美分的薪水。伊迪丝开着新凯迪拉克停上车道的时候,他正给他派活。两个男人都站在院子里,看她拎着几个购物袋下车走进了屋里。她穿着紧身黑色便裤和粉色毛衣,招摇着一对硕大、松软的奶子。园丁看着律师,扁平的痘坑面孔上带着诡秘的微笑。片刻之后,亨利也冲他笑了一下。

“蠢得像山羊。”亨利对他的高尔夫球伴说。迪克·泰勒又问起他在诺肯斯蒂弗的租户。除了听亨利吹牛、看他犯蠢之外,米德其他的富人根本懒得搭理他。他是乡村俱乐部最大的笑话。人人都上过他老婆。伊迪丝甚至不能来游泳了,因为总有女人想把她眼珠子抠出来。传闻她现在迷上了黑色小鲜肉。不久之后,他们开玩笑说,她和邓拉普可能就要搬到“白色天堂”去了,那是小镇西边的黑人聚居区。“我发誓,”亨利接着说,“我觉得那个老兄一定娶了自己的亲姐姐,他俩居然好成那样。天啊,不过你应该见见她。她收拾收拾还不赖。等哪天他们交不上租子了,也许我应该拿她做笔交易。”

“你要拿她怎样?”埃利奥特·斯密特问道,冲迪克·泰勒挤了挤眼。

“妈的,让那个小甜心屁股朝天,然后我……”

“哈!”伯尼·希尔说,“你个老狗,我打赌你已经尝过甜头了。”

亨利从球袋里挑了根球杆。他叹了口气,眼神迷离地俯视着球道,一手按着胸口:“兄弟们,我向她保证过不会说出去的。”

他们回到俱乐部之后,一个名叫卡特·奥克斯利的男人走过来,对浑身是汗坐在吧台的胖律师说:“说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你可得小心点。”

亨利转身皱起了眉头。奥克斯利刚加入米德乡村俱乐部,是个工程师,靠苦干当上了造纸厂的二把手。伯尼·希尔带他来加入四人赛。整场比赛他都没说几句话。“什么女人?”亨利说。

“你在外头说起过一个名叫威拉德·拉塞尔的男人,对吧?”

“是啊,他是姓拉塞尔。怎么了?”

“老兄,也许是我多管闲事,但他去年秋天差点赤手空拳打死一个人,就因为那人对他老婆出言不逊。被打的人到现在还没好,总是呆坐着,脖子上挂着个咖啡罐接口水。想想看。”

“你确定我俩说的是同一个人?我认识的那个可是骂不还口啊。”

奥克斯利耸耸肩:“也许他只是话少。这种人你得格外小心。”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诺肯斯蒂弗有地。”

亨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色的烟盒,给这位新会员递了支烟。“你还知道什么关于他的事?”他问。那天早上伊迪丝对他说,她觉得他们应该给园丁买辆皮卡。她站在厨房窗边吃着一块蓬松的油酥点心。亨利不禁留意到点心上面撒满了巧克力糖霜。真配你啊,他想着,这个臭婊子。但他很高兴看到她发胖了。很快她的屁股就要跟横过来的斧头柄一样宽了。让那个割草的杂种好好干吧。“不用买新的,”她说,“只要他能开就行。威利一直走路上班很辛苦的,他脚太大了。”她又伸手从袋子里拿了块点心:“天呐,亨利,是你的两倍长呢。”

<h3>5</h3>

从今年第一天开始,夏洛特的肚子就总是抽着疼。她一直跟自己说只是胃酸过多,也许是消化不良。她妈妈就有很严重的胃溃疡,夏洛特记得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就只能吃吐司片和米布丁。她少吃了些油脂和胡椒,但还是无济于事。到了4月,她有点吐血。阿尔文和威拉德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在床上躺好几个小时,要是她弓起腿侧躺不动,腹部的绞痛就能明显缓解。她担心医疗费用不菲,会花光他们攒着买房的钱,所以保守着疼痛的秘密,傻傻地希望让她不舒服的东西会自己走远,不治而愈。毕竟她只有30岁,这么年轻能有什么大毛病。但到了5月中旬,偶尔吐出的血点子变成了固定吐出的小股鲜血。为了止疼,她开始偷喝威拉德藏在厨房水槽下面的加仑装老乌鸦牌威士忌。快到月底的一天,就在学校快放暑假的时候,阿尔文发现她昏倒在厨房地板上,身下是一摊稀薄的血迹。一盘松饼烤焦在炉子上。他们没有电话,所以他在她头下垫了个枕头,尽力清理了地面。他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听着她浅浅的呼吸声,祈祷这声音别停下。那天傍晚他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她依然人事不省。几天后医生告诉威拉德,已经太迟了。这世界上总有人在死去,1958年夏天,阿尔文·尤金·拉塞尔10岁那年,轮到了他的母亲。

在医院住了两周后,夏洛特从床上坐起来,对威拉德说:“我觉得自己做了个梦。”

“是个好梦吗?”

“对。”她说。她伸出手去轻轻攥住了他的手。她瞟了一眼把自己和隔壁病床的女人分开的白布帘,压低了声音:“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想回家,装作那是我们自己的房子,就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