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列车轮子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时我才完全平静下来。其实不是——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你试试在这里安静下来看看！但我毕竟可以有联系地思考问题了。

当那个从公园里冒出来的家伙折断灌木丛向我扑来时，我没害怕。完全没有害怕。我现在压根儿就不明白，当时怎么找到了适当的话。可是过后，已经到了满是在此停泊过夜的固定线路出租车车站边的广场时，我那跌跌跄跄的步子恐怕使许多人吓了一跳。当你双膝发软时，你试试稳稳当当地走走看！

真是荒唐。守夜人巡查队……我想说什么来着？那个家伙立刻哀嚎了一声向后爬去，爬到灌木丛里去了。

我又喝了一口啤酒，不知是第几次试图弄明白所发生的事情。

就这样，我走出房子……

停。

我不知所措地把啤酒瓶放到小桌上。没准儿，我现在看起来很傻，不过没人看我——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

停。

我突然意识到，我完全不记得自己的家了。

总之过去生活中的东西都不记得了。记忆从那个冬日潮湿的公园，从受袭前的几秒钟开始。而这之前的一切——都被黑暗覆盖。准确点讲，甚至不是被黑暗，而是被灰蒙蒙、黏答答、稠乎乎的，几乎无法渗透的一层浓浓的覆盖物给遮住，被灰沉沉的滚滚黑暗给遮住了。

我什么也不明白。

我不知所措又惊恐万分地打量着车厢。车厢还是普普通通的车厢。一张小桌，四张床，褐色的床板，深红色的人造革，窗外闪过夜晚稀疏的灯光。旁边的床上——是我的背包……

背包！

我思索着，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应该是一切物品。而根据物品可以理解很多东西，或者回想起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为什么去莫斯科。不知为什么我确信物品能够帮助唤醒我突然拒绝合作的回忆。大概，我从前从什么人那儿读到过或听到过这种事儿。接着我恍然大悟，于是把手伸进圆领衫里，因为我想起左边胸前的口袋里——有护照。我们从名字开始吧，到时候，你看着吧，其他事情的确都能记起来的。

我心情复杂地瞧了一眼那页古怪地卷起来的黄黄的纸。瞧了一眼照片，那张也许一直是三十岁，但也许是三十岁的第一天的脸——我已经习惯了与惟一的、不可重复的“我”等同起来。

这张脸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我熟知的。从颧骨上的伤痕到头发中过早出现的白发。嘿，上帝与它同在，与这张脸同在吧。现在我更感兴趣的不是这张脸。

姓名。

罗戈扎·维达里·谢尔盖耶维奇。出生年月——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地点——尼古拉耶夫市。

翻过来看，我读到用乌克兰文写的内容，它同时证明我是——男性。护照是由用一个极少见的冗长的缩写词表示的机构——乌克兰内务部尼古拉耶夫市内务局区分局签发的。家庭状况一栏为空白。我叹了口气——不知是因此松了口气，还是对此很失望。

接下来是——任何一个苏联人永远的负担和诅咒——户籍。尼古拉耶夫市，柴可夫斯基大街，二十八栋，二十八号房间。

真是的，又是二十八，而且还是连着两个二十八呢。

这下子联系确实开始启动了——我回忆起这栋房子位于柴可夫斯基大街和青年近卫军大街的拐角处，邻近这两条大街的是第二十八小学（又是这个数字！）。我回想起了一切，清晰地，一清二楚地回想起来，连我家窗下烧焦的白杨树都想起来了——这棵白杨树是住在楼上的那个半大男孩化学实验的牺牲品。什么破烂玩意儿他都从窗口往这棵多灾多难的树身上扔！我回想起五年前我们如何在隔壁的那栋房子里，在多岑特家里酗酒。当时楼下的女邻居因我们吵闹而上楼来提意见，我们当中有人叫她滚远点儿，而那个亚美尼亚女人是当地一个官僚的老婆。后来涌来黑压压一大片亚美尼亚人，狠狠地朝我们脸上揍，因窗户打不开，我只得从后面房间的小气窗溜走，然后顺着排水管爬下去了。看见一个烂醉如泥的家伙从被包围的房子里消失了，亚美尼亚人握拳拦住了去路，我最后还是得以跟他们谈妥。我还记得当我叫那些不止一次在一起狂欢的当地哥儿们去帮忙，却竟然没有一个人跟我走时，我所表现出的极度惊讶。

我从突如其来的清晰回忆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说，我还是有过去的？或者这只不过是没有任何内涵的回忆呢？

我们会弄清楚的。

我从护照上获得了一条现在毫无意义的信息：“有权免费获得面积为23.4平方米的私有化住房。”

不想了。

我若有所思地把护照藏到左边的胸兜里，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背包。你这个在突起的侧面写有外文标记“FUJI”的墨绿色同伴能帮助我回忆起什么呢？

或许你能帮我回忆起哪怕一点点什么东西……

打开的拉链轻轻地发出一道响声，我掀开上面的东西朝里看。

上面的塑料袋里有牙刷，除牙垢的增白药物牙膏，两枝廉价的一次性剃须刀和一个气味芳香的小瓶子，看样子是香水瓶。

我把包放到床上。

在下面的一个袋子里发现了保暖毛线衫，显然是手编的，而不是机织的。我也把它们搁到一边。

我在背包里翻寻了几分钟——干净的内衣，足球衫，袜子，厚格子衬衫……

哈哈，终于找到了与衣服不同的东西。

手机。伸出小天线的装在小皮套里的机身。记忆立刻作出反应：“我去莫斯科，应该去买卡……”

充电器也在。

最后，在最底下，还有一个装着一些砖状物的袋子。

我朝里一看，吓得大惊失色。在这个图案完全被磨得几乎辨认不清的平平常常的塑料袋里有几叠钞票。美钞。共十叠。一百元面值的。这可是一万美金。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车厢门，将锁扣关上。

天哪，这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带这么多钱怎么过关呀？不过，可以给每个海关人员塞上一张一百的——或许就会放过我。

这一发现在我记忆中唤醒的是莫斯科酒店昂贵的价格，除此之外，实际上它没提醒我其他什么。

我一时不知所措，把东西放回包里，拉上拉链，把包放到床底下。敞开的啤酒瓶旁边还有一瓶未开启的啤酒，为此我感到几分开心。

所获得的信息显然需要用镇静剂来稳定稳定。

我不明白为什么镇静剂比安眠药对我更起作用。我料想，只好伴着列车轮子的轰隆声躺上很长时间了，只好因突如其来地投射过来的片刻的光线眯缝起眼睛，只好痛苦地思索了。

没这回事儿。我连第二瓶啤酒都没喝完就一下子倒在床上——就这样和衣而倒，倒在被子上，思想完全放松了。

是不是我在记忆中太过于接近某种禁忌的东西了？

不知道。

我醒来时冬日寒冷的阳光已折射到车窗上。火车停在那儿。走廊里传来单调乏味的公事公办的声音：“您好，我们是俄罗斯海关。有没有带武器，毒品，外汇？”回答的声音没那么单调乏味，而且绝大部分是平和的。

接着有人敲我的门。我把身子移过去开门。

海关人员是位身材高大、大红嘴的男人。他那双小眼睛上已经开始出现脂肪了。不知为什么他问我时避开了常规的问法，没用任何官腔，直截了当地问道：

“带着什么呢？请把包拿出来……”

我敏锐地扫视了一下车厢，站在床梯上，朝天花板下的行李架看了一眼。之后才把目光集中到孤零零地被扔在下铺中央的背包。

我放下行李，坐下来。依旧不吭声。

“请把包打开。”海关人员要求道。

“难道他们嗅到什么了吗？”我郁闷地想，服从地打开拉链。

几个袋子依次倒在架子上。轮到装钱的袋子倒出来时，海关人员明显地活跃起来，他条件反射似的“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厢门。

“哦……哦……是这样……”

我已经准备好听他关于许可之类的虚伪而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甚至准备好听他读完小册子上和所有由清晰明了的文字构成，但整体上无任何意义的与成文法规无异的整段文字。听完，读完，然后他必定要问：“多少？”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在想象中用手去接近海关人员的头脑，去触及他的思想，我轻轻地说：

“走吧……往前走吧。这里什么事儿也没有。”

海关人员的双眼顿时变得呆滞而空洞，如同海关条文一样空洞。

“是的……祝你一路平安……”

他僵硬地转过身，咔嚓一下打开车厢门锁，什么也没说，走到车厢过道里。他很像一只木偶。一只由熟练的木偶戏演员提线操控的顺从的木偶。

直到此时我才成了一名熟练的木偶戏演员吗？

十分钟过后火车开动了。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没看见我在做什么，但我在做那些该做的事。首先是工厂公园的那个家伙，现在又是这个突然间变傻的海关人员……

而且，真见鬼，我干吗去莫斯科呢？下火车后，我将做什么？我要去哪儿？

不知为什么我渐渐拾得了一些信心，需要时一切都会弄清楚的。需要时——不会早于这个时候。

可惜，自信还不够充分。

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中度过。可能这是身体机能的反应——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善于回应的天赋。我是怎么想法子摆脱海关人员的？靠近他，感觉到他带有铜绿色的以一串＄符号的形式出现的模糊而美妙的生物电场……善于准确地理解他的意图？

我认为，人做不到这一点，那我是谁呢，如果不是人的话？

哦，对了。我是——他者。走出公园时我曾这样对变形人说。其实，对在公园里袭击我的是变形人这一点也是刚刚才意识到的。我想起了他的生物电场，那是狩猎和饥饿的一团发黄的深红色火焰。

我好像渐渐从黑暗中，从恍惚中挣脱出来。变形人——第一个台阶。海关人员——第二个台阶。有意思，这台阶很长吗？在顶端会有什么展现在我的眼前呢？

问题暂时明显多于答案。

过了图拉站时我已经完全醒了。车厢内仍然空荡荡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是我自己希望它是这个样子。我还明白了，我在这世上的愿望一般都能实现。

库尔斯克火车站的站台在窗外徐徐掠过。已经穿戴整齐的我站在车厢内等待火车停下来。女播音员不清晰的声音播报着六十六次列车进某某站台。

我到莫斯科了。但暂时还不知道要干什么。

通道上已经挤满了那些最急不可待的旅客。那我等等吧，我又不急着去哪里。反正要等渐渐活跃起来的记忆告诉我点什么，像赶牲口的人驱赶懒惰的骡子一样推一推我。

列车最后晃动了一下，我站起身。车厢连接处发出咣当咣当的金属声，顷刻间活跃起来的一群人动了起来，三三两两地走出车厢。像往常一样到处都是担心的叫喊声，问候声，还有的人试图挤回车厢，去取没来得及拿出来的行李。

但是车厢里的一阵忙碌迅速退去。旅客们已走出车厢，已经得到接站的人们的亲吻和拥抱。或者没有得到，如果没有人来接站的话。有的人伸长脖子，在站台上左顾右盼，一下子在具穿透力的莫斯科的寒风中缩紧了身子。车厢内只剩下那些来取一成不变的转交物的人。

我拿起背包，走向出口，仍然不明白我即将干什么。

或许我想到了要兑换美金。俄罗斯钱——我一个子儿也没有。只有我们乌克兰的“不值钱的”货币，可是它们在这里不流通。快到莫斯科的时候我抖落出一叠美钞，把钞票分别塞到各个兜里。

我总是憎恨钱包……

其实，我怎么啦？总是……我的“总是”始于昨夜。

我机械地在冬日的拥抱中缩紧了身子，沿着站台往下朝隧道的阶梯走去。不可能，火车站没有外币兑换点？

在隐隐约约的记忆中搜索着，我得以确定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不记得最后一次到莫斯科是什么时候了，至于第二件事，我大致能想象车站内部是什么样子，在哪儿可以找到外币兑换点，怎么去地铁站。

隧道，地下候车室，很短的一段升降梯，售票厅。我的中间站——就在此地，在二楼，在另一个升降梯旁。

可是结果这个兑换点早已严严实实地关闭了。既没有光亮，也没有显示现时比价的必备的小公示牌。

那就算了吧。我走出去，向左走到通往“契卡洛夫斯基”站的慢坡道……不过我毕竟不是去那儿，而是去它旁边的地方。

雪白的商铺橱窗，通往二楼的小梯，光线充足的空荡荡的商铺小间，拐角处……保安抬起目光迅速瞅了我一眼，辨明我是个过路人，立刻又放松下来。

“进去吧，里面没人。”他好心地让我进去。

我带着包走进那个极小的房间，整个小房间的摆设便是角落里的一个箱子，自然还有一扇带抽屉的小窗，那抽屉总是使我想起饥饿的大嘴。

“嘿，”我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的这个‘总是’很年轻……”

反正——既然我像一个真实地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人一样思考，那就意味着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好了，以后再说吧。

那张大嘴一下子吞掉了五张面值一百的钞票和我的护照。我没有看见谁藏在那严实的隔板后，再说也没费太大力气去打量清楚。只发现涂着珍珠指甲油的指甲。这么说是个女人。伸出的大嘴不情愿地吐出一大堆一百卢布的纸币和一些面值小一点的卢布，甚至还有几个硬币。我数也没数就把钱塞进胸前毛衣下面的口袋里，只把那么几张面值小一点的和几个硬币一起塞进裤兜里，护照则插到另一边的胸兜里。我把淡绿色的长方形收据扔进箱子。

好了，现在我是一个人了。即便在这个疯狂的、差不多是地球上最昂贵的城市里，尽管……尽管又不是。没准儿，莫斯科失去这个遭人置疑的第一名的位置已经将近一年了。

冬日再一次用冰凉的呼吸迎接我。风吹来稀薄透明如麦粒般大小的雹子。

地铁——在左边。但是我不要去那儿，我要去另一个出口。我又庄严地走到火车站大楼前，下到我该去的地方——环行站。

好像我开始明白我该去哪里了。有什么办法呢，若是不确定性未能让我们高兴起来，进步会使我们开心的，而且我希望是特别好的事情将我引到莫斯科的。因为如果为恶而效力——我感觉不到自己身上的力量。

只有莫斯科本地人才坐出租车离开火车站。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任何一个外地人，即便他的钱不比我少也会坐地铁的。在这个隧道体系和这个地下通道的迷宫中有一种催眠术似的东西。在飞驰而过的火车的轰鸣声中，在一忽儿停滞，一忽儿又活跃起来的气流中，在永恒的运动中，在这儿大厅拱门下汹涌澎湃着用之不尽的天赐的能量：去吸收吧——可是我不想。

还有——这儿有保护。这好像与头顶上厚厚的一层土地有着某种联系……而且与在这土地上掩埋着的逝去的许许多多岁月有着某种联系。甚至不是许许多多岁月，而是许多个世纪有某种联系。

我向地铁车厢敞开的车门迈了一步。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声音让人生厌，接着一个训练有素的男子的声音广播道：“关车门，请注意，下一站是‘共青团站’。”

我沿着环行线，顺着逆时针方向走。而且在“共青团站”我肯定不用下车。但是这一站之后——我有可能要下车。这一站会是“和平大街站”。是的，该沿着站台往车头那边走，那样离交汇站近些。

那么说，我要去红颜色标示的支线那边。而且很可能是朝北，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会沿环线朝相反的方向，朝“十月站”的方向走。

车厢在行进中颠簸着，我闲得无聊，打量着四处的广告。不知为什么一个长发男人，踮着脚半站半坐在那儿为女人的连裤袜做广告，不知是谁的一只拿着塑料吸水笔的手没放过机会，替这位痛苦的长发男人补画了一个超大尺寸的男性生殖器。紧挨着的一幅广告展现了一群人满大街地跑着追逐五颜六色的吉普车，但是不知怎么我捕捉不到追逐的意义何在，大概是追逐奖品吧。还有全都装在一只小瓶子里的能消除大部分烦恼、具有神奇功效的药片，不动产贸易事务所，最最纯正的果酸奶，瓶子上绘有公绵羊图案的正宗“波尔若米”矿泉水的广告……“共青团站”到了。

我厌烦了那些广告，把背包放在出口边，走近地铁平面图。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的目光第一眼就盯着那条红色支线，盯着它旁边的字样——“国民经济成就展览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