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拉尼像一条又瞎又没耳朵的鱼游在吃了镇定剂的海里，这是一片没有时间没有记忆，仅存睡梦的海。她无力地平躺在她的床上，努力地回想着发生过的事，夏季已经变幻为秋季。到她能坚强一些，她就在清晨早起，在苹果树下非常像样地埋葬了那件婚礼服。她觉得自己的胸口也挖空了，就像那天她埋的是她自己的心脏；不过她还能动，还能说话。

“你得成为他们的小母亲。”兰道太太说。兰道太太给他们的外套缝了黑臂章，连维多利亚的外套也缝了。兰道太太的外套本身就是黑的，她时刻准备着接受人类必死命运的打击。她非常沮丧，甚至觉得受了虐待，竟然没有带遗骸回家来举行葬礼。虽然据说没有遗骸。

但即使没有。

梅拉尼编了僵硬的、印第安妇女那样的发辫。她编得那么紧，以至于伤害了自己，她使劲拉紧头发和头皮，直到觉得后脑勺好像落下了一条白色的裂口，可能会把脑袋劈开，脑浆会流出来。这是一项苦修。她嚼着像大钉子的辫梢，踢着厨房椅的椅子腿。从敞开的门到门厅，到处漂浮着拍卖人助手们的窃窃私语。

所有的东西都要被卖掉。没有能余下来的钱。爸爸从不存钱，因为他总以为他能挣到更多。一天天过去了，孩子们像是在真空里存在着。还有东西给他们吃，兰道太太也还在这儿。兰道太太依然值得依赖。梅拉尼现在总是待在她身边，帮她做些家务。梅拉尼不想一个人待着。她的镜子已经打碎了，但刷牙的时候，或者经过衣帽架，有时她会不小心瞥到自己的脸，她憎恨这些瞥见。可是兰道太太这位鸡妈妈，也忙着找她的新岗位，房子和家具都会不受他们控制地卖掉。

“一个小母亲。”梅拉尼重复着。她必须要给乔纳森和维多利亚一个妈妈。虽然，看上去乔纳森和维多利亚并没有觉得缺乏母爱。他们有自己私有的世界。乔纳森坚持着做他的新船模。维多利亚像小溪水那样不停地含糊地嘟囔着，追着阳光光束里的浮尘。既没有提到想他们的父母，看上去也没认识到他们现有的这样的生活已经到头了——维多利亚还太小，乔纳森太全神贯注了。当有意向的买主来看房子（这种事越来越频繁），他们就待在角落里，直到那些人离开。

“我得自己挑这副重担。”梅拉尼说。

兰道太太给乔纳森织了一双过膝长袜，一件临别赠礼。她转脚就要走人了。

“他们让我告诉你，”她说，“是律师说的，因为我和你们亲近，我得一直等到这时候。”

“告诉我什么？”

“你们要去你们的菲利普舅舅家。”

梅拉尼的眼睁大了。

“你们的菲利普舅舅会照顾你们三个，再说，一家人分开也不好。”她吸着鼻子强调说。

“可是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他。他是妈妈唯一的兄弟，他们各自漂泊，生活分开了。”她挖掘名字，想着久远的过去凑巧留下的标记，“名叫弗洛尔，妈妈年轻时叫弗洛尔小姐。”

“律师说他是个完美的绅士。”

“他住在哪儿？”

“伦敦，他一直住在那儿。”

“那么，我们要去伦敦。”

“那会很好的，等你长大了，整个伦敦都是你的。剧院，跳舞。”

从看过的杂志和小说里，她又回想起一项内容：“晚间招待会。”

“现在他做什么工作赚钱？以前他是个玩具制造师。”

“那他还是。他结婚了。会有个女性庇护人。”

“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

“现在这种年代，”兰道太太谴责说，“亲属之间这么缺少来往！

听说你舅舅有了妻子觉得新鲜！她是，不管怎么说，是你的舅妈！”她的钢针闪着光。

“那全是新环境，人又很生疏。”

“这就是生活，”兰道太太说，“我会想你们的，经常想到那个孩子，想着她长成一个小女孩，还有你，成为一名淑女。”

梅拉尼低下头，辫子滑过她的脸，“你一直都这么好。”

“我会帮着打行李的，当然了。”

“什么时候？”她哽咽着，“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快了。”

十月，清爽、朦胧、金色的十月，光线甜蜜又浓烈。孩子们站在台阶上等着来接他们的出租车，手里拎着衣箱，胳膊上套着黑袖箍，他们是一伙儿遭遇海难被沉船遗弃了的乘客，手里抓着慌乱抢救出来的一点财产，恐惧绝望地盯着波浪起伏的大海，他们的性命属于它了。

“我也许再也见不到这座房子了！”梅拉尼想。这是无边无际的一刻，这是在和曾经拥有的家告别；是这样的无边无际，以至于她很难领会，只感到茫然的遗恨。玫瑰花冠还挂在苹果树上，风吹日晒，已经有点破旧。

兰道太太唾液湿湿地挨个吻了他们。这天也是她离开这所房子的日子。她穿了她那件质量上乘的黑色布大衣，戴着织补整洁的布手套，穿着那双结实经穿的系带鞋。行李箱旁边的篮子里睡着她的猫。

她的新雇主会开车来接她。他们的相依相伴到头了，她属于别的房子了，去照顾别的什么人。

“哦，亲爱的。”梅拉尼抱着她，突然说“学校”，看见行李箱，让她想起了学校，在此之前，她还没想到过学校的事。但她和乔纳森应该回校，维多利亚这学期要开始上村里的幼儿园了，去跟那些孩子待在一起。

“你的菲利普舅舅会安排这些的，”兰道太太说，“你要注意的是一路上要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买好在火车上看的漫画书，买好糖果。”兰道太太从一堆阿司匹林药瓶中间挖出来一个，然后打开她的黑色仿鲸鱼皮手包，松下来几个发夹，拿了几管助消化薄荷糖，“拿着这些。”又给了一张一英镑纸钞做分手礼。

他们的出租车来了。是不是出租车司机、火车站检票员，和站台上的其他乘客都觉察到了这些孩子的异样，瞅着他们的黑臂带，忧伤地点着头，明白了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微笑着表示鼓舞和同情？梅拉尼想，他们是，她一上来就被这种怜悯吓住了，她竭尽全力表现得沉着自如。

一个小母亲。

“我身负重任，”梅拉尼想，他们已经在火车上了，维多利亚掀开了座位软垫，看底下有什么，乔纳森在研究一张纵帆船索具装备的图表，“我不再是个行动自由的人了。”

一个盛满不幸的黑木桶自己翻倒了，扣在了梅拉尼的头上。部分自我，那柔弱、含苞的部分，她想，已经被杀害了。那个头戴雏菊花环的女孩被留在了身后，在旧有的家屋里像幽灵一样徘徊，她的脸会出现在各处的镜子里，就是那些房子的新主人想要用来照他自己脸的那些镜子。暗夜里，她苍白的脸也会在苹果树多刺的树干里闪现。她像个接受了截肢手术的病人，还不能适应已经丧失了某些部分的自己，就像丧失散落在内华达沙漠里的父母亲的遗体碎片。国内定期航班，突然遇到罕见的暴风雪。引擎故障。有两位英国公民死亡。我们对这位杰出文学家的逝去深表哀悼，对他夫人的逝去深表哀悼。

妈妈。

不，母亲。现在她已经死了，要用尊称。“母亲。”母亲和父亲死了，我们成了孤儿。当然，孤儿也算是一个尊称。梅拉尼不认识一个孤儿，但现在她认识了一个，就是她自己。就像简·爱。但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需要她照顾，因为除了她，他们再无依靠。

“伦敦！伦敦！”维多利亚大喊着，无论火车是减速，暂停，行经乡村，或者停顿，她都这样喊，不管是在沉闷乏味，铁轨沿线欧芹盛开白花如泡沫的农村小站，还是野地里列车停下休息的随便什么地方。

“我们到了伦敦车站，他们也认不出我们，”乔纳森突然说，“我们都从来没见过面。”

“三个自己坐车的孩子，他们不难认出我们的。”梅拉尼说。

火车就像是某种炼狱，在已知和已发生的过去和不可测的还未开始的未来之间，有一段需要等待的时光。这是一段漫长的旅途，乔纳森凝视着窗外的风景，这是一片和梅拉尼凝视的不一样的风景。维多利亚，终于，睡着了，她没看见减速后缓缓穿行过的伦敦，直到火车最终停在拱形门下，响起到站共鸣，她还没睡醒。梅拉尼全身僵硬，隐隐作痛，灰头土脸。她感觉出奇地冷，又恶心，但她坚定地咬住嘴唇，把他们的箱子弄到了一块。

“乔纳森，”她说，“你得抱着维多利亚。”

他抓着那个对他来说非常特殊的包裹，考虑这件事。

“我得抱着我正在做的这个船模，我怕万一摔坏了。”他合情合理地说。她听出来没可能说服他。

“好吧，我抱她，我们找个行李员。”

维多利亚是个巨大的，身子死沉的孩子，压得梅拉尼的胳膊都要断裂了。就这样无助地被人群挤撞着，梅拉尼向着站台张望，寻找。站台上没有行李员。那么，站台上也不会有菲利普舅舅吗？

然后，她注意到两个年轻男人，他们背对招贴板，不慌不忙，慢悠悠地端着纸杯喝茶，看举止是乡下人。他们的镇定吸引了她。他们给自己制造出了一片私有的小天地。尽管他们身后就矗立着一只六英尺高的啤酒瓶，贴着红字标签“男子汉喝这个！”他们在啤酒瓶边上另外营造了一个寂静，坚如岩石的乡村，一个轻风吹拂，时而阴雨，有几只小鸟歌唱的乡村。他们是严厉但有教养的人。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梅拉尼所不是的乡下人，尽管她刚刚离开青草丛生的地方，而他们可能毕生都住在伦敦。他们是兄弟俩。

很显然是兄弟俩，尽管有令人吃惊的不相像——就像两套衣服，同一块布料，完全不同的裁剪。岁数小的大概十九岁，只比梅拉尼高几英寸，略长的鲜红色头发贴着深蓝色的衣领，他穿的是件很像军服的夹克衫，黄铜纽扣，带护肩。他穿着一条褪色了，毛绒磨平了，因为布料弹力而带着细皱的灯芯绒裤子。他穿的这些衣服像是在教区救济箱里自己偷捡着来的。他的脸像是民间故事里淳朴的伊凡，斜眼，高颧骨。

右眼受到光线直射，所以他的目光总有点不够专注，也不能正眼看。他懒懒地张着嘴呼吸，唇色淡红，像一朵花。他为一个私密的笑话，或者不为什么，露齿笑了。他举动敏捷，有着不一般的优雅，他把茶杯举到嘴边，一个充满诗意，闪光的手势。

他的同伴也是这种人，年龄大一些，更加坚实冷漠。个头更高，肩膀也宽，粗拙地搭配起来的肢体，和一张皱纹镂刻、毫无表情的脸。

这个脸色发青的人穿了一件海军蓝的裤子，翻边磨损了的条纹套装，一件那种不显脏的米棕色衬衫。他那条棕色加蓝色的领带上刺了一只竖琴形状的领带别针。一支抽了一半，已经熄掉的手卷烟夹在他的耳后，烟头松散了，就要分成一小片碎纸和一点烟丝。

他们喝着茶，互相不说话。他们保持着相对的静止，尽管车站的混乱像漩涡一样围着他们打转。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寂静里，对一切都无动于衷。

年轻的那位喝完茶，以掷铁饼者的姿势把纸杯以高过招贴板的抒情的曲线投进垃圾筒，然后他用手背擦了擦嘴。他好像是在给火车做检查，用缓慢，弧度很大，偏向一边的注视扫取它的长度。他有一对好奇的灰绿色瞳孔。梅拉尼觉得他那大西洋色彩的眼神像是海浪，她被淹没在里面了。如果真的是海水，她就已经浸透了。他碰了碰另外那个男人的胳膊，那个男人立刻放下茶杯，他们向她走来。一个走起来玉树临风，另外一个像塔的坍塌，一种吓人的，不协调的行进——每一步看上去都像是要控制不住地向前摔倒：用猛力把僵硬的身子拉直，然后在脚后跟上一阵摇晃，继而迈出摇摇欲坠的下一步。男孩微笑着伸出表示欢迎的双手，那个人没有笑。梅拉尼吓了一跳，知道他们就是来接她的。

她本来盼着见到一个头戴牛仔帽，脸像黑白照片的老头，现在这两个陌生人过来搭讪，她又失望又惊慌。她的脑子里闪过星期天报纸故事的片段：伦敦主线火车站徘徊的男人，出于不道德的目的，诱骗缺乏生活经验的女孩。但那个男孩说：“你就是梅拉尼吧。”

他们知道她的名字，那么这就对了。她看着他嘴唇的活动；他还在说，但他的声音出奇地柔和，被一辆火车的鸣笛淹没了。

“我是梅拉尼，”她说，“是我。”

“让我把这孩子抱下来吧，梅拉尼。”他说话带着很少但能听出来的爱尔兰口音。她不得不弯腰靠过去听他说了什么。她高兴地把维多利亚交出去，活动了一下她有些拉伤的胳膊。

乔纳森从车厢里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个行李员，拉着他们所有的行李。

“他正好要从通道里进车厢，他说‘我想你需要人帮忙，先生’，”乔纳森向他们解释经过，他又惊奇地加了一句，“他叫我‘先生’！天哪！”

“这是乔纳森，”梅拉尼说，“小孩子叫维多利亚。”

“我叫费因，”男孩说，“他叫弗朗辛。费因·基瓦尔和弗朗辛·基瓦尔，很高兴见到你们。”

兄弟俩以忐忑不安，拘谨的礼节和梅拉尼和乔纳森握手，尽管费因抱着维多利亚，腾出手来很吃力也很危险。

“可是，你们是什么人呢？”梅拉尼问。

“你们的舅妈玛格丽特是我俩的姊妹，”费因说，“这么一来，我们也算是舅舅。”他咧嘴笑了一下，一个轻松，狡黠的咧嘴笑，拉开的嘴唇盖住了牙齿，一些颜色发黄、歪歪扭扭的牙齿。

“可是，你们是爱尔兰人！”

“据我所知，没有法律禁止爱尔兰人当舅舅。”费因说，他的语调那么温和，梅拉尼为自己觉得羞愧。维多利亚在他怀里挣扎。他跟她说了几句什么，她就把脸埋在他海军蓝的胸口，又睡过去了，比刚才睡得更死。他穿的是一件退役的消防队员制服。梅拉尼觉得非常惊讶。他们排着混乱的队伍，走到出租车等候处。

“路非常远，坐出租车会很贵，不过你舅舅给了车钱，坚持要我们坐出租车。”费因说，“他并不太乐意，”他补充道，“你知道，让我管钱。”他又咧嘴笑了一下。

“我有过一英镑，可是我拿它买了牛奶和果仁巧克力。”

“一英镑全买了巧克力？”

“还有杂志。在路上看的。给乔纳森买了一本《海风》，还有一本年刊《比诺》，给维多利亚。你想，得哄他们开心。”

“不管怎么说，一英镑不是一笔小钱。”他说。

梅拉尼紧挨着费因，旁边坐着沉默的稳如磐石的弗朗辛，乔纳森坐在他们前面，坐在那个能翻起来的座位上。伦敦在车窗外滑动，但梅拉尼没有朝窗外张望。

“基瓦尔？”她试探着问。

“基瓦尔。”

“这听起来，”她说，“听起来不太像爱尔兰人的姓。”

“也许吧，可它就是。”

接下来是沉默，然后梅拉尼闻到这两个男人的体味。开始她疑惑这种气味的来源，她有点不相信这兄弟俩会这么脏。这么挤在他俩中间，冲鼻子来的都是他们的气味，她都要窒息了。这也让她害怕，她还从来没和有这种味的男人挨得这么近。他们俩都冒着浓烈的、不干净的、动物般的臭气；除此之外，费因还有涂料和松节油的臭味，盖过了那种受穷的气味，贫民窟的气味。她看到弗朗辛的衣领上镶着一道污垢的边，他的脖子也是脏乎乎的。她看不见费因的脖子，他的脖子给头发盖住了。

十五年来，她是在梳洗、擦涮里长大的，她回想起那些好像永远不会结束的沐浴，洗发香波，洁净的内衣；曾经，她是用那样一个全套的沐浴方案清洗她自己的，握着滑溜溜的香皂块在身上擦来擦去，直到香皂变没了。她试着回忆那些冒着香皂泡的热水，好让自己从周围的臭气中解脱出来，但没有用。毫无疑问，出租车永远开不到头，她永远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了。里程表无动于衷地滴答着，蹦着先令数。

乔纳森羡慕地盯着里程表看了半天，他似乎很欣赏它能这么粗鲁直率地控制着它的乘客。

“现在还离得很远，是吗？”梅拉尼用像卡在嗓子眼里一样低的声音问。

“还很远呢。”费因简略地回答。他在想什么？他侧面轮廓非常粗犷古怪，鹰嘴鼻子，眼睛包在厚重的眼睑下面。

“还很远。”他重复说。

“天就要黑了。”她说，街道上的天光已近乎耗尽，乔纳森的脸晃动着融入车内的一团漆黑里。

“会越来越黑呢。”费因回答说。他的声音突然温暖起来。这样的对话具有某些仪式的意味，似乎梅拉尼可以悄悄蹒跚着跟随这些语词的队伍，安全地穿过通向卡本内克城堡[1]的剑刃桥。弗朗辛转过头来，他那扣紧的嘴唇重组成了一个微笑，一种希腊文明早期陶土小雕像的微笑。一股陈腐的臭气从他掀动的夹克衫里散发出来。

“嗯，你知道吧，”费因说，“你舅妈的事？”

“嗯，知道，玛格丽特。她是你姐姐。”

“可是，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停住了。两兄弟交换了一个意思非常含糊的眼神；车内一片阴暗，他们的白眼球冲着对方闪了一下。

“她是哑巴。”弗朗辛说，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语气平淡又粗鲁。说完，好像是要从那句话里把自己解脱出来，他低声哼起一首歌，用手指轻松地捻动一根香烟。他不看那根香烟，以便把精力集中在捻动的手指上。

“哑巴？”梅拉尼有点过于苛求地说。

“她一个字也不能说，”费因说，“唉，他们应该早就告诉你的。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折磨；结婚那天她突然变成这样了，她的沉默就像个诅咒。”

弗朗辛停下了捻动的手指，皱了皱眉，好像他的弟弟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梅拉尼没有注意到。曾经，在她心里新舅妈只是一个影子，是那位玩具制造师舅舅的纤弱的附属品。现在她有些真实了，因为她有了一个特征：哑的。

“多可怕！”她很震惊。

“我们非常亲近，我们仨，”费因说，“兄弟姐妹们亲近一些是好事。”他的烟草有股很大的草药味，就像会对你的健康有好处。

“她能像老奶奶那样做很传统的饭菜，”费因说，这是他认为最有弥补作用的长处，“做很好吃的甜糕！”

“她也经常做面包布丁吗？”乔纳森问。

“很少做。”费因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噢，太好了。”乔纳森说。那么他肯定最后也注意到了，他对兰道太太那些没完没了的面包布丁同样心生怨恨。

出租车爬上凄凉的灰色街道，街两边都是十月里的残败树木，各处都有悲伤的落叶飘下来，飘进正在加深的，像绵羊一样白得乱糟糟的雾气里。忧郁，运途衰落的南伦敦。

“我们就快到家。”费因说，但梅拉尼突然忍不住呜咽起来。费因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温柔地说：“我们，也是断断续续地，从父母亲死了以后，住到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都是孤儿！”

“是的，在同一条船上。”